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中学时，班上第一位辅导员叫姚明伟，中间是蒋小泉，后来是王岐山。当时，有初高中的学校，通常是高中里的佼佼者（党员或团干部）到低年级初中班任辅导员。
初一时，我还只是少先队员，初中退队之后，岐山就鼓励我积极争取加入中国共青团。但是，那时心思似乎不是干革命，而是“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因此，没有提出申请，但经过“文革”，尤其是进入部队这个大熔炉之后，入团、入党则成了必争目标。
城市兵进入炊事班，反而给我开了入团的绿灯，只要能吃苦，干好自己应干的活，炊事班这个被大多数人认为脏活、累活多的地方，就成为“镀金”的摇篮，越是没人去的地方，反而会换来同情与尊敬。因此，不到半年的时间，我就被批准加入共青团，从时间上走在了大多数同年入伍战士的前面，在第二年当上副班长。
但申请入党则成为一件难事，经历三次曲折，也证明自己成长中的不成熟，当然，这也严重影响到升官提干等其他的后续发展。
第一次被党组织批准填写入党申请表的时间早于同年入伍的大多数战士，但我连提交党支部讨论的机会都没有，就自我灭亡了。
记得那天的中午，我的入党介绍人、当时的排长刘军生，让我留在营房填写入党申请表，告诉我将在下午的党员大会上讨论我的入党申请。当天的中午，全连安排在营房外菜地种菜，而我则没有参加种菜活动。
部队的任何活动几乎都是一次竞赛，这已成为惯例，种菜、劳动和训练同样都会以班、排为单位进行竞赛和评比。而落在后面的班排，毫无疑问会受到批评，而被批评，当然不是件光荣的事。
我当兵时部队中许多人是1968年入伍的山东掖县、北京房山和大兴、四川、山西和河南兵，1969年春季入伍的主要有山西、河南兵，1969年秋冬入伍的则以江苏、湖南、河北、四川兵为主。很明显的是，山东掖县兵占有文武竞赛的优势，三四年之后，大部分班排长的位置都被山东兵占领了。当时，我的班排长都是我的老乡，是山东掖县的兵。也正因为这层关系，平时在一起打打闹闹的事也就很自然，排长和另一个掖县的班长就成为我的入党介绍人。而我的班长却自认为卡住我这个副班长的入党门槛，有助于加强班长的权威地位，反而没有成为我的入党介绍人。
因此，排长让我不参加劳动在营房填表，也让他吃了一惊，似乎还有些不愿接受这个现实。
我并不知道中午劳动竞赛的结果，但从班长满身尘土、吊着个长脸回到营房的情况上看，大概我们班没有获胜，而这与我要入党了的表现成为强烈反差。
更糟糕的是，我们班拿了个倒数第一，班长一进门就将满腔怒火烧到了我头上，劈头盖脸地一通大骂，将原因都扣在我身上。确实，班里少了棒劳力时，无疑会影响竞争力，但不参加劳动并不是我的逃避。当我试图用排长的命令当挡箭牌时，反而更引发了对班长自尊心的伤害，手中挥舞的入党申请表也成为一种挑衅。
过度的高兴与低落的情绪在对立之中爆发了。愤怒的班长开始动手抢我的申请表，没去劳动是因为填表，于是，这张表成为祸根。班长的气撒在我头上，也撒在这张表上，而我则视这张表为政治生命，当然也会无畏地反击。如果在平时，也许我和班长的搏斗会势均力敌，但班长是一种情绪发泄，底气不足，而我是在保卫政治生命而全力以赴，班长最终被我打翻在地。
争斗是以我的胜利结束了。但这次被我拼命保护的入党申请表却作废了，不管是什么理由，一个将班长刚刚打翻在地的副班长，都不可能在下午被讨论如何加入中国共产党。
这一仗我赢得了许多新战士的敬佩，但在部队以下犯上是大逆不道的，而老压新、上压下已成为一种惯例，是部队战斗力的组成部分，同时也让无数优秀的战士感到无限压抑。他们总试图用各种方式和成绩向这种传统挑战，但却难以得到认可，更无法用公开对抗的方式证明，无法用一对一的方式展现。而我对班长无理行为的对抗，尤其是一对一地将班长打翻在地，给了他们精神上的鼓励和发泄的机会。他们只能幻想挑战老权威。
