次年初，团里再次接到军区指令，要拉全团到内蒙古打坑道。我当然是不二人选。这次是全团的整体行动，团里还专门为我配备了手摇计算器。
在今天这个电子计算机早就无处不在的时代，也许无法体会手摇计算器的先进。
在只能用口算、笔算的时代，手摇计算器则是重要的高精尖设备。计算全团的兵力、设备、工程量等，在那时也可称得上是个庞大的系统工程。整个司令部中也没几个能帮得上忙、搭得上手的参谋，我成了主角。而我设计的计算盘也正好可以派上用场。
当整个方案将要完成时，局势发生了重大变化，所有的施工任务都被取消，部队进入一级战备。对越战争开始了。作战股墙上本是去内蒙古的各种路线和地点的图纸，都换成全国地图和越战前线图。
我军的任务不是向南参加对越战斗，而是向北，防止苏联从北线挑起战争，因此每天在图纸上标注的有敌情通报，除了中越边界的战事之外，更多的是新疆和东北地区苏军的部队调动和兵力布置，部队则从准备施工转入了军事训练。
直到中越战争的后期，全军才抽调了几百名侦察兵和干部参加了实战，不是主力战斗部队，而是以培训为主的机动部队。我在特务连时任侦察排长、后调到师侦察科当参谋的耿援朝，有幸参加了这次培训，后来当了团长。
对越战争中暴露出许多部队训练中的问题，多年没有实际的战争实践，让部队更多停留在原有的军事技术水平，很难适应现代的战争需要，部队再次掀起了大练兵的热潮。抗美援越时，三十八军曾派出高炮团负责保护河内大桥。曾在抗击美军的轰炸中击落多架美军飞机，荣立多次军功，这次却没有机会再上越南的战场。更多的目标则是针对于珍宝岛战斗之后的苏军。更多注重打坦克和大军团作战，当然单兵的技术训练也是必不可少的考核项目。
团里换了新的团长，陈晓庄团长是一位曾在内蒙古给内蒙古军区司令员滕海清将军当过秘书的干部。因“文革”中的“内人党”事件也曾随领导而受到不公正的牵联。陈也是个有文字功底的好干部，滕海清的“内人党”问题平反后恢复了工作，逐步升任我团团长。
陈团长给我下达的第一个任务就是限期在军、师来考核之前，重新建设和修好靶场。这次军、师的考核项目多，从固定靶到机动靶，从近距到远距，从手枪到机枪和高射机枪平射。老靶场已多年未修，且距离不够长，要从200米加到300多米的射距，于是将围墙后移，把一部分原来的菜地划入了靶场的范围。射距加长后，靶档的高度也要相应提高，以加大安全参数，还要加厚防护层，以满足40火箭筒实弹射击，还要维修运动靶轨和机房，调节不同运动速度，以满足不同射击考核需求。
比起打坑道而言，这些活的技术含量都不算高，但时间要求却很紧张，我不得不安排配合施工的部队日夜加班，尤其是短时间内我无法用大量堆土的方式加高靶档，就向团长建议，在现有靶档顶部筑一道两米多高的混凝土墙，以满足时间要求，我不会什么理论计算，就直接套用了修哨所时的图纸，做了减筋量的修改，画出了靶档砼墙的图纸，进行了施工。这道靶档在我十数年之后回部队时，仍屹立在靶场之上，巍然不动，背面成了营房的一个广告。
当靶顶的档墙连续施工一多半时，副团长郭民政带领着钢八连的战士荷枪实弹地来到了靶场，非要让我临时停工，要提前进行对八连的实弹考核，待八连实弹射击考核完之后，再继续施工。
我调入特务连时郭民政就是特务连的连长、我的顶头上司，后调到钢八连任连长。钢八连是全团最优秀，也是全中国人民解放军中最有名的连队之一。以前的“十一”游行时，钢八连都是走在最前面的红旗方队，恢复全国运动会的开幕式上“钢八连”代表全军表演的跨越障碍，更不用说从红军时期、抗战时期、解放全中国和抗美援朝时期的光辉历史了。这是三三七团的骄傲，也是全团的王牌连队，当然也是每次军、师考核中的重点连队。
我在作训股任参谋当然知道这次考核的重要性，平时划拨装备时，我也会重点照顾“钢八连”，他们出勤训练的任务重，次数多，装备的损坏率高，我总是给他们最完善的配备，包括在数量上都会多一些机动数，调拨实弹射击用的实弹时，也会比给其他连队多一些子弹，以重点培训技术较差的战士，我和连里的干部战士们都有着良好的合作关系，全团都知道他们的成绩代表着全团的荣誉。
很遗憾的是这次我并没有执行副团长的命令，坚决地拒绝了副团长的要求，我说：靶场是团长给我的任务，完不成任务全团都无法交代，除非团长下命令，否则说什么也不能影响修靶场的工程。
