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的下落是我在到达克里米亚南部大约一个月后意外地得知的。我家在雅尔塔附近的加斯普拉安顿了下来，离科莱兹村不远。整个地方似乎完全是异邦；气味不是俄国的，声音不是俄国的，每晚正当清真寺的宣礼员开始从村子的光塔（轮廓映在一片桃红色天空中的一座细高的蓝色尖塔）上吟颂时，那头发出叫声的驴肯定是巴格达的。我就在那儿，站在一条白垩质的马道上，靠近一条白垩质的河床，一条条分开的、蛇形曲折流淌的河水浅浅地流过椭圆形的石头——我就在那儿，拿着一封塔玛拉的信。我看着陡峭突兀的亚伊拉山脉，深色的如细羊毛皮般的托洛斯松一直覆盖到它的峭壁顶端；看着在山与海之间的一片连绵着的、像地中海沿岸的灌木丛林那样的常绿植物；看着半透明的粉红色天空，一弯羞涩的新月在那里照耀，近旁只有一颗湿润的孤星；整个很不自然的景色给我的印象是，这是出自《天方夜谭》的一个插图美丽但可悲地删节了的版本里的东西。突然我感到了流亡的一切痛苦。当然，有过普希金的例子——普希金流放时曾在这里、在那些引种的柏树和月桂间漫步——但是，虽然他的伤感诗歌可能给了我某些激励，我并不认为我的激情是一种做作。此后几年里，失去祖国对我来说就是失去我的爱，直到一本小说的创作才使我从那份丰富的感情中解脱出来。
在此期间，我家人的生活完全改变了。除了精明地埋藏在爽身粉容器中正常装的东西里的一些珠宝之外，我们是绝对地破产了。但是这是一件非常次要的事情。当地的鞑靼政府已被一个崭新的政府清除掉了，我们在荒谬的、可耻的、完全缺乏安全的感觉的支配之下。从一九一七和一九一八年间的冬天，直到晴朗多风的克里米亚春天这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极端愚蠢的死亡就在我们身边蹒跚而过。隔上一天，在雅尔塔白色的码头上（你会记得，正是在那儿，契诃夫的《抱叭儿狗的女士》中的女士在度假的人群中丢失了她的长柄眼镜），各种无害的人们被事先在脚上绑上重物后，被为此目的专门从塞瓦斯托波尔运来的冷酷的水手枪杀。我的并非无害的父亲，在一些危险的冒险之后，此时已经和我们会合了，在那个因肺病专家而著名的地方，他假装成一个医生，但是没有改名字（“简单而优雅”，正如一位象棋评论者会这样评论棋盘上相应的一着）。我们住在一所不显眼的别墅里，是一位好心的朋友索菲娅·帕宁伯爵夫人提供给我们使用的。在某些夜晚，当有刺客来临的传言特别厉害的时候，我们家的男子就轮流在宅子四周巡逻。欧洲夹竹桃叶子细长的影子会在海风中沿着一道灰白的墙小心地移动，仿佛在极其诡秘地指着什么东西。我们有一杆猎枪和一把比利时自动手枪，尽量不把声言非法拥有火器的任何人都将就地正法的法令放在眼里。
命运对我们非常仁慈；除了在一月份的一个午夜，一个土匪模样的人，严严实实地裹在皮革和毛皮里，潜入到了我们中间，使我们吃惊不小之外，没有出过什么事情——但是结果发现他是我们原来的司机齐加诺夫，他觉得大老远从圣彼得堡爬在火车的缓冲器上、搭乘货运车厢、穿过广袤、严寒、荒凉的俄国大片地区，就是为了给我们带来我们的一些好朋友出乎意料地给我们送来的一笔很受欢迎的钱，这样做根本不算个事。他还给我们带来了我们圣彼得堡的地址收到的信件；其中就有塔玛拉的那封信。待了一个月后，齐加诺夫声称克里米亚的景色使他感到厌倦，便离开了——又大老远地回到了北方，肩膀上扛着个大包，里面有各种物件，如果我们知道他垂涎这些东西的话，我们会很高兴地送给他的（例如一个熨裤子褶线的东西，网球鞋，男用衬衫式长睡衣，一只闹钟，一把烙铁，还有几样我已经忘记了的可笑的东西），如果不是被一个他也偷得过她苍白的美貌的贫血的女仆怀着复仇的热情指了出来的话，要逐渐才会发现这些东西不见了。奇怪的是，他劝说我们把母亲的宝石从爽身粉的容器中（他立刻就发现了）转移到挖在花园里一棵有多种用途的橡树下的一个洞里——他离开了以后，宝石全都在原处。
