2009年4月24日下午2:20～5:00
蔡德贵：您在德国的时候，经常和龙丕炎、田德望、章用到席勒草坪去聚会，是不是在那里经常作诗？
季羡林：没有。偶尔，大概就作过一次。
蔡德贵：您也作过诗吧？
季羡林：没有。
蔡德贵：章用为什么叫您诗伯呢？
季羡林：（笑）咳，给你戴一顶桂冠么。
蔡德贵：您没有作诗，人家给您戴桂冠干吗呢？
季羡林：作过。
蔡德贵：但是没有发现您的诗作。席勒草坪经常聚会吗？
季羡林：礼拜天大概都去。
蔡德贵：您到蘑菇山洞躲炸弹，带着书去看，那时候没有中国留学生了，只有您自己了？
季羡林：对。没有中国留学生了。龙丕炎后来也回来了。
蔡德贵：章用回来早一些。
季羡林：章用是这样子，他原来是自费，没有钱了，没有钱，因为他母亲在德国，他回来弄钱。他家是安徽大地主，那时候国内大概正在闹革命，回来以后也没有拿到钱。他母亲在哥廷根，也没有经济来源。吴弱男，她自己说是孙中山的英文秘书。
蔡德贵：在哥廷根有半年吗？
季羡林：半年可多。好多年可能。
蔡德贵：1936年到罗马，每到一地就给您回明信片。您没有办法回。
季羡林：嗯。
蔡德贵：还有其他留学生吗？
季羡林：有。有个姓叶的，叶理殿。跟这个人没有什么来往，因为这个人是不念书的。
蔡德贵：还有其他人吗？
季羡林：对。还有一个马耸云。
蔡德贵：这些人也没有专业吗？
季羡林：专业是有的。马耸云是搞生物的。叶理殿不知道搞什么，他什么也不搞。
蔡德贵：家里有钱，只是玩。
季羡林：嗯。
蔡德贵：您和章用关系好，因为他是念书的。
季羡林：章用也不跟他们来往。章用的母亲告诉我，你来以前，章用不跟中国留学生来往。这个人的那个脾气啊，不好听，就是固执。他瞧不起的人，就不来往。因为他无所求于这些人，无所求。
蔡德贵：那您和他怎么那么投缘呢？
季羡林：大概就是，都念书吧。
蔡德贵：我看他走到哪里都想着您，给您还提供材料。后来到青岛的山东大学以后，就来往不多了。他在山大4年，一直是讲师。后来竺可桢聘他为浙江大学教授，抗战期间，学校撤退的时候，上课没有地方挂黑板，他说怎么没有地方挂？我的脖子就可以挂。这很感动浙大的学生。您跟吴弱男没有照片吗？
季羡林：章用是学数学的。
蔡德贵：他的诗作也很好。
季羡林：家庭渊源啊！他父亲章老虎。
蔡德贵：您和他没有照片。
季羡林：我没有照相机。
蔡德贵：您那时候也不重视照相。
季羡林：第一张照片是高中毕业的。
季承：我看到您的高中毕业文凭，清华大学的文凭，还有哥廷根的学位证书。
蔡德贵：实际上跟章用来往最多。
季羡林：对。他母亲告诉我，我去以前，他不跟中国留学生来往，他瞧不起那些人，那些人孤高。
蔡德贵：吴弱男会做饭吗？
季羡林：她做饭，就是大米饭上边，摆上火腿香肠。没有别的，那时候也没有别的。她丈夫是教育总长章士钊。
蔡德贵：章用走后，您就没有别的朋友了。
季羡林：后来他母亲走，就是我张罗的。就是吴弱男回国哪。章用回国没有弄到钱，（弄到钱）才能回去（德国），没有弄到钱，她自己一个老太太住在那里干吗啊？我就说这个留学生啊，那个水平啊，这个你写信，什么什么先生，德文的先生herr，写信的话呢就是第三格，加一个n，就是herrn，这是最简单的，可是我们那位叶理殿，这个都不知道。
蔡德贵：叶理殿属于贵族子弟吗？可见什么常识都没有的。
季羡林：嗯。就是安徽的大地主，大概是，要不钱哪里来的啊？
蔡德贵：您跟他们没有共同语言，不是一类人。在席勒草坪一待就是一天吗？
季羡林：也不待一天，就是上午，大概接近中午的时候。都到那里去，有几次，我就下山，买那种小面包，中午吃饭啊。那个德国售货员，他说，你买那么多干吗？我说，我们人多啊。
蔡德贵：您是给大家买的。
季羡林：就是啊，我下来采购，就是为了到席勒草坪去吃。
蔡德贵：您自己还是那么大方，自己掏腰包。
季羡林：自己掏腰包。
蔡德贵：其他人蹭您的饭吃。吃您的大户。
季羡林：嗯。我到哥廷根，是他们派的，不是我自己选的。乔冠华不是到图宾根吗？结果我一到哥廷根，那一个汉学教授，哈隆，给我一个中文讲师的名义，一个月350马克。用不着，一个月大概是吃饭住房150马克，就够了，那时候挺阔的，所以礼拜天，反正也不是每次吧，有几次我下来，买小面包。
蔡德贵：大家都沾光。有点像您父亲在临清赶集的请客吃饭。有点侠气。
季羡林：就是因为那时候我有中文讲师，350马克，150马克吃睡都够了。我去的时候是200马克，后来加中文讲师，350，是550马克。阔气。
蔡德贵：您高中老师也阔气过一阵儿。
季羡林：高中老师160块大洋。那个大学助教是80块。
