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把拉奎塔的时时乐一扫而光，一粒葵花籽和面包渣都没有留下。然后我们盯着剩下的钱，把它们平铺开来，又叠在一起，最后把它们捋得整整齐齐。我们谈论着新伙伴——本杰明·富兰克林。我们摄入了太多的卡路里，以至于头脑发热，竟然翻出了蒸汽电熨斗，用它轻轻地熨着每一张钞票，慢慢地抚平了本杰明脸上的每一处皱纹。
我戴上耳饰，飞奔到硬地球场。这个早上是属于我的，我可以自由处置，我决定利用它进行击球练习。我越来越用力地击球，整整击了两个小时的球，这份新获得的自由在每一次挥拍中都得到了淋漓尽致的表达。我能感觉到今天的不同，球几乎就是从球拍上爆出去的。尼克摇着头出现了，他说：“我真同情你的下一个对手。”
同时，在拉斯维加斯，我母亲开始替我接受函授课程。实际上，她的函授课程是以一封写给我的信为开端的。在信中她说，她的儿子可能上不了大学了，但是他绝对得高中毕业。我回信感谢她替我做作业和参加考试。但是当她获得学位后，我补充道，她可以自己留着。
1985年3月，我飞到洛杉矶和菲利待了一段时间。当时菲利住在一个很小的客房里，教授网球课程，寻找他未来的路。我要为拉奎塔比赛（那年规模最大的一项赛事）进行训练，他正好可以帮忙。客房很小，比我们在拉斯维加斯的房间要小，甚至比我们租的那辆 Omni 车还小，但我们毫不介意，我们为我们的重聚感到无比兴奋，对我的新方向充满希望。不过只有一个问题：我们没有钱，只得靠吃烤土豆和喝扁豆汤过活。我们烤两个土豆，热一罐杂牌扁豆汤，然后把汤浇在土豆上，一天三次。瞧，早餐、午餐、晚餐就统统解决了，一顿饭只需89美分——但这却只能让我们暂别饥肠辘辘3个小时而已。
在比赛的前一天，我们开着菲利的那辆破破烂烂的小车前往拉奎塔。这辆破车不断喷出浓浓的黑烟，开着它就仿佛穿行在一场跟着我们跑的夏季风暴中。
“也许我们可以把一个土豆塞到排气管里。”我对菲利说。
我们的第一站是一个食品店。在店里，我不经意间走到了一箱土豆前，我的胃便开始翻江倒海般难受——我再也不想多看土豆一眼了。我赶快离开了那里，在过道里漫无目的地闲逛，然后我发现自己走到了冷冻食品区，我的眼睛落在了一份特别诱人的大餐上——奥利奥冰激凌三明治。我像梦游症患者那样伸出了手，从冷冻柜里拿了一盒冰激凌三明治，随后在快速购物通道里与我哥哥会合。我轻快地移动到他后面，然后轻轻地把那盒冰激凌三明治放在了传送带上。
他向下看了看，然后看着我。
“我们买不起这个。”
“我用这个代替我的那份土豆。”
他拿起盒子，看了看价签，轻轻地吹了一声口哨。“安德烈，这个值10个土豆的钱呢。我们不能买。”
“我知道，真见鬼！”
重新站在冷冻食品柜前时，我心里想：我恨菲利，我爱菲利，我恨土豆。
饥肠辘辘、头晕眼花的我前去参加了拉奎塔的比赛，并在第一轮中以6:4、6:4击败了布罗德里克·戴克，在第二轮中以6:2、6:1击败了里尔·巴克斯特，在第三轮中以6:3、6:3击败了拉塞尔·辛普森。我因此杀入了正赛。在与约翰·奥斯汀进行的第一轮比赛中，我以绝对优势胜出，6:4，6:1。在第一盘落后一个破发局的情况下，我开始猛烈回击。我15岁，却打败了成年人，把他们打得傻了眼，并让自己的排名不断提升。无论走到哪里，人们都会在背后指指点点，并小声议论着。“就是他，我对你说过的那个孩子——那个神童。”这是我听到过的用来评价我的最美的词语。
