似乎皮特是对的，网球是他的工作，他满怀热情、全身心地投入到这份工作中，而我所有关于过一种没有网球的生活的言论似乎都只是说说而已，只是为我的心烦意乱找的一种冠冕堂皇的借口而已。自从认识他以来，我第一次羡慕起他的乏味和迟钝。我希望自己也能像他一样，如此缺乏激情，而且如此不需要激情。
波姬和我在太平洋帕利塞德区买了一座房子。这座房子并不是我想要的那种类型，我一心想买一座有与厨房相通的大型家庭活动室的农场房。但她喜欢，因此我们搬进了这里，住在这座建在悬崖边上、法国乡村风格的多层建筑里。这里的空气不流通，而且感觉了无生气，但对于打算在众多房间里度过大量时间且尚无孩子的夫妇来说，这里倒是一个理想的选择。
房产中介滔滔不绝地谈论着从我们家看出去的景色如何美轮美奂。前景是日落大道，在晚上，我能看到我们第一次约会后我住的那家假日酒店。很多夜晚，我凝望着这家酒店时禁不住在想：如果我继续开车没有停下来，如果我在那次见面后就没再给波姬打电话，今天又会是什么样子？我认为在烟雾笼罩的日子里，从我们家看出去的景色要好一些，因为我不会看到那家假日酒店。
在1996年行将过去时，我们在家里开了一个新年前夜的乔迁聚会，邀请了拉斯维加斯的一伙人和波姬在好莱坞的朋友。我们与吉尔商议了安全事宜。在恐吓信源源不断的情况下，我们不得不防范那些闯入者，因此吉尔几乎整个晚上都站在车道的入口处，检查前来的车辆。麦肯罗也到场了，当时我便戏谑地问他是如何过吉尔那一关的。他坐在露天平台上，谈论着这些天来我最不喜欢的话题——网球，于是我不断地进进出出。我整个晚上不是在调玛格丽特鸡尾酒，就是坐在壁炉前通炉子、添燃料。当我凝视着壁炉里的火焰时，我心里在想，1997年会比1996年好。我暗自发誓：1997年将是阿加西之年。
波姬和我正在参加金球奖颁奖典礼，这时我接到了吉尔的电话。他12岁的女儿凯茜出事了，她到拉斯维加斯以北、距拉斯维加斯大概一个小时路程的查尔斯顿山旅行，滑雪时径直滑进了一个雪坑里，摔断了脖子。我马上离开波姬，飞往了拉斯维加斯，晚礼服都没换就直接奔向了医院。到医院时，走廊里的吉尔和盖伊正在焦急地等待，他们看起来似乎都要撑不住了。我分别给了他们一个拥抱，然后他们说情况很糟，非常糟。凯茜需要做手术，医生说她有可能会瘫痪。
几天里，我们一直待在医院，和医生谈论凯茜的病情，并尽力使凯茜过得舒服些。吉尔急需回家补充睡眠，他甚至都站不住了，但他不会离开的，他要一直守护在女儿的身旁。我想出了一个折中的办法。我有一个非常棒的小型货车，是我从佩里的父亲那里买来的，车上有圆盘式卫星接收天线，还有折叠床。我把它停在医院外面，就停在医院的前门不远处，然后我对吉尔说：“现在，当探视时间结束时，你不必回家，但你可以下楼，在你的新货车的后座上合一会儿眼，休息几个小时。不过，在医院前面停车是要计时收费的，我已经在茶杯架上放满了25分的硬币。”
吉尔奇怪地看了我一眼，并且意识到我们相识这么长时间来，我和他第一次互换了角色。在这几天里，是我使他更加坚强。
一周后，医院准许凯茜出院了，医生说她已经脱离了危险。她的手术很成功，因此她不久就能站起来并且四处走动了，但我仍想跟着她回家，在拉斯维加斯逗留一段时间，看她恢复得如何。
吉尔听不进去我的话。他知道我要去圣何塞参赛。
我跟他说我准备退出这项赛事。
