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中国人来说具有特殊意义的1976年，对我也具有特殊的意义。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总理去世，全世界为之哀悼。那时的政治斗争已从社会向军队转移，战士们在越来越多的动荡之中也闻到了许多火药味。城市兵有更多信息渠道，更能从中寻找到社会中的变化。我们也在思考。
部队那时和地方一样，也开展“批林批孔批周公”的运动，虽不像地方那样对抗性斗争性强（部队没有直接的批判对象，也没有可以影射的领导），但对“四人帮”的不满，对曾是红军、八路军和解放军的前辈情感，也在私下中流转，成为一种特殊的力量。
周总理逝世的消息，战士们是从每天统一播放的广播中听到的，但因团部没有发出明确追悼指令，而在广播的消息中也没有毛主席的表态，于是，坚决服从命令听指挥的指挥员谁都不能私自下令。但是，那些多少有些政治头脑的官兵们，那些“官二代”精英们，都不再等待，私下串通商量，发起了一场自发的追悼活动。
几个挑头的干部子弟鼓励俱乐部主任，用大礼堂广播，播放哀乐，也不知是谁在礼堂前安放了周总理遗像。二营副政委吴鲁生（其父是北京军区副政委、曾任老三十八军政委的吴岱）带头命令二营组织追悼活动，刘历远（谷牧的三公子）组织了一营和炮连的战士，我和侦察一班长（一个宣化兵）鼓动特务连和团直属队，忘了三营是谁挑的头，总之，在非强迫命令中，一队队战士涌向大操场，集合到礼堂前，有的制作了白花，有的打着连队旗帜，有的用床单改制成花圈。没有统一的军令组织，但半个团以上的土兵都参加了追悼活动。
寒冷的天气，还有些雪花，战士们摘下军帽，默默地在哀乐声中站立，长久地不肯离去。没有一个连队和营里的干部下令阻止战士们的活动，证明了他们也同样的心情。其实，团里的干部也在哀痛之中，他们悄悄地在司令部的小楼窗前望着战士们的行动，既不下公开的命令组织哀悼的活动，也不愿意下令取消、禁止或限制。
虽然曾经在党下发的学习文件中要“批林批孔批周公”，但这种批周公的影射丝毫也没有动摇周恩来总理在人民心中的地位。那时，周恩来是人民心中的好总理，是与“四人帮”对抗的一种力量，更是廉洁公正的象征，其对中国革命的贡献，其在“文革”中的做法，其亲民爱民的形象，始终是正面的和高大的，而其晚年所遭遇的不公，只能引发更多人对老朽中的毛的怀疑与责问，当然，这些矛头首先还是指向“四人帮”的迫害。对总理的热爱，都是发自每个人内心的，这种被压抑的不平，平常都只是在私下之中偷偷议论，今天，终于在总理去世的消息传来时爆发了。
许多新兵并不敢加入悼念的队伍中，他们也许至今仍在奇怪为什么没有上级的命令，那些战士们自发集合到礼堂前、广场上。是的，这是一场并没有预谋的突发事件，仅凭几个人就能鼓动起这种集体的行动，是大家共同的心愿，只是纪律的约束让人已习惯于听从命令。终于有人挑头了，那么，在悲痛之中就暂时忘掉命令吧，不管会受到什么样的处分和批评，一部分人勇敢地振臂一呼，从而成就一场集体的行动，成就了一场貌似有组织的哀悼活动。
公开表达对“四人帮”的不满，实际上是从周恩来总理逝世时开始的。虽然“四人帮”还在台上，但更多的人已经在“文革”的重压之中慢慢觉醒，开始用各种方式发泄不满情绪了。总理的去世成为激发这种不满情绪的导火索。
在我们团发生的自发追悼活动并非孤立事件。事后得知，在干部子弟较多的团里都发生了类似事件，也都没有被军、师等各级领导阻止，直到北京举行周总理追悼会和骨灰洒向大海之后，团里才正式组织追悼活动，而那一次的自发事件也才算告一段落。
这中间的一段日子，团里私下都在议论这次活动。许多人曾担心会被部队当作一个重大的“反革命”事件来处理。但最终人心向背是分明的，从上到下都在默认这种追悼活动。当上下一致的共识占据上风时，这种政治诉求的表达就不仅仅代表少数人，而代表社会的共同利益。官兵行为的不一致，并不代表意愿的不一致，只是在那个时代中，表达的方式不同，战士、干部与高级干部的位置所承担的风险不同。虽然这件事最后不了了之，但它在全军官兵心中的影响却长期存在。
后来，在10月抓捕“四人帮”的消息被公开之时，全国上下都疯狂地爆发出一片欢呼。这种强烈的反差对比，正是始于年初这场自发的追悼活动。应该说周恩来总理逝世启动了对“文革”颠覆的一年，1976年发生了一系列重大事件：“四五”天安门事件、邓小平二次下台、朱德总司令逝世、唐山大地震、毛泽东逝世、“两个凡是”等，“四人帮”最终也倒塌于这种力量之下，十年浩劫终于告一段落。
虽然那年1月时，我们并不知道后来将发生的一系列事件，但是那时一群人已经开始悄悄地酝酿如果“四人帮”真的上台了，“我们”将拉出一支部队上山打游击。
很快，我们排接到命令，配合师侦察连到中蒙边界线打坑道、修哨所。