在拉奎塔赛中，进入第二轮比赛的奖金是2600美元，但我只是个业余选手，所以我一分钱也没得到。不过菲利和我听说，这次赛事的主办方最终会为选手们的开支埋单。我们坐在他的破车里，虚构出了详细的开销清单，包括想象出来的从拉斯维加斯乘坐的一等航班、住的五星级酒店，以及在餐厅吃的丰盛的饭菜。我们认为我们还是很会算计的，因为我们的“开销”恰好也是2600美元。
菲利和我之所以有这个胆量去要这么多钱，是因为我们来自拉斯维加斯，我们的童年时光就是在赌场中度过的。我们认为自己生来就擅长用大赌注吓退对手，我们认为自己就乐于下大赌注。毕竟，在我们还不会坐便盆的时候，我们就学会了加倍下注。最近，当菲利和我穿过恺撒皇宫酒店，从一台老虎机旁边走过时，它恰好开始放那首大萧条时代的歌——《我们赚大钱了》。我们是从父亲那里知道这首歌的，因此我们认为这是一种暗示——我们没有意识到那台老虎机整日都在放那首歌。我们在最近的一个“21点”桌上坐下，然后赢了。现在，我秉承同样的初生牛犊不怕虎的精神，手里拿着那张开销清单，大摇大摆地走进了这项赛事的总监查理·帕萨雷尔的办公室，菲利则坐在车里等着我。
查理以前是个网球运动员。事实上，1969年，他与潘乔·冈萨雷斯在温布尔登男子网球单打比赛中进行了一次最漫长的对决。潘乔现在是我的姐夫，他最近和丽塔结婚了，这是另一个暗示我和菲利就要有钱的迹象。而最大的迹象是，查理的老朋友之一艾伦·金在拉斯维加斯举办的那次与这次极为相似的赛事中，我看见了恺撒、埃及艳后和那辆满载着银币的手推车，那也是我首次以一种正式身份——我和温迪都是那次比赛的球童——踏入职业网球场。暗示、迹象，到处都是。我把清单放在了查理的桌上，然后后退了几步。
“嘿，”查理一边审视着清单，一边说，“非常有意思。”
“什么？”
“开销通常都不会计算得如此精确。”
我感觉脸上一热。
“你的开销，安德烈，如果你是个职业选手的话，和你能够得到的奖金一样多。”
查理透过他眼镜上方的空隙看着我，我感觉到我自己的心急速收缩到扁豆粒儿那么大。我想拔腿就跑。我的头脑中浮现出了我和菲利在那个小客房里度过余生的情景。但是查理忍住笑容，伸手打开了一个保险箱，拿出了一沓钞票。
“这是2000块，孩子，别再压榨我那600块了。”
“谢谢你，先生，非常感谢。”
我跑了出去，然后一头钻进了菲利的车里。他猛踩油门，一溜烟地开走了，仿佛我们刚刚抢劫了拉奎塔第一银行。我数出1000美元扔给了他。
“你的那一份。”
“什么？不！安德烈，这是你努力的结果，兄弟。”
“你开玩笑吧？是我们努力的结果，菲利，没有你我做不成这个的，不可能。我们是一起的，伙计。”
我们彼此都回想起了我醒来时胸前放着300美元的那个早上，我们也回想起了我们坐在被分为占先区和平分区的卧室里无所不谈的那些夜晚。他一边开车，一边探过身来拥抱了我一下，然后我们开始谈论我们的晚餐。我们你一句、我一句地说着餐馆的名字，口水都快流出来了。最后我们一致认为今天是非常特殊的一天，一生可能只有一次这样的机会，我们得吃些真正与众不同的东西。
时时乐（Sizzler）。
“我已经闻到牛里脊肉的味道了。”菲利说。
我连盘子都懒得去拿，直接一头扎进了沙拉台里。
“他们有你能想象得到的所有以虾为主料的特色菜。”
“他们肯定为想出这个主意而后悔死了。”
“你说得太对了，兄弟！”
我们把拉奎塔的时时乐一扫而光，一粒葵花籽和面包渣都没有留下。然后我们盯着剩下的钱，把它们平铺开来，又叠在一起，最后把它们捋得整整齐齐。我们谈论着我们的新伙伴——本杰明·富兰克林（100美元票面上印有富兰克林头像）。我们摄入了太多的卡路里，以至于头脑发热，竟然翻出了蒸汽电熨斗，用它轻轻地熨着每一张钞票，慢慢地抚平了本杰明脸上的每一处皱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