“绝对不行，”他说，“现在除了耐心等待并虔诚祈祷外，什么也做不了。我会给你打电话，通知你最新进展的。去吧，去比赛。”
我从未与吉尔争吵过，因此这一次我也不会。我很不情愿地去了圣何塞，参加了三个月以来我的首场比赛。我的对手是马克·诺尔斯，他是我在波利泰尼学校时的一个室友。他之前一直在双打领域发展，如今试图打入单打领域。他是一位出色的运动员，但对于我来说，战胜他应该不成问题，我比他自己还了解他的比赛风格。但他还是和我一直抗争到了第三盘。虽然最终我赢得了这场比赛，但赢得并不轻松，因此我心里很不痛快。我在比赛中一路高歌猛进，似乎决意要杀入决赛，与皮特一争高下。但在半决赛中，我溃败了，我在与来自加拿大的格雷格·鲁塞德斯基的对决中败下阵来。当时，我的思想已经逃离了我的身体，提前几个小时回到了拉斯维加斯。
我正待在我的单身公寓里，与助手斯利姆一起看电视。凯茜恢复得并不是很好，而医生也不知道原因何在。吉尔已经处于崩溃的边缘。与此同时，我的婚期也日益逼近了。我总是想推迟或者干脆取消这场婚礼，但我不知道如何开口。
斯利姆也很郁闷。他说，不久前，他和女朋友亲热时，安全套破掉了，现在她这个月的月经还没来。当电视插播一段广告时，他站起来大声宣布：“现在只有一件事可做，那就是吸毒。”
他说：“你想和我一起 high 吗？”
“High？”
“是啊。”
“High 什么 high？”
“盖克（Gack）。”
“盖克是什么鬼东西？”
“冰毒。”
“为什么叫它‘盖克’啊？”
“因为这是嗑药之后发出的声音。到那时，你的思维转得如此之快，以至于你唯一能发出的声音就是：盖克、盖克、盖克。”
“我一直以来感觉都如此，所以那又有什么意思？”
“告诉你吧，伙计，你会觉得自己是个超人。”
这时，我仿佛听见有个人就站在我身后，对我说：“你知道吗？去他妈的。好吧，让我们一起 high 起来。”
斯利姆在咖啡桌上堆了一小堆冰毒。他切了一下，然后用鼻子吸了吸，接着又切了一下，让我也吸了一些。吸完后，我全身松软地靠在了沙发上，思考着我刚才的越界行为。后悔之情首先袭来，片刻之后则是巨大的伤感，然后兴奋之情汹涌而来，将我此时心中的所有消极情绪以及我曾经有过的消极情绪一扫而光。这是注射在下皮层的一剂可的松。我从未感觉如此活力四射，如此满怀希望，如此精力旺盛。我内心萌生了一种冲动，一种打扫卫生的强烈欲望。我把房子从顶到底打扫了一遍，就差把房子拆了——我掸掉家具的灰尘、擦拭浴缸、整理床铺。当没有什么可以再打扫的时候，我就洗衣服，洗所有的衣服。我把每件毛衣和T恤都叠得整整齐齐，但我的精力似乎没有受到丝毫的减损，我还是不想坐下来。如果我有餐具的话，我会把它们擦得锃亮；如果我有皮鞋的话，我会使它们熠熠生辉；如果我有一大罐硬币的话，我会把它们码得整整齐齐。我上下张望，四处寻找斯利姆，原来他在外面的车库里，正把他汽车的发动机拆下来，然后再装回去。我告诉他我现在可以做任何事，任何事，伙计，任何事，他妈的任何事。我可以钻到车里，开车到棕榈泉市，打一场18洞高尔夫球，然后开车回家，做午饭，游泳。
我两天都没有睡觉。而当我最终得以入睡时，我则仿佛昏死过去一样，毫无意识。
几周后，我与左手握拍的斯哥特·德拉帕进行了一场艰苦的战斗。他很有天赋，是一位优秀的选手，但过去我曾轻松地击败过他，因此这次战胜他应该不成问题。可是，他却彻底打垮了我。事实上，此时的我已完全不是他的对手。说实在的，我真的觉得上一次击败他的那个人并不是我。在那么短的时间之前，我怎么可能会比现在强这么多？在比赛中，他在每个方面都压倒了我。