自1969年3月中苏“珍宝岛事件”之后，中蒙关系一直比较紧张，“备战备荒为人民”并没有因为林彪事件而改变，“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成为备战指令，这句话本来自李闯王的“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于是，全国都在“文革”后期广修防空洞，要求所有建筑都必须修防空洞，大量资金投入到这种无效的战事准备之中。在此期间，北京的很多城墙被拆除了，地下修起类似莫斯科的环形地铁，并连接长安街沿线的重要设施和中南海，伸至城外的石景山，旧城墙和护城河原地就是如今北京的二环路一线。“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时代四面树敌，让本就并不富裕的中国无法将主要精力用于发展经济，而不得不用于军事和防御。
那时的内蒙古从战略上讲是将在战争中被放弃的地区，因此，内蒙古没有完整的公路和更多的城市建筑，也没有更多的防御部队。内蒙古军区的三个师都是低兵力编制军队，前哨一个连的编制只有40多人，只能起到巡逻和放哨的作用，而三十八军的步兵连则多达150人；内蒙古军区装备也相对落后，一个师骑马；一个师一半马，一半骆驼；一个师全部骑骆驼，发现敌情后根本没有抵抗能力。而真正的防御重点和古代没什么两样，还是集中于长城一线的山区，从贺兰山到张家口，大量部队也是沿这一线驻扎的。
内蒙古的部队连巡逻这样的任务也是由内地部队派出临时兵力补充的。我们团里也曾派出部队参加这类军事活动。那年，曾有一个蒙古国的中校参谋外出打猎，遇上暴风黄沙，迷失了方向，开车进入中国的地界，被我军抓捕，差一点闹出战争事件。其实，内蒙古与外蒙古之间的边界线上是和平的，外蒙古虽然驻有苏军少量兵力和军事顾问，但并没有侵略中国的能力和野心。我打坑道所在的那个哨所就曾发生过这样一件事。一个战士立功心切，晚上站岗时趁另一个哨兵上厕所，先跑到山下放了两枪，再跑回来追击，想用制造假象证明自己的英勇。当哨所将这个敌情上报军区时，军区立即回复，这不可能是军事行动，请分区再查，等天亮了真相也就大白了，说明中蒙边界还是和平友好的。
在中蒙边界上设有双方固定的会晤站，不过，建有专门的交通道，只要对方的车辆在专用通道上行驶都是安全的。即使当时落后、有限通信中断了，没有事前通知，双方也会派人、派车联络。两国之间还建有专为居民交易往来的自由市场。
这个地区的风沙较大，有时会将蒙古国的牛群、羊群随风刮到中国境内，有时也会将中国的牛群、马群刮到蒙古国去。一般居民上报之后，双方都会主动将对方的牛羊退还，不会有太多争议。而蒙古国的军官最愿意到中方会晤，因为这里有好烟、好酒招待。当时，中国还很穷，但还是有特别的开支用于改善和维护双方外交需要，而定期的会晤则是一种常态。
不过，历史证明，防人之心不可无，因此，我们还是要加强边防哨所建设的。
那一年，全师共从各团抽调四个完整连队去内蒙古，分派在四个哨所，分别打四个坑道。我们排和八五炮连的四个观察兵，共同被派到师侦察连配合，完成其中一个哨所的坑道建设。当时，我的排长被外派学习，于是，整个团里派出的部队都由我代理而统一指挥。
北京已进入三月，我们却发了皮大衣、皮帽和大头鞋，预告我们内蒙古还是严冬天气。部队在师里集中后出发，一过张家口就变了天，风沙与温度都像是并不欢迎我们。汽车也从柏油路的平稳开始跳起了摇摆舞。当时为了防止敌人的空中侦察和使进攻的敌军迷失方向，内蒙古的道路是一段柏油、一段硬沙、一段草地交叉的多种路面，以防止从空中识别。在草地中硬压出的路段，高低不平，硬沙路在雨水冲击和重车碾压下也早就变了形，直到了锡林郭勒盟军分区驻地才又见到柏油路。
整个锡林郭勒盟就像那里所有普通的小县城一样，整个城市的空气中都散布着浓浓的羊膻味。营房的食堂更是膻味冲天，许多南方来的战士一张口吃饭就恶心得直吐，就连我这个在陕北的羊肉汤中泡过的人都难以接受，这些让战士们充分领教了内蒙古的生活习惯。
从锡盟出发又走了一天的路程，终于到达了东乌珠穆沁旗。整个旗中有3万多人，而旗中心所在地还不如一个内地村。一条不长的街道，沿西街只有十几幢平房，也就是旗的政府所在地。这一条街上只有一个小饭馆、一个不到60平方米面积的供销社，我们一个连队的战士们就买光了所有的香烟和全部的砖茶。师侦察连的老兵告诉我们，沿街两边的树，都是他们几年以前来过时栽下的，如今都已经几人高了。
从县城到我们要去的哨所，还有240多里地，当时都用国界的界桩编号标识。
两个哨所之间也有200多里地，常常是两个哨所的战士寻查边界线，各自骑马走过十来天，两边一碰头，再向回走。界桩与界桩之间都相距得很远，两边边界线都有宽宽的防火道。防火道就是用机械深耕而不长草的很宽的黑土地带。如果有人越界就会在这宽宽的耕地带中留下痕迹，而草场着火时，也就成了防火隔离带。每隔一段时间，防火道就会被重新翻耕，始终保持着无草生长的状态。
