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不仅没有进过厨房和仆人区，而且这些地方在远离她的意识的地区，就像旅馆中相应的地区一样。父亲也没有管理宅第的意愿，不过他还是规定了三餐的食谱。他会轻轻叹口气，打开吃过甜品后男管家放在餐桌上的像个签名簿一样的大本子，用优美流畅的字迹写下次日的菜单。他有个奇怪的习惯，在他考虑下面一连串的文字的时候，总让铅笔或钢笔在纸的上方抖动。对他的建议母亲或是含糊地点头同意，或是做个怪相。名义上，是她过去的保姆在管家，那时她已经是一个老眼昏花、满脸是令人难以置信的皱纹的老妇了（一八三〇年左右出生，生来就是奴隶），她有一张忧郁的乌龟般的小脸，和一双走起路来拖着的大脚。她穿件修女式的棕色裙衣，散发出咖啡和腐败的虽微弱却难忘的气味。在我们的生日和命名日她令人畏惧的祝贺方式是农奴式的吻肩膀。由于年龄的增长她逐渐形成了病态的吝啬，特别是在糖和蜜饯果酱等上面，因而逐渐地，在我父母的认可之下，其他家务安排开始瞒着她悄悄地实行起来。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如果知道了会使她心碎的），她仿佛仍是悬挂在自己的钥匙圈上，而母亲则尽最大的努力用安慰的话语来打消不时在老人日益糊涂的脑子里闪过的怀疑。她是那遥远发霉的王国里唯一的女主人——她认为是个真实的王国（如果真是这样，我们就要饿肚子了）——在她坚定而吃力地穿过走廊，去把在盘子里发现的半个苹果或两块碎了的小黄油饼干收起来的时候，跟随她的是男女仆人嘲笑的目光。
与此同时，有着大约五十个固定仆人，并且毫无监督的我们城里和乡间的住宅是难以置信的走马灯般的偷窃现场。两个幕后策划者，按好管闲事的老姑姑们所说，是厨师长尼古拉·安德烈耶维奇和园丁头伊戈尔，两个都是样子稳重、戴眼镜、鬓角花白、深受信任的多年的老仆人，姑姑们的话没有人留意，但是后来证明终究是对的。面对惊人的不可思议的账单，或在园栽草莓和温室桃子突然绝迹的时候，我的父亲，这个法学家和政治家，因无法对付自己家庭的收支管理而感到职业上的恼火；但是每一次一个复杂的盗窃事件曝光后，某种法律上的疑虑或者顾忌使他不去采取任何措施。当根据常识需要开除一个无赖的仆人时，那人的小儿子八成会得重病，找城里最好的医生给他看病的决定就会冲掉其他一切的考虑。因此出于这样那样的原因，父亲宁肯听任整个家务管理处于不稳定的平衡状态（不乏某种悠然的幽默），母亲则从她的老保姆的幻想世界不会破灭的希望中得到相当大的安慰。
母亲知道，破灭了的幻想会使人多么痛苦。最最微不足道的失望对她来说犹如一场大灾难。在维拉，一个圣诞节的前夜，在她快要生第四个孩子的时候，不巧生了小病卧床，她要弟弟和我（一个五岁，一个六岁）答应，第二天早晨不要去看我们会发现挂在床柱上的圣诞袜里面的东西，而要拿到她的房间里去看，以便使她能够看着我们，分享我们的快乐。醒来以后，我和弟弟偷偷商量了一下，然后各自急切地用手触摸塞满小礼物、发出令人开心的轻微噼啪声的圣诞袜；我们小心地把它们一件件地掏出来，解开丝带，打开薄绵纸，就着百叶窗缝里透进来的微光，察看了所有的东西，把这些小东西重新包好，塞回原处。然后我记得我们坐在母亲的床上，拿着鼓鼓囊囊的圣诞袜，尽最大努力做出她想看到的表演；但是我们把包装纸弄得这么乱，我们表现出的热切的惊异是这样没水平（我现在仍能看到弟弟把眼睛往上一翻，模仿我们新来的法国女家庭教师，惊呼道：“Ah，que c\'est beau！”），结果在观察我们片刻以后，我们的观众突然哭了起来。十年过去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了。一群爱国人士和我舅舅卢卡一起向德国大使馆扔石头。违反了一切命名的优先规则，彼得堡沦落成了彼得格勒。贝多芬竟然是个荷兰人。新闻片演的是上镜头的爆炸，大炮的一阵阵发射，打着皮绑腿的庞加莱，荒凉的泥水坑，可怜的沙皇的小太子穿着切尔克斯人的军装，佩带着短剑和子弹带，他高大的姐姐们穿得如此邋遢，长长的火车上挤满了部队。母亲开设了一家私人医院收治伤员。我记得她穿着她极其厌恶的流行的灰白相间的护士服，流着同样孩子气的眼泪责备那些伤残农民冥顽不化的逆来顺受态度，以及非全心全意的同情之无效。再后来，在流亡期间，在回顾过去的时候，她常常指责自己（我现在认识到这是不公平的），说她对人的痛苦的感触，远不如她对人在无辜的自然——老树、老马、老狗——身上的感情发泄给予她的感触。