赛后，记者问我是否还好。他们问这一问题时，并没有流露出责难和刻薄的语气。事实上，他们就像佩里和布拉德一样担心和不安，他们也很想知道我到底是怎么了。
波姬对此却毫不在意。现在，我几乎逢赛必输，只有当我退出赛事时，我才能逃脱失败的命运。而她只是说她很喜欢我有更多的时间陪她，她说因为总的来说我的比赛少了，我也没有以前那么情绪化了。
她对此如此无动于衷，部分是由于她在全神贯注地筹备婚礼，当然，严格的婚前强化训练课也“功不可没”。为了漂亮的白色婚纱装，她在吉尔的指导下进行着严格的塑身训练——跑步、举重、做伸展运动，仔细地计算着每个单位的卡路里。为了获得更强大的动力，她在冰箱门上贴了一张照片，并用心形磁吸相框将其框住。这是一位完美女人的照片，她说。有着波姬想要拥有的那种完美双腿的完美女人。
我盯着照片，不禁有些惊讶。我伸出手摸了一下相框。
“那不是……？”
“对，”波姬说，“施特菲·格拉芙。”
4月份，我参加了戴维斯杯，想借此找回原来的状态，重获生机。我发奋地练习，刻苦地训练。我在纽波特比奇的第一场比赛，对手是沙尔肯。6英尺5英寸高的他发起球来就像只有5英尺6英寸的选手那样。不过，他的击球还是相当干净利落，而且同我一样是个“惩罚者”，一个喜欢退回底线、让对手满场跑动的底线型选手。我知道我面对的是什么。比赛的那天阳光充足，风很大，而我则感觉有些怪诞——荷兰球迷们竟然穿着木屐，手中挥动着郁金香呐喊助威。在三盘沉闷冗长的比赛后，我战胜了沙尔肯。
两天后，我再次上场，这回对手是扬·西梅林克，又名“垃圾男”。他是个左撇子，也是一位优秀的截击手，他可以迅速地移动到网前并出色地完成截击。但除此之外，他在比赛中的表现看起来都很滑稽，完全不正常。西梅林克每一次用正手击球看起来都像是误击，而他的每一记反手击球则似乎都会碰到球拍，甚至连他的发球都具有一种古怪的特质。垃圾。我满怀信心地开始了这场比赛，随后才意识到缺乏条理也是一件强大的武器。他糟透了的击球总是使你不知所措、防不胜防，而你似乎永远掌握不好击球时机。在比赛进行了两个小时后，我手忙脚乱、呼吸困难、头痛欲裂，而且我未赢一盘，以0:2落后。不过，不知怎的，我最后还是赢得了这场比赛。至此，我已在戴维斯杯上取得了24胜4负的战绩——美国球员创造的最好成绩之一。在称赞了我在这场比赛中的表现后，体育记者问我为什么不能在其他比赛中也表现如此。即使他们对我的称赞有所保留，但我还是尽情地享受其中。我感觉很好，因而我还是要感谢一下戴维斯杯的。
而从另一方面来讲，戴维斯杯却扰乱了我的美甲日程。波姬就婚礼事宜向我提出了许多要求，其中不容商量的一项是关于我的指甲。她要求我的指甲必须完美。我喜欢抠包在指甲根部的角质层护膜，我一紧张便会如此，已经成了习惯。当她把戒指戴到我手上时，波姬说，她想让我的手呈现其最佳状态。就在我与“垃圾男”比赛前，以及比赛后，我屈从了她。我独自坐在美甲师的椅子上，看着那个女人在我的指甲上精雕细琢。坐在那里，我心里想，这就像同“垃圾男”的比赛一样使我感到不知所措、手忙脚乱。
我想：现在，此情此景，我才应该被称为垃圾。
