残雪
魔鬼名叫记忆，住在深不见底的地方。我们在每个人身上看见它的痕迹。然而我们看到的那些，都是表层的、外在的记忆，比如儿子长得像父亲啦，几代人有同样的嗜好啦，父债子还啦，癌症基因啦之类。然而这记忆还有另外一种，它在人无法探测到的处所兴风作浪，到最后关头才会实实在在地影响到人。这种记忆是超出常识的预测的。认识这种记忆，则是文学和艺术工作者的毕生工作。
我身上装着一个火药桶，这实在有些不相称。因为我内向，瘦弱，害羞，多愁善感，又爱冥思遐想。据说我出生不久，就以夜间爱哭闹为最大特征。哭一通夜不消停的情况是常有的（从我后来养育儿子的经验判断，很可能是缺钙引起的神经方面的痛苦，但那个年代缺乏医学常识，所以不知道原因）。哭并不说明我就没有忍耐力（我的忍耐力很强），只不过是我要将自己的感受传达给外界。我在身体变化之际死命地啼哭，我是一个有传达能力的婴儿。但我相信，我从来不无缘无故地哭，我应该是一个爱笑的婴儿，有一张照片纪录了我灿烂的笑容，那可是我唯一的一张婴儿照片。然而我因为爱哭在某种程度上不受欢迎——这个世界不欢迎有传达能力的婴儿，人们喜欢那种静悄悄的，不劳动大人的婴儿——这是我们文明古国的风俗。
再大一点，表达自己给就我带来灾难，受到大人们的制裁。虽然挨了打，还是要反抗，要表达，欲望是如此的强烈，愤怒可说是刻骨铭心。我身上的那股“要说话的”冲力，必定是经过了无数代人的积累而发展出来的。中国的社会应该是一个制裁的社会，但魔鬼是不会死亡的，无论经过多少代。就文学艺术在本土的命运来说，棍子底下出天才应该是一个规律。当然这棍子，可以是实物，也可以是无形的情感的压迫。似乎我一直初衷不改，压而不服，是属于乖张，“难养”的那一类孩子。也许是因为时候快到了，我身上所负的使命已显露出基本的风范？在后来，“说”，终于成了我生存的方式。
我身上被镇压的冲动一旦爆发，就达到疯狂的地步，欲望或愤怒往往是以“反弹”的形式发挥出来。即，如果不去刺激它，它就潜伏在那里，一旦被刺激起来，它就如决堤的洪水。我想，既然它是存在的，而又被以凶残的方式镇压在深渊，那么，要伸张自己，表明自己，就只能是以疯狂反扑的形式了。从儿童到少年时代，周围人总觉得我有那么些不可理喻。这个模式经过无数次的反复运用，终于有一天进入了我的创作。每天，我都在导演着镇压与反弹的好戏；每天，我都要以此来测试我的理性的张力和欲望的强度。我在硝烟弥漫中去获取最高的享受。
至今我仍记得我在某些阴惨的夜晚，口中发出的那些诅咒。我愿自己变成蛇蝎，变成狼，对压迫我的一切施以可怕的报复。我要说，吐出我胸中埋藏了千年的污秽之气。那不就是孩童自发进行的演习吗？每隔一段时间，我就不由自主地演习一次，如同某种致命疾病的发作。当发作越来越疯狂之际，自制力也随之越来越强。当然，其结果总是爆发，而不是湮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