然而，这种胜利给我带来的压力是巨大的。这一战将我长期努力工作的一切成绩都抹杀了，多少个日日夜夜的加班加点，多少次的摸爬滚打，多少次行军中帮战士扛枪、背包，平时帮战士洗衣、缝被、站岗……这些努力和付出都在一时好胜之中丢失了，而更重要的则是上自指导员下至班长，这些老兵都想维护传统与特权。
“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每个战士都可能调动和复员，不再受军纪约束，但军营、部队这个铁打的营盘是不会改变的。而维护这个铁打的传统，则成为每一个在其中成为一砖一瓦的军人的自觉意识。任何试图破坏和挑战这个传统的行为无疑都是大逆不道的。任何时候，挑战权威、挑战传统都面临巨大压力，尤其是以一个人的行为面对一个巨大势力，哪怕本身并不是为了挑战传统，而只是想保护自己的权利，但无论如何这种行为都会为自己引来烧身之火，也会为再次争取加入党的组织增添无数困难。
是一种完全的偶然，是一种得不偿失的行为，还是一种生活的考验？当事情发生时，人们也许来不及去想事件可能引发的后果，也无法预测可能产生的长远影响，而行为都在瞬间发生了。如果人们能预知所有的一切，那么这个世界就不会有精彩了，更不会有进步和惊喜了。因为未来有无数的不确定性，人们才会努力去奋斗、去坚持、去追求、去探索，而失败被称为成功之母，是因为失败会告诉人们，许多在顺利和成功中无法知道的辛酸、痛苦、后悔和冲动等，只有身历其境才能感受。
尤其对于一个刚进入社会不久、只不过20岁的年轻人来说，失败、失误都会留下深刻的印象。失败对于一击就垮的人而言，是没有任何意义的，也不会成为成功之母，只有那些将失败当成一种考验，从失败中寻找原因，汲取营养并将失败踩在脚下，勇敢地从失败的门槛上跨过而顽强地争取明天胜利的人，才会从回顾失败中找到生活的乐趣，像欣赏美好的生活一样，把它们当作音符谱写入不断演进的乐章。
一度，我也曾沮丧，但更多的则是自我检讨。那时，父母都还在干校，兄弟姐妹各居一方，没有人可以听你倾诉，所有的痛苦都只能自己承担。而无依无靠背后则是一种责任的压力，一种不能再给父母精神上增加任何负担的压力。也许，我们无法帮助他们重回领导岗位，过上正常人的生活。但我们很清楚父母的心愿，是希望我们能加入中国共产党组织，成为一名共产党员，这是他们一生的追求。那些送我来当兵的叔叔阿姨们，也将希望寄托在我们身上，他们最大的安慰与回报，就是我们也加入到他们的队伍，成为中国革命领导力量中的一员，这成为支撑我努力和坚持的一种强大力量。
“文革”之中，我们这一代人尽管并不明确人生的发展之路，虽然在心中崇敬伟大领袖毛主席，深知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但是，“文革”也让我们对革命的前景与方向、对中国的未来方向产生迷茫，盲于革命一代的前辈为中国流血牺牲却不断被打倒，盲于不断革命中的权力之争，盲于一派“誓死捍卫毛主席”而另一派“誓死保卫共产党”，盲于“打着红旗反红旗”事件不断的发生，盲于如何才能实现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
也正是因为这种迷茫，反而促使我们这一代人努力地想要加入到党的队伍之中，成为其中的一员，以更多地倾听党的声音，了解这个组织内部的运行规则，更想参与一份力量，而不是在外面作为一个旁观者。这是一个门槛，也是一种资格，更是一种荣誉，被革命前辈的鲜血染红的一种荣誉。“入党、入党、入党”，这就是睡梦中、耳边不断响起的声音。这是当时最明确的短期目标，一个不仅是努力争取而且是迫切要求尽早实现的目标，一个不管前途路上多艰险也必须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目标。