1997年4月19日，波姬和我在蒙特雷的一座小教堂里举行了婚礼。教堂里闷热至极，令人窒息，而坐满狗仔队的四架直升机不停地在头顶盘旋。当时我愿意用我所拥有的任何东西换取一股新鲜空气，但为了不受到窗外直升机噪音的影响，窗户全都紧紧地关着。
闷热是导致我在婚礼上浑身冒汗的一个原因，但主要原因是我的身体和神经都崩溃了。当神父按部就班地主持着婚礼时，汗不断地从我的眉毛、下巴，还有耳朵上滴下来。其他人也都出汗了，但都没有像我这样。我的新登喜路礼服上装都湿透了，甚至当我走路时，我的鞋都咯吱咯吱作响。我的鞋里垫了增高垫，这是波姬另一个不容商量的要求。她差不多有6英尺高，而她不想在婚礼拍摄的照片中高于我，于是她穿了一双平根的老式无带浅口鞋，而我则像踩高跷一般。
在我们离开教堂之前，一个假新娘——波姬的替身先行离开，从而转移狗仔队的视线。这是我第一次听到这个计划。我以前全然没有把这件事放在心上，我拒绝留意与婚礼有关的事情。当我注视着假波姬离开时，我心里产生了一种没有任何一个男人会在婚礼上产生的想法：我希望我也能够离开。我希望有一位假新郎能够替代我继续这场婚礼。
一架马车正在不远处停着，它将把我们送到一个叫 Stonepine 的牧场，我们将在那里举办招待会。不过在乘马车前，我们还得先乘一小段路的汽车。我上了车，坐在波姬的身旁，目光却无法从我的大腿处移走。我对于自己汗流不止这件事感到很没面子，波姬则说这没什么。她非常体贴，但我觉得这绝对有问题。没有一件事情没有问题。
我们进入了招待会现场，也陷入了无穷的噪音之中。一张张不同的面孔不断在我眼前闪过——菲利、吉尔、J.P.、布拉德、斯利姆，还有我的父母。也有一些我不认识，或者从未见过但能依稀辨认出的名人。波姬的朋友？朋友的朋友？《老友记》中结识的朋友？我看到了佩里——我的伴郎兼毛遂自荐的婚礼策划人。他戴着麦当娜在演唱会上用的那种耳麦以便随时与摄影师、花商以及酒席承办人联系。他如此尽职，如此紧张，我的神经因而绷得更紧了。我以前从未想过自己会这样。
在这个夜晚行将结束时，我和波姬蹒跚地上了楼，走进了我们的婚房。房间里点着数百支蜡烛，这是我为波姬安排的，但是蜡烛太多了，这个房间俨然成了一个大烤炉，比教堂还热。我又开始出汗了。我们开始吹蜡烛，随后烟雾警报器响了起来。我们关掉警报器并打开了窗户。在等待房间凉快下来的同时，我和波姬下了楼，继续参加招待会，与客人们一起吃巧克力慕斯蛋糕，挥霍掉了我们的新婚之夜剩下的时光。
第二天下午，在朋友和家人出席的烧烤野餐会上，波姬和我上演了一场隆重的出场秀。按照波姬的计划，我们头戴牛仔帽、身穿劳动布衬衫，骑着马到达聚餐地点。我骑的马名叫“糖糖”，它哀伤呆滞的眼神使我不禁想起了我的鹦鹉“桃子”。人们聚在我周围，同我交谈，祝贺我，拍拍我的背。我需要以某种形式逃离此地，于是我花了很多时间和我的外甥斯凯勒——丽塔和潘乔的儿子——待在一起。我们手握着弓和箭，朝远处的一棵橡树进行射击练习。
当我拉弓时，我突然感到手腕处一阵刺痛。
我因此退出了1997年的法网赛。在所有类型的场地中，红土场对于脆弱的手腕来说伤害最大。和那些一直在进行训练的泥耗子打比赛，我是绝对坚持不到第五盘的，更何况当他们在进行训练时我却在修指甲和骑马。
但我会去温布尔登的，我想去。波姬在英国得到了一个角色，这意味着她可以陪伴我。这会是一次不错的经历，我想，换个环境也好，这是我和波姬以夫妻身份进行的第一次旅行，而且去的地方不再是一个岛。
但是仔细想想，英国不也是一个岛吗？
