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此之外，我投入精力更多的则是中国金融博物馆的书院举办的每月一至两期的读书会。
两年前的一个偶然机会，我在去天津参加活动的高铁上发了一条参加天津某活动的微博后，便接到了王巍的私信邀请，让我结束上午的活动之后，下午到天津的金融博物馆去做个讲坛活动，我答应了。王巍就通过微博开始征集参会人员，并邀请了经常参加博物馆活动的朋友老金当主持人，这样就拉开了书院读书会的序幕。
其后我又参加了苏州基金博物馆的大型开讲活动。通过天津金融博物馆与天津各大学的这种讲坛活动，我从中看到许多年轻人渴望获得更多知识，看到这个社会有待唤醒。唤醒社会，需要培养年轻人独立的思考能力。要培养年轻人独立的思考能力，则不能仅仅靠讲坛的碎片化信息，应让他们从系统化的读书中获取，书院与读书会就在这种背景和共识中产生了。
2011年的7月第一期读书会由王巍主持，我和刘晓光做嘉宾，主讲第一轮。
至今一年半的时间已经办了30多期，同时在北京国际金融博物馆办了数期“江湖”的另类讲坛活动，并在整个社会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我为什么要投入这么多经费和精力去从事没有任何企业和个人收益的读书活动？我曾为从事公益活动，专门阅读了以描述巴菲特和比尔·盖茨的人生为主线的《从贪婪到慈善》这本书，书中70多位名人专家对社会责任和公益慈善问题进行了充分的讨论。我也专门阅读了索罗斯的几本关于“社会开放基金”的书，从而充分认识到社会的觉醒、青年的独立思考能力的培养需要通过读书会这个渠道来完成。
通过读书会推荐书目，介绍各种不同的认识方法，与书友们进行无边界的交流，则是打通精英与社会大众交流的渠道。
当网络信息量爆炸性增长时，社会中的大多数人，特别是年轻人，大多会通过网络快速获取信息，因此读书被忽略了，但这些网络信息常常是碎片化的，远不如书中的信息系统、完整。
了解一些历史片段很容易，但要了解这段历史形成的原因却并不容易，事物背后的那些因果关系远比信息片段更重要。
读书过程中更重要的是学习别人认识与判断事物的方法，培养独立思考的能力，用自己的头脑去判断事物的正确与错误，而不是仅仅靠别人的判断去认识世界。
我们这一代红旗下生、红旗下长的人，大多接受的是红色的革命教育。从小就立志要当“共产主义接班人”，一切都服从于“党”的安排，只要是毛主席说的就都是对的，因此那时没有养成独立思考的习惯，只知道像奴隶一样地服从于上级的指示与领导的安排，甚至到了无条件地献出生命的地步。
儿童一般尚未具备独立思考的能力，要靠父母和老师指点，以判断是非；成年后，就应有独立的判断能力，自己去区别是非。然而中国社会更多强调服从，从孔子儒学中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等级概念，到共产党时的纪律和信仰，都要求无条件服从。
因此也就有了“文革”运动。尽管“四人帮”的一些行为引起了民众的怀疑，但那时大家并不真正具备判断是非的能力，也因此毛主席一挥手大家就都上山下乡了。当兵时，接受的教育仍是“革命战士是块砖，党往哪搬就哪搬”。
后来，“批林批孔批周公”、邓小平几上几下、天安门事件等一个接一个地爆发时，更多的反思开始了。多数人开始觉悟，开始重新寻找支撑生活的信念，开始学会用自己的脚走路，用自己的脑子独立思考，而不再是随意跟在别人的后面一味盲从了。
“文革”让这一代人没有机会去完成最基本的初高中教育，更没有机会正常进入大学，接受高等教育。张铁生的一张白卷，打碎了许多人的求知梦，小时“学好数理化，长大当个科学家”的口号变得那么遥远。书对这一代人来说成了珍品，大家渴求知识，从只要是书就读，慢慢过渡到有选择、有目的性地读，也从小说类开始向人文社科类迈进。
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中央首先对高级干部开放了内部书店。那些在市面上无法正常流通的禁书首先在体系内部对高级干部优先开放了。沾了父母的光，我也可以跟在父亲的后面到内部书店去购书了。
