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雨欲来风满楼。”
最后的大决战正在内地的红色汉人和白色汉人间进行。在若尔盖也已经可以闻到硝烟的味道。人们慢慢知道，现在取胜的，正是十多年前经过的那支饥饿疲惫，却要北上经甘肃过黄河去抗击东洋日本的红军。
在尼玛的家乡，和在西藏、在扎布伦布寺一样，外表平静如常，各种谣言和真实的消息在暗地里四下流传，沸沸扬扬，闹得人心惶惶。这就是剧变前夜。
有人说无神论的红色汉人会平毁寺庙，杀绝僧人。
有人说连达赖喇嘛也掐算到大难将临，而准备逃亡。
现实却是，国民党马步芳的骑兵在草原上烧杀抢掠，使人民不得安生。人们更频繁地去到寺院，唯一的办法是祈求佛祖的保佑。
本来，尼玛的母亲就十分思念他。
从1942年到1949年，儿子离开家乡已经七年了。
最初的两三年，她连儿子是死是活都不知道。无人在旁时，母亲就以泪洗面。终于，尼玛也在纳摩寺当和尚的哥哥带回了他还在人世的消息。
有若尔盖去朝圣的人看到了尼玛，家里才知道他到了拉萨。
母亲就盼望着学成归来的儿子有一天突然回到自己面前。到了后来，每到她瞩望村后那山口，看到每一个行人的身影，都会觉得那就是儿子归来了。那些日子，她叨咕着要到西藏去朝圣，去找她的儿子。可家里尽是男人、出家人、农夫、巫师、生意人、木匠，似乎都对她的话无动于衷。
男人们不太也不愿了解女人这种感情。尼玛母亲知道，以她的身体到西藏，肯定在半路上就会抛尸荒野。如果单单是去朝圣，那虽死而无憾，但她就永远也不会见上儿子一面了。
这样的结局是她不肯接受的。
寨子里又有一批人打算去西藏朝佛，尼玛的母亲立即行动起来。她找到了尼玛的表妹。她是一个壮健的姑娘。她为其准备了足够的盘缠，和朝圣人们一起上路。要求只有一个：不论怎样，都要把儿子给我弄到面前来！
表妹就这样踏上了去西藏的道路。两个多月，当她们到达拉萨，尼玛已经到日略则的扎什伦布去了。
一行人又踏上了去扎什伦布的道路。
到达那天是藏历四月十六，晒佛节的最后一天。山脚下香烟缭绕，挤满了对着山坡上巨大佛像跪拜的人群。
尼玛和表妹就在拥挤的人群中相遇了。表妹立即就哭了。尼玛叫她不要哭。可表妹说：“我是代你阿妈哭的，她天天想你，天天都在这样哭泣。”
表妹带来许多家乡的消息。
他知道父亲已不在人世了。虽然，佛教把死看成是“解脱”，但他还是感到由衷的悲痛。但表妹等了他很久，他也没有下定立即返回家乡的决心。
其实，他的内心也充满了彷徨。展望前途。他有了一种空虚的感觉。过去，获得最高学位是一个最切实的目标，这一目标一旦达到，前途就空虚起来，在宗教界，有些地方和俗世完全是一样的。无论你拥有多少知识学问，如果你不是出生于有权势的家庭，而且没有金钱，就不能得到应有的地位。许多人就又去重复以往的课程，这样白白消耗生命与才华。但回到家乡，一切也是一样。
转眼到了公历1949年6月，摇摇欲坠的国民政府在南京由代总统李宗仁颁发了承认十世班禅在青海转世的命令，并在青海塔尔寺举行了坐床典礼。而一批主张“西藏独立”的狂热分子，仍然千方百计阻止维护祖国统一的班禅大师归回西藏。
许多披着宗教外衣的人也声嘶力竭为政治、为权力而鼓噪。这就是当时全藏区人民虔诚信仰的宗教圣地的状况。
尼玛感到失望，这些都不是书中读到佛学的道理。
表妹也向他发出最后通牒：“你再不走，不回去见你阿妈，我就自杀在你面前!”