在伦敦，我度过了几个开心的夜晚——与朋友共进餐，看了一场实验剧，沿着泰晤士河散步。在河边散步时，夜晚的天空繁星点点，似乎预示着我将拥有一个美好的温布尔登。然而随后，我决定我宁可一头扎进泰晤士河。不知为何，我就是不能使自己进入状态。
我告诉布拉德和吉尔我将退出这项赛事。“我陷入了‘气阻’状态。”
“你所谓的‘气阻’状态到底是什么意思？”布拉德问。
“我因为很多原因打了这么多年网球，”我说，“而似乎这些原因中没有一个是出于我自己的。”
这些话脱口而出，根本未经思索，就像那个晚上我对斯利姆说那些话时一样，但它们听起来又非常真实——事实上，是那样的真实，以至于我都把它们记下来了。我不断地重复着这些话，对记者，以及对着镜子。
退赛后，我又在伦敦逗留了一段时间，等待波姬完成拍摄。一天晚上，我们与一群演员到波姬急切想尝试的一家世界闻名的餐厅——常春藤饭店——就餐。波姬和那些演员们一直在交谈，而我则默默地坐在桌子的另一端，不停地吃着——不，应该说是啃食着。我要了五道菜，然后在吃甜食时，又把三杯黏糊糊的奶糖布丁塞进了嘴里。
慢慢地，一个女演员终于注意到我面前有多少食物消失掉了。她看着我，流露出担心的神色。
“你总是像这样吃东西吗？”她问。
我正在华盛顿比赛，对手是弗拉赫。布拉德让我站出来，以报去年在温布尔登的一箭之仇。但这对我一点儿都不重要，我根本就不在乎。复仇？又一次？难道我们以前没有走过这条路吗？布拉德竟然可以被“布拉德个性”遮蔽双眼到如此程度，他竟然如此无视我的感受，这使我很悲伤，很疲倦。他以为他是谁，波姬吗？
我输给了弗拉赫，然后我对布拉德说，我整个夏天都不会再参赛了。
布拉德问：“整个夏天？”
那好，秋天见。
波姬在洛杉矶，而我大部分时间都在拉斯维加斯度过。斯利姆也在这里，我们经常一起 high 。拥有精力，感到高兴，摆脱“气阻”状态，这的确是令人欣喜的改变。我喜欢再次拥有那种意气风发的感觉，即使这种感觉是由化学物质激发的。我整夜都醒着，连续好几夜都睁着眼，恣意享受着寂静。没有电话，没有传真，没有人打扰我——除了在屋里忙来忙去、叠洗衣服以及思考，什么也不用做。
“我想要摆脱空虚。”我对斯利姆说。
“对，”他说，“对，空虚。”
除了从吸毒获得的兴奋感外，我从伤害我自己和缩短我的职业生涯中也获得了无可争辩的满足感。在20多年来只是对受虐浅尝辄止后，我现在把受虐变成了自己的使命。
但是心理上的后果却是可怕的。在连续两天都处于极度兴奋的状态、连续两天都彻夜未眠后，我已然成了外星人。我竟然还厚颜无耻地想知道自己为什么会觉得自己是在堕落。我是一名运动员，我的身体应该能够应付这个的。斯利姆总是吸毒，但是他身体似乎还好。
然而几乎是突然间，斯利姆，我几乎认不出他来了。这并不全是毒品在作怪，他对于自己马上就要成为父亲这一点本来就已焦虑得发狂了。一天晚上，他从医院给我打来电话，说：“发生了。”
“发生了什么？”
“她生了个小孩，提前了几个月。一个男孩，安德烈，他只有1磅6盎司重，医生说不知道他是否能活下来。”
我马上赶到了日落医院，正是在这所医院，斯利姆和我相隔一天出生。我透过玻璃窗凝视着那个婴儿，虽然他们告诉我那是一个婴儿，但事实上他只有我的手掌那么大。医生告诉斯利姆和我这个婴儿病得很严重，他不得不给他注射抗生素。