很快，我从步兵排调入了炮排，所以，征程又从零开始了。
1970年后，部队里的骡马换成了摩托，半自动步枪也换成全自动步枪，连队还配备了汽车，这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全军的第一个摩托部队，但生活却没有现代化，除了办农场以保证部队的口粮之外，还办起了小工厂，用土法生产单晶硅，但没多久，单晶硅炉就发生了爆炸，四名战士被炸得残缺不全。于是，团里又开始其他的生产，汽车是重要的生产工具。但严格的纪律让所有军事装备必须服从军事行动，而不能用于生产服务。于是，我被派回北京为团里购买汽车。
部队很清楚每个子弟兵的家庭背景，也很会利用这种社会关系。“走后门”已成为计划经济时代采购的重要途径，但唯一与现实社会大为不同的是，那时的“走后门”几乎没有以将钱财装入个人口袋为目的的，总是都能找出一个符合当时政治口号的理由和原因。在“全国山河一片红”的革命思想压力之下，每个人都在“斗私批修”，到处都是“批评与自我批评”。“走后门”也都必然地打着一心为公的招牌，使之变成一个为了“革命”的正义活动。
是的，当我拿着盖着部队代号大印的介绍信进出所有的政府机关时，“军委会”管理之下的工作人员都是满脸笑容地接待。在“全国人民学习解放军”的大旗之下，一个普通战士也许正在指挥着一个曾经指挥过千军万马的将军，只因为这个将军到了地方工作，正在接受“军管”。
解放军向地方政府求援，“走后门”申请在正规的计划供给之外，购买一辆北京生产的120汽车，也变成了支军、支“左”的正当活动，当然，没有熟悉的“后门”关系，打破计划仍然是一件不可能的事。但在那种随时都有政治风险的环境中，再硬的“后门”关系，也要有能为“走后门”特殊性做掩护的足够强大的挡箭牌，至少让破例审批的官员不会因此而承担政治风险。“支持军队建设”在当时就成了最好的政治理由，任何人都不敢和不能对支持部队建设的革命行动提出反对意见。
虽然历经挫折，但在多方共同努力之下，经北京市计委批准，我终于完成了任务，为团里购买了一辆120小货车。今天，这车已算不上什么稀罕物，但在那个产品短缺的时代，可以说是天大的事了。
我们这些无知无畏的孩子也借机学会了开车，团里派来的司机赵建华也是干部子弟，他教会了我开车，但这个借机却给我带来了许多灾难。灾难一是，后来和我一起回北京的一位姓金的战友（已经英年早逝）的弟弟趁大家熟睡时私自将车开出去玩，而这二把刀无情地将车撞在了树上，还好没有出人命。
当我们从美梦中被惊醒时，才知道大喜之后的大悲是一种什么滋味！
我们不敢向团里汇报新车被撞之事，但一个月只有几元人民币的津贴又如何去修车呢？我们自己当起了修理工。
半夜，我们将前挡风玻璃都撞碎的新车开到了修理厂门旁的马路边，等待着修理厂上班。没有了往日的欢乐，只有天上的星星在嘲笑我们。
幸亏有解放军这面光辉的大旗，修理厂的领导和工人师傅们像当年在解放战争之中一样，给了我们极大帮助，将工作分解，让我们自己干所有粗活，他们只干技术活，这样就能将修理费用降到最低。于是，我们就在三十八九摄氏度的太阳光的照射下，开始了拆卸、打磨等各种能干的工作，好在身上穿的这身虎皮才少了许多民众的围观，也正是我们在部队的锻炼，无惧于各种吃苦的活其他，更别说脏与累了。我们同样感动了那些工资收入不高的工人们，他们也帮忙加班，干了许多额外的活儿。终于，我们在没有外援帮助的情况下渡过了难关，用最少的钱将车几乎完美地修好了，而每个人都难以忘怀这段并不光彩的经历。
不过，这最少的钱也是我们当时的收入无法支付的，只好用最原始的、欺骗的办法来弥补这个空缺。
那时，没有几个能以公务名义报销公共汽车票的，更不用说出租车了，但我们可以，于是，就骑着自行车在公交车站垃圾桶里寻找票根，将五分、七分、一毛的车票根一叠一叠地贴在一张报纸上。如果要能偶尔捡到几张两毛一张的票根，我们就会高兴半天。用这种方法，我们积累了一些票根弥补修车费用。当然，还要靠朋友和家人的帮助才能真正过关。