从中国的地图看我们所处的位置，大约是在鸡冠子的下端的三角区，主要与中蒙交界，但不远就是中、苏、蒙三国的交界处了。
刚来时，这里还是一片白茫茫的雪景，一路上随处可见死去牛羊的残骨，有些秃鹫在残尸间觅食，雪中会有些黑黑的牛粪，偶尔会看到牛羊圈栏杆和被掩盖的井盖，这是游牧民临时季节性的驻地。一路上，只看到一个蒙古包。大约冬季，牧民都藏在有高地保护的小凹凹里，以保护他们的牛羊，避免风雪的冲击。天气转暖，草地返青之后，正常的游牧活动才会开始。
在一个绝对高度只有百米多的山头后面，汽车停止了移动，这就是我们的目的地了。哨所在山的另一边，有三五幢砖房，也是刚盖了不久的，而我们的连队住的只是帐篷。
为了防止被风吹走和取暖，帐篷的大部分埋在地下，只有窗口以上部分留在地上，有些象我在东北插队时的“地窨子”。取暖用的是火炉，但烧的却是牛粪，水则是取之不尽的雪水。
到达目的地那天，老天爷有眼，既没有刮大风，也没有下雪，是个有阳光的天气，但地冻得硬硬的，用锹、镐都难以撼动，这就给了我们最好的用武之地，展示了我们工兵排威力。
师侦察连挑选的战士大多是五大三粗、动作灵活的好兵，特种部队通常都在新兵到达之后有优先挑选权，因此特种兵看不起我们四个矮个子的侦察兵，常常摆出一副看不起的面孔，但这次我们让他们不得不服气地另眼相看了。
当他们凭着年轻有用不完的力气，拼命地挖地三尺与冻土搏斗时，我们都用钻孔、用定量爆破的方式，三下五除二地就掀起约一米深的冻土层，很快地搭起帐篷。
他们也许忘记了我们是架桥修路的高手。于是，连长不得不亲自请我们也用同样的办法给他们一些帮助，否则到了天黑他们也钻不进帐篷。也就是从那时起，连长将施工的技术指挥权交给了我。
我们还需要开车外出去寻找牛粪，将一垛垛牧民存放在牛栏边的牛粪搬回营地，以解燃“煤”之急（牛粪就是最好的燃料），严防严冬的报复。
天气说变就变，第三天的夜晚就刮起了狂风，随后又下起了鹅毛大雪，早上起来了雪已经堵住门口，盖过了帐篷顶。室内的温度无法让积雪融化，这也才让我们真正体会到为什么说厚厚的白雪能给冬小麦压上一层棉被，帮助小麦御寒过冬。有了大雪的保暖层，反而让室内的温度不容易外传而降低。
但是，这一阵狂风却让堆在外面的汽油、机油箱都不见了。这可是我们的必备品啊！全连只好分别开车寻找这些装备物资，还给每部车都配备了步话机和照明弹，最怕在一片白茫茫之中迷失方向。好在这个地区没有人烟，不必担心物资丢失。终于，在二三十里地的沿线，找到了这些被大风吹倒后一路滚走的油桶，最远的竟然跑出去30多里地，可见这阵狂风的力量。还好，我们的帐篷大部分都在地下，否则也一定会像油桶一样不知要飞到几十里之外。
大雪封路的前几天，许多机械设备还没到，连图纸也没有，战士们反倒像放假一样轻松。只是随车带来的新鲜蔬菜都吃光了，又断了后方供给，伙房就只好发蔬菜罐头，有胡萝卜、酸菜等两三种，刚开始战士们还觉得很新鲜，很好吃，几天之后，就坚持不住了，一看见罐头就开始骂娘骂天。司务长告诉大家，如果风雪再这样持续下去，一周之后连这些罐头也没得吃了。
还好，一周不到风雪停了，汽车可以出动到军分区领取补给。补给车回来时多了一辆北京吉普车，是军区吴参谋来送图纸和布置工作任务，原来，他也因为风雪而被困在军分区。同时，运来了压缩机、风钻等各种设备，木料、钢筋、水泥、搅拌机则随后陆续运到。
我们的任务是测量、爆破，干技术活，侦察连主要是提供劳动力，从此就可以看出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之间的差别。此后，近一年的时间，这些工作打下了我后来无障碍地进入了房地产业的基础。
当我们用军区下发的图纸实地勘察、放线、定桩时，却发现几乎所有的坐标和标高都对不上。这是一个用环形工事围绕着山头，在环形工事的中间建有数个独立的混凝土碉堡和观察哨所，折形穿越整个山头，两端分别连接工事有一个专门的坑道，坑道内设有各种小室和设施，也就是像电影《上甘岭》一样，只能死守山头而没有任何退路。哨所的任务是坚守与观察，只能等待后援或全都战死。
图纸被我们反复核对过，但多次测量证明是错的，于是，只好将情况向军区汇报，得到的指示是由我们自行调整图纸后再上报。我们摸索着当起了设计师和绘图员，调整了坐标和标高，最终获得军区的批准，开始了正式定点、放线，边摸索、边设计、边施工，放响了第一炮。
在计算机普及孩子的今天，也许这一切工作都不是一件很困难的事。但那时，且不说所有的数据都只能用手计算，连个三角计算尺都没有，更别说是计算器了。
而几乎所有的干部战士都没什么文化，我这个初中没毕业的就算是高文化了，再有个同排优秀的班长是个技校的中专生，一个炮兵的观察班长会计算，三个臭皮匠就硬着头皮装起了诸葛亮了，这一切都是在极困难的情况下完成的。
