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恩·里德上尉的美国开拓时期的西部小说，经过翻译和简写后，二十世纪初期在俄国儿童中非常流行，那时他在美国的声名早已衰退很久了。因为懂英语，我能够欣赏原文的未经删节的《无头骑士》。两个朋友交换衣服、帽子、坐骑，不该死的人被错杀了——这就是它错综复杂的情节的主涡流。在我记忆的书库里，我有的那个版本（可能是英国版）始终是一本红布装订的鼓鼓囊囊的书，有一幅淡灰色的卷首插图，书新的时候，蒙上了一页绵纸保护插图的光泽。我看见这页绵纸的时候它正在逐渐破损——先是错误地被折叠，然后被撕去——但是卷首插图本身，无疑描绘的是露易丝·波因德克斯特那倒霉的兄弟（也许还有一两只郊狼，除非我想到的是《致命射击》，梅恩·里德的另外一个故事），已经这样长久地暴露在我想象的烈焰下，以致现在颜色已经完全褪去（但是奇迹般地被真正的东西取代了，如我在一九五三年春天把现在这一章翻译成俄语的时候所注意到的那样，也就是说，被从你我那年所租的牧场看到的景色所取代了：一片长满了仙人掌和丝兰的荒原，那天早晨从那儿传来了一只鹌鹑的悲鸣——我想是甘贝尔鹌鹑——使我充满了受之有愧的成就和报偿感）。
我们现在要见到我的表哥尤里了，一个瘦痩的、肤色灰黄的男孩，有个头发剪得很短的圆脑袋和明亮的灰色眼睛。双亲已经离异，没有男家庭教师照顾，是个没有乡间宅第的城里孩子，在许多方面都和我不一样。冬天他和父亲叶夫根尼·劳施·冯·特劳本堡男爵在华沙度过，他的父亲是华沙的军事长官；夏天则在巴托沃或维拉，除非他母亲，我那古怪的尼娜姑妈把他带出国，到枯燥乏味的中欧温泉疗养地，她在那儿独自长途散步，把他留给跑腿报信的男孩或女服务员照顾。在乡间，尤里很晚才起床，在我捕捉蝴蝶四五个小时后回家吃午饭前都见不到他。从他很小的时候起，他绝对是无所畏惧的，但是对“博物学”却十分神经质，总是提防着，从来无法迫使自己去摸蠕动的东西，无法忍受一只小青蛙像个人那样在你握着的手里摸索着爬来爬去时的有趣的触痒，或一条毛毛虫爬上你赤裸的小腿时那谨慎的、令人愉快地凉凉的、有节奏地起伏着的轻抚。他收集涂上彩色的铅制小士兵——这些对我毫无意义，但是他熟悉他们的军装，就和我熟悉不同的蝴蝶一样。他不玩任何球类游戏，不会像样地投掷一块石头，不会游泳，可是他从来没有告诉过我他不会，有一天，我们试图从漂堵在锯木厂附近的大堆圆松木上走过河去，当一根特别滑的树干开始在他脚下扑通一声下沉并转动的时候，他差一点被淹死。
我们初次开始意识到彼此的存在是一九〇四年在威斯巴登的圣诞节前后（我五岁半，他七岁）：我记得他从一家纪念品商店出来向我跑过来，手里拿着一个breloque，一把一英寸长的小银手枪，急着要给我看——突然摔趴在人行道上，但是自己爬了起来，没有哭，不顾一个膝盖流着血，仍然紧抓着他那微小的武器。在一九〇九或一九一〇年的夏天，他热情地将我带进了梅恩·里德的充满潜在戏剧性的作品之中。他读的是俄文译本（除了姓之外，他的其他一切都比我更具俄国特点），在寻找一个适合表演的情节的时候，往往会和费尼莫尔·库珀的作品以及他自己充满激情的创造结合起来。我则以较为超然的态度看待我们的游戏，力图按照原文进行表演。我们的表演一般在巴托沃的园子里进行，那里的小径比维拉的还要曲折、还要危机四伏。我们相互进行搜捕时用的是弹簧枪，它以相当大的力度发射出像铅笔那么长的小棍子（我们很是勇敢地从棍子的铜头上拧下了防护橡皮吸杯）。后来有了各种形式的气枪，用来发射蜡弹或小簇飞镖，造成并不致命但常常是相当痛苦的后果。在一九一二年，他带来的那把用珍珠母板装饰的威风的左轮手枪被我的家庭教师兰斯基平静地拿走锁了起来，不过是在我们已经把一个皮鞋盒的盖子崩成了碎片（作为真东西，一张纸牌A的前奏）以后——我们在传说中许多个朦胧的岁月之前曾经进行过一次决斗的绿色林荫道上，在一个合于绅士身份的距离之外的地方轮流举着盒盖。第二年夏天，他和他母亲去了瑞士——在他去世后不久（一九一九年），当她重回同一个饭店，住进他们那年七月住过的房间时，她把手塞进一把扶手椅的凹缝里找一枚掉落的发卡，却摸出了一个小小的上半身披着铠甲的骑兵，马没有了，但是罗圈着的两腿仍旧紧夹在一匹无形的战马上。
