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条狗，一个凶猛家庭的好脾气的父亲，一条不许进屋的丹麦大狗，在后来的某一天中——如果不是紧接着的第二天的话——发生的历险事件里扮演了一个令人愉快的角色。当时恰巧只剩下弟弟和我来照顾新来的人。我现在复原出来的情况是：母亲可能和女仆及小“火车儿”到圣彼得堡去了（大约五十英里远），父亲在那儿深深地卷进了那年冬天的重大的政治事件。母亲怀了孕，非常紧张。罗宾逊小姐没有留下来帮助女士适应工作，而是也走了——回到大使家去了，我们从她那里听到的关于他们家的事情，会和他们以后听到的关于我们家的事情一样多。为了证明不应该这样对待我们，我立刻制订了一个计划，重复一年前在威斯巴登我们从可怜的亨特小姐那里逃走的令人激动的举动。这一次，周围乡间是一片白茫茫的雪原，很难想象我计划中出行的目标到底会是什么。我们和女士在第一次午后散步以后刚刚回到家里，我一肚子的失望和仇恨。稍加怂恿，我就使温顺的谢尔盖也和我一样有点生气了。要能够跟得上一种陌生的语言（我们在法语上知道的只有几个家常用语），而且我们所有喜爱的举止习性都遭到了反对，简直让人忍无可忍。她答应我们的bonne promenade结果只是在宅子附近雪被清除干净、冻冰地面上撒上了沙子的地方枯燥乏味地溜达了一阵。她让我们穿上了我们过去从来没有穿过的东西，即使在最冷的日子也没有穿过——可怕的妨碍我们一举一动的腿套和防风帽。当我怂恿谢尔盖去探究一下夏天的花坛上面的那光滑细腻的雪堆的时候，她阻止了我们。她不许我们在冻结在房檐上、被西斜的太阳照得通红壮丽的、像管风琴一样的巨大冰柱下行走。我最喜欢的娱乐之一（是罗宾逊小姐设计的），她认为可耻而拒绝了——脸朝下平躺在一辆舒适的小雪橇上，前面系着一小根绳子，一只戴着皮革连指手套的手拉着我滑行在一条白雪覆盖的小路上，两旁是白色的树；而谢尔盖不是躺着，而是坐在拴在我的蓝雪橇后面的第二辆有红丝绒靠垫的雪橇上，两只毡靴的后跟就在我面前很快地走着，脚尖稍稍向里，一会儿这只脚掌，一会儿那只脚掌会在一片光秃的冰面上打滑。（手和脚属于德米特里，我们家最老最矮的园丁，那条小路是两旁有小栎树的林荫道，它似乎是我幼年时代的主干道。）
我对弟弟详细讲了一个恶作剧的计划，说服他接受了。我们在那次散步后一回到家，就冲进房子里，把女士一个人留在前厅外的台阶上大口喘气，给她造成我们要躲到某个偏僻的房间里去的印象。而实际上我们一路小跑，一直到了宅子的另一头，然后穿过回廊，又出现在了花园里。前面提到过的那条丹麦大狗正挑剔地在附近的雪堆旁调整着自己的位置，但是在决定翘起哪条后腿的当口看见了我们，马上欢乐地奔跑到我们身边。
我们三个沿着一条还算好走的小路走，在缓慢艰难地走过较深的积雪以后，就到达了通向村子的大路。这时候，太阳已经下山了。暮色不可思议地突然降临。弟弟声称他又冷又累，但是我鼓励他往前走，最后让他骑在了狗的身上（我们一行中唯一仍然感到开心的成员）。我们走了两英里多，月色出奇的明亮，弟弟在一片静寂中开始时不时地从坐骑上掉下来，这时，德米特里拿着灯赶上了我们，把我们领回家去。“Giddy-eh， giddy-eh？”女士从门廊里发狂般地喊着。我一声不响地从她旁边擦身而过。弟弟放声大哭起来，供出了一切。那条叫图尔卡的丹麦大狗又回过头去，在房子周围找适合使用并能够为它提供信息的雪堆干它被打断了的事情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