也许，今天的小学生都可以轻松地计算出根号，但那时我们几个早就忘记了如何计算开方和求根。我们就用树枝、木棍、钢筋头，不停地在地上先正着算过去，再反着推回来，找到了求根的办法和放样不同的拱形模板。
而对一张图上重叠排到四至七层的钢筋图，常常要翻来覆去地试许多遍，有时要用筷子搭积木一样试验多次，再在图纸上用不同颜色进行标记才能弄准。我们不但要学着配比不同标号的混凝土，还要自制塌落度筒，做不同的试验。我们不但要学会用风钻打炮眼，还要学会打风钻，甚至架起打铁炉，自己锻造磨平了风钻头。
我们一次次地改善炮眼的位置与药量，以加快掘进速度和坑体完整性，还要防止回填过多和塌方。我们每放一炮之后都要十分慎重地重新测量方向和标高，以保证两头分别掘进的坑道在各转了几个弯之后能在中间准确对接。我们要保证所有的混凝土浇筑不出现空洞、蜂窝和麻面，从支模到编扎钢筋，从浇筑、捣实到砌筑，从防水到防漏，从水管到风管，几乎一个建筑全过程中从小工到技术员的工作，都是从头学起，环环相扣。那时，我们既不知道什么是怕，也不知道什么是难，只知道不管什么样的问题，我们都必须去克服，去解决，战胜自己，也战胜困难。
我们开始放炮修路让汽车能开上山，边界那边就开始注意。边界两侧的哨所基本是一对一的，以便两边互相监督，只要对方或我方开设一个哨所，我方或对方也一定会同样建立一个哨所。两个哨所之间用20倍或40倍的望远镜都能清楚地观察到边境，不但能看清机枪孔、炮孔，也能看清人在走动，更可以观察到对方是否增加兵力。当我们把空压机、混凝土搅拌机等设备拉上山头时，对面就出现了3辆装甲车或坦克之类的车辆。也许，他们最初以为这几个大家伙是什么新式武器，但我们日夜放炮一段时间之后，对面也就习惯地没什么动静了。也许，他们已经知道了我们的意图，知道我们不是为了发起进攻而只是为了防御。
打坑道，先要由工兵打眼、装药、放炮之后，再由侦察兵负责清渣运土，然后，再打眼、放炮、清渣，而一个作业面只能同时摆开三部钻机，洞子里也只能一来一往地摆开两辆小推车，每一次都无法展开更多的兵力。而我们的任务又必须在入冬之前完成，于是，部队就必须用三班倒的方式，日夜连续作战。三个班正好按八小时作业，轮流休息，但我们一个工兵排的三个班，合成三班倒，还要有后面的配合工作兵力，就不够分配了，尤其是四个侦察兵，两个作业点就更不好分配了。于是，就只能按两班倒，每个班变成12小时，而我和二班长就只好带一个排，一个在山上，一个在山下，在上面时指挥实际作业，下面时还要看图纸，每遇到疑难问题时，就只好都一起上山共同商量了。
钻头的方向发生偏移时，爆炸效果就会让坑道方向偏移；当底炮发生偏移时就会出现高差偏移，当石层发生变化时就要调整钻的深度和药量，当方向转弯时就要调整钻孔的钻面等，每一个交叉点我们都格外小心，还要随时保证各种装药、爆破的安全，特别是哑炮处理，更要防止落石、塌方。
这里的天气也会影响到工程的进度。最后一场雪是5月29日下的，最早的一场雪则是9月5日下的。这中间只有3个多月的无雪期，山上的最低温度可到了零下四五十摄氏度，大多是零下二三十摄氏度，山上的帐篷里摆了两个火炉，也说不上暖和，而野外的作业让皮大衣也变得透心凉，战士们要靠酒来取暖和保证手脚不被冻伤，但和石头、铁器打交道，又有几个不带伤的呢？
在坑里打钻，几个风钻同时嘟嘟，每个人说话都必须大喊，而钻孔中飞出来的灰尘正好飞进了正在呼吸的鼻孔、正在说话的口中，更不用说头上、面上、眉毛、头毛和耳朵中了。开始大家还用口罩，但很快口罩就没得供应了，连土豆和菜都要跑到张家口去采购。风雪中的天气，就是满身的泥土也没地方洗澡，最多是回到帐篷里用毛巾蘸着脸盆里的水擦擦，战士们常常一下山就晕倒在床板上，有时连衣服都没脱就睡着了。
到了6月份，我们用废石料砌了个长宽各两米多的池子。于是，可以提供一个洗澡的地方了，印象中我好像100多天也没洗过一次澡，早就不知道什么是脏了。
那时候，年纪轻、体力壮，雄心勃勃，斗志昂扬，大山之中早就忘了外面的世界，一门心思地只知道完成任务，部队的竞赛无时无刻不在进行。哨上各班各排，每天都要刺刀见红地比上个你死我活，战士们的单纯朴实和“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越是在困难时期越能充分体现出来。
身上穿着皮大衣，在满地满坡的睡觉中，在坑道石壁的摩擦中，还不到6月份就破烂不堪了。翻毛皮头的大头鞋，在每天踢石头中，早就露出了脚趾头。早晚的温差让人直到六七月身上还穿着棉装，但上下工的路上战士们仍然斗志昂扬的唱着战歌。而我最长的纪录则是连续奋战了70多个小时没下过山，也不知道当时是怎么熬过来的。记得两个大型碉堡的浇灌必须在45个小时内不间断地连续作业，一次完成浇筑。为防炮击而不能留施工缝，120多立方米的混凝土要用小车一车车推上山，还要捣固层层支模和加筋，也不知是怎么熬过来的。为了记录下这一切，那年我还写了厚厚的好几本日记，有80多万字，也不知道是一种什么样的精神支撑着熬过来的。
