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第一次婚姻并不幸福，还在当兵的我，也曾动武发泄过心中的怒火，但事后我知道不管是因为什么样的事情，导致自己压不住这种冲动，都不是正确的。离婚之后的单亲教育给孩子留下了永远也无法挽回的心理压力和恶劣的影响，从此之后我下定决心，一定要改掉这个坏毛病，在家庭中绝不能使用武力。
忍是人生中难以跨越的一道门槛，但没有应忍时的忍就难成大事，人生中最要争的是一口气，许多人会为争这一口英雄气而不顾一切地拼命，甚至做出许多出格或违法的事，他们认为忍不下这一口气，忍是莫大的耻辱。
其实忍得住恰恰争得一口气，忍住恶气换来的则一定是正气，尤其是有时为争一口小气而坏的恰恰是大局。
在媒体记者渲染之下，大家都觉得我脾气火暴，以至许多媒体采访我时都觉得我可怕。但采访的次数多了，与我接触与了解多了的人就会改变这种看法，因此有些媒体特意用“任志强很温柔”为标题来进行报道。许多网友在微博上说，关注我之后才改变了对我的看法。
许多媒体报道了大量的恶性拆迁的案例，许多民众也都以为这些拆迁都是可恶的开发商干的，且不说中国农田减少中用于房地产开发的土地只有2%.3%，大量的土地拆迁是工业、市政或其他用地。自2003年的土地招拍挂之后，拆迁都变成了政府的行为（除少量的政府土地一级开发者之外，已不许开发商直接拆迁了）。
即使在20世纪90年代开发商旧城改造直接拆迁时，华远也不会做这种违法违规的事情，强拆的案件常有，但一定是政府裁决或法院裁决之后的事情。许多人并不相信我的说明，被打的不是拆迁户而是我。
根据市、区两级政府的批准，华远曾在西直门内的东冠英小区进行旧城危旧片区的改造，有数千户居民的拆迁，当现场报告说被拆迁居民闹事时，我正在区建委开会，为防止事态恶化，我与建委主任及时赶到现场。工作人员汇报完情况，让我不要露面，坐镇办公室指挥就行，建委主任许燕生也不让我去现场，怕我会发脾气，在现场打起来。但我坚持亲临现场，解决矛盾。
到现场后，确实有一些尚未拆迁的居民在阻止现场已搬家居民的拆房活动，一位已接到一周内必须搬家，否则政府将执行强制拆除决定书的中年妇女（原为西城区房管局的干部），在挑动一部分群众阻止拆房活动，理由是这个正在拆除的四合院中，尚有一户人家未搬走，拆除了其他房屋和院墙，家里就不安全了。
这位中年妇女知道我是公司经理后，还没容我说话，就怒气冲冲地上来打了我一耳光，并破口大骂，公司的员工们都以为我会冲上去还手，我不动声色地问了一句：“还打吗？”全场都静了下来。
不知是谁在外围喊了一句：“任志强是人大代表，殴打人大代表是犯罪。”有些围观者听到这话之后偷偷地散去了。
建委主任听说我被闹事的群众打了之后，也赶到了现场，但闹事者和打人者已都散去了。
所有人都没想到我能忍住无辜被打，其实我早已有这种心理准备，被打也许是解决问题的最好办法，对被拆迁民众强硬，也许并不是解决问题的最好办法，凡事都必须占个理，而忍常常让本来就在你一边的道理可以让许多并不清楚真相的人反而可以了解到真相。不是我要违法拆迁，而是按政策的规定办理。讲理的人、占理的人不需要用武力解决问题，这种无理取闹的蛮横，反而帮了我一个大忙。这位中年妇女第二天就搬家了，没有再组织一次强迁，毕竟大多数民众都知道打人并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也不是一种文明的行为。
如果我不忍，还手打了民众，则会给这些闹事者一个理由，甚至导致下一步的拆迁工作无法继续进行。
还有一次，公司中一个被行政处分的员工到我的办公室告状，我告诉他，要开完会再去处理，他一急就揪着我的头发和衣领，非要拉我去现场评理，以致激怒了所有的员工。虽然被揪掉了一大堆的头发，我没有还手自卫，也没有让其他的员工动手揍他，并且没有因此给他任何处罚。
员工到总经理处告状是一种信任，性急之下的方法不对也可以原谅，这并不是敌我矛盾。这一忍不但没有降低我在公司中的威信，反而提高了我在员工心目中的地位，事后这位员工向公司提出了辞职，我一再挽留，这位员工反倒更觉得内疚，最终离开了公司。
2009年宁高宁要求我辞职时，许多人觉得我窝囊；2001年与华润分手时，许多人为我咽不下这口气，但无论是面对武力或委屈，不管被扔鞋还是冤情，早在我从监狱里出来时就学会了忍。从个人的角度而言，任何委屈都是可以忍的，但从公事和公理而言，则是能说必说，能动必动，而无须忍。
忍与不忍之间很重要的一个界限正在于为私利需一忍再忍，为公利则忍无可忍。
1989年进行西单大市政改造的管线施工时，一天黎明，小石虎胡同街口突然发生了严重的塌方。我立即组织现场疏散周边的群众，并组织新的围挡和抢修。但在胡同口危险塌方区的边上有个流动的卖冰棍的车和一个健壮的小伙子，就是不肯挪地方。一是如果继续塌方那里就成了大坑；二是妨碍了现场的围挡和机械的入场抢修，几个施工队的工人怎么劝说都无效。我只好亲自去劝说，但小伙子说：“我有执照，你管不着，就不挪地，你怎么着？”
