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媒体在做报道时，为了吸引眼球就会删除发言人的语境，断章取义地截取发言人的一句话作为醒目的大标题，当一句话没有了上言、下语之时，就可能引起读者对发言人的误会，当这种误会导致整个社会对这个发言人产生反感时，他便在不知不觉之中成了牺牲品。
1988年2月22日的《人民日报》，就在批评北京的房价1600元/平方米太贵了，如果按照刚毕业大学生的工资标准来计算，他们100年也买不起一套住房，但《人民日报》似乎以为工资收入是不会增长的，而现在回头看1988年时的大学毕业生还有哪个没有买房呢？他们不但买得起，现在他们许多还将之前的小房子换成了大房子。即使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毕业的大学生们又有多少没有能力购房的呢？
也许今天普遍在高喊房价过高的就只剩一部分80年代之后出生的年轻人了吧？
房价的高低从80年代末期有了商品房之后就开始争论，到今天这种争论也没有停止。从1988年开始大家就在讨论买房的问题，当时的观念是每人都应该拥有房产，那时大家还没有租房的理念。如果从那时就开始培养租房的理念，也许今天的大学生就不用着急一毕业就要购房了。
1998年进行住房市场化改革，终止福利分配而变成货币化分配之后，那时的上海房价不高，并且供给充足，有了大量的存货，于是上海市政府不得不出台购房减免个人所得税的方式，激励民众市场化购房，自行解决居住问题，这一政策直到2003年6月才取消。
1998年之后政府出台了大量的购房优惠政策，鼓励民众把未来的收入变成今天的消费能力，并通过鼓励对住房市场投资拉动中国经济，使之从亚洲金融危机中走出来。
1998—2003年之间房价指数平均年均增涨幅度只有3.5%，但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增长却超过了9.5%，房价收入比在不断缩小，而不是扩大，到2003年全国市场的城镇平均房价收入比仅为1∶3.84，北京和西藏最高也仅为1∶6左右。
但2003年之后，土地供给政策的垄断使土地价格不断上涨，土地变得稀缺，所以，造成了房价的不断上涨。从经济运行的角度看，不解决这种土地制度的问题就无法增加土地供给也必然会导致房价持续上涨。当我利用我背后强大的研究力量，说出了这种经济规律的必然性时，就被当成了鼓吹房价高涨的黑心商人的代表。
还有无数的言论被这种标题式的断章取义变成了所谓的“雷人雷语”。
例如，当我发表“品牌企业就应该是暴利”时，许多媒体将此改为了“房地产就应该是暴利”。其实品牌企业的品牌产品，比如像LV等品牌，它们的价格都是高于一般非品牌产品的价格的，因为品牌本身就是一种价值，遗憾的是去了“品牌”两个字之后，我那句话就被媒体变成了“房地产就是暴利”了。针对这种情况，第二年我专门请REICO工作室做了份正式研究报告，证明房地产是非暴利的，但这个结论很难被民众所理解。
于是，又有了许多民众要求公布房地产开发成本的争论，也有了媒体热炒的“公布成本等于是公布老婆乳房”的说法。其实有此争论时，一些公众房地产公司早就公布了它们的财务情况和开发成本，这就像参加模特大赛的模特当然都要公布自己的三围一样。但你不能随便要求任一家公司向你报告它的开发成本和财务状况，就像你不能随便要求所有的女人都告诉你她们的三围一样，你也更不可能随便问别人老婆的乳房大小。
随后REICO工作室也专门做了房地产成本构成的研究报告，并在“两会”期间由全国工商联主席黄孟复提交给政协大会将其做了主题发言，并在中央电视台就此做了现场讨论。经过这一争论，连国土资源部都不得不承认，土地和税收占了房价的约70%，实质上是土地的价格在影响着房价。