1949年秋天，罗让尼玛回到了家乡！
在寺院，他拜见了活佛、温布和师傅就回家了。
不等他走进家门，母亲就哭倒在地上。他去拉母亲起来，母亲一头扎入已经成人的儿子的怀中痛哭起来。多少年了,一个人孤独地应付一切，尼玛已经不能立即适应这种亲密地表达了。但母亲的热泪却是神妙无比的甘泉，浇开了心中郁积的坚冰。
他自己的泪水流下来时，一切形而上的思辨都没有了意义。只剩下最本质的亲情的甜蜜。一种比知识更美、更广泛的东西充溢到心身，那就是爱。
每一个奋斗者经常缺乏的就是这种东西。他们不缺乏意志，不缺乏智慧，但在奋斗中往往陷于孤独。
而这次回乡，他的心灵饱受了这种爱的滋润。
金色秋天，他又和家人一起走向成熟的田野，鼻孔大张,贪婪呼吸着麦子和肥沃的森林黑土的芬芳。
1949年第一场大雪下来时，尼玛又回到纳摩寺。那个时代，只能让他再一次开始学习。
他的自传中这样写道：“24～32岁（1950～1957年）回达仓纳摩格尔底寺继续攻读和研究诗学、藏医学、哲学等。”
如果我们在此探讨这些学科的具体内容和其合理性恐怕不是多数读者的兴趣所在。
还是让我们把目光转向那个剧变的时代吧。
1950年，中国人民解放军从川西平原北进，进人汶川。雪山草地响起了解放的隆隆炮声。紧邻若尔盖草原的甘肃地区相继解放。阿坝土官华尔功臣烈即派总带兵官，代表草地少数民族上层，去兰州表示拥护解放和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而华尔功臣烈和格尔底寺之间彼此扶持，有着很深的渊源关系。
当时统辖草地的松潘县也很快建立了人民政府。
此后党和政府干部即组建各种访问团进人草地。广泛接触少数民族上层人士和宗教上层人士，宣传党的民族政策，调解民事纠纷，开展民族贸易和医疗卫生工作。
但到1951年,以西北残匪马良为首的一批国民党军官特务潜人纳摩地区,妄图开辟新的台湾之外的反共基地。策动组织大小金叛乱的一些匪首周迅予、何本初、刘华初等也在叛乱失败后亡命草地。
有关资料显示，1952年8月到1953年3月，国民党从台湾向草地空投八次，给残匪马良输血打气。于是，国民党残余匪帮除了暗中造谣外，在盘踞的川甘边境一带，挂起所谓“民族军”的旗号，以“保护宗教”为由，煽动部分不明真相的少数民族上层，裹胁一批群众，在川甘交界的纳摩和铁布为中心的若尔盖地区，阻挡我人民解放军的前进步伐。
1953年3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向草地进军。在若尔盖地区，唐克一战，重创马良匪帮。五月，匪首马良在热尔附近森林内被生俘。至此，川甘边境敌人主力全部就歼,若尔盖草原迎来了新生。
剿匪战斗胜利后，在阿坝召开了草地土司、头人联谊会。草地有影响的少数民族人士、宗教上层人士、工商界代表和全区党政军主要负责人二百八十多人到会。会议就有关民族团结、社会治安、政权建设、发展生产等问题进行协商和讨论。
随着各级新生政权机构的建立，1958年若尔盖县开始民主改革，并于年底迅速结束。
通过民主改革，过去的部落制建立健全为各级人民政权。在这时期中，对寺院的封建特权也进行了改革。一方面，是继续执行既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保护寺院建筑保护群众的正当宗教活动，保护一切爱国的宗教人士。另一方面，也废除了寺院的封建剥削和特权。这种改革，对于过去行使政教合一权力的寺院形成了较大冲击。
而正是在这段时间中，尼玛又一次在格尔底寺获得格西学位。其间还到拉卜楞、青海甲央更庆等寺短期游历。
而世界却正在变化之中。
经过宗教方面的民主改革，大部分僧人都于1958年底前还乡生产。据有关资料记载，当时，若尔盖全县三千多僧侣,只留下了几十名,大多数都返乡参加生产了。
尼玛又随这股猛烈的潮流，脱下袈裟，走出寺院森严高居的红墙，走向了现实的风起云涌的世界。
在此，我们无意讨论这一问题的合理性。因为一切都已经过了历史的证明。而且，绝大多数人得出的本来就是肯定的答案。剩下争议的只是一个关于尺度适宜与否的问题。这个问题，经过几十年历史的沉淀，也有了恰当的总结和更为合理的措施。
个人的命运总是和社会历史紧密相连。
社会历史发生巨大变革的时期，个人命运也会表现出更大的曲折起伏。
许多僧人把这场变革看成悲剧的降临。每个人都收拾好自己的行装，离开了寺院。对大多数人来说，养尊处优的生活结束了，等待他们的是胼手砥脚的劳作：在草原上放牛牧马，在土地上夏种秋收。社会又拥有了一大批自食其力的劳动者。
同时，另一个问题也出现了。
过去，僧人大量出家，一部分人当然虔心信仰，努力修习，更有一部分人是冲着僧人和社会上其他人相对的闲暇与尊贵而去的，成为一个本来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上的累赘的寄生物，既影响了宗教的纯洁，也消耗了社会的活力。民主改革正面与负面的影响都在把这两类僧人不加区分对待上显示了出来。
主要的影响是正面的：消除了社会机体上的附生物。
