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那年年底政府取得政权以后，立即将保持政权置于一切之首，开始了惊人的事业。那时，许多人相信可以斗争，挽救三月革命的成就。我的父亲曾被选进在它的初始阶段曾竭力阻止保证苏维埃权益的立宪会议，他决定尽可能留在圣彼得堡，但却把他的一大家人送到了克里米亚，一个仍然自由的地区（这一自由仅仅多延续了几个星期）。我们分成两批，弟弟和我与母亲及下面三个孩子分开上路。苏维埃时代还只有沉闷的一个星期；自由派的报纸仍在出版；在尼古拉耶夫斯基火车站为我们送行、和我们一起等待着的时候，我那沉着冷静的父亲在快餐店角落的一张桌子前坐下，用他流畅的、“精妙的”（排字工们这样说，对没有任何修改感到极为惊奇）字迹，在特殊的、和印刷栏成比例的、画着横线的长条纸上为行将灭亡的《言论》（或者，也许是什么应急出版物）写社论。就我所记得的，之所以这么迅速地把我和弟弟送走，主要原因是如果我们留在城里，可能被征入新建的“红”军。使我恼怒的是，在十一月中旬采集季节过后很久才去到一个极富吸引力的地区，因为我从来不善于挖昆虫蛹（虽然我最终还确实从我们克里米亚的花园里的一棵大橡树下挖到了几个）。当父亲在我们每人脸的上方做了个精确的画小十字的动作，不经意地补充说，他很可能，ves\'ma vozmozhno，再也见不到我们了的时候，恼怒变成了痛苦；说完后，身上穿着双排扣系腰带的男式雨衣，戴一顶卡其布帽子，腋下夹着公事包的他大步迈进了弥漫着蒸气的雾中，走了。
漫长的南去的旅程开始时还不错，从彼得格勒到辛菲罗波尔的头等卧车里，暖气仍发出嗡嗡声，灯也仍然完好，一位还算有名的歌唱家脸上化着演出的妆，一束包在棕色包装纸里的菊花紧捧在胸前，站在过道上，轻叩玻璃，有个人沿着车窗走过并挥手示意，这时火车开始滑动，没有一点震动表明我们正在永远离开那座灰色的城市。但是一过莫斯科，一切舒适就结束了。在我们缓慢沉闷的行程中，在好几处地方，列车，包括我们的卧车，都有从前线回家的多多少少有点布尔什维克化了的士兵拥入（他们被称做“逃兵”或“红色英雄”，取决于人们的政治观点）。弟弟和我觉得，把我们自己锁在卧车包间里、阻挠想打搅我们的一切努力是很有趣的。几个在车厢顶上旅行的士兵试图把我们包间的通风口当厕所使用，而且还不是没有成功，这就更加好玩了。弟弟是个一流的演员，他装出得了严重的斑疹伤寒的一切症状，在包间门最后被打开时帮了我们的忙。第三天清早，在一个朦胧的车站，我利用了这些快乐进程中的短暂间歇出去呼吸点新鲜空气。我小心翼翼地沿着拥挤的过道前行，跨过打着呼噜的人的身体，下了车。一片乳白色的雾笼罩在一个无名车站的月台上——我们在离哈尔科夫不远的什么地方。我穿着鞋罩，戴一顶圆顶礼帽《我手里拿着的手杖是件收藏品，原来是我舅舅卢卡的，是根浅色的有漂亮斑点的木手杖，球形把手是一个光滑的嵌在金冠中的粉红珊瑚球。如果我是出没在那个车站月台的雾气中的悲惨的流浪汉中的一个，看到有个不经一击的纨绔子弟在那里来回踱步，我是不会抵挡得住把他消灭掉的诱惑的。正当我要上车的时候，它猛地一阵震动，开始移动了；我的脚一滑，手杖被甩到了车轮底下。我对那东西并没有特殊的喜爱（事实上，几年后我很粗心地把它给丢了），但是有人在看着我，青春时代的自尊促使我去做了件无法想象今天的我会去做的事情。我等待着一节、两节、三节、四节车厢开过（俄国的火车加速过程之慢是众所周知的），当铁轨终于出现时，我从两条铁轨之间拾起了手杖后急奔着去追那如噩梦般远去的减震器。一条无产者的结实的胳膊帮助我爬了上去，遵照的是伤感小说的规则（而不是马克思主义的规则）。如果我被留在了那里，那些规则可能会继续有用，因为我就会被带到离塔玛拉不远的地方，她那时也已经搬到南方，住在离那个荒唐事件发生的场所不到一百英里的一个乌克兰小村庄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