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动的报刊从来没有停止过对父亲政党的攻击，我对那些时不时出现的、多少有点庸俗的漫画——我父亲和米柳科夫把圣徒俄罗斯放在盘子里交给犹太世界之类的东西——也已经相当习惯了。但是有一天，我想是在一九——年冬天，右翼报纸中最有影响力的一家雇用了一名声名不好的记者，编造了一篇恶言诽谤的文章，包含了我父亲不能置之不理的含沙射影的东西。既然文章具体作者的尽人皆知的无赖性使他成为“不可决斗”的人物（如俄国决斗准则所说的neduelesposobrnïy），我父亲要求和刊登那篇文章的报纸的声名或许不那么恶劣的编辑决斗。
俄国式的决斗比起传统的巴黎式决斗来是一个严重得多的事件。这位编辑用了好几天来决定是否接受这个挑战。在这些日子的最后一天，一个星期一，我和平常一样去上学。由于我没有看报纸，我对整个事件一无所知。那天的某个时候，我意识到一本打开在某一页的杂志在大家手里传递着，引起了哧哧的笑声。看准了时机的一使我拥有了证明是一份低级周刊的最新一期，上面登着关于我父亲挑战的耸人听闻的报导，还有对他让对手挑选武器这事的极其愚蠢的评论。针对他回到在自己的文章中批评过的一种封建习俗上去，这篇文章也进行了狡黠的挖苦。还大谈他仆人的数量和成套服装的数量。我发现他选择了自己的姻兄海军上将科洛梅茨耶夫，日俄战争中的一位英雄，作决斗助手。在对马海峡之战中，我的这位当时具有海军上校军衔的姑父设法把他的驱逐舰靠拢了燃烧着的旗舰，救出了海军总司令。
下课以后，我弄清了这份杂志属于我的一个最要好的朋友。我指责他背叛和嘲弄我。在接着发生的打斗中，他向后撞倒在了一张书桌上，脚夹在一道缝里，踝子骨断了。他卧床一个月，但是却侠义地在他家人和老师面前隐瞒了我在事件中的责任。
看到他被抬下楼时的痛苦被淹没在了我整体的苦恼之中。不知什么原因，那天没有车来接我，在乘着出租雪橇回家的又冷又单调的、慢得难以置信的归途中，我有足够的时间来仔细考虑问题。现在我明白了，为什么在前一天，母亲和我在一起的时间这么少，而且没有下楼来吃晚饭。我也明白了，泰尔南特，一位甚至比卢斯塔罗还要出色的武器教师，近来对我父亲进行的是什么样的特殊训练。他的对手会做出什么样的选择，我不断问自己——剑还是子弹？抑或已经做出了选择？我小心翼翼地唤起父亲击剑时那我所热爱的、熟悉的、生气勃勃的形象，并试图将这个形象去掉防护面罩和护垫后，转移到在某个谷仓或骑术学校的决斗场上。我能够看到他和对手都敞着胸，都穿着黑裤子，正在激烈地格斗，他们有力的动作带有即便是最有风度的击剑手在真正交战时也无法避免的那种古怪的别扭劲。这个景象是这样的令人反感，我是这样真切地感觉到一颗即将被刺穿的狂暴地跳动着的心脏的丰满和无助，以至我发现自己在似乎短暂的一瞬间希望有一种比较抽象的武器。但是很快我就陷入了更深的痛苦之中。
雪橇沿着涅夫斯基大道缓慢行进，那儿，模糊的灯光在越来越深的暮色中摇曳，我想到父亲放在他书桌右上抽屉里的那把沉重的黑色勃朗宁手枪。我熟悉那把手枪，就和我熟悉他书房里其他更显著的东西一样；水晶艺术品或有纹理的石头，那个时候很时髦；发亮的家人的照片；巨大的、用柔和的光线照亮的佩鲁吉诺的一幅画；荷兰画家的明亮的蜜黄色小油画；还有，就在桌子上方，是巴克斯特为我母亲画的朦胧的玫瑰色的彩粉画像：画家展示了她四分之三的脸部，绝妙地表现出了她清秀的相貌——往上梳的浅灰的头发（她二十几岁头发就变灰了），前额的完美的曲线，鸽子一样蓝色的眼睛，脖子的优美轮廓。
