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一〇年八月，弟弟和我跟父母及家庭教师（兰斯基）一起在巴特基辛根；以后我父母到慕尼黑和巴黎去旅行，回到圣彼得堡，然后到柏林，我们两个男孩和兰斯基一起在那里治牙，度过了秋天和初冬。一个美国牙医——名字叫洛厄尔还是洛温，我记不确切了——在用矫正架把我们的容貌毁掉之前，猛地拔掉了我们的几颗牙齿，并把别的牙齿用细线扎紧。比起用梨形橡皮球往龋齿洞里注入灼热的疼痛这个行为还要穷凶极恶的是棉垫——我无法忍受它们干干的接触和发出的吱吱声——是为了操作者的方便，用来塞在牙龈和舌头之间的；在你无助的眼睛前面的窗玻璃上会有一幅透明画，某种阴沉沉的海景或灰色的葡萄，随着远处单调的天空下电车的单调回声而颜动。“In den Zelten achtzehn A”——这个地址以抑扬格的节奏蹦跳着回到了我的记忆中，紧跟着的是那辆把我们载到那儿去的米黄色的电动出租车的沙沙移动。我们期待着对那些可怕的上午的一切可能的补偿。弟弟酷爱位于下椴树街游乐中心的蜡像馆——腓特烈一世的掷弹兵，和一具木乃伊交谈的拿破仑，在睡梦中写成了一首狂想曲的青年李斯特，还有死于非命的马拉；对我来说（那时还不知道马拉曾是个热情的鳞翅昆虫收集者），在那个游乐中心的一角有著名的格鲁伯蝴蝶商店，那是在一道狭窄陡直的楼梯顶端的充满樟脑气味的乐园，我每隔一天就要爬上楼去询问，是否终于给我买来了查普曼的新小灰蝶，或曼的新近重新被发现的白粉蝶。我们试着在公共网球场打网球；但是冬季的大风不断把枯叶吹过球场，此外，兰斯基并不真正会打网球，尽管他坚持参加，连大衣也不脱，和我们打一场不对称的三人赛。后来，我们大多数下午都在选帝侯大街的旱冰场度过。我记得兰斯基总是不可阻挡地滑向一根他企图抱住的柱子，却随着巨大的哐啷声跌倒在地；在坚持了一阵以后，他会满足于坐在衬垫着长毛绒的低矮挡墙一侧的一家摊店里，吃一块块微咸的涂了掼奶油的楔形德国咖啡蛋糕，而我则不断充满自信地超过正在勇敢地跌跌绊绊地滑着的可怜的谢尔盖。这是那种在你的脑海里反复出现的恼人的小图景之一。一支军乐队（德国那时还是音乐之乡），由一位罕见的动作一抽一抽的人担任指挥，每隔十分钟左右活跃一番，但是几乎无法淹没滑轮那永不休止的、势不可挡的辘辘声。
在俄国曾存在过，而且无疑仍旧存在着，一类特别的学龄男孩，他们不一定在外表上很强壮，或在思想见识上很突出，事实上，他们在课堂上经常是无精打采的，体态相当瘦小，也许甚至肺部还有点毛病，却在足球和象棋上惊人地出众，学习任何种类的技巧型运动和游戏都极其轻松自如（鲍利亚·希克，柯斯佳·布凯托夫，著名的沙拉巴诺夫兄弟——现在他们在哪里，我的队友和对手？）。我滑冰滑得很好，转到滑旱冰对我来说并不比一个人用安全剃刀代替普通剃刀更困难。很快我就在旱冰场的木地板上学会了两三种难滑的舞步，我还没有在哪个舞厅里跳得这样兴致勃勃或这样好过（一般说来，我们，希克们和布凯托夫们，交际舞跳得不怎么样）。几位指导穿着大红的制服，半像轻骑兵半像旅馆听差。他们全都说某种类型的英语。在经常来的人中，我很快就注意到了一群年轻的美国女子。起初她们都在共同的旋转中融合成灿烂的异国风情的美。区别的过程是在我一次独舞时开始的（在我摔了在冰场上从来没有摔过的最重的一跤前几秒钟），我在旋转着经过的时候，有人正在说到我，一个美妙的、带鼻音的女性的声音回答道：“确实，他灵巧极了，不是吗？”
我至今仍能看到她穿着定做的海军蓝套装的高高的身材。她巨大的丝绒帽子用一枚光彩夺目的发叉别住。出于明显的原因，我认定她的名字是露易丝。夜里我会醒着躺在那里，想象出各种浪漫的情景，想到她苗条的腰肢和雪白的脖子，为一种奇怪的、过去只和短裤的磨擦相联系的不舒服而担忧。一天下午，我看见她站在旱冰场的大厅里，而指导中最爱卖弄的那位，一个卡尔霍恩式的油嘴滑舌的流氓，正拉着她的手腕，带着一丝坏笑质问她，而她则眼看别处，孩子气地来回扭动着被他抓住的手腕，那天夜里，他被枪杀、被套索套住、被活埋、再次被枪杀、被掐死、被尖刻地辱骂、被冷静地瞄准、被赦免，让他痛苦地熬过可耻的一生。
有原则但是相当单纯的兰斯基是第一次出国，在把观光的愉悦和他的教师职责保持一致方面存在一些困难。我们利用了这一点，把他引向父母可能不会允许我们去的地方。例如，他无法抗拒冬园剧场，因此，一个晚上，我们就发现自己到了那里，在一个包厢里喝着冰巧克力。演出按通常的路数发展一个穿晚礼服的魔术师；然后是一个女子，胸口的莱茵石闪闪发光，在流光溢彩的红绿交替的灯光下用颤音唱音乐会上演出的咏叹调；然后是个穿着旱冰鞋表演的滑稽演员。在他和一项自行车技（后面还要详述）之间，在节目单上有一个叫做“欢乐姑娘”的表演，当我从那些挽在一起、发出尖声的、不知羞耻的戴着花环的“姑娘”中认出了我的那些美国女士们的时候，我感到了和在旱冰场上摔那一大跤时类似的那种猛烈、可耻的肉体震动，她们全都从左到右、从右到左地扭动着，有节奏地从十条裙子荷叶边的花冠中猛地伸出十条一模一样的、高高抬起的腿。我找到了我的露易丝的脸——并且立刻知道一切都结束了，我失去了她，我永远也不会原谅她唱得这么响，笑得脸这么红，用如此荒唐的方式把自己装扮成既和“骄傲的克里奥尔人”也和“令人怀疑的小姐们”的魅力全然不同的样子。当然，我无法完全不去想到她，但是这次震惊似乎解放了我身上的某种归纳过程，因为我很快就注意到，任何女性形象的再现都会伴有我已经熟悉了的那种令人困惑的不适感。我向父母问起了这情况（他们到柏林来看看我们过得如何），父亲沙沙地翻动着刚刚打开的德文报纸，用英语回答说（模仿着可能是引文的话——他常常使用这种说话方式来开展谈话）：“这，我的儿子，只不过是又一种自然的荒唐结合，像羞耻和脸红，或悲伤和眼睛发红。”“Tolstoy vient de mourir，”他突然用另外一种震惊的声音加了一句，转向了我母亲。
“Da chto tï〔意思有点像‘天哪’〕！”她悲痛地惊呼道，双手十指交错，在膝头紧握着。“Pora domoy〔是回家的时候了〕，”她结束道，好像托尔斯泰的去世是预示大灾难来临的征兆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