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天报纸或杂志上都有抨击阿加西的长篇大论——球员的爆料，体育评论员的苛评。恶意中伤的文字，却挂着评论的招牌。我是一个傻瓜、一个小丑、一个骗子、一个侥幸成功的人；我之所以获得如此高的世界排名，全仰仗网络和青少年们串通好的阴谋；我根本就不配得到这么多的关注，因为我没有赢得过大满贯冠军头衔。
我结束1987赛季的方式更为轰动。当时，我在巴西的伊塔普利卡岛赢得了我职业生涯中的第一个冠军头衔。这次比赛之所以如此令人难忘，是因为我是在一群对我充满敌意的巴西观众面前获胜的。当我击败了他们最杰出的选手路易兹·马塔尔之后，他们并没有像我预料的那样表现出怨恨愤怒的情绪——事实上，他们将我奉为巴西人的英雄。他们冲到赛场上，将我扛到他们的肩膀上，把我抛上了天。这些观众有很多是从海滩直接来到赛场的，因此他们身上还涂着厚厚的可可脂，结果弄得我浑身也沾满了可可脂。穿着比基尼和凉拖的女人们疯狂地亲吻拥抱我。音乐响起，人们开始跳舞，有人递给了我一瓶香槟，让我朝人群喷洒。那种狂欢节般热烈欢快的气氛感染了我。我终于取得了突破，连续赢了五场球（但我也警觉地意识到，要赢得大满贯，我需要连续赢七场）。
有人将冠军奖金的支票递给了我。我看了又看，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那可是9万美元！
两天后，牛仔裤兜里揣着这9万美元支票，我忐忑地站在父亲的卧室里，企图采取迂回的心理战术对付老头子。
“爸爸，你觉得我明年能赚多少？”
“嗯，几百万吧。”他笑嘻嘻地说。
“好，那您不介意我买辆车吧？”
他皱了下眉头。“中招了。”
我知道我梦寐以求的车终于要到手了，我仿佛能看到功能超强的白色克尔维特在向我招手。父亲坚持他和母亲一起陪我去看车，说是防止我上当受骗。我没有权利拒绝，父亲是我的老板兼管家。我已经不在波利泰尼学校集中住宿了，因此我再一次回归到了父亲的屋檐下，也就意味着要受他的管束。我现在能够满世界穿梭、赚钱，甚至赢得一定的名声和地位，但是事实上我仍靠着父亲给的零用钱过日子。这很不合理，但是没办法，我的整个生活就是不合理的。我只有17岁，还没有准备好独立生活，我甚至还没有准备好独自一个人站在网球场上。但是，就在不久之前，在里约热内卢的我却是一手抱着辣妹，一手拿着9万美元的支票。经历得多了，我已经成了一个过于老成的少年，一个没有自己银行账户的老小孩。
在汽车经销商那里，父亲与那个推销员针锋相对、不断杀价，商量很快升级为争吵，可为什么我却一点儿都不惊讶呢？每次父亲提出一个新价格，那个推销员都得跑去跟他们的经理商量。父亲的拳头松开了又握紧，握紧了又松开。
那个推销员和我父亲最后终于就价格初步达成一致，我离梦想中的车只有一步之遥了。父亲戴上眼镜，最后看了一眼书面协议，他的手指顺着列出的费用清单一路向下。“等等，这是什么？这44.99美元是干什么的？”
“这是书面协议纸张费。”销售员说。
“这不是我买的纸，这是他妈的你的纸。你自己的破纸，你自己付钱。”
那个推销员却并不忌惮我父亲恶劣的语气。他们开始恶语相向，谩骂声肆虐。我能在父亲的眼里看到那种同他打倒那个卡车司机时一样的表情，也许看到这些车，他就感到了以前在马路上会感到的那种愤怒吧。
“爸爸，这辆车价值3.7万块，你有必要为这区区50块的费用吵吗？”
“他们是在欺负你，安德烈！他们是在欺负我。我不能让全世界的人都骑在老子头上撒野！”
他冲出那个销售员的办公室，冲到了主展厅，那儿的经理们正坐在一个高高的柜台旁。他朝他们尖叫：“你们以为你们躲在这里就安全了？啊？你们以为躲在那个柜台后面就安全了？有本事你们出来！”
他的脾气上来了，仿佛真的准备一个人单挑那五个人。
母亲抱住了我，对我说：“我们只能到外面去等着了。”
我们站在人行道上，隔着店铺厚厚的玻璃看着父亲在那边情绪激昂、滔滔不绝地发表着长篇大论。他时而捶桌子，时而挥舞拳头，我觉得自己正在看一部无声的恐怖电影。感到尴尬的同时，我也有轻微的妒忌。我希望我拥有父亲的怒气，我希望在遇到强劲的对手时，我也能爆发出我的怒气。我想知道如果在打比赛时我也能拥有这样的怒气并且朝着球网发泄我的怒气会是怎样的情形，会有怎样的结果。但事实上正相反，不论我怎样生气，我都只会冲着自己发泄。
“妈妈，这些年来，你是怎么忍受过来的？”
“唉，我也不知道。”她说，“这些年来，他没被人杀死，没有进监狱，我想我们已经够幸运了。希望这次不会惹上那样的麻烦，希望这一切都会过去。”
除了我父亲的火爆脾气，我还希望我能继承一部分母亲的镇静。
第二天，菲利和我又到了那个汽车经销商那里。那个推销员把钥匙递给了我，用可怜的眼神看着我，说：“你跟你父亲真的一点儿都不一样。”尽管我知道他是在说恭维话，但是我却有点儿被冒犯的感觉。开车回家的路上，拥有梦寐以求的克尔维特的喜悦已经被冲淡了。我告诉菲利，事情从现在开始会有所不同的。我驾着车在过往的车流中穿行，然后我加快了速度，对自己说：是时候了，我要自己掌管自己的财务，我要掌控自己的人生！
每次长时间的比赛后，我都会筋疲力尽，而对于我来说，每一场比赛都是漫长的。我的发球并不是很出色，不能通过发球轻松得分，因此每一个对手都要跟我打上整整12个回合。我应对比赛的技巧和知识正在不断地提高，但是我的身体却垮掉了。我几乎只剩下皮包骨了，而且身体非常虚弱。比赛时，打一会儿就两腿发软，随后我的神经也不受控制了。我告诉尼克，以我现在的状态，根本无法和世界上最优秀的选手竞争。他也很赞同我的说法。“比赛中双腿就是一切。”他说。
我在拉斯维加斯找了一个教练来训练我的体能，他叫雷尼，退伍前曾是军队的上校。雷尼是一个像粗麻布一样粗鲁的人，骂起人来像水手，走起路来像海盗。在很久以前的一场战争中，他曾经中过弹，那是他不愿提及的经历。和雷尼待上一个小时后，我宁愿有人一枪毙了我——他似乎以谩骂侮辱我为乐。