与父亲不同，我首先成套订购的是18世纪世界名作家的书，如雨果、马克·吐温、西奥多·德莱塞、大小仲马、巴尔扎克、车尔尼雪夫斯基、高尔基等的作品。然后是中苏美日关于“二战”的战争史和人物传记类的书，恶补过去荒废的知识。随后书店里开始出现了与政治相关的书籍，如《赫鲁晓夫回忆录》《我的奋斗》《六次危机》等。
从《静静的顿河》《1918》到《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母亲》《州委书记》，这套书记录了苏联从十月革命之前到“二战”之后的历史变迁；而《多雪的冬天》《你到底要什么》《带星星的火车票》等则质疑了苏联的共产主义制度，这也恰恰与我心中的疑惑相对应。人们在重新拷问自己“我们到底要什么”，而如今的《秘密演讲》《6号特工》《44号孩子》则是反思那个惨无人道的时代，金雁女士的《倒转红轮》从俄国知识分子的思想变化过程中推导出中国可能经历的思想变迁，倡议中国今天已经不能再沉默了。
我对读书的兴趣恰恰就是从那个时代开始的，虽然那时收入不高，但买书是生活中最大的一笔支出，不管怎样也要省出每一分钱力争能多买几本书。
也正是这些书籍让我逐步学会了独立思考，有了一套自己独立的想法、独立的分析方法。
改革开放之后，一个初中还未毕业的人如何在改革的浪潮中拼搏呢？这再一次给每个人提出了新的学习要求。上军校时的军事业务虽然给了我中专、大专的文凭却没教授给我有用的知识。那时我就只好参加各种夜校，去学计算机、财务管理和企业管理，同时给自己定出了每天最少读六万字的读书任务。连续几年的恶补才让自己多少有了些底气。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我迷上了武侠小说，走到哪里都会随身携带一本，厚厚的一本书我很快就能看完，通常一天要读两三本。直到将中国台湾地区、香港、韩国所有买得到的武侠小说都看完了，才又转回到经济、管理等社科类书籍中来。
至今这个阅读的习惯没有改变。
最初读书大家都是一本书几个人共同读，读完之后讨论，力争将看不懂的通过多人的讨论弄懂。那时读的是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斯大林的《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恩格斯的《反杜林论》等。
再后来有了几个好读书的朋友，慢慢形成了能相互推荐好书的圈子。这样让我们读起书来就轻松了许多，有助于淘汰一些名声很大但实际很烂的书。当民间协会成立以后，协会之间会相互推荐许多好书，如京城企业协会成立数年来推荐和发放了许多好书。读书的圈子也相互交叉，于是有了更多的机会。
如何将读书的圈子扩大？如何将少数人的行为变成整个社会的行为？如何唤醒整个社会进而推动社会的进步？于是就有了今天的读书会活动。
中国金融博物馆书院的读书会，已经举办了30多期，在社会上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过去也有许多内部圈子里的读书会，但大多都不对社会开放，而要想唤醒整个社会，就必须以公益活动的方式对整个社会开放。
要培养整个社会独立思考的能力，就不能限定读书会的边界，要允许不同的声音参与进来。我们坚持用非专业的主持人，以非演出的方式，将活动办得朴实自然。
在嘉宾人物的选择上，我们也有意识地选择不同身份、来自不同领域的人物，有中国现任或退下来的各级官员，有在专门领域有特殊研究成果的专家。他们从不同的角度讨论问题，揭示历史与社会事件的真相，并引发整个社会的读书风潮。
当当网的李国庆总裁告诉书院，每次书院推荐的书在当当网上都能增加20%.30%的销量，于是也有些出版社免费给我和书院送了些书，希望新书能通过书院推荐的方式扩大销售量，同时也支持了书院活动。
