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是俄国伟大的无阶级的知识分子中的一员，这是他自己的选择，他认为把我送到一所以其民主的原则，在阶级、种族和宗教信仰方面一视同仁的政策和现代化的教育方法著称的学校去学习是正确的。除此之外，特尼谢夫学校和别的任何学校在时间和空间上没有什么不同。和所有的学校一样，男孩子们容忍一些老师，讨厌另一些老师，而且，也和所有的学校一样，存在着下流的俏皮话和色情信息的不断交流。因为我在体育运动方面很出色，要是我的老师不那么急切地企图拯救我的灵魂的话，我是不会觉得上学这事让人那么沮丧的。
他们指责我不去适应环境；指责我“炫耀”（主要是俄语作业里充斥着英语和法语词汇，而对我来说这些词很自然就出现）；指责我拒绝碰盥洗室里肮脏的湿毛巾；指责我打架的时候用手指关节，而不是像俄国爱打架的人那样用拳头的底面扇人。对体育运动甚少了解的校长，虽然很称赞其需要密切合作的优点，却对我在足球中总是守门，“而不是和别的球员一起跑来跑去”而心存疑虑。另一件激起愤慨的事是我坐小汽车上下学，而不是像别的学生、那些听话的小民主分子那样坐有轨电车或马车上学。有一个老师把脸厌恶地皱成一副怪样子，给我建议说，至少我可以让汽车停在两三个街区之外，这样我的同学就可以不用看见一个穿制服的司机脱帽致意的样子了。好像是学校允许我提着一只死老鼠的尾巴到处走，只要我不把它举在别人的鼻子底下晃悠就行。
然而，最糟糕的情况出自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即使在那个时候，我对参加任何种类的活动和社团都极其反感。我不愿参加课外小组的活动——郑重地选举负责人员、宣读就历史问题所写的报告的辩论社，以及，到了高年级，讨论当前政治事件的更为雄心勃勃的集会——惹怒了老师里最和蔼和最好心的一位。不断要我参加这个或那个组织的压力从未能够使我放弃抵抗，而是造成了一种紧张关系，这种紧张并没有因为每个人都在唠唠叨叨地反复提起我父亲树立的榜样而有所缓和。
确实，父亲是个非常活跃的人，但是，就像经常发生在著名的父亲的子女们身上的那样，我通过自己的多棱镜看待他的活动，它将我的老师们看到的相当威严的光分解成许多迷人的色彩。由于他的多种兴趣——犯罪学的、立法的、政治的、编辑的、慈善的——他需要参加许多委员会的会议，这些会常常在我们家召开。总是能从我们巨大而回声荡漾的门厅的另一端传过来的奇怪的声音中推测出即将召开一个这样的会议了。我放学回家的时候，我们的看门人会在那里，在大理石楼梯下面的凹室里，忙着削铅笔。他用的是一个笨重的老式机器，有一个转轮，他一只手迅速转动转轮的把手，另一只手握着塞在一个侧面的小孔里的铅笔。多年以来，他一直是能够想象出来的最老式的那类“忠仆”，充满了奇特的才智，他风度翩翩地用两根手指左右抹平他的八字胡，身上总有淡淡的炸鱼的气味：它来自他神秘的地下室住所，他在那里有一个极其肥胖的妻子和一对双胞胎——一个和我同龄的男生和一个蓝色的眼睛有点斜视、有一头红棕色头发、经常出没的邋遢的小黎明女神；但是削铅笔这份例行工作想必使可怜的老乌斯金十分气愤——因为我欣然地对他充满了同情，我，这个只用非常尖的铅笔写东西的人，总是在周围的小瓶子里存放着大把的B3铅笔，每天要转动装置上（夹在桌子边上）的那个把手百来次，在它的小抽屉里很快就积满了那么多黄褐色的铅笔屑。后来发现他早就和沙皇的秘密警察有接触——当然，和捷尔任斯基或雅戈达的手下相比都是些新手，可仍然是相当麻烦的。例如，早在一九〇六年，警方怀疑我父亲在维拉举行秘密会议，就雇用了乌斯金为他们服务，他于是恳求我父亲在那年夏天把他作为额外的门房（他原来在卢卡维什尼科夫家当过餐具管理员）带到乡间去，用了什么借口我想不起来了，但是深藏的目的是刺探发生的不论什么事情；正是他，无处不在的乌斯金，在一九一七到一九一八年的冬天英勇地带领获胜的苏维埃代表来到父亲在二楼的书房，并且从那儿，穿过一间音乐室和我母亲的起居室，到了我出生的东南角的房间，到了墙上的壁龛，到了闪着彩色光芒的冠冕形头饰旁，这成了他当年给我捉到的一只凤蝶的充分的报偿。
晚上八点左右，门厅将存放上一大堆的厚长大衣和套鞋。在藏书室旁边的一间委员会议室里，在一张铺着绿色台面呢的长桌旁（那些削得漂亮的尖尖的铅笔已经分放好了），我的父亲和他的同事们会聚集在一起讨论他们反对沙皇的某个阶段。在喧闹的声音之上，幽暗角落里的一座高大的钟会突然发出威斯敏斯特的钟乐声；越过委员会议室是神秘的深处——储藏室，盘旋而上的楼梯，一间勉强算做餐具室的房间——我和堂兄尤里曾常常在到得克萨斯去的路上举着拔出来的手枪在此稍作停留，也是在这里，一天夜里警察安放了一个睡眼惺忪的胖间谍，他被发现后吃力地跪在我们的图书管理员柳德米拉·鲍里索夫娜·格林伯格面前。但是我怎么可能和学校的老师讨论这一切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