例如，当许多农村来的年轻人在电视节目的现场询问在大城市里买不起住房时怎么办，我的回答是：大城市买不起就去中等城市或小城市，连小城市都买不起，就回农村吧！但媒体的标题则是“农村人买不起房就回农村”，于是大量的年轻人开始骂我。可如今的限购政策呢？我说的是经济能力达不到就不要在城里买房子，而限购政策则说的是农村人没有城市户籍，有钱也不让你买房子，那又该去骂谁呢？这种户口歧视难道不比我说的因为经济承受能力导致的自然淘汰更为可恶和该骂吗？如果按北京的规定要先交五年的各种保险和税收才能取得买房的资格，难道这五年的时间和交的钱不是购房的成本吗？
我说“商品房是给富人盖的，穷人的房子应该政府盖”时，媒体中的标题就只剩下“房子是给富人盖的”了，房子不等于是商品房，而商品房按中国的法律只能建在出让的土地上，开发商也只能依法在出让的土地上盖房子，全世界没有一个国家会在给穷人盖房子的土地上收取土地出让金。中国也同样将给穷人的住房如经济适用房、廉租房建在划拨的土地上，这划拨的土地国家是免收土地出让金的，那么法律不是明确告诉人民，商品房是给富人盖的吗？而开发商要想给穷人盖保障房也必须是受政府委托的，否则就是违法了，开发商只能被委托代建各种保障房。这些保障房不是自由交易的商品，开发商不能决定房子卖给谁，购房人也无法自由将其再交易。这也从另一个侧面证明了商品房从来就是给富人盖的。虽然许多人不想承认这一点，但他们却愿意凭着媒体的断章取义而开口大骂“商品房不应是给富人盖的”，开发商不主动给穷人盖房就是奸商，可他们从不问除了政府谁还有权能划拨土地，并决定土地的出让权的。
例如，人们永远会问何时该出手买房，许多人解释说房价会下跌，有些所谓的“专家”一直在用这种谬论误导民众，我却会说“不买是傻瓜”、“房价还会继续涨”，于是骂我的人很多，信我的人很少，但结果是信我的人都买了房，发了财，而骂我的人本来可以用他之前的钱买一套小房子的，现在只够买一个厕所了。
陈志武教授写了一本书《金融的逻辑》，张维迎教授也写了本书《市场的逻辑》。
两本书里，他们都讲述了一个道理：支付少量首付款锁定当前的房屋价格，用抵押贷款将未来增长的现金流变成今天的消费能力，对市场、对个人都是一种有百益而无一害的事，然而社会中大多数的民众却更愿意听到房价的下跌，让他们可以用更少的钱买到更大的房子。
媒体断章取义我的“雷人雷语”还有许多，当这些“雷人雷语”汇集到一起时，我就变成了“人民公敌”。在中国能享有这一称号的人并不多，一个是曾为中华民国总统的蒋介石，另一个大约就是任志强了。自有了这个称号之后，每次我跟吴敬琏老师见面时，他都习惯用“人民公敌”跟我打招呼了。
我记得三联出版社将封面印有“人民公敌——任志强”的杂志交给我的那天，正好是阿拉善SEE生态协会的会员大会日，几十名企业家聚在一起要改选阿拉善协会的执行理事会、监事会和章程委员会。
阿拉善SEE生态协会是一群企业家发起和组建的环保公益组织（详见第16章），是用民主选举的方式选出自己的执行理事会机构、监事会机构和章程委员会机构的，两年一届，由会员大会每人一票直接选出，参选的人有五分钟的竞选发言机会。
第一届选举时我就报名要竞选监事，想监督第一任执行会长刘晓光，却落选了。
后来，在香港一次会议上，要补选一名监事，我又被台湾曾当过国民党的一位财务专员的企业家打败了。这次是我第三次参选。
其实这次我并没有参选的意愿，但选举会上王石要参选执行会员，大家怕王石太强势，会独断专行，都希望我去参选监事长，以便能对王石进行有效监督。前一届是马蔚华行长当监事长，就是因为对他疏于监督，才使协会出现了公共管理和财务制度上的一些问题。这次，马蔚华还想来竞选监事长，但其本人未到会，让招商银行北京支行的行长来代为发言参选，被大家给否决了。公益环保工作如本人不能积极参加活动，自然会失去大家的信任。