1987年12月，沙漠不合时宜地冷了下来。赌场中“21点”桌的发牌员戴着圣诞帽，棕榈树上挂满了亮闪闪的彩灯，甚至长街上的妓女们也在耳朵上戴上了圣诞挂饰。我告诉佩里我不想等到明年了，我觉得自己已经足够强壮了。我开始有了掌控网球的感觉。
我在孟菲斯参加了自己在1988赛季的首项赛事，并赢得了冠军。那场比赛我打得得心应手，球离开我的球拍后充满了活力。我的正手逐渐加强，击出的球简直可以将对手打穿。每一位对手都以不可置信的表情看着我，仿佛在说你这些球究竟是怎么打过来的。
我也从球迷的脸上注意到了一些变化。他们崇拜地看着我、要我为他们签名的样子，当我走进赛场时他们疯狂尖叫的样子，让我感觉稍微有些不适应，但是却也满足了我内心深处所向往的一些东西。这些渴望藏得如此之深，甚至连我自己都不曾发觉。我很害羞，但是我却喜欢得到别人的关注。当球迷们开始模仿我的穿着时，我有些憎恶，但也会暗暗窃喜。
1988年，模仿我的穿着就意味着穿牛仔短裤。牛仔短裤就像我的标志一样，总是同我一起出现，有关我的文章和简介必然会提及牛仔短裤。但奇怪的是，事实上并不是我选择了它们，而是它们选择了我。那是1987年我在俄勒冈州波特兰参加耐克全球挑战赛的时候，耐克的品牌代表邀请我去一个酒店套房看看最新的衣服样品。麦肯罗也在那里，当然他得到了最先挑选的机会。他拿着一条牛仔短裤说：“这他妈的是什么东西呀？”
我睁大了眼睛，舔了舔嘴唇想：哇，这条裤子很酷啊。麦肯罗，如果你不想要的话，那我可就要了。
当麦肯罗把它扔到一边后，我就迅速把它抢到了手。现在每场比赛我都穿着牛仔短裤，很多球迷也模仿我穿了起来。体育评论员却在这点上大做文章，认为我是想要出风头，但事实上，就像我的发型一样，我是在尽力保持低调；他们说我是在努力改变这项运动，但事实上，我却是一直在试图阻止这项运动改变我；他们称我是一个叛逆者，但事实上我并没有兴趣当什么叛逆者，我不过是像所有的青少年一样经历着叛逆期。这两者区别很模糊，但是却很重要。心底里，我只不过是想做我自己而已，但是因为我并不完全了解我自己，我想要弄清楚我是谁的尝试是盲目而笨拙的，而且必然也是矛盾的。我现在所做的和我在波利泰尼网球学校所做的事并没有什么不同——挑战权威，寻求自己的位置，向父亲传达某种信号，为得到机会而奋斗。我做的一切都没有改变，只是现在的我站在了一个更大的舞台上。
不论我做了什么，出于什么原因，我确实引起了很大的反响。我不断被称为美国网坛的“救赎者”，尽管我并不清楚那究竟是什么意思。我想这个称谓应该跟我打比赛时的氛围有关吧。除了我的穿着，球迷们开始效仿我的发型。我看到男男女女们留着像我一样的胭脂鱼发型（我个人认为还是女人梳这种头型比较好看）。这些效仿者们使我甚为得意的同时，也让我感到有点儿尴尬。我真的很困惑。我不能想象这些人为什么想要成为安德烈·阿加西，因为连我自己都不想做安德烈·阿加西。
时不时地，我开始在采访中解释这件事，却总是适得其反。我想要幽默一点儿，却总落得沉闷乏味，引起一些人反感；我想要深刻一点儿，但最后发现自己只是说了一些没有意义的话。因此，我不再纠结于这个问题，而是回归到中规中矩的陈词滥调，对记者说他们想要听的答案。我能做的就这些了。如果连我自己都不真正地了解我的欲望和内心的恶魔，我又怎能希望自己能够在那么短的时间内向记者们解释清楚呢？
更糟糕的是，当我说话的时候，记者们总是严格地记下我的每一字每一句，好像只有这样才能保证报道的真实性和可靠性。我想要对他们说：“等等，这句话不要记，我只是在大声地思考而已。你们在问我不了解的领域——我自己。让我好好想一想，组织一下语言，刚刚的说法是不确切的。”但是却没有时间。他们需要的答案非黑即白，非好即坏，只需要写出几百字有情节的报道，然后他们就将注意力转向下一件事了。
如果那时的我有更多的时间，如果那时的我更加了解自己，我就会对那些记者说：“我正在努力认清我自己。尽管目前我还不清楚我是谁，但我却很清楚哪些并不代表真正的我。我不仅仅是牛仔裤、胭脂头，也不仅仅是网球场上表现出的我。我跟公众心目中的‘我’一点儿都不同。不要以为我来自拉斯维加斯、穿着前卫，就认为我是一个爱炫耀的人。我并不是一个‘网球顽童’，尽管这个词几乎出现在所有有关我的文章中，可我连这个词怎么读都不清楚……而且，我真的不是一个朋克摇滚爱好者，我喜欢柔和的流行音乐，像是巴里·马尼洛和理查德·马克斯的歌。”
当然，还有一个有关我身份的关键问题，一件我知道但是却不能告诉记者的事，那就是我开始掉头发了。我梳着长长的、乱乱的头发就是为了掩盖这个事实。这个秘密只有菲利和佩里知道，因为他们也经历着同样的痛苦。事实上，最近菲利专程飞到纽约和一个男子爱发俱乐部的老板见面，就是为了买一顶新的假发套。他终于还是放弃了倒立这一尝试。他打电话跟我描述那个爱发俱乐部里提供的奇奇怪怪、各种样式的假发套。“这儿简直就是一个‘头发自助餐厅’。”他说，“就像时时乐餐厅里面的沙拉吧台一样，只不过沙拉都换成了头发。”
我让他给我也挑一个。每天早上在枕头上、在洗脸池以及在下水道，我都能发现自己掉的头发。
我问自己：你将来也要戴假发套吗？在比赛的时候戴个假发套？
我回答：我还有别的选择吗？
1988年2月，在印第安韦尔斯站，我一路杀进了半决赛。在半决赛时，我和西德选手鲍里斯·贝克尔对决，他是当时世界上最著名的网球运动员。他的外表很引人注目，梳着一头一美分铜币颜色的头发，腿几乎和我的腰一般粗壮。我在他巅峰状态时遭遇了他，但我还是赢得了第一盘。然后我接连输了两盘，其中第三盘争夺极其激烈。我们走出赛场，怒目相对，就像是两头被激怒的公牛一般。我暗自发誓：下次如果遇到他，我一定不会再输给他。