举办读书会活动并不是件容易的事。书院没有专门的读书会组织机构，主要靠志愿者来配合完成。这就要解决经费来源的问题，仅靠华远提供场地和服务是不够的，就要靠社会支持，一直以来也得到了新浪网等媒体和一些书店的支持，并获得了部分单位、机构和个人的赞助。
我和王巍等人的主要任务除了组织活动外，更重要的是选择和邀请嘉宾。
《读书》杂志曾用了十多年的时间来做这种公益活动，但却未能有效坚持并发挥出巨大的影响力，这在于他们一直无法请到很多有巨大社会影响力的嘉宾。
一项公益活动能否成功不仅取决于这项活动是否有利于社会和民众，还在于活动组织者的社会号召力和公信力。
当一个全世界的公益性组织红十字会在中国却变成了一个腐败的机构，中国红十字会失去了民众的信任，也失去了其从事公益事业的能力。
任何公益组织和活动都必须以赢得社会公信力为基础，乐平基金会如此，阿拉善SEE生态协会如此，中国金融博物馆书院也是如此。
当北京的国际金融博物馆开业之后，书院又举办了每月一期的“江湖”论坛，在北京的一“东”一“西”开办了两种不同类型的启蒙和学习活动。“江湖”则以个人的经历和某一发展阶段的历史过程为背景，让更多人了解中国的过去。
两个讲坛吸引着众多的听众，虽然由于场地的限制每次只有四五百人参会，但报名者却可能高达七八千人次，足以说明活动的正能量。每次读书会的固定座位不到三百个，许多人只能坐在小板凳上，或靠临时发的垫子盘坐在讲台前的位置。也有许多人只能站在两侧的走廊上、坐在阶梯座位的走道上，即使是这样，全场活动两个多小时也绝不会有人随意走动，不会有人大声喧哗而影响会场的秩序。
每次的活动都还会有一些特殊的听众，他们专门从千里之外赶来听讲，从深圳、兰州、郑州、青岛等不同城市乘坐飞机或火车，专程来参加读书会，同时他们也以高价购买了现场拍卖的有嘉宾与主持人签名的红酒，以赞助读书会的公益活动。
书院也许改变不了整个社会，公益活动也许改变不了整个社会，但却能为整个社会的转变起到思想动员的作用。
我很高兴看到已经有一些城市的市长、书记关注到了这个读书会。他们向书院发出邀请，希望书院能将读书会的活动扩大到他们所在的城市。我相信，读书会的活动就如“农民讲习所”一样，会变成“星星之火”。
网络已经开始传播“江湖”的现场录像了，而读书会则要靠光盘传播。许多人无法每次都来现场，但他们可以通过光盘知道读书会的内容，学习各种知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财经栏目也很积极地参加到这项活动的传播之中。
书院不会框定嘉宾的思路，嘉宾可以完全自由地发挥。主持人的任务就是让两位嘉宾碰撞出火花，听众从嘉宾争论中得到自己想要的知识，得出自己的结论。
书院希望社会的思想是多元的。就像经济在市场竞争中才有生命的活力，思想也要在激烈讨论中有所进步。
在所有人都贫穷的社会，很难有NGO组织的公益活动出现，人们最多也只能是个人学学雷锋，做做好事。当市场经济调动了生产的积极性，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开始出现贫富差距，政府的二次分配无力阻止大量社会问题的升级，此时就要靠社会的NGO组织来发挥作用。
早期中央政府禁止社会自发组织活动，将NGO组织当成“结党营私”来禁止和限制，因此中国的NGO组织和社会公益活动远远落后于其他国家。此举增加了更多社会矛盾，导致公益组织在中国生存艰难。当社会共同努力，用各种方式将社会的资金动员起来，突破重重阻碍，建立了越来越多的公益组织时，中央政府也才逐步认识到NGO组织的重要性，认识到非政治性的公益活动对社会创伤的修复作用。
我参与过十多项公益活动之后，认识到“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的道理，认识到提高整个社会人群的觉悟与生存能力，让所有人都能独立思考才是最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