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逢乱世，饱经世事变化，辜振甫在经商中不断地领悟人生的道理，并在经商中实践着自己的价值理念。
早在辜振甫刚刚接受父亲产业的时候，因为不懂得经营，使得原本肥得流油的大查殖产面临破产的边缘。许多老员工公开地指责辜振甫的无能，甚至咒骂辜振甫忘记了长辈创业的艰辛，是个地地道道的败家子。
面对声泪俱下的老员工，辜振甫并没有恼怒，他心里明白，这些出来指责他的员工都是对大查殖产有着深厚感情的，即使现在没有能力发薪水，他们依然不愿离开，愿意与企业一起从困境中走出来。
此时的辜振甫认真分析了自己的处境以及大查殖产面临困境的原因，最终他选择了以最坦诚的方式面对工人。他说因为自己的能力有限，没有把大查殖产经营好，辜负了父辈的期望，所以他决定辞去董事长的职务，并且任命企业中既懂管理又懂垦殖技术，同时人品很好的老员工出任董事长。
但是，他同时强调：“请诸位不要忘记，我到现在还只是一个学生，我对大查殖产至少在目前还没有一个完整的经营计划。大家知道，像大查殖产这样的管理体制和管理方法，早就需要来一个彻底的改进了，然而我辜振甫现在还不能实现蓝图上的改革。但是，我相信我可以的。”
如此谦虚谨慎而又开诚布公的态度赢得了员工们的认可与支持，这也成为辜振甫一生的经营理念。
即使到了后来，辜氏家族的企业遍布全球，辜振甫依旧秉承着自己的价值理念。他说：“有一年，我有一半时间在国外，没有打过电报或电话回来。甚至连信也没有写过一封。我回家来后，发现我不在公司的时候，一切都比我在公司的时候还好。”
几句轻描淡写的话，显示出他做事的态度。台泥的职工，对他这位董事长都很敬佩。但台泥职工将这种敬佩的心理升华在尽心尽职的工作态度上。
在辜振甫参观中橡集团公司的时候，公司负责人恳请他题字，于是他写下了自己心中的经营理念：谦冲至之，开诚立信。
台湾商界流行一句生意经：“诚信在经商中是第一位的。这句话的含意，就是叫人要守信用。”这，可以说是中国台湾商人的肺腑之言。
在生意场上做事，台湾商人信奉的是说一句算一句，答应了人家的事，不能反悔，不然叫人看不起，以后就吃不开了。在台湾商界，守信用是一条大家共同遵循的“贾道”。不守信用的后果是严重的，大家都会对他不屑一顾，甚至与他断绝生意来往。这一点，在辜振甫身上表现得尤其明显。
在台湾商场上，商人讲诚信、守信用是源于中国传统的商业文化和精神。来自山西的商人在会馆和商号中供奉关羽，除了有尊崇之意，还寓示自己是关羽的老乡，在商业和处事上应重承诺、守信用。
而来自安徽的商人宗族派性极强，他们都是互相扶助和互相支持的。但一旦有人不守信用、不择手段、唯利是图，那就会遭到许多同乡商人的鄙视。他们把这种商人称为“徽狗”。
一位东南亚华侨领袖曾经在报纸上发表这样的言论：“台湾商人非常精打细算、重利害关系，对于口头约束的事情常重视信用，而日本人则不能。”台湾商人深知，信用能为企业带来顾客，为顾客带来信心，而信用的培养，必须以诚心诚意为顾客服务为前提。因此，他们永远把诚信放在第一位。
这种做法，恰恰是经商成事之道。因为，经商谋利，要坚持有利于整个社会的行事原则，不与大家的公共利益相冲突。成为一个值得信赖的组织，坚持这样一种伦理价值，企业才会有更大的发展机会。
一个组织的生命力取决于它的价值观、视野，就像一个人不但要独善其身，还要兼济天下。资本的原始积累欲望不能保证企业获得不竭的发展动力，而商业伦理基础上的崇高使命感和道德感，不但可以成为组织发展的商业灵魂，更可以在激烈的竞争中让企业走得更远。
培养企业与员工的商业伦理，既是增强企业竞争力的努力方向，也是企业良性发展的要素：
（1）经营阶层的稳定度——企业频繁更换重要领导人，对业务发展、人心稳定都会带来不利影响，最终影响到经营业绩的提高；
（2）高层主管的认真度——认真做事，才会有专注和敬业精神，带来高效的执行，这是赢得成功的关键。
（3）全球化的平衡度——当世界成为平的，企业的各种资源都会在全球化的趋势下发挥作用，全球化能力是企业的一种竞争力；
（4）经营决策的速度——高效的运行速度，首先来自高效的决策，令行禁止、言出必行的团队才有快速行动的能力；
（5）员工利益紧密度——激发团队成员积极性，需要完备的激励措施和制度保证；
（6）客户的分散度——在市场多元化的背景下，发展多层次的客户与产品，才能适应市场的需求；
（7）技术的掌握度——拥有核心的技术和专利，能够跟踪前沿市场趋势，企业才能在竞争中保持领先地位，获得先发优势；
（8）团队的合作度——组织设计科学、有效率，在工作中才能实现协作、合作，产生强大的行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