3月，在比斯坎湾，我的对手是我在波利泰尼网球学校的老同学阿伦·克里克斯坦。我们经常会被别人拿来做比较，因为我们来自同一所学校，而且都较早地表现出了网球天分。我连续赢了两盘，然后开始体力不支。克里克斯坦赢了接下来的两盘。当第五盘开始的时候，我抽筋了。从体能上来说，我的水准仍不足以将我的事业带上新的高度。我输了。
我去了查尔斯顿附近的棕榈岛，在那儿赢得了我的第三个冠军头衔。赛事期间，我迎来了自己的18岁生日。赛事总监推着一个生日蛋糕来到了中心赛场，全场的人一起唱起了生日歌。我从来不喜欢过生日。一直以来，从来没有人关注过我的生日。但是这一次我觉得很是不同——我成年了，每个人都这样说。从法律上来说，我已经是一个大人了。
法律限制未成年人的一切规定都可以见鬼去了。
我来到了纽约参加锦标赛，这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因为我将和众多世界顶级选手比赛。又一次，我和张德培对决。自我们的上一次交手后，他已经养成了一个坏习惯：每次击败某个人，他都会用手指指天——他在感谢上帝，并将胜利归功于上帝。这令我很反感。上帝会在网球比赛中支持一方？上帝会站在我的对立方？上帝站在张德培的包厢里？我感到滑稽可笑，并觉得受到了侮辱。我击败了他，尽情享受着亵渎上帝的每一击。然后，我又一雪前耻赢了克里克斯坦。决赛中，我的对手是斯洛博丹·日沃伊诺维奇，一个以双打闻名的塞尔维亚人。我以3:0击败了他。
我赢得越来越多。我本应该感到高兴，但是相反，我开始烦躁不安，因为这一切就要结束了。我在硬地赛季大获全胜，我的身体希望继续留在硬地网球场比赛，但是红土赛季已经到来了。网球场地的突然转变改变了一切。红土网球是完全不同的比赛，因此你必须要转换打法，你的身体也要适应这种变化，不再是从一边到另一边的短距离疾跑、短暂的停顿后再开始，而是移动、屈身、跳跃。原来活跃的肌肉现在只起到支撑作用，而那些沉睡的肌肉转换到了主导的位置。真的是很痛苦的事情，在最好的状态下，我却迷失了自己；再加上突然的角色转换，从一个硬地网球选手变成了一个红土网球选手，让我感到前所未有的沮丧和焦躁。
一个朋友告诉我，四种不同的网球场地就像四个季节一样，每一种场地都要求你做出一定的转变。每种场地都有其优缺点。在不同的场地比赛，会完全改变你的看法和观点，将你重塑为一个崭新的人。1988年5月，在意大利公开赛的三轮比赛后，我已经不是安德烈·阿加西了。我已经被淘汰出局了。
在1988年的法网公开赛时，我的这种感觉更加强烈了。走进罗兰·加洛斯的更衣室，看到所有的红土专家们都斜靠在墙上，不怀好意地盯着走进来的人。尼克称他们为“泥耗子”。他们已经在这里待了好几个月了，一直在练习，等着其余的人比完硬地赛季的比赛，飞到他们红土的老巢。
除了这让人找不到方向的红土场地，巴黎这个城市本身对我来说是一个更大的冲击。这个城市有着同纽约和伦敦相同的后勤问题，有着庞大的人群和畸形的文化，我还要面对的一项挑战就是语言障碍。另外，餐厅里随处可见的狗真的令我很不安。我第一次走进一家位于香榭丽舍的咖啡馆时，竟然看到一只狗正抬着一条腿朝我隔壁的桌子撒尿。
罗兰·加洛斯是一个很奇怪的地方。在我所有比赛过的场地中，它是唯一一个散发着烟味的地方。当比赛进行到我发球的关键时刻时，我总会突然闻到一股浓烈的烟味。那时，我真想揪出那个人，夺过他的雪茄，边抽边教训他。但是事实上我也并不是真的想揪出那个人，因为我想象不出一个能在观看户外网球比赛时吞云吐雾的人是个什么样的怪物。
尽管在罗兰·加洛斯我很不自在，我还是成功地击败了我的前三个对手。在四分之一决赛的时候，我甚至击败了慢速红土场的大师奎勒莫·佩雷斯·罗尔丹罗德。在半决赛的时候我遭遇了马茨·维兰德，他当时世界排名第三，但在我看来他是当时状态最佳的球员。当电视上播放他的比赛时，我会停下手中的一切，观看他的比赛。这一年对于他来说是不可思议的一年，他已经赢得了澳网公开赛的冠军，而且是最有希望获得这次法网冠军的选手。我奋力将他拖入了第五盘，但因为严重的抽筋，我在这一盘以0:6惨败。
我提醒尼克，我不想参加温布尔登网球公开赛。我说：“为什么要把精力浪费在那些草地上呢？让我们好好休整一个月，为夏天的硬地做准备吧。”
事实上，不去伦敦，他比我还高兴。他和我一样不喜欢温布尔登，而且，他还急着赶回美国为我找一个更好的体能教练。
尼克雇了一个名叫帕特的智利壮汉。他从来都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这一点上，我很尊重他。但是他也有个坏毛病，那就是说话时总会喷我一脸唾沫，而当我举重的时候他也总是弯腰俯视着我，汗水会滴在我脸上。我感觉我真应该穿一身塑料雨衣来参加帕特的体能训练。
帕特训练的主要内容就是每天机械地沿着拉斯维加斯外的一座山跑上跑下。那座山很偏僻且没有什么植被，当你接近山顶的时候，那简直就是个活火山；而且那个地方离我父母的住处有一个小时的车程，似乎有些不必要的远——这可不是开车去里诺兜风。但是帕特却坚信那座山可以解决我一切的体能问题。我们到达山下，停好车，他就开始直接往上跑，并要求我紧跟其后。几分钟下来，我就开始大口地喘着粗气，浑身也已经被汗浸透了。当我们到达山顶的时候，我已经喘不过气来了。根据帕特的说法，这很好，很健康。
有一天，当我们朝着山顶进发的时候，看到了一辆破旧的卡车。一个美国印第安人从车上爬了出来，拿着一根杆子朝我们走了过来。如果他要杀我的话，我真的毫无反击之力，因为我已经累得连胳膊都抬不起来了，而且我也跑不掉，因为我已经喘不过气来了。
那个人问：“你们在这里干什么？”
“我们在训练，你呢？”
“来抓些响尾蛇。”
“响尾蛇？！这座山上有响尾蛇吗？”
“这边有训练吗？”
当我停止大笑的时候，那个印第安人说了些什么，大概的意思就是我肯定是被祥云笼罩着的，因为这是他妈的响尾蛇山，他每天能从山上抓12条蛇，而且今天早上他打算再抓12条。我没有踩到一条粗粗壮壮、伺机而动的蛇简直就是个奇迹。
