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海滩棕褐色比较深也比较潮湿的部分，在低潮时露出建造城堡的最好的淤泥的那个部分，有一天，我和一个叫科莱特的法国小姑娘在一起挖掘沙泥。
她到十一月满十岁，我在四月已经满十岁了。注意力被吸引到一小片边缘不齐的紫色贻贝壳上，她窄窄的、脚趾长长的脚丫刚刚在上面踩过。不，我不是英国人。她浅绿色的眼睛里似乎也带上了轮廓清晰的脸上的满脸斑点。她身上穿的是现在会被称为游乐装的那种衣服，包括一件袖子卷起的蓝色紧身套衫和一条蓝色针织短裤。起初我以为她是个男孩子，因此她纤细的手腕上的手镯和水手帽下垂着的棕色螺旋形鬈发让我感到迷惑不解。
她说话像小鸟一样发出一阵阵快速的唧唧喳喳声，把女家庭教师教的英语和巴黎法语混杂在一起。两年前，在这同一个海滩上，我喜欢上了季娜，一个塞尔维亚自然疗法医师的可爱的、晒得黑黑的、坏脾气的小女儿——我记得（很是荒唐，因为她和我那时只不过八岁）她杏黄的皮肤上，就在心脏部位的下面有一颗grain de beauté，在她家住的寄宿公寓门厅的地上有一大堆可怕的便盆，满的或半满的，其中的一个面上有一层泡泡。一天清早我去到她住的地方，她在穿衣服的时候把猫发现的一只死天蛾给了我。但是当我遇到了科莱特以后，立刻就明白这回是真格的了。我感到科莱特比起我在比亚里茨偶遇的所有其他玩伴来要奇特得多！我不知怎的得到了这样的感觉，她没有我快乐，没有得到这么多爱。她纤细的、毛茸茸的小臂上的一块淤青使人产生可怕的猜测。“它夹起人来像妈妈一样狠她提到螃蟹时这样说。我设计了各种各样的方案要把她从她父母手里解救出来，我听有人肩膀微微一耸，告诉我的母亲说，她的父母是”des bourgeois de Paris“。我以自己的方式理解那份鄙视，因为我知道那些人是从巴黎一路乘坐自己的蓝黄色的豪华高级小卧车（在那个时候是很时髦的令人激动的经历）来的，但是却单调地打发科莱特和女家庭教师坐火车的普通旅客车厢来。那狗是只雌性小猎犬，有个挂着铃铛的颈圈，和最善于摆动的屁股。完全是由于精力旺盛，她会从科莱特的玩具水桶里舔吃咸海水。我记得那只桶上画着的帆船、夕阳和灯塔，但是却想不起来那狗的名字，而这使我不安。
我们在比亚里茨的两个月期间，我对科莱特的激情几乎超过了克娄巴特拉蝴蝶。由于我的父母并不热衷于和她父母见面，我就只能在海滩上见到她；但是我总是想到她。如果我注意到她哭过，就会感到一阵无助的痛苦向我袭来，使我热泪盈眶。我无法消灭在她痩弱的脖子上留下了叮咬痕迹的蚊子，但是我能够，而且也这样做了，用拳头打败了一个对她无理的红头发男孩。她常常给我一把把暖暖的硬糖。有一天，我们正一起弯着腰看一只海星，科莱特垂下的卷发轻轻地触到了我的耳朵，她突然转向我，亲吻了我的面颊。我的感情如此强烈，结果能够想到的要说的话只有，“你这个小淘气鬼。”
我有一枚金币，我觉得够我们私奔用的了。我想把她带到什么地方去？西班牙？美国？波城往上的山里？正如我听到卡门在歌剧里唱的，“Là-bas， Là-bas， dans la montagne”的地方？一个奇特的夜晚，我躺在床上睡不着，听着大海反复不停的轰鸣，计划着我们的出逃。大海似乎在上升，在黑暗中摸索，然后重重地扑下。
关于我们实际的逃跑，我没有什么可报告的。我的记忆保持了这样的一瞥：她在被风吹得摆动着的帐篷背风的一面顺从地穿上了绳线底的帆布鞋，而我则正把一只捕蝴蝶的折叠网往一个棕色的包装纸袋里塞。接着的一瞥是我们为了躲避追踪，走进了在赌场（这个地方当然是我们绝对不能进入的）附近的一家漆黑的电影院。我们坐在那里，越过那条狗手拉着手，狗时不时地在科莱特的膝头发出轻柔的叮当声。放映的是在圣塞瓦斯蒂安进行的非常令人激动的斗牛，尽管片子忽动忽停，银幕上灰蒙蒙地像下着毛毛雨。我最后的一瞥是自己被林德洛夫斯基领着沿着散步场走去。他的长腿带着一种不祥的轻快移动着，我能够看见他现出严厉表情的下巴上的肌肉在绷紧的皮肤下面抽动。我戴眼镜的九岁的弟弟碰巧被他另外的那只手拉着，他不断往前快赶两步，怀着敬畏的好奇盯着我看，活像一只小猫头鹰。
在离开比亚里茨之前得到的小纪念品中，我最喜欢的不是黑石头的小公牛，也不是能够发出声响的海贝壳，而是现在看来几乎具有象征意义的一件东西一个海泡石笔架，在它的装饰部分上有一个小小的水晶窥视孔。把它举在离一只眼睛很近的地方，紧紧闭上另一只眼睛，当你摆脱了自己睫毛的闪烁后，就能够在里面看见一幅奇妙的像相片里一样的景象：一片海湾和尽头是一座灯塔的一道峭壁。
现在，一件愉快的事情发生了。重现那个笔架和它小孔里的小天地的过程激起我的记忆去进行最后的努力。我再一次试图回想科莱特的那只狗的名字——沿着那些遥远的海滨，越过往昔黄昏中光滑的沙滩，那儿的每一个脚印都慢慢地灌满日落时的海水，它得意洋洋地来了，来了，回响着、震动着：弗罗斯，弗罗斯，弗罗斯！
在继续我们回家的路程前，我们在巴黎停留了一天，那时科莱特已经回到了那里；在寒冷的蓝天下的一座浅黄褐色的公园里，我最后一次见到了她（我相信，是我们的老师安排的）。她拿着一个铁环和一根推铁环用的短棍子，她的一切都十分得体而时髦，是一种秋季的、巴黎的、tenue-de-ville-pour-fillettes。她从女家庭教师那里拿了一盒糖衣杏仁塞进我弟弟的手里，这是告别礼物，我知道只是给我一个人的；然后立刻就离开了，推叩着闪闪发亮的铁环，穿过阳光和阴影，一遍又一遍地绕着离我站的地方不远处的一个堵满了枯叶的喷泉滚着。在我的记忆中，枯叶和她鞋子和手套的皮子交织在了一起，我记得，她衣着上的某个细节（也许是她苏格兰式帽子上的一根缎带，或者长袜上的花纹）使我在那时想起了一个玻璃弹子里螺旋形的彩虹。我仍然似乎在拿着那一缕斑斓的彩虹色，不知道究竟把它放在什么地方合适，而她一直推着铁环绕着我越跑越快，最后融入了低矮的环状栅栏交织的圆拱撒落在沙砾小路上的细长的阴影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