蔡德贵：济南的馆子您几乎吃遍了。
季羡林：就是。那时候东西也便宜，山东有句话，叫自磨刀，就是要一块钱的自磨刀，一块钱四个菜。你愿意给什么，给什么，叫自磨刀。到馆子说，我要一块钱的自磨刀。馆子自己配。
蔡德贵：有主食吗？
季羡林：有。主食就不值几个钱了，不值一提了。
季承：一块钱很贵了。
蔡德贵：您吃过一次葱爆海参，您一直记得名字。好像有个汇泉楼。西门那儿。
季羡林：嗯。那里有一个放生的池子，江家池。放生的啊，在它旁边开一个馆子，我说这就玄乎了。
季承：有一条很大的鱼啊！
季羡林：就是在一个口上，鱼在里边，它被堵住了，它不能往前走，也不能往后退。当时我要是好事之徒啊，我把那里凿一个洞，让它出来，放到池子里来。那个鱼岁数不小了。凿一个洞，它可以出来的。当时也没有想到。
季承：到我小时候，我看到这条鱼很大的。
蔡德贵：您在江家池旁边还吃过饭吗？
季羡林：吃过。有一个馆子。
蔡德贵：先生这一辈子，吃的好东西真不多。海参还吃一点。
季羡林：嗯。
季承：但是见多识广啊！
蔡德贵：叶理殿过去没有提到。回来也是洋博士。
季羡林：自己印名片啊！我当时留学啊，两个目的，一个当然是镀一层金，另外一个呢，就是，我看到美国留学一回国就是教授，可是那些人，有的教过我的，真没有学问。所以我就想去看一看，怎么叫留学。当时我考上北大、清华，为什么选清华呢？就是我认为清华出国的机会多。结果让我选中了。
蔡德贵：您这一选中了啊，他们在家里受苦了，您在外边也受苦了。
季羡林：嗯。他们在家里边摆过小摊，在我们的家门口，得到城顶去办货。
季承：到城顶办货，拉地排子车。
蔡德贵：糊过盒子。
季羡林：当时我们家没有糊，当时我没有糊。
季承：我们都糊过啊！我和我姐姐都糊过。
季羡林：那是后边彭家，他们糊盒子，我们给彭家帮忙，因为他们没有地方晾。
蔡德贵：常永德说过一个笑话。先生回来，在朝山街一个场院旁边看到一群小孩，问彭德华是不是还住在原来的地方？一个小孩说，彭德华是我妈妈，我带您去。这个小孩就是季承大哥。
季羡林：（笑）没有的事情，演绎出来的。
季承：当时我在家里等着。
……
蔡德贵：在德国还有什么有趣的事情？
季羡林：事多得很，热闹的就是，我记得讲过。在柏林，找中国留学生，很容易找，因为说话声音特别高，吃饭呱嗒嘴。我写过一篇文章，我说，请这个中国同胞，说话啊，声音减低几个分贝，我也不知道一个分贝是多少，就是降低一点，说话用不着那么大的声音。
蔡德贵：您自己的热闹事，还有吃生香肠。
季羡林：生的啊，我以为她骗我，德国人就吃生的。我以为她骗我，我说你这个人，怎么这么不老实啊！后来一打听，还真是最好的肉，才能吃生的。不是好肉，不敢吃生的。我的第一篇文章，是《表的喜剧》，就是写这件事的。
蔡德贵：您的文章被储安平发表了，还有两封给他的信。储安平表扬您守信，说到德国第一篇文章，给储安平，结果真寄来了。
季羡林：这封信真不简单，居然保留下来了。
蔡德贵：“文革”有这两封信，您的右派跑不了啦！吃生香肠很热闹了。
季羡林：嗯。我说你们不老实，骗我们。结果那个售货员哈哈大笑，说最好的猪肉才能生吃，德国那个地方，这个猪啊，也不像中国人这么养，也是干干净净的。
蔡德贵：您见过德国人养猪吗？
季羡林：我见过。怎么没见过。
蔡德贵：下乡去摘苹果的那个女孩子是谁？不是布莱恩小姐，也不是伊姆加德。
季羡林：不是。忘记是谁了。土豆一顿饭吃完了，很危险的。到瑞士就让自己掌握的。（对季承）还有一个故事，从德国到瑞士。德国的面包，有鱼粉，腥臭，到瑞士，我还带着，找一个不干净的地方，就是找不到。你秋姑这个人哪，小心眼。他们不是住上元街么，所以我平常就不愿意拜访人，特别是上元街，我觉得最腻味。可是马婶母非让我定期去拜访，很腻味。
蔡德贵：他们家看不起你们。
季羡林：我们穷啊！我们家穷的这个样子，其实弭家是吃瓦片的，房子多，没有帮助我们。我们结果是摆小摊。弭菊田这个人哪，不简单，一点学历没有，就自己写字绘画。
蔡德贵：您在清华帮助他联系过学校。
季羡林：就是艺术学校之类的。
蔡德贵：弭菊田名气不小了。
季羡林：弭家吃瓦片，有钱。分家以后，弭菊田是老二，还有大哥，那个大哥，吃喝嫖赌，结果没有钱了，眼睛也瞎了，就摆一个小摊，在上元街口上。我去，给他2000块钱。那时候2000块钱不得了的。我说，大哥，我是羡林，你这个摊啊，别摆了，你又看不着。你秋姑啊，不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