当时的年轻人早已有多次身处无援之困境的经历，常常在未成年时就必须独立做出对未来的一生都具有极大风险的决定。而且，许多决定都是在根本无能力、无条件可以判断未来发展起势的情况下做出的。
屡战屡败之后，我们开始学会了思考，学会了不再盲从而独立做出决定。
当我们的父母被当成走资派被打倒时，我们做出了正确的决定，要保卫我们的父母，保卫他们曾经为之浴血奋战的信仰。我们坚信他们是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于是我们也被打成了“保皇派”，但我们绝不会和父母脱离关系，也不会为此而低头。
我们做出了决定，宁愿因此当“黑帮子女”，终生背上这个恶名。
当我们的父母被关进“牛棚”、“干校”时，我们做出了正确的决定，不需要被什么人“托管”，而勇敢地担起家庭的责任，我们虽未成人，但洗衣、做饭都完全独立安排，兄弟姐妹之间合作从未因缺少父母的仲裁而有失公平。
当我们在农村插队时，我们不得不自己决定向何处去，不得不对自己的行为承担责任。当我们凭一纸电报而奔波去当兵时，没有人可以发表讨论意见，都只能靠自己做出决定。于是，我们从“文革”开始就不得不自己做出决定，包括盲从，包括一点点清醒，当然也包括面对陌生世界的无依无靠。
那一代人也许尚有许多迷茫，不知道未来会是什么样，但都养成了绝不退缩、勇敢面对的个性。我们知道“天下没有救世主”，只能靠自己去奋斗，哪怕最终并不是一个理想的结果，但至少我们努力了。我们对得起自己的良心，我们承担了应承担的责任。
在听到撞车消息的第一时间里，我们首先的反应是问“是否伤人？”，然后才是“车撞得有多严重”，才是“如何去修车”、“如何向团里交代”，如何让坏事变不成好事，也要说得过去。虽然那时我们都不成熟，但却习惯于思考，习惯于有计划和节奏地解决问题，最重要的正在于我们知道除了硬着头皮往前闯之外，我们没有任何退路，置于死地而后生，已是我们常常身不由己的绝境。
独立自主恰恰是一个人成长中最需要挖掘和培养的精神，花可以靠养，但人的精神则相反是靠逼的，常常在被逼无奈之中的磨炼，才让这种精神具有随时都可以被激发的活力。
撞车事件不管多困难，但都没有将我们打倒，在一群人的共同努力之下，终于可以交差了。
但这一阶段发生的另外一件事成为几乎无法跨越的障碍。
部队强调最多的是“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其中除了坚决服从命令、服从指挥之外，最重要的大约就是男女关系了。“文革”以来，“以阶级斗争为纲”成为社会的主导灵魂之后，爱情就成为小资产阶级的产物，不但文艺作品中没有了爱情的表述，在现实生活中也成为禁区，在部队这个满营房都是男人的世界中就更是禁区中的禁区了。《柳堡的故事》在部队只是一个美好的传说。那个年代，战士除了在家之外，是不得谈恋爱的，而干部才有资格谈。只要是在营房这个地界之中，爱情就是个潘多拉的魔盒，一旦打开了就再也无法控制，因此，部队非常严格地按住魔盒的盖子。而我们则成了打开这个盖子的人。
那个时代是个“全国人民学习解放军”的时代，除了部队在地方政府、各大部委机关军管之外，连工业厂矿、文化团体、农村支部也都被军事管理，同时，文艺团体也下放到部队进行军训。到我们团军训的是中国铁路文工团。今天也许很少有人知道这个文工团的名字，但大家都还会记得北京有个二七剧场，这个团里曾有侯宝林的儿子侯耀文在说相声。
铁路文工团有三个分团，一个是说相声的曲艺团，下放在一营，曲艺团给我们带来了无穷的欢乐，但也给一营的战士们带来了许多苦恼。说欢乐大家都很容易理解也容易接受，而苦恼最后也会变成欢乐，就不是所有人都能理解和接受的了。
说相声的人有个拿手绝技，那就是“学”，可以学各种各样的声音，并且惟妙惟肖。
