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够设法把一封年轻时收到的真实的情书保存在一部小说作品中，像一颗无污染的子弹埋嵌在身体松软的肉里，而且在虚构的生命间相对牢靠地待在那里，这样的小说家是幸福的。我真希望自己也像那样保存了我们之间的全部通信。塔玛拉的信持续地召唤出我们如此熟悉的乡间景色。在某种意义上，这些信是对我一度献给她的、表现力远远不如的抒情诗歌的遥远但无比清晰的应答回应。通过使用我从未能够发现其奥秘的不被追捧溺爱的词语，她的中学女生式的散文体能够以凄切动人的力量再现出圣彼得堡乡间湿叶的每一阵拂动，蕨类植物的每一片染上了红褐的秋色的叶子。“下雨的时候我们为什么感到那么高兴？”在最后几封信里的一封中她问道，仿佛回到了纯粹的修辞的源头。“Bozhe moy”（用mon Dieu——而不是“My God”），那遥远、光明、令人钟爱的一切，到什么地方去了（Vsyo eto dalyokoe， svetloe， miloe——俄语中此处不需要主语，因为这些是担当抽象名词角色的中性形容词，在空空的舞台上、在减弱了的灯光下表演）。
塔玛拉、俄罗斯、逐渐混生进入旧花园中的野生林、我那北国的白桦树和冷杉树、每一次我们从城里回到乡间度夏时母亲趴在地上亲吻土地的一幕，et La montagne et le grand chêne——这些东西有朝一日被命运胡乱地捆在一起扔进了大海，将我和我的童年彻底割断。不过，我在想，对于更为麻木的命运，对于，譬如说，一种平稳、安全、小城式的、原始而缺乏展望的时间的延续，是不是真有什么值得去称道的。当一个人在五十岁的时候仍然居住在童年时代的薄隔板墙的房子里，每次清扫阁楼时就会看到同样的那堆发黄的旧课本，仍旧和后来积聚起的过时无用的物品堆放在一起；在那里，在夏天的星期日的早上，他的妻子在人行道上停下一两分钟，忍受那可怕的、饶舌的、染过头发的、走向教堂的麦吉家的女人，早在一九一五年的时候，她曾是漂亮、顽皮的玛格丽特·安，有着带薄荷清香的嘴和灵巧的手指。
我自己命运的突变在回顾时给予了我一种我是说什么也不愿错过的眩晕的快感。自从和塔玛拉信件往返以来，思乡对于我一直就是一件易受感官影响的特殊的事情。如今，亚伊拉山上缠结的青草，乌拉尔山脉中的一条峡谷，或者咸海地区的盐碱滩在我脑子里的形象，在思乡和爱国方面对我的影响和（比方说）犹他州的一样多，或者一样少；但是给我任何大陆上的任何和圣彼得堡乡间相似的东西，我的心就融化了。我无法想象真正再看到我过去的环境时会是什么情景。有时我幻想自己用假护照、假名字重访它们。这是可以做得到的。
但是我想我不会这么做。关于这件事，我痴心妄想得已经太久了。同样，我在克里米亚十六个月的生活的后半段里，我曾如此长久地计划参加邓尼金军队，目的与其说是骑在戴着头盔的战马上，马蹄嘚嘚地冲进圣彼得堡鹅卵石路面的郊区（我可怜的尤里的梦想），不如说是去到在乌克兰的小村庄里的塔玛拉身边，结果等到我做出决定的时候，那支军队已经不存在了。一九一九年的三月，红军在克里米亚北部攻入，在各个港口，反布尔什维克的群体开始了混乱的撤退。在塞瓦斯托波尔湾如镜般的海面上，在岸上疯狂的机关枪的扫射下（布尔什维克的部队刚刚占领了港口），我和家人搭乘一艘运载干果的又小又破旧的希腊船希望号动身前往君士坦丁堡和比雷埃夫斯。我记得，当我们曲折驶出海湾的时候，我力图把注意力集中在和父亲下的棋上——一匹马的脑袋已经掉了，一枚玩扑克牌用的筹码代替了一个丢失了的车——离开俄国的感觉完全被那痛苦的想法掩没了：有红军也罢，没有红军也罢，塔玛拉的信仍会奇迹般地、不必要地寄到克里米亚的南部，会在那里寻找一个逃亡了的收信人，像被释放在一个格格不入的地区里的被搞迷惑了的蝴蝶，在不适合的纬度、在陌生的植物间无力地拍打着翅膀飞过来飞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