四月中，虽然还时时有小雪，但地上的草都返青了，满地的野花香。这里的土地中盛产着黄和野葱，为了增加新鲜蔬菜，我们也会采些野菜、野葱改善生活，山上有许多深深的洞子，天暖之后就会钻出许多动物。开始，我们也不知道是什么，就在洞口下了许多套子，活捉之后才知道是旱獭，没肉吃我们就拿来烧肉吃，许多战士将皮剥下来晒干了卖。旱獭的肉有一股酸味，也许是缺少必要的调料，吃过两次后就没人再吃了。从内蒙古完成任务回来时，连队还专门带了几只活旱獭送给河北保定动物园。
为了改善生活，连队开着车去打黄羊、打鹤，那时也不懂个什么叫保护动物，连秃鹫、狐狸和狼肉也都尝过了，终于有了牛群的出现，连长下令从牧民手中买了头牛，连队没人会杀牛，连长就硬是用手枪打了牛脑袋，把牛打死了。我们并不知道知道不能当着牛群杀牛，半夜里帐篷的四周响起了一群群此起彼伏的牛吼叫声，整个牛群都围在营区的四周不肯离去，为被我们杀死的牛哀悼，三天之后牛群才离去。
内蒙古的生活习惯是放羊要有人和狗看守，晚上要将羊群集中到围栏里加以保护，怕被野狼叼吃了；马群和牛群则没有人看着，任由它们自由地吃草，一段时间才有人将牛马群赶到另一片草场去。牛马都有对付少数野狼的能力，草原上又没有人会去偷马偷牛，正常好的草场，草要超过40厘米，这样的草场是不怕牛群来吃的，如果草的高度低于20厘米，那么就要适度地保护了，而鼠患是对草场最大的破坏，鹰和鹫就成了保护草场的卫士。因此，牧民们不会去伤害鹰鹫这类老鼠的天敌，而希望鹰一样自由地飞翔。
牧民们也许是马养得太多了，他们似乎也没有养过特别的好马，对马并不很重视，但却非常重视必须有一副好鞍，常常在马鞍上穿金戴银，马跑死了可以放弃，但必须带好自己的马鞍。马鞍就像生命一样。大约也是全部家当。那时的牛群、羊群由于不可自由交易，基本没有太多的推广价值，就像口粮一样以维护生存。因为交通不便，人口稀少，边境地区基本无经济活动，多为自生自灭的独立生存方式，牛、羊最多也就交换了盐、烟之类的生活用品。
交通的不便不仅让牧民的生活基本上与世隔绝，也让我们的信息封闭。除了军用的专线，电话和电台之外，连收音机也很难收到信号，书信要二三十天才能收到，这还要看天气的好坏，如果老天爷不赏脸，连续的大雪或风沙，那就会错过定时的通信车，就要等下一班了。
四月底，我才收到家里和一些朋友的来信和照片，才知道北京的清明节期间天安门广场爆发的“革命”。这与1月份在团里发生的那一幕有些类似，但更加公开透明。群众集中在天安门广场借对周恩来总理的悼念，用各种诗歌在颂扬历史的革命和英雄的业绩的同时，表达着对“四人帮”的不满，支持和呼吁邓小平同志的出山，用“小瓶不倒”来表达对政局的抗议。那时，虽然没有人丧失对毛的信任，没有人直接对毛的伟大表示怀疑，但普遍地认为毛已老去，政局被“四人帮”控制和欺骗，要用“革命”的行动来唤醒民众，唤醒睡狮。
这是一场呼唤结束文化大革命运动的战斗。自“文革”以来，“中央‘文革’领导小组”代替了正常的国家秩序管理机构，将党的领导改变成独裁体制，在失去了周恩来总理的权威和平衡力量之后，上层像失控一样，几乎是一边倒地转向“四人帮”一方。老一辈革命家们都纷纷靠边站，政治的舞台被“四人帮”占领和统治。
人们在绝望中挣扎，在为未来而呐喊。无数已经觉悟的年轻人冲在了前面，而从老到少的群众涌向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前摆满了花圈，连广场四周的松树上都扎满了白花，这是远胜于“五四”运动的号召力，更是一次民众集体意志的怒吼。
而乌云密布的政治局势下，白色恐怖镇压了人民的“革命”，但也同时动摇了毛对局势的控制局面，动摇了“四人帮”执政的基础。
我们虽然远在边境，虽然不能亲临现场，却能感受到那股热浪、那种悲哀、那种愤怒、那种爱之深恨之切的气氛。烈士们的鲜血不会白流，广场中的行动将影响更多的民众重新认识“文革”，认识中国。
除我之外，还有许多人也接到同样内容的信息。于是，许多人也相互介绍着自己了解的情况，传阅各自收集的照片。虽然后来上面正式下发了统一思想认识的文件，对“四五”运动有了官方的定义和结论，但是，已经觉悟的战士更愿意相信这些亲人和朋友寄来的照片，更愿意相信他们在信中的说法和判断，在心中深埋下“革命”的火种。至少，大多数人的思想已经统一，如果“四人帮”真的上台，我们就重来一场革命。大家都在盼着下一次的信使带来更多的信息，以了解更多的情况。
我们人虽在祖国边境，但心却早就飞回首都，在寻找中国政治动向的脉搏。