第二天早上，医生又对我们说抗生素注射得过量了。抗生素是注射到婴儿腿上的，现在腿部被“烧伤”了，而且他自己也无法呼吸了，他们需要给他戴上呼吸器。这是有风险的，医生担心婴儿的肺没有发育成熟，可能承受不了呼吸器，但没有呼吸器，他就会死。
斯利姆默默无语。“你认为怎么做最好，你就怎么做吧。”我对医生说。
就像担心的那样，几个小时后，婴儿的一个肺崩溃了，然后另一个也崩溃了。现在医生说，婴儿的肺确实承受不了呼吸器，但不用呼吸器，他就会死。他们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只有最后一线希望——有一种机器能够代替呼吸器，但又不会伤到肺。这种机器从婴儿体内采血，然后将氧充到血里，再把充了氧的血输回到婴儿的体内。但最近一处拥有这种机器的医院在菲尼克斯。
我安排了一架医用飞机。一组医生和护士摘掉了婴儿的呼吸器，像运送一个鸡蛋一样把他运送到了飞机跑道上。然后斯利姆、他的女朋友和我登上了另一架飞机。护士给了我们一个电话号码，当我们的飞机着陆时就打这个电话号码，以确定婴儿是否还活着。
当飞机的轮子刚一触到菲尼克斯的土地，我就深深地呼了一口气，然后拨通了电话。
“他……？”
“他活了下来，但现在我们得把他固定在机器上。”
在医院里，我们坐着、坐着，一直坐着。时间似乎凝固了。斯利姆一支接一支地抽烟，他女朋友则一边翻着杂志，一边默默地流泪。我走到一旁给吉尔打了个电话。“凯茜的状况不是很好。”他说，“她总是觉得疼。”我听着他的声音，感觉电话那头的人已经不是吉尔了，而是另一个斯利姆。
我回到了候诊室。一位医生出现了，他摘掉了口罩。我不知道我是否还能够承受得住更多的坏消息。
“我们设法把他固定在机器上了。”医生说，“到目前为止还不错，但是最终结果还要等六个月后才能确定。”
我为斯利姆和他女朋友在医院附近租了一间屋子，然后飞回了洛杉矶。我应该在飞机上好好睡上一觉的，但我却一直盯着我前面座位的靠背，思索着生命是多么的脆弱。“等六个月才能确定”——这一可怕的陈述对谁不适用呢？
回到家，我坐在厨房里，对波姬完完整整地讲述了这件悲伤、可怕、不可思议的事。她被深深吸引了，但却有些困惑不解。
她问：“你怎么会如此投入呢？”
我又怎能不投入呢？
几周后，布拉德说服我短暂地回归了赛场，我参加了在辛辛那提举办的 ATP 锦标赛。我的对手是来自巴西的古斯塔沃·库尔滕，他花了46分钟就击败了我。这是我连续第三项赛事在第一轮中就被淘汰出局。古利克森宣布他将不会选用我代表美国队参加戴维斯杯。我是美国最好的选手之一，但我不会怪他。谁会责怪他呢？
我以非种子选手的身份参加了1997年的美网公开赛，这是三年来的第一次。我穿了一件桃色网球衫，货架上的这种衣服因而销售一光。真是令人大吃一惊，人们竟然还想要跟我穿得一样，想要看起来与我相像——他们最近到底有没有好好看过我？
我进入了十六强，对手是拉夫特。1997年也是他取得重大突破的一年。他进入了法网的半决赛，也是我个人最为看好能够赢得本次大赛的人。他是一个出色的发球上网型球员，使我不禁想起了皮特，但我一直认为从美学的角度讲，拉夫特和我才是最佳对手，因为他在比赛中的发挥通常更加稳定。皮特可能在38分钟时间里都发挥平淡，但在最后一分钟却灵光一闪并赢得一盘，而拉夫特却自始至终都会打得很好。他身高6英尺2英寸，因而重心较低，而且他能像赛车那样迅速地改变方向。他是整个巡回赛中最难网前穿越的对手，而要讨厌他则难上加难——无论是赢还是输，他都风度翩翩。今天他赢了，他非常绅士地和我握了握手，并对我微微一笑。正是在他的微笑中，我察觉出了他明显的怜悯之情。