我看着帕特，有种想要朝他吐唾沫的冲动。
7月，我来到了阿根廷，作为美国代表队有史以来最年轻的选手参加了戴维斯杯赛。我在和阿根廷选手马丁·贾蒂对决时表现得很出色，观众们不情愿地对我表示了敬意。我连续赢了两盘。第三盘一开始，我就先发制人，以4:0领先。现在轮到贾蒂发球。阿根廷正值严冬季节，气温肯定只有30华氏度（约零下一摄氏度），我被冻得弯腰弓背的。贾蒂一发失误，二发却击出了一记弧度很大、几乎不可还击的球。我伸出手抓住了那个球，全场顿时骚动起来，观众们认为我是在他们同胞面前炫耀自己，是不尊重他的表现。观众的嘘声持续了几分钟。
第二天报纸上全是关于我的负面新闻。我并没有为自己辩护，相反，我表现得很好斗。我说，其实我早就想这么做了。但事实却是，当时我只是感到冷，脑袋一片空白，根本没有想那么多。我当时只是愚蠢，并不是狂妄自大，然而我的名誉却因此受到了很大的损害。
几天后，在斯特拉顿山，观众们却毫不吝啬地展示了对我的友好。我为他们在场上拼搏，为感谢他们让我摆脱了在阿根廷不愉快的记忆而竭尽全力。因为这些人们、这漫山遍野的翠绿、这佛蒙特州的空气，我赢得了这项赛事。一觉醒来，我发觉自己已经是世界第四了，但是我却也已经筋疲力尽，连庆祝的精力都没有了。在帕特的魔鬼训练、戴维斯杯和颠簸劳累的旅途的共同损耗下，我每天都要睡12个小时。
夏末的时候，我飞往纽约参加了在新泽西州举行的一项小型赛事，也就是1988年美网公开赛的热身赛。我进入了决赛，最后和塔兰戈对决。我击败了他，一个甜美的胜利，因为直到今日，每当我闭上眼睛，脑海中仍能浮现出8岁时塔兰戈欺骗我的画面。那是我第一次在赛事中输球，没齿难忘。在这场比赛中，每打出一记直接得分球，我都在想：妈的，杰夫，去你妈的。
美网公开赛，我进入了四分之一决赛，对手是吉米·康纳斯。比赛开始前，在更衣室里，我友好地走到他身边对他讲：“我们曾经见过，记得吗？在拉斯维加斯，那时我4岁，你们在恺撒皇宫酒店度假，我们打过几下球？”
“不记得了。”他说。
“哦，事实上，我们后来也见过很多次。我7岁的时候，常常拿球拍给你。你每次去我们那儿的时候，我父亲都会给你的球拍穿线，然后我会到长街上你最喜欢的餐厅把它们送给你？”
“不记得了。”他又说了一遍，然后躺在一条长凳上，将白色的长毛巾盖在腿上，闭上了眼睛。
我就这样被冷冰冰地回绝了。
这跟我从其他运动员口中听到的有关他的一切很相符。“混蛋”，他们这样称他，“无礼、颐指气使、自大狂”。但是，我原以为他会对我有所不同，我以为鉴于我们是老相识，他会对我表现出一些关爱。
“就因为那样，”我跟佩里说，“我一定要在三盘以内将他打败，他不会赢过九局比赛！”
跟斯特拉顿山相反，这里的观众是站在康纳斯那边的。在这里，我被描述成一个“坏家伙”；我是个莽撞无礼的初生牛犊，竟然敢跟资历深厚的前辈叫板。观众们希望康纳斯能够克服困难、获得成功，而我就是阻挡他们梦想成真的绊脚石。每一次观众为他欢呼的时候，我都在想，他们是否能想到这个家伙在更衣室会是那样一副样子？他们知不知道这个家伙的同伴们都是怎么评价他的？他们能否想象得到当别人向他友好地打招呼时，他是怎样反应的？
我打得游刃有余，明显占了上风。一个坐在观众席后排的男人喊道：“加油，吉米，他就是个废物，而你是个传奇！”声音在半空回响了很久，比飞机起飞的轰鸣声还要响亮。然后，全场两万多名观众一起哄笑了起来。康纳斯会心一笑，朝观众点头致意，并且将一个网球作为纪念品击给了那个喊话的观众。
现在全场沸腾了，观众们都站起来为他欢呼。
我的怒气和肾上腺素一起往上涌，在最后一局以6:1击败了康纳斯，粉碎了这个传奇。
比赛后，我向记者透露了我的赛前预测，然后他们又转述给了康纳斯。
他的回答是：“我很喜欢和那些都能当我孩子的小家伙们比赛，可能他就是其中之一吧，我当年确实在拉斯维加斯度过了不少时光。”
在半决赛的时候，我再一次输给了伦德尔。我成功地将他带进了第四盘，但是他太强大了。我想要耗费他的体力，结果搞得自己筋疲力尽。尽管经过雷尼和帕特的魔鬼训练，我仍然无法和伦德尔相匹敌。我暗自发誓：当我回到拉斯维加斯的时候，我一定要继续寻找，寻找那个可以让我做足战斗准备的人。
但是却没有人能帮我在与媒体的战斗中做好准备，因为这实际上并不是战斗，而是一场屠杀。每天报纸或杂志上都有抨击阿加西的长篇大论——球员的爆料，体育评论员的苛评。恶意中伤的文字，却挂着评论的招牌。我是一个傻瓜、一个小丑、一个骗子、一个侥幸成功的人；我之所以获得如此高的世界排名，全仰仗网络和青少年们串通好的阴谋；我根本就不配得到这么多的关注，因为我没有赢得过大满贯冠军头衔。
很明显，有很多球迷喜欢我。我有几麻袋球迷们的来信，有的信里面还夹着女人的裸体照片，背面潦草地写着她们的电话号码。但是每天我仍因我的外表、我的行为和一些子虚乌有的原因而饱受非议。我接受了这个离经叛道的恶棍角色，接受它并使之更加丰满。我觉得这个角色俨然已经成了我工作的一部分，因此我必须好好扮演。可是不久以后，我的形象被固定了，我必须永远当这个坏人的角色，在每一场比赛和每一项赛事中。
我向佩里求助。在一个周末，我飞回了东部去拜访他，他正在乔治敦学习经济。我们到外面吃了一顿丰盛的晚餐，在当地他最喜欢的餐厅——“坟墓”喝了很多啤酒。他一如既往地重新整理了我的痛苦，使之更为清晰，并更有逻辑。如果我是个还击者，他就是重述者。首先，他将这个问题界定为我和世界之间的一场谈判；然后，他明晰了这场谈判的内容。他同意，成为关注的焦点、每天被评头论足是一件令人难以忍受的事情，但是他坚持认为这一切仅仅是暂时的，这种折磨是有时间限制的。他说从我开始赢得大满贯的那一刻起，事情就会向好的方向发展。
赢？这是什么逻辑？为什么胜利会改变人们对我的看法？不论输赢，我都是同一个人。这就是我必须要赢的原因？就为了封住悠悠众口？就为了让一帮根本就不了解我的体育评论员和记者满意？这就是这个协议的条款？