后来，在一九一八年春季的一天，当盛开的扁桃树的团团粉红色花朵使暗淡的山麓生机盎然的时候，布尔什维克消失了，一支安静得奇怪的德国军队取代了他们。爱国的俄罗斯人煎熬于摆脱了本国人而感到的肉体上的轻松和不得不把他们得到的暂时解救归功于外国侵略者——特别是德国人的无奈这两种感情之间。不过，后者在西方正在打败仗，是偷偷摸摸地进入雅尔塔的，脸上带着胆怯的笑容，一支灰色幽灵般的队伍，很容易被爱国的人所忽视，而他们也的确被忽视了，除了对公园草坪上出现的半心半意的“勿践踏草地”的标志的几声不领情的窃笑之外。两三个月后，在修好了政治委员们空出来的各个别墅里的水暖管道设备后，德国人接着也离开了；白军从东边慢慢移动进来，不久就开始和正在从北面攻打克里米亚的红军打起来了。我父亲成了在辛菲罗波尔的地区政府的司法部长，他的家人暂住在雅尔塔附近沙皇过去的领地里瓦季亚庭园中。和白色政权控制的城镇相联系的一种浮华的、狂热的欢乐，以庸俗化了的形式把和平年代的舒适便利带了回来。咖啡馆生意兴隆。各种各样的剧院一片繁荣。一天早晨，在一条山间小道上，我突然遇见了一个骑士，穿着切尔克斯人的服装，紧张的、流着汗的脸涂成古怪的黄色。他不断使劲猛拽他的马，马却不理会他，继续沿着陡直的小路以奇怪的果断步子往下走去，就像一个被触怒的人离开一个聚会时的样子。我看见过脱缰奔逃的马，可是还从来没有看见过一匹走着逃离的马，而当我认出这个不幸的骑士是我和塔玛拉在银幕上如此经常地欣赏的莫祖辛时，我的惊奇更带上了令人高兴的劲头。电影《哈吉·穆拉特》（根据托尔斯泰关于骁勇的、善于驯马的山中首领故事改编）正在那条山脉的高山牧场上排练。“抓住那畜牲〔Derzhite proklyatoe zhivotnoe〕，”他看见我时咬着牙说，但就在这时，随着巨大的石头的碾压声和哗啦声，两个真正的鞑靼人跑过来救他，而我拿着我的蝴蝶网继续艰难地向高处的峭壁走去，Hippolyte眼蝶的黑海亚种正在那里盼着我呢。
一九一八年的夏天，弟弟和我时常去拜访拥有奥莱兹海滨庄园的亲切而古怪的家庭，这里是充满幻想的青年人的可怜的小小绿洲。很快，在我和同龄人莉迪娅·T之间发展起了说笑戏谑的友谊。总有许多年轻人在那里，四肢棕褐色、戴手镯的美女们，一个叫索林的著名画家，演员们，一个芭蕾男舞者，快活的白军军官们，其中一些将会很快死去。又是沙滩聚会，毯子聚会，又是篝火，月光闪烁的大海和克里米亚麝香葡萄酒的充足供应，许多打情骂俏的乐事就发展了起来；在整个这段时期，在这种轻浮、颓废和不知怎的有些不真实的背景下（我很乐意地相信，是这些使一个世纪前普希金对克里米亚的访问的气氛浮现在了脑际），我和莉迪娅玩我们自己发明的一个小小的绿洲游戏。这个想法包括模仿嘲弄一种被设想为在未来使用的传记的写作手法，从而将华而不实的现在变成一个迟钝的老年传记作者意识中的某种瘫痪了的过去，他透过一层使他茫然的烟霾，回忆他结识的一位伟大的作家，当时他俩都还年轻。例如，或许是莉迪娅，或许是我（完全由偶然的灵感决定），晚饭后在露台上时会说“那个作家喜欢吃过晚饭后走到露台上去”，或者“我将永远记得V·V在一个温暖的夜晚说的话。他说，‘这是个温暖的夜晚’”；或者，更为荒唐的，“他抽烟前有点香烟的习惯”——所有这些都是以充满沉思的、缅怀的热情说出来的，当时我们感到似乎是滑稽可笑的、无害的；但是现在——现在我会发现自己在想，我们没有在无意之中打搅了某个邪恶的怀恨在心的魔鬼吗？
在所有那些月份里，每一次一袋邮件从乌克兰抵达雅尔塔，就会有一封我的塔玛拉写来的信。信件是如何在难以想象的运送者们的力量下，在内战的不可思议的混乱情况中进行传递，没有什么比这更为神秘的了；但是，只要我们的通信由于那种混乱出现了某种中断，塔玛拉都会表现得仿佛她把信件的传递归入普通的自然现象一类，诸如天气或潮汐，是不受人间事务左右的，她会指责我不给她回信，而事实上在那些月份中我除了给她写信并且想念她之外，什么事情也没有干——尽管我多次背叛了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