10天后我将到斯图加特参加比赛，因此我应该躲在一处，好好休息，并加强练习。但为了波姬，我却得前往北卡罗来纳州的一个名为幸福山的小镇，与戴维·斯特里克兰及其家人共同庆祝他的生日。戴维是波姬出演的新剧《出乎意料的苏珊》中的一位演员，和波姬关系很好。波姬想让我们跟他一起去，她认为在乡村四处转转并且呼吸呼吸新鲜空气，对我们会大有裨益，而我想不出好的理由拒绝她。
幸福山是一个古雅的南方小镇，但我在这里没看到任何山，而且它也并不是那么幸福。斯特里克兰的房子非常舒适，拥有古老的木地板、柔软的床，还弥漫着一种怡人的桂皮和馅饼皮的味道。稍微有点儿不协调的是它坐落在一个高尔夫球场附近，它的后门廊离一处果岭只有20码，因此在我视线所及范围内，我总是能够看到有人在准备推杆入洞。这座房子的女主人——格兰妮·斯特里克兰拥有丰满的胸部、圆润的脸颊，她一直站在烤炉旁边，不断地烘焙着什么或者做出又一批平锅菜饭。并不仅仅是因为饭菜可口，而主要是出于礼貌，我总是将碟子里的饭一扫而光，然后会再要一份。
波姬则仿佛身处极乐世界，我大体能够理解她为何如此。这座房子被蜿蜒起伏的小山和古老的大树环绕着，在这个季节，树叶会呈现出九种不同的橙色；而且，她喜欢戴维，他们之间有一种特殊的纽带，一种能够理解彼此之间的调侃和戏谑的语言。时不时地，他们会不知不觉地进入他们正在演的那部戏的角色，演出一幕戏，然后大笑不止，直至声音嘶哑。虽然他们会迅速地向我解释他们在做什么或在说什么，试图不使我觉得受到冷落，但对我来讲，那远远不够，而且往往太迟。我是电灯泡，我知道。
在晚上，温度会下降，空气中弥漫着松树和泥土的气息，使我倍觉伤感。我呆立在后门廊处，仰望星空，想弄清自己到底怎么了，为什么如此美景都无法吸引我。我想到了那一时刻：很多年前的那一天，当菲利和我决定放弃网球时，一个电话打来，邀请我来北卡罗来纳州参加一场比赛，于是才有了我后来的辉煌和惨败。我一遍又一遍地问自己：“如果我那时退役了，会怎么样？”
我打定主意，我要努力工作。就像一直以来那样，努力工作才是答案。毕竟，斯图加特站几天后就要开打了，如果我能够在这一赛事中胜出，我目前的状况就能够得到改善。我给布拉德打了电话，他大概一个小时后就给我订了一个球场，还为我找到了一位练球伙伴，一个除了每天上午只是想和我对打而别无他求的业余选手。我在清晨的雾霭中驱车朝布卢里奇一路驶去，在那里与那位业余选手会面。我感谢他愿意花时间陪我练习，但他说他乐此不疲。“这是我的荣幸，阿加西先生。”我精神为之一振——我会完成我的工作的，即使我身处这个偏远的地区。我们开始击球。这里海拔较高，地心引力较小，球总是四处乱飞，打球时就仿佛身处外太空，似乎总是在做无用功。
几天之后，这位年轻人的肩膀脱臼了。
在这趟南部之旅的剩下两天里，我不是在狼吞虎咽地吃着平锅菜饭，就是在默默思考。而当我无聊至极时，我甚至想用头撞松树。我走上高尔夫球场，试图以低于标准杆一杆的成绩把球击入离后门廊最近的洞里。