菲利看出我正遭受痛苦，并且一直在寻找人生的道路。他也正在探求着。实际上，他自从出生起就一直在寻求出路。最近，他的探索更进了一步。他跟我说，他最近经常去一个教堂，事实上是位于拉斯维加斯西边的一个类似于教堂的办公区。那间教堂并不受宗教约束，而且那儿的牧师很特别。
他拉我去了那座教堂，我不得不承认，他是对的。那儿的牧师约翰·帕伦蒂确实很特别，他穿着牛仔裤和T恤，留着长长的棕黄色的头发，比牧师更时髦。他不因循守旧，这是我很佩服的一点。确切地说，他就是一个反叛分子。我也很喜欢他突出的鹰钩鼻，以及他小动物般忧郁的眼睛。更重要的是，我喜欢他随意却能让人产生共鸣的布道。他简化了《圣经》，没有自我，没有教条，只有常识和清晰的思路。
帕伦蒂是那样随和，他甚至不喜欢我们叫他帕伦蒂牧师，而坚持我们称呼他 J.P.（他姓名的首字母）。他说他想要他的教堂感觉起来不像教堂，而像家一样，没事的时候朋友可以在这儿聚聚。他没有任何答案，他说，他只不过是碰巧从头到尾地读过很多遍《圣经》，他希望能够分享他的感受。
我想他过谦了，他知道的答案比他吐露的要多。我需要答案。我一直以基督教徒自居，但是 J.P.的教堂却是唯一一个让我感觉离上帝很近的地方。
我和菲利每周都会去那座教堂。我们每次时间都掌握得很好，当我们踏进教堂门的时候，J.P.刚开始讲经。我们习惯坐在后排，压低帽檐儿，以防被人认出。一个周日，菲利说他想和 J.P.单独会面，于是我在后面转悠。我很矛盾，一方面我也很想见一见 J.P.，但是另一方面我又很怕见陌生人。我一直是个很害羞的人，但是最近媒体负面报道的狂轰滥炸简直让我有些神经过敏了。
几天后，我开着车在拉斯维加斯漫无目的地闲逛。最近媒体对我的攻击让我怒火中烧。我发现自己停在了 J.P.教堂的外面。已经很晚了，所有的灯都灭了，只剩下一盏灯。我从窗户朝里面看，一个秘书正在整理资料。我敲了敲门，告诉那个女人我需要跟 J.P.谈一谈。她说他在家，但她并没有告诉我应该去哪里找他。我的声音不禁颤抖起来，我问她是否可以给 J.P.打个电话，我真的很需要跟他谈一谈，找个人倾诉一下。她拨通了 J.P.的号码，并将话筒递给了我。
“哪位？”J.P.说。
“你好，是我。嗯，你不认识我，我的名字叫安德烈·阿加西，我是一个网球运动员。嗯……就是……”
“我知道你，我看到你已经连续6个月来这个教堂了。我当然认出你来了，只是不想打扰你才没有跟你打招呼。”
对于他的谨慎、他对我隐私的尊重，我真的很感激，最近我都没有受到过这种尊重了。我说：“你看我们能不能找个时间一起聊聊？”
“什么时候？”
“现在可以吗？”
“哦，好的，我想我可以到办公室和你见面。”
“如果你不介意的话，可不可以让我去找你？我的车很快，我想我去找你应该会快一些。”
他停顿了一下，然后说：“好的。”
半个小时后，我到了他家，J.P.正站在门阶处等我。
“真的很感激你同意见我，我真的没有其他地方可以去了。”
“你需要什么？”
“我想，我们能不能，嗯，先了解一下彼此？”
他笑了。“听着，”他说，“我真的不大擅长扮演神父的角色。”
我点了点头，自嘲地笑了笑，说：“是的，是的，但是或许你可以给我安排一些任务？生活的任务？阅读的任务？”
“就像一个导师那样？”
“是的。”
“其实我也不大擅长扮演导师的角色。”
“噢。”
“聊天、倾听、友谊和陪伴——这些是我能够做的事情。”
我皱了下眉头。
“你看，”J.P.说，“我的生活就跟常人一样糟糕——或许更糟糕。我在引导方面或许真的不能提供很多帮助和意见，我不是那种类型的牧师。如果你想要一些建议的话，我很抱歉，但是如果你需要一个朋友，或许我可以胜任。”
我点了点头。
他打开家门，问我要不要进去。但是我却反问他愿不愿意跟我去兜兜风，因为我在开车的时候头脑会更清醒。
他伸长了脖子，看到了我的白色克尔维特就像一架小型私家飞机一样停在他的私人车道上。他脸上的光彩减淡了几分。
我载着 J.P.在拉斯维加斯四处闲逛，沿着霓虹灯闪烁的长街开来开去，然后开进了环绕着市区的盘山公路。我给他展示了克尔维特的性能，将油门踩到底，然后，向他敞开了心扉。我告诉了他我的故事。虽然我说话颠三倒四、毫无逻辑，但是他却能像佩里一样可以用流畅恰当的语言复述出来。他能明白我内心的矛盾，并且化解了其中的一些。
“你还是一个生活在父母羽翼下的孩子，”他说，“但同时你已扬名世界了。这是一件很艰难的事。你想要自由地展现你自己，想要发挥你的创造力和艺术性，但是每次都得不到认同。这是非常痛苦的事情。”
我对他说，人们都认为我赢得并不光彩，认为我从来没有打败过任何优秀的选手，我一直都是侥幸而已，我一直都有祥云笼罩，这让我遭受了巨大的打击。他说：“其实你一直都是在逆流而上，从来都没有搭过顺风车。”
我笑了。
他说：“挺奇怪的吧？有一群陌生人以为他们很了解你，并且毫无理由地支持你；而另外一群人却以为他们才真正了解你，并且无缘无故地恨你——而他们谈论的那个‘你’对于你来说都很陌生。”
“更反常的是，”我跟他说，“一切都围绕着网球转，我痛恨网球。”
“哦，是的，但是你并不是真的痛恨网球。”
“不，是真的，我真的痛恨网球。”
我说起我的父亲，跟他谈起那些吼叫、那些压力、那些怒气和那些付出。J.P.露出一种有趣的表情：“你应该知道的吧，上帝跟你的父亲一点儿都不像。你知道的，对吧？”
我几乎将车开到了路肩上。
他说：“上帝跟你的父亲正好相反。上帝不会一直对你发脾气，不会冲着你的耳朵大喊，也不会喋喋不休地念叨你的缺点。你一直以来听到的那个声音，那个愤怒的声音，那不是来自上帝的声音，那只是你父亲而已。”
我将头转向他：“求你，能不能把刚才的话再说一遍？”
他又说了一遍。一字一句地又说了一遍。
他真的这么做了。