其实，我出钱赞助的公益组织很多，包括各种协会和NGO组织。在这些组织里，我都不用选举就理所当然可以当上什么理事、监事、副会长、副理事长等，但在阿拉善则不同，任何会员想担任重要职务，都必须经过民主选举，才能当选。
我连续两次参选都落选了。而这一次，我高票当选为监事长，原因却在于我是“人民公敌”。我上台做竞选演讲时，高举这本刚出版的新杂志，指着封面上的“人民公敌”告诉大家：“这就是我。”
正是这种不惧被称为“人民公敌”的勇气和坚持讲真话、坚持原则不变的精神，让所有的企业家都深信，我一定能坚守原则、不留情面地对王石进行严格的监督。
后来也证明他们的选择是对的。我这个监事长立了许多监督的规矩，有效避免了执行理事会可能会破坏章程和损害会员权利的做法，赢得了所有会员的拥护。
要感谢这本杂志，感谢这个“人民公敌”的称号，它让我顺利在众多参选者中脱颖而出，成为了阿拉善协会监事会的监事长。并且，当我参加各种论坛时，这个称号都无一例外被主持人提起，它变成了介绍我的最有特色的词。
当媒体有权力按自己的思路去宣传和“塑造”一个人的形象时，会用各种语言和表现手法，让民众以为某某就是媒体说的这个样子，而实际情况却不尽然。
于是小潘教我用博客来进行“纠偏”，博客就成了一个自媒体，但博客这个自媒体是个被动的选择方式，只有关心和关注你的人才会看你的博客，博客的内容只被他们所知，报纸、杂志等平面媒体和电视媒体却可以强迫别人接受某种宣传。民众大多认为某某媒体为权威，所以会认为他们传播的信息比较可靠，并且媒体在做一种宣传时，会惯用一些噱头，比如，我的“雷言雷语”，这些“雷言雷语”很适合被人们当作茶余饭后的闲聊话题。借着这些闲聊，媒体的宣传会被广泛地传播，我的“雷人雷语”就是这样被大肆传播的。
但博客还是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传统媒体只手遮天的状况。博客至少让媒体的声音不再是一边倒了。它让我们有机会去纠正媒体的一些片面性报道，于是也开始有更多的民众看到了媒体大标题之外的任志强，以及另外一些不被大众知道的真相。一些媒体也开始用博客上的摘录来反思之前报道的一些“雷人雷语”了。
媒体眼中，我是“任大炮”
更重要的是，有许多事实证实了我对形势的预测和判断正确时，越来越多的人发现时寒冰、易宪容等人先前的判断很多是错误的。
在2008年“拐点之争”时，与我的论点相反，一些所谓的“专家”高喊不要买房，让房价再跌个50%.30%，让房地产的泡沫彻底崩溃，但事实是房价仍保持了上涨的趋势。这些事实在争论之后的很多年，人们开始重新思考和认识我发表的那些“雷人雷语”，这时大家就会惊讶地发现，被民众臭骂为“人民公敌”的我不幸“猜”中了中国经济和房地产市场可能出现的一些变化。
袁钢明老师和我以前有过很多次的争论，从2003年开始，我们的意见一直是针锋相对的。但在我和他都同时参加的一次清华大学的论坛上，他却这么说：“多年来我这个研究经济学的专家，在面对很多经济问题上，都与任志强的意见不一致，为什么每次都是他说对了，而我这个专家教授却总是错的呢？”这是一个我的对立者对我重新认识和肯定的典型事例。
以此类推，可能整个社会中有很多民众也会像袁钢明老师一样重新思考对我的认识吧。于是，社会的舆论开始发生变化了，越来越多的民众开始从另一个角度重新认识任志强了，真实的任志强。于是，一个本来对社会无足轻重的小人物，自成为“人民公敌”之后，再次上了网络评选的榜单，成为了“姑娘们最想嫁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