鉴于兰斯基显得是多么多才多艺，有关我们的学习上的任何事情能够解释得多么彻底，他在大学里受到的不断磨难就令人感到惊奇。最后人们得知，原因是他顽固地要搞那些自己完全缺乏悟性的经济和政治问题。我回想起了当他不得不参加最重要的课程终结考试之一的时候的紧张不安。就在即将到来的考试前夕，我和他一样担心，禁不住在房门外偷听，里面，父亲在兰斯基的恳求下私下帮他练习，考一考他对查尔斯·纪德的《政治经济学原理》这本书的知识。父亲翻着书页，会问他，比方说：“价值的由来是什么？”或者：“钞票和银行票据之间的区别是什么？”兰斯基会急切地清清嗓子——然后是完全的沉默，仿佛断了气一样。过了一会儿以后，甚至连他那小声轻促的咳嗽也不再出现了，只有我父亲敲桌子的声音不时打断间隔着的沉默，除了那么一次，在一阵快速和抱有希望的抗辩中，这个苦难的人突然高声说：“这个问题书里面没有，先生！”——但是里面有。最后父亲叹了口气，合上了课本，温和然而清晰地说道：“Golubchik，你不可能及格的——你根本什么都不知道。”“在这一点上我不同意你的看法，”兰斯基不无尊严地反驳道。他直挺挺地仿佛是个标本般坐在我们的汽车里，被送到大学去，在那里一直待到天黑，乘雪橇在暴风雪中蜷缩成一团，回到家里，在无声的绝望中上楼走进自己的房间。
兰斯基在我们家的最后一段时间结了婚，到高加索，到莱蒙托夫的山岭中去度蜜月，然后回到我们家又待了一个冬天。他不在的期间，在一九一三年的夏天，一位瑞士家庭教师诺耶尔先生接替了他。他是个身体强壮的人，八字胡又短又硬，给我们读罗斯丹的《西哈诺·德·贝热拉克》，每一行都装腔作势地用最甜腻的声音读出来，并且根据他所模仿的人物，把声音从长笛音变成巴松管的低音。打网球的时候，如果轮到他发球，他会坚定地站在端线处，穿在皱巴巴的紫花布长裤里的两条粗腿大大叉开，突然膝盖一弯给球猛烈的但却是少有的缺乏效果的一击。
当兰斯基在一九一四年春天永远离开我们以后，一个来自伏尔加某省的年轻人给我们当家庭教师。他是个绅士家庭出身的令人愉快的年轻人，网球打得不错，还是个出色的骑手；能够依靠这样的才艺使他大大地松了一口气，因为在晚期，我和弟弟都不需要多少他的乐观的保护人向我的父母所保证的、这个可怜家伙能够给予我们的教育方面的帮助了。就在我们第一次的交谈中，他随口告诉我们狄更斯写了《汤姆叔叔的小屋》我一把抓住这个机会和他打赌，赢得了他的指节铜套。从那以后，他小心地不在我的面前提到任何文学作品中的人物或主题。他很穷，从他褪色的大学校服上散发出一种奇怪的、模糊的、并不十分讨厌的乙醚似的气味。他风度翩翩，性情温和，一手令人难忘的、张牙舞爪的书法（类似的书法我只有在疯子的书信里看见过，这类东西，唉，从公元一九五八年以后我有时会收到），以及一肚子无穷无尽的关于他的伙伴和妓女的下流故事（他偷偷用梦幻的、软绵绵的声音讲给我听，不用一点污言秽语），有的是关于我们的各色亲戚的，其中的一位时髦女士，年龄几乎比他大一倍，他不久就和她结了婚，结果后来把她给除掉了——是他此后在政府里工作的期间——他把她打发到了劳改营，她死在了那里。我越想到这个人，就越相信他整个是个疯子。
我并没有和兰斯基完全失去联系。他向岳父借了一笔钱，还在我们家的时候就开始干起了买下和开发利用各种发明的异想天开的行当。说他把这些当成是自己的发明，这是既不宽厚也不公平的；但是他采用它们、谈论它们的时候所表现出来的热情和温柔，暗示出一种当然的发明者的味道——在他这方面，是一种没有事实支持也没有欺骗打算的感情态度。一天，他骄傲地邀请我们所有的人用我们的汽车去试一下一种他负责修建的新路面，是由（就我能够穿越岁月，依稀看清的那奇特的微光而言）金属条离奇古怪地编织而成的。结果是扎破了轮胎。然而，他从购买另一件热门东西上得到了安慰：一张他称之为“电动飞机”的蓝图，那东西看起来像一架老布莱里奥飞机，但是有一个——我在这里再次引用他的话——“伏打式”发动机。它只在他的——以及我的——梦里飞翔过。在战争期间，他推出了一种神奇马饲料，形状像galette那样的薄饼（他会自己啃一点，给朋友咬几口），但是大多数的马还是认准了吃它们的燕麦。他做了许多其他的专利交易，全都是些异想天开的东西，在他的岳父去世、他继承到一大笔遗产的时候，早已是债台高筑。这肯定是在一九一八年初，因为我记得他写信给我们（我们正被困在雅尔塔地区），提出要给我们钱和各种帮助。他迅即把遗产投资在东克里米亚海滨修建一所露天游乐场，费尽心机找来好的乐队，用某种特别的木材建造了一个旱冰场，建起了用红绿电灯泡照射的喷泉和小瀑布。一九一九年布尔什维克到来，关掉了那些电灯，兰斯基逃到了法国；我最后听到他的消息是在二十年代，据说他在里维埃拉靠在贝壳和石头上画画勉强维持朝不保夕的生活。我不知道——也宁愿不去想象——在纳粹侵占法国的时期他的遭遇如何。尽管有一些怪癖，他其实真是一个非常纯洁、非常正派的人，他的个人原则和他的语法一样严格，回忆起他的令人振奋的听写使我感到很开心：kolokololiteyshchiki perekolotili vïkarabkavshihsya vïhuholey——“铸造教堂钟的铸工们杀死了四散奔逃的麝鼹”。多年以后，在纽约的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里，一个动物学家问我，俄语是不是像人们普遍认为的那么难，我恰好给他引了那个绕口令。几个月后我们又遇到了，他说：“你知道，我老在想那些莫斯科的麝鼠：为什么说它们四散奔逃？它们是在冬眠还是在躲藏着，还是怎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