我谢谢他，并问起了他自己的生活。他对我说，他很讨厌他现在做的事情，他不能容忍当一个牧师，不想再为人们的灵魂负责了。他说做牧师时间总是被占得满满的，都没有时间读书和思考了（我心里暗自揣测，他是不是在暗指我也是占用他空闲时间的一员）。而且，他还会受到死亡威胁的困扰。常常有妓女和毒贩来到他的教堂忏悔，于是那些拉皮条的人和吸毒的人以及他们的家人，也就是那些以此为生的人就会怨恨他。
“那如果不做牧师的话，你想做什么？”
“事实上，我会写歌，我是一个作曲家，我想以音乐为生。”
他说，他曾经写过一首歌，名字叫《当上帝奔跑的时候》，这首歌曾在基督教唱片流行排行榜上引起过巨大轰动。他还唱了一小段给我听。他的嗓子很好，那首歌也很动听。
我对他说，如果他确定那就是他想要的，并且为之努力奋斗，他就会成功。
当我开始像一个富有感染力的演讲者那样讲话时，我就知道自己已经累了。我看了看手表，凌晨3点钟。“哇噢，”我边说边伸了个懒腰，“如果你不介意的话，能够在我父母家门口停车吗？我家就在拐角的地方。我真的筋疲力尽了，没有力气再开车了。你开着我的车回家吧，然后方便的时候给我开回来就好。”
“我不想开你的车。”
“为什么啊？很酷的车啊，速度像风一样。”
“我知道，不过如果我不小心弄坏了怎么办？”
“如果你不小心弄坏了车，只要你没事，我会一笑置之的。我才不在意一辆车子呢。”
“你希望我开多长时间呢？我的意思是说，我应该什么时候把车还回来？”
“随便，什么时候都可以。”
他第二天就把车开了回来。
“开着这样一辆车去教堂是一件很尴尬的事情。”他一边说着，一边将车钥匙抛给了我，“安德烈，我是葬礼的司祭，你总不能开着一辆白色的克尔维特去参加葬礼吧。”
我邀请 J.P.来慕尼黑看戴维斯杯赛。我很期待戴维斯杯，因为这次比赛不仅关乎我自己，还关系到整个国家。我想象着我终于能够在一个团队中与队友并肩作战了，尽管并非完全如此。因此，我希望这次比赛能成为一个好的转折点，希望此次比赛能够顺利，并且希望我的新朋友能同我分享这次经历。
比赛一开始，我发现我的对手是贝克尔，他在西德人心中占据着神圣不可侵犯的地位。赛场上，球迷们叫声震天，1.2万名德国人为他的每一次挥拍呐喊助威，同时为我的每一次挥拍喝倒彩。尽管如此，我并没有受到影响，因为我正处于一种怎么打怎么顺的绝佳状态，什么球都不会打丢。而且，几个月前，我就已暗暗下定决心，绝不会再输给贝克尔。现在，我正在顺利地将我的承诺付诸实践。我以大比分2:0领先。尽管全场只有 J.P.、菲利和尼克三个人为我欢呼，我却能清楚地听到他们的声音。这是一个良好的开端，似乎预示着美好的一天。
然而，之后我的注意力开始分散，我的自信心开始动摇。我丢掉了一盘，然后以为已经到了换边的时候，便垂头丧气地朝着我的座位走去。
突然间，几个德国的工作人员急切地朝我喊着些什么。他们在叫我回到赛场。
“这局比赛还没打完呢！”
“回来，阿加西先生，回来！”
贝克尔咯咯地笑了起来，观众们边吼边哈哈大笑。
我走回球场，感觉眼皮不停地在跳，仿佛又一次回到了波利泰尼网球学校，在众多的孩子面前被尼克羞辱的时刻。被媒体嘲笑已经让我很心烦了，我真的不能再忍受当众被人嘲笑。我输掉了这局比赛，进而又输掉了整场比赛。
冲完澡，我就钻进了停在体育场外面的汽车里。我没有看 J.P.，直接转向尼克和菲利，跟他们说：“谁要是敢第一个跟我提网球，我就炒了谁。”
我独自一人坐在慕尼黑酒店房间的阳台上，俯视着整座城市，脑子里一片空白，于是我开始烧东西：纸、衣服、鞋子……多年以来，这一直是我自己减压的一种方式。我并不是有意这么做的，只是源于内心的一股冲动，我不能控制。
正当我燃起一堆小小的篝火时，J.P.出现了。他看了我一会儿，然后平静地将旅馆的一套文具扔进了篝火里，然后是餐巾。我又把旅馆的客房送餐菜单扔了进去。我们一起静静地烧着东西，谁都没有说话。火苗渐渐熄灭，他问我：“想不想出去走走？”
我们在慕尼黑城区的啤酒花园慢慢走着，放眼望去尽是欢笑、喧闹的人群。人们用容量为1升的大酒杯喝着啤酒，载歌载舞，尽情欢笑。这样的笑声让我战栗不已。我们走上了一座雄伟的石头桥，在铺着鹅卵石的凹凸不平的人行道上缓缓地走着，下面是湍急的河流。走到桥中间时，我们停了下来。周围没有一个人，那些尘世的喧嚣与欢笑已经离我们很远了。四周一片寂静，唯有匆匆而过的流水声。我盯着河水，问他：“如果是我不够优秀怎么办？如果今天并不是因为我没有发挥好，而是我的最高水平了怎么办？每当我输了的时候，我总是会找这样或那样的借口——假如怎样怎样，我一定会赢；假如我有足够的信心，假如我赢了那一局，假如我得了多少多少分。但如果我已经发挥出最佳水平了，我尽力了，仍然不能成为全世界最好的，那该怎么办呢？”
“如果那样的话……”
“我想我宁可去死。”
我斜靠在栏杆上，抽泣着。J.P.明智地选择了沉默，因为他知道，现在他说什么、做什么都毫无助益，只能等待着我自己将心中的火渐渐熄灭。
第二天下午的比赛，我的对手是卡尔·尤韦·斯蒂布，又是一个德国人。精疲力竭的我在这场比赛中，无论从体力还是精神上，都用错了打法。是的，我是在攻击他的反手，他最薄弱的环节，但我却不应该发力强攻。如果我不发力的话，那么他就必须自己发力，那样的话，他的反手就会更加薄弱，他最大的破绽就会暴露出来。然而，如果他借力打力，便可以凭借低平的削球令球在这片快速球场上低空飞行。正是因为我总是不必要地发力击球，并且试图做到完美，从而让他发挥出了超常的水平。带着热情友好的微笑，斯蒂布接受了我的礼物，他站稳脚跟，用在阿加西的帮助下变得强大的反手击球享受着美妙的时刻。后来，戴维斯杯美国队的队长指责我故意输掉了比赛，一位著名的体育评论员也是这么说的。
1989年我球场失意的一部分原因在于我的球拍问题。我一直用“王子”牌的球拍，但是尼克却说服我跟一家新的公司“Donnay”签约。为什么？因为尼克经济上出了问题，通过让我签约一家新的球拍厂商，他自己可以获得一份赚钱的合约。