但是，下一个信使带来的却是朱总司令逝世的消息，人们的心中增加了更多的忧虑。老一辈的革命家开始离我们远去，他们奋斗一一生没有一个得到好的结局，甚至没有得到国家更多的认可，没有获得他们应有的荣誉。而这些都是因为“文革”，因为“四人帮”。人们在叹息，同时，又都对毛抱有希望。人们在发问，英明伟大的领袖啊，救救这些生活在白色恐怖中的人民吧！
北京已是进入夏天的时节，这里还是冰天雪地，5月29日下完了年初的最后一场雪。工程进度在加速，没有因为天气的变化而受到影响，只是不需要再用喝酒来保持体温。终于，我们要实现两洞的对接，按照图纸上的尺寸和现地测量，这应该是两个洞对接的最后一炮。虽然我们每一步都走得非常小心，进行了严格的测量与核对，但真正地将有折线、有不同高差坡度的两个洞实现对接前，我们并没有十足的把握。这也是考核我们胜利成果的最后一刻。
当两边的装药同时完成之后，我希望让两边的炮同时响，将最后的一段石壁打通。一声令下之后，炮响了。当我们分别从两侧冲进洞里时，却只见一堆碎石而看不见对方，战士们在拼命呼喊，隐约能听到不同的声响，但又同时在怀疑自己的耳朵，分不清是洞里的回音还是对面的声音。于是，我们没等着清渣就用风钻插入了石堆，向对面钻去，突然风钻失控地向前冲去。对面已经没有了石壁的阻挡——“通了！”两边同时响起了阵阵欢呼。
对接成功了！
当一部分战士在忙着清渣时，我向连长正式做了汇报。“两洞接通”，是个值得庆祝的时刻。我们没有那一挂挂喜庆放的鞭炮，但我们有的是一堆堆炸药。于是，战士们将炸药当成了鞭炮，向山下扔去，轰轰隆隆的爆炸声在庆祝着我们的胜利。
等炮声沉静下来，我坐在洞口的石头上，突然想号啕大哭一场。几个月来的鏖战，全靠这一种非要突破难关的傲气。有些人在面对困难时最能鼓起勇气，越是困难就越是斗志昂扬。当我带领工兵排的战士们参加这次行动之前，连里、团里对我最大的重托就是坚决完成好上级下达的战斗任务，要为三三七团争光。
这个重托就像一块石头重重地压在我的肩上。图纸上的错误，从头开始的重新设计，每一炮中的危险都没有将我们难倒，生活上的困难、工作上的苦累、天气的寒冷、几天几夜的不睡，都不能让我们后退一步。我们的目标非常明确，必须在预定计划时间内打通坑道。而当我们提前了数天完成了这个任务时，人突然就像泄了一口气，满肚子的辛酸苦辣全都涌到了嗓子眼。
真的，真的，好想大哭一场。
不过，接下来的又是一个坏消息，7月28日发生了中国有史以来的最大的天灾唐山大地震。第一个拉上去救灾的是我们军的一一二师，随后全军都投入了救灾的活动。部队传回来的消息是整个唐山市都塌成了平地，几十万人被地震吞噬了，整车整车的死尸。一个个令人痛心的消息，人祸、天灾几乎都同时集中在了这一年。
家里来信说，华国锋总理担任了全国抗震救灾指挥部的总指挥，爸爸当了副指挥，负责救灾物资的调拨与分配。但在第一次去唐山的路上就发生了严重的车祸，被送回北京了。爸爸没有回家而是带伤直接住在了指挥部，并且连续很长时间都没有回家。指挥部设在人民大会堂，恰恰就在后来悼念毛主席的临时灵堂的旁边。
唐山大地震已经拍成电影，但在那个年代，连电话都无法联系的时代，信息大多只能靠信件，边境上知道的大多是几十天前的消息了，连报纸都是多少天才能送一次。
龙年通常被中国人看作是吉祥的年份，但这个龙年却从年初就一连串的都是惊天地动地的坏消息，而且还在继续。
8月底，我们基本完成了全部的技术性工作，就剩些环形工事通道的构筑的收尾了，师里派来了慰问团，张副师长带着防化连的喷淋车来到了营地，战士们可以美美地好好洗个热水澡了，恨不能一下子洗去这一年的污垢。
张副师长当然少不了带了些慰问品，可以让我们好好地吃上几顿新鲜菜和炖猪肉。
师侦察连的官兵常在师部活动，当然也和师里的参谋、副师长混得面熟，而我们这些常在团里的战士，却是远离师领导的，因此我们仍然正常地安排着上山的工程。
第二天，我突然接到连部的通知，让我到连部去，本以为是张副师长要上山检查工程情况，就穿着一身破烂的工作服去了连部。一进连部，吓了我一跳，帐篷里除了副师长、师里的参谋和连长之外，还有锡盟军分区的领导和专门负责该项工程的付参谋长。一堆人像是要审犯人一样围着坐了一圈，我以为是我犯了什么错误。
张副师长问了我一堆的问题，最后哈哈一笑，满脸的麻子都开了花，大喝一声“这个人我不能给”。原来，我出色地完成任务，让锡盟军分区看上了，要向张副师长申请将我留在锡盟军分区当参谋，专门负责各边防哨所的建设。他们早就了解了我在团里两次未能提干的情况，希望能让我留在军分区提干（边防的提干条件宽松，为吸引人才留在边防放宽了年龄限制）。而他们的要求让张副师长很好奇，于是，就要当面见见我这个能让锡盟军分区看上的战士。
张副师长明确地说：，。
“这个战士，我们要留着”“我负责，回去保证提干的工作”张副师长没有食言。