当着八连全体官兵的面，我让郭副团长很下不来台，但我必须坚持，以保证施工的进度和混凝土作业的连续性，副团长无奈地将连队带离了靶场，而我的背后，那些已在靶档上努力施工的战士们，给了我一片掌声。
还没回到营房，营房里就闹翻了天，“任参谋将副团长挡在了靶场之外”的消息传得到处都是，像炸了锅一样，还有许多人添油加醋地渲染。当我拖着疲倦的身体回到司令部吃晚饭时，接到了通信员的通知，让我跑步去见团长。我才从通信员嘴里知道这事闹大了。
在部队多是官大一级压死人，下级必须坚决地服从上级的命令，副团长的官则比我这个参谋不带长的高了许多级，全团自我当兵以来未发生过一个参谋可以拒绝副团长命令的事件，也许以前的历史中也没有发生过这种事情，但这次不同，我执行的是团最高领导的命令。当然部队也有个不成文的惯例，在第一现场当两个不同上级的命令发生冲突时，应执行在场最高指挥官的命令，和我们在许多美国电影中都看到过的情况类似，最终执行的大多是现场最高指挥官的命令，而非远离现场的更高指挥级别的命令，但这次也不同，靶场离营房并不远，如需修改命令完全可以提前安排或通知，由最高指挥官下命令，同时副团长下达的是局部任务，我执行的是全局任务，我当然有理由和有权力坚持完成自己的任务。
我早已记不清，我是如何向团长汇报的情况，也记不清当时团长都说了我些什么，从团长办公室出来时只记住了两个字，团长给我的评价是“鸡肋”。
我请炮兵股的张参谋专门用一号特大图纸，每张纸写一个字，将“鸡肋”两个大字挂在我宿舍中的一面墙上，用以牢记。
三国中曹操曾将这两个字作为口令。杨修一时聪明，猜出曹操进退两难和必退之心，于是令下属打包行李准备撤退，被曹操以“乱军心”为罪名杀害，以定军心。
“弃之可惜，食之无味”，成为了今日的典故和成语。而我将如何面对呢？
部队不是民主的政体，而是必须坚决执行命令的工具，古有“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之说，因此部队最讲究的是“坚决执行命令”，这背后的潜台词是为执行命令可以放弃一切，包括人最宝贵的生命。但“文革”中部队这个工具常遇到许多两难问题，一是从国家的领导到军队的领导，都出现过许多巨变，昔日英雄、元帅都会在一瞬间变成了“叛徒”、“反革命”，听从命令反而成了罪恶和帮凶，有的甚至变成了反党集团的一分子；二是左一派、右一派的革命群众都打着同样的“拥护毛主席，拥护党中央”的旗帜，无法辨别谁对谁错，执行命令就必须站在某一边，而对立的一边中有着和我们同样戴着红五星的帽徽的解放军。如果接到的命令是抗震救灾，像防止大西洋水库的崩堤安全，没有哪个战士丝毫地犹豫，都会坚决地执行命令，但如果是向“支左”时某一派开枪，就会多了一份迟疑。
战士们长期在不管对错都必须执行命令的压抑之下，常常产生了许多反抗的情绪，尤其是连队之间为了荣誉而争得你死我活中，连干部常常会为了争一口气，而让战士们大吃苦头，培育战士们的荣耀感时，也会多了一些不正之风，就像如今有的地方政府官员为了政府的风光和表面业绩，也会做出许多不利于社会民众的“壮举”，因此，也埋下了许多只顾执行命令的祸根。
抗上而爱下被看作是一种良知，更是一种英雄气概和汉子的标志。当我以下犯上而维护了正常施工连队的利益时，维护了施工任务的尊严时，在全团赢得了战士们的好评。当然，我也知道这种抗上的行为风格、这种坚持原则而寸步不让的态度，在部队已经不再有任何的发展前途了，“鸡肋”既可以说是一种表扬，也可以说是一种惋惜，更可以说是一种结束，也由此我开始产生退伍的念头。
其实，直到今天我这种“不唯上，不唯书”的性格，恰恰是部队培养出的一种结果。当兵时我还刚刚成年，正是性格养成的重要阶段，年轻时的积淀就像小树成长时的树干，决定着今后生长的基础。那个思想开始成长的初期，我们正在怀疑和思考之中，所有的社会变动和身体力行接触的事物都会变成人生图画中的色彩，并决定着这幅人生图画的最终表现。
在三十八军提干后的我
多次立功获奖
在三十八军当兵时的我和战友
哥哥去部队看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