负面上的影响表现为僧侣中许多有文化，有一技之长的人起初都只是成为和其他人毫无区别的基本劳动力（这是集体化过程中对成年男女的特别称呼），从而造成了人才的浪费。这种浪费的根源，是和对藏族传统文化认识模糊所造成的。当时流行的看法是：宗教是封建迷信，宗教文化也就自然成了只能予以扬弃的糟柏。
尼玛，他的弟弟从格尔底寺还乡了。但他们都没有回到农区阿米塘。而是到了邻近阿米塘、和故乡只有一山之隔的热当坝部落，如今新成立的红星乡。
尼玛一介学子，离开寺院时尽可能多地带走许多年来搜集起来的各种书籍。弟弟也帮他收拾。
弟弟却对此嗤之以鼻。
弟弟已经是僧侣中比较觉悟，接受了新思想，背叛落后思想形态的人了。这也是民主改革期间，实行“在寺院中培养贫苦僧人，使之成为积极分子和骨干”的政策的结果。这样，确实有一批僧人激发了最朴素的感情，走上了另一条道路。
尼玛的弟弟有他认识到的道理。既然佛祖和这些书籍千百万年来并未解民于倒悬,救民于水火之中，当然他也就有权认为这一切都是有道理的。
更何况谁都未曾强加于人,但无神论的思想与宣传那么新鲜地深人人心。
尼玛除了生活的必须用品，确实又很难带走所有的书籍，就上山挖了一个洞，把剩下的都埋藏了。他想，有朝一日，这些书籍还会派上用场。
弟弟问他：“你真的相信吗？”
他心下十分迷茫，但还是说：“我相信会有用的。”
弟弟则说：“共产党一来，什么都有了，电影、医生、好日子，这些东西就没有用了。”
尼玛也和弟弟一样，看到了共产党到来带来的这些东西，看到了解放所带来的新气象。但要他相信寺院里学来的所有东西，那确实叫人接受不了。但一切迹象都显示，弟弟代表的观点是一种全新的，无往无胜的观点。
终于，到了离开寺院的时候了，他想起刚来寺院的时候。
想起了茶和盐的叔侄间的话题。
如果新生活是茶，是不是大家都忽略了茶水中可以稍放一点盐呢。
盐可以增强体质，给人更多更大的力量。
而新生政权并不是不重视文化知识。而是在指导方式上强调以普及规模意义上的和内地没有差别的小学教育，基本核心是“汉区教学模式”，沿袭汉区教学的一整套模式和方法。但到了纯藏族聚居的若尔盖地区，首要任务就演变成了“集中力量突破汉话关”这样一个本可以避免的问题。
1959年，热当坝乡第一所小学——康萨小学建立了。
教师是来自内地怀着支援与解放少数民族，使少数民族在政治上翻身的同时也在文化上翻身的愿望的知识分子。但这一切并不能收到立竿见影的效果。规模教育也不能立即解决百废待兴，百业待举时的人才奇缺的状况。
康萨小学是直到1964年才有了第一批十几名初级小学毕业生的。
而一旦以现代的结构组织建构一个社会，特别是这种改造触到最底层的结构，各个层次上都对各种人才产生了要求。
一部分有文化的还俗僧人在当时基层政权建设中成了唯一可供选择的对象。
1960年，若尔盖全县实际上已有相当多的还俗僧人参加了各级政权建设。主要任社队干部，记分员，会计和农业畜牧方面的技术人员。从而向社会充分证明了他们的作用。
针对这种情况的出现，中共若尔盖县委及时作出启用一批确有一技之长,而且又拥护社会主义的还俗僧人来参与农牧区的社会主义建设。
这一政策得以迅速执行。
当年，全县还乡务农僧人，就有13人参加了工作。参加县大队，区大队的74人。到学校任教5人。当医生2人。社队干部和会计171人，畜牧兽医60人,其他技术干部108人。在民主改革后农牧区的社会主义建设运动中发挥了积极作用。
尼玛的弟弟成为了共产党员。
他自己则被吸收到红星乡兽防站当了一个兽医。
这样，他就开始了他又一次生命的航程。
1960年，也就成为了他一生一个鲜明的界限。
前半生，历尽艰辛，他在当时社会状况所允许的条件下，孜孜以求，达到了许多人终生都难以达到的目标。
三十出头时，他还乡了。
先到红星乡塔玛村当牧民。这是一个一切正在发生迅猛变化的年代。
1959年，公路修到了。
也是1959年，首次开通了邮电线路。
这样一个封闭的地区孤立存在的状况就宣告结束了。我们不能设想，一个具有正义感和良知的人会对这个时代所显示的活力与美好表示反感。尼玛也就这样置身于这个时代的大潮中，并且认清了自己前行的方向。
到塔玛村不久，他就担任了会计。1960年，红星乡正式建立兽防站，和一个与之配套的土制药厂。尼玛即成为这个兽防站最早的职工之一。
另一条道路就这样展开了。
这是一条全新的道路。他在这条道路上，创造了一个崭新人生。但刚开始时，没有人知道这条道路对他的人生意味着什么。前半生的道路是规定好的，每一个人走上去，瞻顾前方，都知道前面是什么。什么样的困难，什么样的光明。都知道达到目标应付出的代价，目标抵达后它所包含的价值与意义。那是一条熟悉的道路，随处都有醒目的提示。而他，因为智慧和超常的付出而成了一个迅疾的抵达者。许多人也在这条道路上迷失了。那多半是面对困难和许多实际利益不够坚定的缘故。
新一条道路却只显示一个辉煌的远景，每一步的前进，都要靠自己去把握。
每一步都是摸索，每一步都是创造。都是一种斗争。
从领袖到群众都相信：“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
从领袖到人民都相信：什么样的人间奇迹都能创造！
尼玛脱下了装裟，站在新的人生道路起点上，开始了又一次艰苦的意义更为深远的求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