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常常发现，当我将昔日自己的某个珍爱事物赋予我小说中的人物后，它就会在我把它如此唐突地放置其中的人造世界中日益憔悴。尽管它仍在我脑际逗留，但它特具的温暖、怀旧时产生的感染力都已经消失了，用不了多久，它就和我的小说而不是我过去的自己有了更密切的认同，在过去的我身上，它似乎曾是这样安全，不会受到艺术家的侵扰。在我的记忆中，房屋像在昔日的无声电影里那样悄无声息地坍塌。我曾把我的法国女家庭教师借给了我的一部作品中的一个男孩，她的肖像现在既然已经淹没在了对一个和我自己的童年完全没有关系的童年的描述之中，便迅速褪去颜色。内心中的我反抗着小说家的我，下面是我为挽救对这位可怜的女士仅剩的记忆所做的拼死努力。
女士是一个大个子女人，非常肥胖，在一九〇五年十二月我六岁、弟弟五岁的时候，她大摇大摆地进入了我们的生活。那就是她。我是这样清楚地看到她浓密的黑发，高高梳起，开始隐隐发白；她严厉的前额上的三条皱纹；她突出的眉毛；黑镜框夹鼻眼镜后面冷冰冰的眼睛；那隐约可见的髭须；那满是斑点的皮肤，在她发怒的时候，一阵红晕会庄严地扩展到堆在缀满饰边的如山般的上衣外的第三个、也是最肥大的下巴的区域。现在她坐了下来，或者不如说她开始应付坐下来这个任务，下领的一团软肉哆嗦着，边上有三个扣子的肥大的臀部小心翼翼地往下放低；然后在最后一刻，把巨大的躯体交给了柳条扶手椅，椅子纯粹出于恐惧，发出了一阵如枪炮齐鸣般的噼啪声。
那时我们在国外已经待了大约一年了。在博略和阿巴集亚度过了一九〇四年的夏季，又在威斯巴登住了几个月以后，我们在一九〇五年初动身回俄国。我记不得是哪个月了。一条线索是，在威斯巴登的时候，我被带到了那儿的俄国教堂——我第一次进教堂——那可能是在大斋节期间（在礼拜进行的时候我问母亲，牧师和执事在说些什么；她用英语轻声回答说，他们在说我们大家应该彼此相爱，但是我理解为，她的意思是那两个穿着闪亮的锥形礼炮的绚丽人物互相在说，他们永远是好朋友）。从法兰克福出发，我们在一场暴风雪中到达柏林，第二天早晨乘上了从巴黎隆隆开来的北欧快车。十二个小时后列车到达了俄国边境。在冬天的环境下，调换车厢和火车头的仪式带上了奇特的新的意义。激动的rodina即“祖国”感，第一次有机地和令人感到慰藉的脚下嘎吱作响的雪、穿过雪地的深深的脚印、火车头烟囱的红色光泽以及红色煤水车上在一层随车而行的雪的覆盖下高高堆起的白桦圆木交织在了一起。我还没有满六岁，但是在国外的那一年，那充满了困难的决定和大量希望的一年，使一个俄国小男孩接触到了成年人的谈话。他自己也难免受到一个母亲的思乡和一个父亲的爱国情愫的影响。其结果是，就是那次回俄国，我第一次意识到的回国，现在，六十年以后的今天，我感到对我来说似乎是一场预演——不是永远不会实现的衣锦还乡的预演，面是在我漫长的流亡生涯中的不断出现的还乡梦的预演。
作者外祖母奥尔加·尼古拉耶夫娜·卢卡维什尼科夫，娘家姓科兹各夫（一八四五——一九〇一），一八八五年前后摄于圣彼得堡。
作者父亲弗拉基米尔·德米特里耶维奇·纳博科夫（一八七〇——一九二二）在学生时代，和三个弟弟摄于一八八五年前后（自左至右：德米特里，康斯坦丁，谢尔盖）。父亲在出人意料的低龄即将从第三预科大学毕业，进入大学。十一或十二岁的康斯坦丁叔叔仍在家里读书。德米特里叔叔和谢尔盖叔叔是pravoveds，即时髦的帝国法学学院的学生。
一九〇五年夏天在维拉，我对鳞翅目昆虫的兴趣还没有形成。村里小学的校长带我们到外面进行教学远足（“你们听见的是磨长柄大镰刀的声音”；“那边那块地下一季要休耕”；“啊，只不过是一只小鸟——没有特别的名字”；“如果那个农夫喝醉了，那是因为他很穷”）。秋天以各种颜色的落叶铺满了庭园，罗宾逊小姐给我们展示了那出色的技巧——前一年秋天，那个大使的儿子，她小小的世界里的一个熟悉人物，非常喜欢它——如何在地上挑选后在一张大纸上摆放能够构成几乎是完整的光谱的枫叶（缺少蓝色——太遗憾了），绿色逐渐变成柠檬黄，柠檬黄变成橘黄，如此等等，到红色到紫色，紫褐色，再带点红色，回到柠檬黄到绿色（已经很难找到绿色了，只有叶子的一个部分，最后一道勇敢的叶边）。初霜袭击了紫菀，但我们仍没有搬到城里去。