当我催促像个碎布娃娃一样的赶雪橇的老头走快点的时候，他就光是身子往一边一歪，胳膊做一个特别的半圆动作，好让他的马相信他就要从右边的毡靴里抽出放在那儿的短鞭子了；这就足以使那匹粗毛小马做出加速的样子来，和赶雪橇的人刚才做出来的拔出他的knutishko的样子同样含含糊糊。在我们裹在雪中的行驶形成的一种几乎是幻觉的状态下，我重演了对一个俄国少年来说如此熟悉的所有著名的决斗。我看见普希金，第一枪就受了致命的伤，不屈地坐起身子把枪里的子弹射向丹特士。我看见莱蒙托夫微笑着面对马尔蒂诺夫。我看见矮胖的索比诺夫在扮演兰斯基这个角色时一头栽下，手里的武器飞进了乐队。没有一个稍有名气的俄国作家忘记过描写une rencontre，一次敌对的邂逅，当然都属于古典的duel à volonté（不是电影或卡通中那种著名的背对背开步走——向后转——砰砰式的荒唐可笑的表演）。在好几个显赫的家族中，在多少可以算得上是近期的时间里，都有过可悲地死在决斗场上的事情。我如在梦中的雪橇沿莫斯卡亚街行驶，决斗者模糊的轮廓缓慢地走向对方，举枪瞄准后开枪——在黎明的瞬间，在古老的乡间庄园潮湿的林中空地上，在无遮蔽的军事训练场上，或者在两行冷杉树之间纷飞的大雪之中。
而在这一切背后仍然存在着一个非常特殊的我极力想要绕过去的情感深渊，唯恐自己会涕泪滂沱，这就是潜存在我对父亲的尊敬之下的温柔的友情；我们之间完美和谐的魅力；我们密切关注的伦敦报纸上有关温布尔登网球比赛的消息；我们解决的象棋排局；每当我提到当前的某个次要诗人时从他舌尖如此得意洋洋地滚滚而下的普希金抑扬格诗行。我们之间关系的特点是习惯性地交流些平常的无聊话、可笑地混乱不清的语句、对想象的语调的建议性的模仿，以及标志着幸福家庭的秘密准则的私下的玩笑。尽管如此，他对行为问题极端严格，当他对用人或小孩生气的时候，常爱说些尖刻的话，但是他天生充满了人道精神，不允许自己在责备奥西普给他准备错了衬衫的时候真正很无礼，同样，直接了解一个男孩子的自尊心会缓和指责的严厉程度，导致突然宽恕的结果。因此，有一天，当我为了逃避在课堂上进行没有准备好的背诵而故意用剃刀在膝盖上方划了个口子（我至今仍有那道疤痕），他似乎无法使自己真正发起脾气来的时候，我是困惑多于高兴；他接着承认自己童年时一次类似的过失，这是对我没有隐瞒真情的奖赏。
我记得那个夏天的下午（那时已经觉得好像是很久以前了，其实只过去了四五年），他突然冲进我的房间，一把抓起我的捕蝶网，冲下游廊的台阶——不久就溜溜达达地走回来了，大拇指和食指间捏着一只稀有而华丽的俄国杨树雌蛱蝶，他从书房阳台上看见它在一片山杨树叶上晒太阳。我记得我们沿着平坦的卢加公路长时间地骑自行车，以及他利落地——结实有力的小腿，穿着灯笼裤、花呢上衣，戴着方格帽子——完成骑上他那辆高鞍座的“杜克斯”的样子。他的贴身男仆会把自行车推到门廊前，好像那是一匹听话的马一样。父亲会一面查看着车子擦得亮不亮，一面戴上他的小山羊皮手套，在奥西普焦急的目光下试验一下轮胎气够不够足。然后他会握住车把，把左脚放在突出在车架后部的金属栓上，右脚在后轮的另一边蹬地，这样蹬了三四下以后（这时自行车已经启动），再悠闲地把右脚移到脚蹬子上，把左腿往前移，坐在了车座上。
我终于到家了，一走进门厅，我就听见了响亮快活的声音。带着梦境里的安排的及时性，我的海军上将姑父正从楼梯上走下来。我的父母在铺着红地毯的楼梯平台上——那里一尊无臂的希腊女子大理石雕像掌管着放置来访者名片的孔雀石鉢还在和他说着话，他往楼下走的时候，笑着抬头向上看，并用手里拿着的手套拍打栏杆。我马上就明白不会有决斗了，对方用道歉迎接了挑战，一切都没事了。我擦过姑父身边到了楼梯平合。我看见了母亲平日的宁静的面容，但是却无法看我的父亲。这时事情发生了：我心中涌起了和布伊内号的船长将它开到燃烧着的苏沃洛夫号旁边的时候将它托起的同样的巨浪，而我没有手绢；要在十年以后，在一九二二年的某个夜晚，在柏林的一次公开讲演会上，我父亲才会在挡住两个俄国法西斯分子射向讲演者（他的老朋友米柳科夫）的子弹、同时有力地击倒其中一个刺客时，被另一个击中要害。但是这个未来的事件并没有在我们圣彼得堡宅子明亮的楼梯上投下任何阴影；那只放在我头上的冷静的大手没有颤抖，而在一盘困难的象棋排局中的几种走棋的设想也还没有在棋盘上交融起来。
作者，一九一五年摄于圣彼得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