“尼克，”我对他说，“我喜欢‘王子’牌的球拍。”
“你用扫帚把都能打球，”他说，“没有关系的。”
现在，用“Donnay”牌的球拍打球真的就像是握着一把扫帚打球一样，感觉就像是我在用左手打球或者是遭受了脑损伤似的，一切都不对劲。球不受我的掌控，不听从我的命令。
在纽约，我和 J.P.闲逛。早已时过午夜，我们来到一家破旧的熟食餐馆。艳俗的荧光灯下，聒噪的店员们用好几种东欧语言叽里呱啦地争吵着些什么。我和 J.P.一人要了一杯咖啡。我双手托着下巴，不断地跟他抱怨：“我用新的球拍打球的时候，找不到感觉。”
“你会找到解决办法的。”J.P.说。
“怎么找？什么办法？”
“我不知道，但是你会找到的。这只是暂时的危机，安德烈，仅仅是众多困难中的一个，就像是我们现在坐在这里，将来还会有其他的人坐在这里一样。我们会遇到大的、小的，或者是不大不小的困难和难题。你就把这次危机看成是面对今后危机时的一次训练吧！”
后来，我的确是在一次训练中解决了这个难题。几天后在佛罗里达，我在波利泰尼网球学校打球，有人递给了我一只崭新的“王子”牌网球拍。我击了三记球，仅仅三记球，却像是接受了一场神圣的洗礼。每击一次球，球都会像激光一般准确快速地飞出去，并落在我想要它落的地方。我感觉这个球场已经成了我的地盘，受我主宰。
我跟尼克说我不在乎什么交易，我不能因为一场交易而毁掉自己的一生。
“我会解决这个问题的。”他说。
他改装了一个“王子”牌的球拍，把它的外表包装成“Donnay”的样子。在印第安韦尔斯的比赛中，我轻松地赢得了几场比赛。尽管后来在四分之一决赛的时候输掉了，但是我却不在意，因为我的球拍回来了，我的球技也跟着回来了！
第二天，“Donnay”的三名主管来到了印第安韦尔斯。
“这真叫人无法接受，”他们说，“瞎子都能看出来你是在用一把改装过的‘王子’球拍打比赛。你会毁了我们的，你要为我们公司的损失负法律责任。”
“你的球拍要为毁了我而负责！”
看到我毫无悔意，并且丝毫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Donnay”的主管们说他们会给我做一把更好的球拍。他们走了，就像尼克那样复制了一把“王子”牌球拍，不过是使球拍的外表更像“Donnay”球拍而已。我拿着我的冒牌“Donnay”去了罗马，和一个我小时候就认识的孩子打了场比赛，他的名字叫皮特，姓我已经记不清了，好像是桑普拉斯什么的，是来自加利福尼亚的一个希腊裔男孩。在少年组的比赛中，我轻易地击败过他，那时我10岁，他9岁。上一次见到他是在几个月前的一项赛事中，我想不起来是哪项赛事了。那时我刚刚赢了比赛，坐在我酒店门口铺着美丽草坪的山坡上，菲利和尼克坐在我的身边。我们一边伸着懒腰、享受着清新的空气，一边看着皮特。他刚刚输掉了一场比赛，正在酒店前面的场地做赛后的练习。他击出的每一记球看起来都很糟糕，挥拍四次中有三次会失误。他的反手看起来很奇怪，单手握拍，以前从未见过。有人错误地指导了他的反手，而很明显这可能造成他整个职业生涯的失败。
“这个人永远也不可能打入巡回赛的。”菲利说。
“他能有参赛资格恐怕就够幸运的了。”我说。
“不管是谁像他那么打球的，都应该感到羞愧。”尼克说。
“全怪他们，”菲利说，“他有所有身体上的天赋——他身高6英尺 l 英寸，动作敏捷，但是有人却将他培养成了一块废铜烂铁。有人应该为此负责，应该让那些人付出代价。”
刚开始的时候，我对菲利的激动感到很吃惊，但随后我意识到菲利是感同身受，他在皮特的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影子。他知道拼尽全力想获得巡回赛的参赛资格最终却以失败告终的痛苦，尤其是有着非自愿的单手反手这项技术时。从皮特的困境中，从皮特的命运中，菲利看到了当年的自己。
现在在罗马，我看到了皮特自上次以来的进步，但是进步得并不多。他发球不错，但是却算不上一流，达不到贝克尔的发球水平。他的挥拍很快，动作标准，反应敏捷，离击球点很近。他想通过外角发球直接得分，尽管没有成功，但是错得并不是很离谱——他是那种想要通过发球直接得分，却错误地让你得手的选手。他真正的问题在于发球之后。他的击球很不稳定，他的底线球根本不能维持三个回合以上。我击败了他，6:2，6:1。当我走下赛场的时候，我暗想着他还有很长一段艰辛的路要走，我为这个家伙感到难过。他看起来是个不错的人，但是我想我再也不会在巡回赛中见到他了吧，永远。
我进入了决赛，对手是阿尔贝托·曼奇尼。他强健、矮壮，有着树干一样粗的大腿。他击出的球很有力，富有侵略性，像龙卷风一样飞速移动过来，跟健身实心球一样重重地击在你的球拍上。我在第四盘中获得了赛点，但是我丢了这一分——然后崩溃了。无论如何，我输掉了这场比赛。
回到酒店后，我坐在房间里，一边看着意大利语的电视节目，一边烧东西。我想，人们肯定无法理解在决赛时功亏一篑的痛苦。你不断练习，不断进步，你所经历的一切痛苦与磨难都是为了那一刻做准备。你在一周内连胜了四场比赛（或者，如果是大满贯，那便意味着两周、六场比赛）。然后你输了最后一场比赛，你的名字就不能被铭刻在奖杯上，不能载入史册。你只输了一次，就成了一个彻底的失败者。
我参加了1989年的法网公开赛。第三轮的时候，我与库里埃相遇了，他是我波利泰尼网球学校的同学。人们都将注压在了我身上，很多人都看好我，但是库里埃却爆了一个大冷门，意外地击败了我。然后他就不断地挑衅我，他挥舞着拳头，怒视着我和尼克，而且回到更衣室后，他故意让所有人看到他换上跑鞋，出去慢跑，意思就是：我打败安德烈根本就不费吹灰之力。
后来，当张德培赢得了赛事冠军，感谢上帝使球过网时，我感到很生气——这么多人当中，怎么能让他在我之前赢得大满贯呢？