她对棕色的达克斯小猎狗的特殊喜爱使我挑剔的姑姑们不解。在装着她年轻时候的相片的家庭照相簿里，很少不包括一只这样的动物——通常是模糊的灵活柔软的身体的某一部分，但总有在快照中常见的达克斯小猎狗奇特的多疑的眼睛。我小的时候，仍有两只肥胖的老家伙，博克斯一号和鲁鲁，在门廊上懒洋洋地躺在阳光里。一九〇四年的某个时候，父亲在慕尼黑的一个狗展上买了一只小狗，它长大后成了一只脾气很坏但是非常漂亮的“火车儿”（这是我给他取的名字，因为他和卧车车厢一样是棕色的，也那么长）。我童年时代的音乐主调之一是“火车儿”的歇斯底里的声音，这是它在我们维拉宅的园林深处追踪从来没有抓到过的野兔时发出的，在黄昏时分它才从那儿叼着一只早已死了的鼹鼠的尸体、耳朵上粘满了牛蒡蒺藜回家（在我焦急的母亲站在栎树林荫路上长时间吹口哨以后）。一九一五年前后，它的后腿瘫痪了，在被用氯仿毒死前，它总是凄惨地像个无腿的残废人那样把身子拖过长长的光洁的镶木地板。后来有人给了我们另一只小狗，博克斯二号，它的祖父母是安东·契诃夫医生家的奎娜和布洛姆。最后的这只达克斯小猎狗跟随我们流亡，直到一九三〇年，在布拉格的郊区（那是我的寡母依靠捷克政府提供的很少的养老金度过了她生命最后岁月的地方），仍然可以看到它不情愿地和女主人一起出去散步，落得远远地气喘吁吁地蹒跚着，老态龙钟，对戴着的长捷克金属丝口套异常恼怒——一只穿着打补丁的不合身衣服的流亡狗。
我们在剑桥的最后两年，我和弟弟总在柏林度过我们的假期，我们的父母和两个妹妹以及十岁的基里尔在那儿，住在一套那种巨大、昏暗、明显是中产阶级的公寓里，在我的小说和短篇故事中，我把它租给那么多的流亡者家庭居住过。在一九二二年三月二十八日晚上十点钟左右，母亲和平时一样斜靠在角落里的红色长毛绒的长沙发上，我正巧在给她读勃洛克关于意大利的诗歌——刚读到关于佛罗伦萨的这首小诗的最后，勃洛克把佛罗伦萨比做一朵娇嫩的烟青色的蝴蝶花，她一边织毛活一边说：“是的，是的，佛罗伦萨看上去确实像一朵dïmnïy iris，太对了！我记得——”这时电话铃响了。
一九二三年以后她搬到布拉格，我住在德国和法国，无法经常去看望她；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前夕她去世的时候，我也没有在她身边。每当我设法到布拉格去的时候，总在岁月出其不意地重新披上它熟悉的面具之前感到那最初的痛苦。在她和她最亲密的侍伴叶夫根尼娅·康斯坦丁诺夫娜·霍菲尔德（一八八四——九五七）合住的那可怜的公寓房间里，在零星的破旧的二手家具上，到处放着大本子，在她生命的最后几年，她在上面抄下了她最喜爱的从马伊可夫到马雅可夫斯基的诗歌。叶夫根尼娅在一九一四年接替了格林伍德小姐（而后者接替的是拉文顿小姐）做我的两个妹妹（一九〇三年一月五日出生的奥尔加和一九〇六年三月三十一日出生的叶莲娜）的家庭教师。我父亲的一只手的模型、一副现在属于东柏林的泰格尔希腊天主教的公墓里他的坟墓的水彩画，和流亡作家的作品放在同一个架子上，这些书的书皮用的是廉价纸，非常容易散开。一只用绿布蒙起来的肥皂箱上面，是她喜欢放在她的长沙发旁边的、在歪斜的框子里的发暗的小照片。她并不真正需要它们，因为一切都在她的记忆之中。就像一个巡回演出团的演员，虽然他们仍然记得他们的台词，却走到哪儿都怀带着一片任风吹刮的荒原，一座雾蒙蒙的城堡，一个具有魅力的岛屿，她也拥有她的心灵曾储存起来的一切。我现在仍能清楚地看到她坐在一张桌子旁边，安详地考虑着摆在面前的一局单人纸牌戏：她倚在左胳膊肘上，左手空闲的大拇指贴在面颊上，手里拿着一支香烟挨在嘴边，右手则伸向下一张牌。她的无名指上闪现的两道光是两枚结婚戒指——她自己的和我父亲的，后者她戴着太大，用一条黑线和她自己的系在了一起。
只要我在梦中见到了死去的人，他们总是一声不响，不安，奇怪地抑郁，和他们亲爱的、快活的本人很不一样。我毫不惊奇地感知到他们的存在，置身在他们在世间生活时从来没有到过的环境之中，在他们根本不认识的我的某个朋友的家里。他们分开坐着，对着地板皱眉，似乎死亡是个黑色的污点，一个可耻的家庭秘密。肯定不是在那个时候——不是在梦中——而是当你清醒的时候，在强烈的成功和欢乐的时刻，在意识的最高层次上，死亡的必然性才有机会从桅杆上，从往昔以及它城堡的塔顶上看到自己的极限以外。尽管透过迷雾看不见太多的东西，不知怎的总会有那看着正确的方向的极乐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