女士从瑞士来到我们家的那个一九〇五到一九〇六年的冬天，是我童年唯一在乡间度过的冬季。那是罢工、骚乱和警察煽动的大屠杀的一年，想来父亲希望他的家人远离城市，待在我们安静的乡间宅第，他猜测，那儿农民对他的好感可能使动乱的危险缓和下来，而他的猜测是对的。那也是一个特别寒冷的冬天，下的雪和女士预料的、可能在遥远昏暗的古俄罗斯帝国看到的一样多。她在小小的锡韦尔斯基站下车，从那儿再乘雪橇旅行六英里才能到维拉，我没有到车站去迎接她；但是现在我这样做了，我试图想象她在那难以置信的、不合时宜的旅行的最后一程中的所见和感受。我知道，她的俄语词汇由一个短词构成，和多年后她带回瑞士去的是同一个单词。她这个意思是“在哪儿”的字发音可以按语音标成“giddy-eh”（其实是gde， e的发音和“yet”里的e一样），而这已经不简单了。由她发出来的这个字像是某只离群的孤鸟的嘶哑叫声，它聚集了如此巨大的疑问的力量，能够满足她所有的需要。“Giddy-eh？Giddy-eh？”她会这样哀叫，不仅是为了弄明白自己在什么地方，也是为了表示最大的痛苦：她是个陌生人这样一个事实。她搁浅在此，身无分文，衰弱多病，正在寻找一个她最终能够得到理解的福地。
我可以通过另一个人想象她刚刚下火车站在月台中间，我的精神使者徒劳地向她伸出了一只她看不见的胳膊。（“我在那儿，所有的人都抛弃了我，comme la Comtesse Karenine。”她后来这样抱怨道，即使说得不十分正确，但是也很生动。）候车室的门随着一阵严寒的夜晚特有的颤栗的呜咽声打开了；一团热空气冲出室外，浓得几乎和机车喷出的蒸汽一样；这时，我们的马车夫扎哈接手了——这是一个穿着毛朝外的羊皮袄的高大结实的汉子，他塞在大红色腰带里的大手套伸到外面。我听见雪在他的毡靴下被踩得嘎吱响，此时他正围着雪橇费劲地走来走去，忙着对付行李、叮当响的挽具，最后是他自己的鼻子，他用拇指和食指熟练地一拧一晃就使鼻子松快了。“Madmazelya”，她的帮手是这样称呼她的，怀着极度的疑虑小心翼翼地爬进雪橇，怕得要命地紧抓着他，生怕雪橇在她庞大的躯体坐稳之前就开动了。最后她终于嘟哝着安顿了下来，并把拳头塞进了不够大的长毛绒手筒里。在车夫湿叽叽的嘴唇发出咂的一声后，那两匹黑马佐伊卡和津卡绷紧后腿，倒动蹄子，再一绷腿，于是女士的躯体往后一仰，随着沉重的雪橇被猛地拉出了自己钢铁、毛皮和肉体的世界，进入一个没有摩擦力的介质，它轻轻掠过一条幽灵般的道路，看上去和路面几乎没有什么接触。
有一刻儿时间，由于车站广场尽头一盏孤灯的突然照射，一个严重夸大了的影子，同样拢着一个手筒，在雪橇旁全速行进，爬上了一道雪岗子后消失了，只剩下女士被她后来怀着敬畏和热情提到的“le steppe”所吞没。在那里，在无尽的昏暗之中，远处村庄闪烁不定的灯光在她的眼里似乎是狼群的黄眼睛。她冷，她冻僵了，一直冻僵到“脑子的中心”——因为她如果不紧跟最乏味的格言，就会和最狂热的夸张一起翱翔。她不时回头，看看装着她的箱子和帽子盒的第二辆雪橇是不是跟在后面——总是保持着同样的距离，就像探险者描述过的极地海域中友好的船只的幻景一样。还有，不要让我漏掉了月亮——因为肯定会有一个月亮，一轮明净得难以想象的满月，和俄国酷烈的严冬十分般配。它出来了，驶离了一片斑驳的小云块，将它们染上了一层朦胧的光辉；而随着它逐渐升高，它给雪橇滑板留在路上的印痕涂上了光泽，路面上每一个闪光的雪团都因增大了的阴影而显得更为突出。
非常美，非常荒凉。但是我怎么会在这个立体梦境中？我是怎样到那儿的？不知怎的，那两辆雪橇已经悄悄离去，留下了一个没有护照的间谍，穿着他的新英格兰雪靴和风雪大衣站在那条发蓝的白色道路上。我耳朵中的振动已经不再是雪橇远去的铃声，而只是我年迈的血流发出的嗡嗡声。万籁倶寂，一切都被月亮这面幻想的后视镜迷醉、征服。然而雪是真实的，当我弯身捧起一把雪的时候，六十年的岁月在我的手指间碎成了闪光的霜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