9月本应是阳光明媚的秋天，是收获的季节，但9月5日，这里就下起了尚未入冬的第一场雪。还好山上的工程已经进入了收尾的阶段，不会因天气而受太多的影响。
随之而来的则是毛主席逝世的消息。中国从1949年以后的四位领导人，一个被提前当作叛徒打倒了，三位在同一年中离我们远去了。中国像是失去了撑住这片蓝天的顶梁柱，天似乎真的要塌下来了。所有人都沉浸在一片哀悼之声中，在全国的举哀中，也有一些人已经在考虑着未来的中国将会怎样。
一些干部子弟聚在一起讨论，如果“四人帮”上台控制了中央和国家之后，我们将怎么面对，是否要准备再来一次武装暴动式的革命，是否要重新上山打游击。
是的，我们虽然不知道后面的结果将会如何，我们不知道中央将做出什么样的安排，也不知道残存的这些老帅们是否能重掌政权，但我们将做好上山打游击的准备。
我们开始策划要转移一批军用物资，要有些枪支弹药、雷管与炸药，至少不能让“四人帮”的政权就这样平安过渡。这些武器弹药虽然不足以武装一支军队，但至少可以搞些暗杀等破坏活动，至少不是赤手空拳而无还手之力。其实，在强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面前，这点武装是微不足道、无能为力的，但当时我们相信会有更多的人投入到反对“四人帮”的队伍中来。我们能做的是凭一腔热血的暴力活动，制造一个或几个连续的事件，引爆这场打倒“四人帮”的革命运动。我们还希望能用这些武器当作革命的火种，让人民可以觉悟，让“四人帮”不得安宁。
山上的工程基本已完成，就等着军区最后的统一验收。我向连里请了假，回京探亲。连长知道我这一年的辛苦和功劳，因此特别批准了我单独提前回京，用专车将我送到张家口。但是，他们却不知道我的随身行李中装有大量的雷管、炸药等爆破器材，也正大光明地携带着带有实弹的手枪。
师侦察连里管自己的装备，而不管我们配合部队的装备。从团里配备的装备编制在团，而由我这个临时指派的队长管，枪支是有携枪证的，但雷管和爆炸品则列入消耗品管理，账本在我的口袋里，当然就给了自己许多的方便。
回京后，却发现整个北京都沉浸在哀丧中，人民大会堂中设置了毛主席的灵堂，群众在有组织地进行瞻仰活动。整个天安门广场都在一片哭声之中，街上的行人也大多都戴着白花，人们自觉地停止了各种娱乐活动，所有人都在等待，等待着在天安门广场的追悼会召开，等待着下一个可能产生的变化。
整个追悼会就是两个阵营的较量。人们从追悼会的准备中找着政局变化的蛛丝马迹，想知道今后谁在这个国家中说了算，谁是毛的接班人，谁能领导这个国家继续向前。虽然全国人民都知道毛的遗言是“你办事，我放心”，但大多数人都对华国锋的领导能力表示怀疑，尤其担心他会被“四人帮”架空或篡权。
10月4日，《光明日报》发表了“两个凡是”的讨论文章，被当作是“四人帮”将要篡权的信号，局势变得紧张起来。但两天之后，就传来了令全国人民欢欣鼓舞的消息，华主席秘密抓捕了“四人帮”。
整个的1976年，几乎所有的事件都是令人痛心的事件。连“十一”的国庆日都在毛主席逝世的悲哀中度过，没有人在庆祝和欢呼，但打倒“四人帮”的小道消息却让人心振奋。很快，中央就正式宣布了这一消息。一块石头落地，全国人民都从沉痛的气氛中走出来，满街的欢呼、歌唱、鞭炮齐鸣。不管最后是谁掌握这个国家，但只要打倒了“四人帮”，就都又有了希望。我也可以将武器装备带回部队，不用再考虑上山打游击了。
打倒“四人帮”之后，也就等于要终止“文化大革命”，要开始清理一切和“文革”有关的阶级斗争和武斗的一切地方武装。河北省曾经是两派武装斗争十分激烈的地区，清缴活动首先要从民间的武器收缴活动开始。部队接到了指令，回到驻地，分区分片，收缴散落在民间的各种武器装备，要恢复正常的社会秩序。
我也就是在这时接到了团里的命令，调任二营机枪二连任排长。到任后的第二天，部队就拉到了河北省高阳县去收缴民间的武器了。年初，军区对我军派驻内蒙古军分区的优秀施工任务给予嘉奖，师部给我成绩最优秀的师侦察连记了集体二等功。名单上当然也包括所有参加这次行动的每一个战士和干部，也包括我们这些参加此次配合行动的战士们。荣誉是给参加施工的每一个人的，同时团里为我们带领的工兵排也记了集体三等功，我个人也再一次立了个人三等功。
这一年是翻天覆地的一年，无论是从国家的命运、政治的生活、个人的经历，还是以意外的喜讯与收获上来讲，从国到家到个人，上上下下都是此起彼伏\\极不平凡的一年.国家一年内去世了三位重要的国家领导人，但也打倒了“四人帮”，个人从一个战士变成了超龄的干部，同时又立了集体二等功，个人三等功，可以说是幸运的一年、骄傲的一年、人生重大转折的一年，也是思想相对成熟的一年，阅历和经历都深深得到磨炼的一年。