又一次，我退出了温布尔登网球公开赛，于是我又听到了媒体新一轮的嘲笑：阿加西未能赢得他参加的大满贯赛事，现在又退出了最重要的大满贯……但是，这些评论对于我来说，就像是石沉大海一样，已经激不起什么波澜了，因为我已经麻木了。
尽管我是体育评论员攻击的靶子，但是大的公司却依然邀请我去做他们的产品代言人。1989年年中的时候，我代言的一个品牌佳能策划为我拍摄一组照片，其中一处是在内华达州的荒野——“火之谷”取的景。我喜欢那个名字。我生活中的每一天都像是在穿越“火之谷”。
既然这个广告宣传的是相机，导演希望有一个色彩丰富的背景。“要生动。”他说。为了达到突出的效果，他在沙漠的中央修建了一座网球场。当看着建筑工人施工的时候，我不禁想起父亲在沙漠里修建他的网球场的情景。我已经走了很长的路，不是吗？
一整天，导演都在捕捉我一个人打网球的镜头，背景是火焰般赤红的山和桔黄色的石头。我已经精疲力竭，快被晒晕了。我想休息，导演却不放过我，他让我脱掉T恤。在我年少轻狂的时候，我曾经喜欢脱掉T恤衫并抛给观众，这件事众所周知。
然后，他想拍摄我在一个山洞里冲着相机的镜头打球，好像要打碎镜头的场景。
然后，在米德湖，我们又拍摄了几组以水为背景的照片。
做这些事情看起来很傻、很滑稽，但没有什么害处。
回到拉斯维加斯后，我们又在长街上拍了几组照片，然后要在某个游泳池边上拍摄，他们选择了剑桥网球俱乐部的游泳池。我们准备在拉斯维加斯的一家乡村俱乐部拍摄最后一组画面。导演让我穿上一套白色西服，开着一辆白色的兰博基尼到前门廊处。“从车里走出来，”他说，“将脸转向相机，压低黑色太阳镜，然后说，形象就是一切。”
“形象就是一切？”
“是的，形象就是一切。”
拍摄休息期间，我朝四周看了看。在旁观的人群里，我看到了温迪，曾经的球童，我年少时迷恋的对象。她现在也已经完全摆脱了当初在艾伦·金比赛时稚嫩青涩的样子。
她手里拿着一个行李箱，刚刚从大学辍学回到家中。“你是我回来后想见的第一个人。”她说。
她看起来很美，卷曲的棕色长发，碧绿色的眼睛。当导演指导我拍摄的时候，我的心早已经飘到了她那里。太阳刚下山，导演喊完“收工！杀青！”我和温迪就跳上了我的新吉普车，关闭车门并合上车篷，一路呼啸而去。
温迪问我：“他们一直让你在镜头前说的那句广告词是什么？”
“形象就是一切。”
“那是什么意思？”
这下把我问住了。“就是一款相机的广告词而已。”
几星期后，我每天都会听到两遍这句广告词，然后是每天6遍，后来是10遍。这让我想到了拉斯维加斯的风暴来袭，总是以叶子的沙沙声开始，最终发展成猛烈的连刮三天的风暴。
一夜之间，这句话几乎成了我的代名词。体育评论员将这句广告语描述成我的内在本质、我的天性。他们说这是我的宗旨、我的信仰、我的墓志铭。他们说我什么都不是，不过就是一个花瓶，没有内涵，因为我没有赢过一个大满贯赛事的冠军头衔。他们说这句广告语就是证明，我就是一个推销员，靠自己的名气赚钱，而且只在乎钱，一点儿也不在乎网球。比赛时观众开始拿这句广告语嘲笑我：“快点儿，安德烈——形象就是一切！”当我发脾气的时候，他们这么喊；当我面无表情的时候，他们也这么喊；当我赢的时候，他们这么喊；当我失败的时候，他们还是这么喊……
这无所不在的广告词以及由其引发的一波波敌意、批评和讽刺的浪潮真的令我很痛苦。我感到自己被背叛了。广告商、佳能的高管们、体育评论员和球迷们都背叛了我。我感到自己被抛弃了。当我进入波利泰尼网球学校的时候，也曾有过这样的感觉。
最让我感到耻辱的是，人们坚持认为我曾承认自己是没有灵魂的空洞形象，而这一切仅仅是因为我为一个商业广告说的一句广告词。他们竟把这句愚蠢的满大街都是的广告词当成是我的忏悔，这简直就同因马龙·白兰度在《教父》里的一句台词而以谋杀罪逮捕他一样可笑。
随着这个广告风波的继续扩大，这句诡异的广告词几乎悄悄登上了所有关于我的文章中，我的态度也随之改变，变得极端、挑剔。我不再接受任何采访；我猛烈地攻击裁判员、对手、记者——甚至是球迷们。我感到自己这样做很公平，因为整个世界都在跟我作对，整个世界都在打压我。我变成了我的父亲。
当观众们起哄的时候，当他们朝我喊“形象就是一切”的时候，我会回应他们：“你们不想让我待在这儿，其实我自己也不想来！”在印第安纳波利斯，在我的一场惨痛的失败后，赛场响起了震天的起哄声。一名记者皮笑肉不笑地问我：“你是怎么了？你今天看起来都不像你了。是有什么困扰你的事情吗？”
我直接跟他说：“见鬼去吧！”
从来没有人给过我这样的忠告——千万不要得罪记者；从来没有人跟我说过，骂记者、向记者发威只会让记者更加失去理智；不要在他们面前表现出胆怯，但是也不要向他们发威。但是我想，即使有人给我这样明智的建议，那时的我也未必听得进去。
相反，我选择了逃避，我表现得就像个逃犯一样，跟我一起藏匿的还有菲利和 J.P.。我们每晚都去街区的一家名叫 Peppermill 的破旧咖啡馆，在那儿喝上一杯又一杯的咖啡，吞下一张又一张的馅饼，然后不停地聊天、唱歌。J.P.已经从一个牧师变成了一个作曲家，他搬到了奥兰治县，专心致志搞音乐。当遇到我和菲利喜欢的歌时，我们就会将音乐声调得很大，直到咖啡馆的其他顾客纷纷忍不住转过头狠狠瞪着我们的时候，我们才过去将声量调小。
J.P.还是一个失败的“喜剧演员”，他很崇拜杰里·刘易斯，但他讲的笑话却常常无法让我和菲利笑出来。于是我们就会和 J.P.打打闹闹，我们围着女服务员跳舞，在地板上做蛙跳，最后的时候，三个人常常会笑得喘不过气来。我甚至比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笑得还多，尽管这笑里含着绝望和歇斯底里，但是这样的大笑确实有疗伤的作用。夜深人静的这几个小时里，欢笑让我感觉自己好像又回到了那个以前的安德烈，尽管我也搞不清那个人是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