当他在一九一四年六月来住一个星期的时候（现在相对于我的十五岁，他是十六岁半，年龄间隔开始表现出来了），我们刚刚发现花园里只有我们俩，他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从一个时髦的银烟盒里随手拿出了一根“琥珀嘴”香烟，他让我仔细看镀金的内侧上刻的公式3×4=12，纪念他终于和伯爵夫人G——起度过的三个夜晚。现在他爱上了在赫尔辛基的一位老将军的年轻的夫人和在加契纳的一个上尉的女儿。我怀着一种绝望见证了他情场老手式的每一次新揭示。“我在什么地方可以打几个相当私密的电话？”他问我。于是我带他穿过那五棵杨树和那口干涸的老井（只不过几年前，我们被三个吓坏了的园丁用绳子从里面拽了上来），来到宅子仆人住的厢房的一条过道上，在那里，从诱人的窗台上传来鸽子的咕咕叫声，在那里的一面阳光印满了图案的墙上挂着我们乡间住宅里最偏僻最古老的一台电话，一个盒子式的又大又笨的玩意儿，需要叮叮当当地用曲柄摇动才能引出一个小声音的接线员来。现在的尤里比过去那个骑野马的家伙更从容自在和好交际得多了。他坐在一张靠墙的冷杉木桌子上，两条长腿垂着，和仆人闲聊（这是我不该做、也不知道怎么去做的事情）——和一个我从来没有看见他咧嘴笑过的留着连鬓胡子的老门房，或和一个轻佻的厨娘，我只是在那时才意识到她裸露的脖子和放肆的眼睛。尤里结束了第三次长途通话后（我怀着慰藉和惊愕混杂的心情注意到他的法语说得多么糟），我们步行到村子里的食杂店去，要不是和他一起，我是做梦也不会想到要去那儿的，更不用说买上一磅黑白葵花子了。在漫步回家的路上，在傍晚准备栖息的蝴蝶群中，我们津津有味地嚼着吐出瓜子壳，他教我怎样像传送带那样运作：用右面的后牙嗑开瓜子壳，用舌头慢慢把瓜子仁舔出来，吐出两半个壳，把光滑的瓜子仁移到左面的臼齿咀嚼，与此同时，轮到对已经在右面嗑开了的下一粒瓜子进行同样的处理。说到右面，他承认自己是一个坚定的“君主主义者”（带有与其说是政治的不如说是浪漫的性质），接着谴责起我的所谓的（并且是完全抽象的）“民主主义”来。他背诵了收集在剪贴簿里的他的一些流畅的诗歌的例子，并骄傲地说迪拉诺夫-托姆斯基，一个时髦诗人（他喜爱意大利的格言和章节的标题，如“失去的爱之歌”，“夜之瓮”，等等），曾称赞过他出众的“长”押韵诗“vnemlyu múze ya”（《我倾听着缪斯》）和“lyubvi kontúziya”（《爱之伤害》），而我则以自己最好的（还没有利用过的）发现来回敬他：“zápoved”（戒律）和“posápïvat”（嗤之以鼻）。他对托尔斯泰摈弃兵法满腔怒气，而对安德烈·博尔康斯基亲王则充满了炽热的敬佩——因为他刚刚才发现了《战争与和平》，而我在十一岁时就第一次读了这本书（在柏林普里瓦街我们昏暗的洛可可式公寓里的一张土耳其式的沙发上，公寓朝着一座有落叶松和侏儒雕像的阴暗潮湿的后花园，它们像一张旧明信片，永远留在了那本书里）。
我突然看到自己穿着一所军官训练学校的制服：一九一六年，我们再度漫步走向村子，并且（和莫里斯·杰拉尔德和注定要死去的亨利·波因德克斯特一样）换穿了衣服——尤里穿着我的白色法兰绒衣服和条子领带。在那年他待在我们家的短短的一周里，我们想出了一种我从来没有看见在什么地方描写过的奇特的娱乐。在我们花园尽头一个茉莉花环绕的圆形小游乐场中间有一架秋千。我们把绳子调节得使绿色的秋千踏板在仰卧于下面沙地上的人的额头和鼻子之上仅仅两英寸处荡过。我们中的一个会站在踏板上开始玩，以越来越大的冲力荡起秋千；另一个会躺下，把后脑勺放在规定好的地方，从一个似乎极高的高度，荡秋千人的踏板会从仰卧者脸的上方嗖地飞过。三年后，作为邓尼金军队里的一名骑兵军官，他在克里米亚北部与红军作战时牺牲。我在雅尔塔看见了他的遗体，他整个头骨的前部被几颗子弹的冲力压陷了下去，当他越过了自己的小分队，正要不顾危险地孤身攻击一个红军的机枪掩体时，子弹像一架巨大的秋千的铁踏板击中了他。如果我能够胜任为他写墓志铭的话，我可能这样总结说——用比我在这里搜索枯肠能够得到的丰富得多的词汇——在尤里身上，一切感情、一切思想都为一种天赋所支配：即相当于道德上绝对巅峰的荣誉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