没过多久，我就从机枪二连调到司令部作训股任参谋了。这一年，我将打山洞、建工事时遇到的工程计算难题，如混凝土不同标号的配比计算、工程土方量的计算等，套用爆炸计算量的表格旋转方式，设计制造了工程施工计算量，在当年全军科技竞赛中获得科技二等奖。我本人也在当年再次获得了个人三等功的奖励，但这次立功与过去不同，连级参谋的三等功是由师审批的，级别高了一级，荣誉当然不同了。
打倒“四人帮”之后，部队恢复了军校的培训体制，从团里调了许多干部到石家庄初级步校当教员，包括我的股长和许多熟悉的连排干部，我也被团里选送到步校的参谋班子进行学习。同年，社会上也开始了恢复高考，恢复大学教育，但已参加军校培训的人员不能参加社会高考的条件，学习又开始成为正面的社会风气。
自张铁生交白卷之后，学习似乎成了一种错误，尤其是数理化成了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标志。但几年之后，这种废除教育制度的做法，没有给社会国家带来发展，“文革”将过去17年的教育制度批判得体无完肤之后，整个文化教育的体系被彻底摧毁了。除了毛的红宝书之外，所有的图书都比“焚书坑儒”时代更加稀少，只有这样，才能让愚弄群众更加容易，才能让错误的政治制度具有基础，才能让“文革”在群众不清醒的头脑中横行多年，才能将贫下中农的地位升高，才能让工人阶级重新获得力量，而臭老九则只能去打扫厕所，住牛棚。
打倒“四人帮”，让社会生活重新回到了正常轨道，读书上学终于可以名正言顺地登上了大雅之堂，学而无用论终于退出了历史的舞台。
1977年的北京高考语文状元，是我一个团的战友，叫阎阳生。他的《我在这战斗的一年里》的作文卷登在大大小小的报纸上，成为了当时的新闻。这是团里的一件大事，自然也在部队中成为团里的骄傲。
阎阳生“文革”前就是清华附中的才子，也是我的好朋友，在部队时常在一起竞争，比射击，比枪弹，比立功，常比得结果是平手时，就动手真的对打较量一番，互有胜负，这种友谊还有一个特殊的关系。
那年军足球队到南方训练，正好阎的父亲恢复工作后调到四十一军任职，到就借此关系，将军足球队联系到柳州训练。“文革”时期最流行的是八个样板戏，柳州歌舞团正在上演着芭蕾舞剧《白毛女》和《红色娘子军》，而这个柳州歌舞团剧中的白毛女和吴琼花是同一个女演员，叫卓柳江，父母是南下解放全中国时的军队干部，后留在柳州人民医院任院长。
军足球队培训期间，团里的作战参谋朱勇（父亲是天津警备区的副司令）和阎阳生同时与卓柳江谈起了恋爱。要论长相，阎阳生可差了许多，满脸坑洼不平，根本无法与一个标致英俊小伙朱参谋相比，但阎有一肚子的文采，常写些如《井台上》的手抄本小说，写起情书来那更是远胜朱参谋不止一筹了。
一日傍晚，三人相约上了鱼峰山，这可是柳州著名的旅游点之一，拔地突起的山峰，像个从水中跃出的鱼头，下面是一片水塘，不停地冒着泡（大约是石灰岩的石灰气）。传说中的刘三姐被从桂林赶走之后，地主恶霸一路追杀，就是从鱼峰山上跳入了下面的水潭之中，山下潭的旁边，立着刘三姐的石像，潭中的水在不断地哭泣，不停地冒着泡泡。
那天这个美丽的山顶上，却几乎演出了一幕惨剧，朱参谋要与阎阳生在山顶决斗，失败者很可能被打落山下，还好参谋的觉悟让朱勇在最后一刻没有抡起他的拳头，也因此而失去了竞争的机会。
阎阳生也许还可以与我对打，但朱参谋的身体锻炼得像个铁桶，身材虽不算高大，却上下一边粗，肌肉一块一块的，有棱有角，单杠、双杠的运动都是教练级的，真要打起来，阎大约只能当“刘三姐”了。
朱参谋本胜在外表的健美、彪悍，能在初次接触的瞬间吸引女孩子的目光。但在真正要表现其男子汉气概的关键时刻，朱的纪律性压抑了男子汉的豪情，使其成了爱情道路上的失败者。而阎的文字的“花言巧语”，则用精神的内涵表达了蓝天、白云一样青春纯洁的小资情调，勾引了“无知”少女的心，最终成就了这一段婚姻。
一年后，我有事因公出差到柳州，亲见了柳州的山山水水，柳侯祠没给我留下太多的印象，但鱼峰山却至今难忘，在于这里曾发生过自己身边战友的一段故事。
四十一军的军部位于龙船山地区，三个机关部门各占了一个小山头，柳江支流的水分别将三个小山头变成了三个小岛，狮山、虎山与龙船山分三地立于军部的一侧。传说中狮虎曾为争一江之水而大战数日不止，致使民不聊生，玉皇大帝闻讯乘龙船而至，狮虎见龙驾到，各自扭头而逃，被玉皇大帝点化为两座山，而玉帝已去，独令龙船也化山看守，狮虎而不得再祸害人间。此情此景，美不胜收。
我曾为此情此景而赋诗一首：“春风古祠一水环，独生绝卓奇峰山。残阳袭柳百花妒，自沿清江驾龙船。”阎父亲笔将此诗变成毛笔大作，裱画加框，常挂于堂中。
而宋汉东（三营的书记）是一个专攻李白、杜甫的诗才，将此诗列入了另册，并对我说，如能再出一首类似的作品，就将我的诗列入李白、杜甫之列。
今天我们已届花甲之年，但我与阎的友谊千丝万缕，“白头到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