情急之下，我冲上去就是一拳打在他的鼻梁上，将其打翻在地，并让工人们将冰棍车推走，将人抬出危险区之外，开始推沙包挡土墙，防止继续塌方，如果再拖延时间，这个地方也许就真的塌下去了，可能会出人命的。
这个小伙子是刚从新疆放回京的刑事犯。因打架斗殴伤人而被判了刑，出来后也成了西单一带的小混混，当地人大多不敢惹他。街道无法安排其工作，就批了个营业执照，让其经营流动冷饮食品自谋生路。他背后还有一群小兄弟跟着，自是不甘心被打了一拳，回去后就找了几个兄弟要找我报仇。
幸亏在我拆迁西单沿街商户的过程中认识几个比其资历更深的已改邪归正开始做正经生意的老大、老二们，都想等我尽快完成工程，好回迁经商，便替我出头平息了此事。他们从和我谈判拆迁、回迁的过程中，知道我是通情达理的人，颇有江湖中的大哥精神，因此愿意与我交个朋友，学些正经的经营之道，当然也就愿意揽这个事，帮这个忙。
多年之后，张宝全的今日美术馆开业时，曾邀请我和小潘各写了几个字，在画馆现场拍卖，也是这位西单的哥们听说之后，专门到现场用高价拍下了我的“舍我其谁”几个大字，非要表表自己的一番心意。
我在部队时曾在特务连当兵，擒拿格斗是专长，虽然多年不练了，却也并不陌生，那时还年轻，与一般人对打，还不至于打不赢，但除非是为公事而忍无可忍，否则是绝不会争强好胜与人动手过招的。人不可招事，也不可怕事。
在监狱与看守所中也同样，不招事都可能被打，别说招事了，但怕事同样可能被打被欺，有时还是需要硬着头皮打，打赢了你是“爷”，打不赢也没人敢把你当孙子，至少让大家知道你是会坚决反抗的，“是条汉子”也许是看守所里犯人们眼中最高的荣誉了。正因为我在这个污缸中混过，连那些黑老大们都不敢小看我，（虽然有些人不知道我这个经济犯是无罪释放的，以为我也是改邪归正的），这成了我与黑道上的人打交道的资本。
古话说得好，“小不忍则乱大谋”，事如此，势也如此，市亦如此，家更如此。
那年去福建打球，刘建国的一位战友老韩，看到我们都全家出行，很是羡慕。
饭桌上聊天时，问我怎么处理和老婆的关系，我说把你的所有收入都交给老婆，她就放心了。老韩说：“那不行，她月月要钱，那还不都乱花了。”我说：“你错了，你不给她就月月要，你真给了她就不花了。”这不是花钱的问题，而是信任的问题。
从有银行卡的那天起我的工资就全在老婆的手中，有多少钱，花多少钱，我从来不问，这样就给了她信任的空间。不信你可以试试，一次就给她几十万，她就舍不得花了。几年后老韩告诉我，他试了一次给老婆几十万后，发现老婆再没要过钱，那几十万也一分未动。
忍和舍其实是一个道理，放不下，舍不得，忍不住，犯的都是同一个毛病，只有放下面子，家庭之间、夫妻之间的关系才会得到真正的改善。
2011年底我在上海参加《名人范》节目录制，阎阳生说网络中将你比作“大众情人”，是不是许多女孩子喜欢你？现场一位嘉宾对女主播立即说：“你这么凶，一定对老婆不好。”我说：“我给老婆送花，可以让老婆说‘送多了’。现场有几个人能做到？”
夫人50岁生日，我请全家人一起给夫人过生日吃大餐，却忘了给夫人送个特别的礼物，于是引起了夫人的不满，也当着女儿的面，吵了第一次架，本来说好一起回母亲家共聚，气得夫人半路自己走了。我深知自己之过，从那以后，每周必让花店专门送花，以表歉意，过节、过年、过生日更是必不可少。夫人的气很快就消了，给我秘书专门打了电话，转告我不要每周都送花了，但我仍坚持重要的日子一定要送花，以弥补自己的过错。
其实平常相互送的东西都很多，但这个特殊日子的疏忽成了夫人心中的一块病，夫妻之间的相互尊重，“忍”字则尤为重要，而我给夫人送花的另外一层含义则是要挽回我在女儿心中的形象。
父亲在女儿的心中是一家之主，是支撑这个家的顶梁柱，是这个家中行为的典范，不应该对妻子恶语相向。当着孩子面的争吵，无疑会损害父亲在女儿眼中的正面形象。
段子里常有这样的问题，当母亲和妻子同时落水时你先救谁，或者当妻子与孩子同时落水时你先救谁。从理性讲应先救无能力自保的人，后救有能力自救的人；从亲情的顺序上讲，则应先救母亲，再救妻子，最后救孩子。父母是唯一而不可替代的，是先天的血缘关系，而妻子和孩子则是后天的，也许我是个过于传统和保守的大男子主义者，万事孝为先，丝毫不敢怠慢。没有母岂能有己？同样，没有妻又岂能有子？现实中常见的则是母与子都排在了妻的前面，太多的小三让妻子成了家中最不重要并随时可能被替换的人了。
当两个人的感情中对方已不再重要，失去了爱的基础时，离婚是一种自由与解放。反之，就应维护这个家庭中的忠诚与信赖，爱是维护这个家庭的基础，忍是爱的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