终于到我该离开的时候了。我分别同波姬和格兰妮·斯特里克兰吻别，并注意到自己竟然赋予了这两个吻同样的激情。我飞往迈阿密，转乘飞往斯图加特的直航飞机。当我登机时，我又看到了皮特——除了他还会是谁？看起来在过去的一个月中，他除了训练就是训练，而在他不训练的时候，他会躺在他那间几乎空无一物的房间里，思索着怎么击败我。他休息充足，全神贯注，完全不受外物所扰。我总是在想我和皮特之间的差别被体育记者们过度夸大了。无论是对于球迷、耐克，还是对于赛事来说，把我和皮特分别视作网球中的扬基队和波士顿红袜队都是极为方便的，也是很重要的——这项运动中最好的接发球手：谦虚谨慎的加利福尼亚人和鲁莽草率的拉斯维加斯人。这些都是屁话，或者用皮特最喜欢的话来说，这些都是胡说。但此时此刻，我们在登机门处随便聊了几句，我发现我们之间的差别似乎是真实存在的，而且差别之大令人恐惧。我总是对布拉德说，网球在皮特生活中所占的分量太重了，而在我的生活中分量却不够重。但似乎皮特是对的，网球是他的工作，他满怀热情、全身心地投入到这份工作中，而我所有关于过一种没有网球的生活的言论似乎都只是说说而已，只是为我的心烦意乱找的一种冠冕堂皇的借口而已。自从认识他以来，我第一次羡慕起他的乏味和迟钝。我希望自己也能像他一样，如此缺乏激情，而且如此不需要激情。
在斯图加特的比赛中，我又一次在第一轮就被淘汰出局。布拉德的情绪非常糟糕，我以前从未见过他这样。他以一种惊讶、悲伤以及与拉夫特相似的那种怜悯的眼神看着我。当我们在酒店前停下之后，他叫我去他的房间。
他在迷你吧里翻出了两瓶啤酒。他看都没看标签，甚至都不在意它们是德国啤酒了。当布拉德不去注意或者没有抱怨就喝德国啤酒时，肯定出事了。
他穿着牛仔裤和黑色高领毛衣，神情阴郁、严肃而且看起来苍老了许多。我使他变老了。
“安德烈，我们得做出一个决定，我们在今晚离开这间屋子前就要做出决定。”
“怎么了，布拉德？”
“我们不能再这样继续下去了。你的水平远不应该如此，至少，你过去比现在要好很多。你或者退役，或者重新开始，但你不能再像这样丢自己的脸了。”
“什么……？”
“让我把话说完。你还远未走到尽头，至少我认为你可以。你还能赢，好的事情还会发生的——但是你需要彻底地重新审视自己。你需要回到起点，你需要退出所有的赛事，重整旗鼓。我说的是一切从零开始。”
如果布拉德说要退出赛事，我知道事情已经很严重了。
“你需要这样做，”他说，“你需要像多年没有训练过那样进行训练。强化训练。你需要使自己的身体就位，精神就位，然后从最底层开始——我指的是挑战赛，你要和那些从未梦想过自己能有机会和你见面、更别提和你打比赛的人对抗。”
他停下来，喝了一大口啤酒。我什么也没说。我们已经走到了十字路口，这就是现在的境况，而且似乎我们已经朝这个方向行进好几个月了。我凝望着窗外斯图加特来来往往的车辆。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厌恶网球——但我更厌恶自己。我心里想：即使你痛恨网球又怎么样？谁在乎？外面的那些人，那些讨厌他们赖以为生的工作的芸芸众生，尽管讨厌，他们还是在继续从事着他们的工作。也许，做你所讨厌的事情，而且要欢欣鼓舞地好好做，才是关键之所在。既然你厌恶网球，那就全身心地恨它，但你仍需要尊重它——还有你自己。
我说：“好的，布拉德，我还不想就这么结束，但我已经筋疲力尽了。所以请告诉我怎么做，我一定照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