正是那个当时还不是很有名气的侯耀文，经常在战士们高高兴兴地过礼拜，有的洗衣，有的下棋，有的睡懒觉时，躲在窗台下或室门外，突然学起团政委或团长的声音，还用战士的对答，告诉屋里的战士们，领导下连队视察了。吓得那些衣着随便、行为不雅的战士们迅速穿衣叠被，乱作一团。等战士们整装待发之后，这个领导的声音突然消失了。战士们出门一看，哪里有人在？连侯耀文都不知躲到哪里去了。直到这种事发生了许多次，战士们才发现了这个“秘密”，也将曾经的苦恼变成了美好，变成了欢乐。
杂技团驻扎在三营，一群天真的孩子在苦练着残忍的绝技，更多的是有保护之下的危险，各种有趣的手法和“猫腻”，也让许多战士对魔术与戏法入了迷，对大师们敬而远之，总怕身上的子弹会面对面地就不见了。愉快的是他们常常在点烟时故意不拿出火柴，等着魔术师来点火，总想借机学两手，但每次都无可奈何，根本没有看清魔术师做了什么动作，他们会从战士的头上、肩上、腿上、鞋上等任何地方，抓来一把火就把烟点着了，总是让战士们保留着无限的神秘感。
驻在二营四连的是歌舞团，这当然是一群最青春浪漫的花样青年。男男女女都十分秀丽，除了个别歌手之外，都是和战士们同龄。他们和我们一起出早操，我们跑步，他们压腿练腰；我们高喊口号，他们唱歌吊嗓。最吸引战士们眼球的则是像仙女下凡般的姑娘们，不仅农村来的战士会眼花缭乱，连城里来的学生兵也会心有所动，不同的是，在严格的纪律之下，绝没有一个战士敢向那个群体移动一步，我当然也不敢跨越雷池。
但一个偶然的机会让这一切都改变了。姐姐代表父母到部队来探亲，看看我的情况如何。恰巧歌舞团中一个漂亮的姑娘和姐姐是初中的同班同学。那个时代，大多数孩子都没有过长期外出的机会，尤其是被动地远离家乡，故此真是“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同学见同学，共诉亲情结”，两个同学相见，自然分外热情。
那时，营房中经常会有来探亲的家属，部队有专门的招待所，用来接待探亲家属。虽然不一定都是单间，但却可以给战士一个说家常话的地方。于是，这里就成了亲朋、战友聚会的地点。来探亲的都少不了带些家乡的土特产或糖果、香烟、蛋糕等。在那个物质紧缺凭票供给的年代，花生、瓜子、大枣等都是好东西，更别说有糖果和蛋糕吃了。团部招待所就成为一个特殊的天地。
姐姐来时与徐迎新战友的女朋友同在一个内外有隔断的房间，那个战友也是北京人，于是这里成了北京人的聚会场所，当然有一些非北京的干部子弟也借机请假来凑热闹。许多北京人也将姐姐当成了信使，当然少不了歌舞团的朋友们。这样许多人都与姐姐的同学混熟了，我也认识了几个团里的其他姑娘。
当年我们在北京修车时，自然少不了要到这些朋友的家中转转，谁知回到团里这就成了个大问题，早就被传得风言风语，添油加醋。其实，姐姐的同学，比我大两岁多，在当时的观念中这是不可能的事，但谁能说得清楚呢？战士谈恋爱，即使她是我的家乡人，本来与连队军纪扯不上关系，那也就成了违反纪律。
本来为团里“走后门”买汽车是立了功，连里也在讨论我入党的事情，但与文工团女演员的交往则成了入党的障碍。
还是团里的领导知道其中的关系，也了解各自家庭背景上的差距，根本没把它当成回事，但我第二次申请入党又在四连泡了汤。团领导不得不将我调入到特务连，重新又开始当普通战士。
后来，我才知道当时是连里的某个干部在歌舞团里找对象碰了个钉子，“癞蛤蟆想吃天鹅肉”没吃上，于是，就故意地倒打一耙，成了我的“罪过”。
第三次申请入党并得到通过则是在特务连的事了。一个班长重新当回战士，自然就是个最优秀的战士，熟能生巧，当然会有许多的优势，但是，军训就完全不同了。
特务连由三个排组成，一个是警卫排，专门负责团部的警卫与服务工作，基本不参加连里的出勤和训练；一个是侦察排，专门训练擒拿格斗、攀登、游泳、驾驶、破坏和敌后侦察；另一个是工兵排，专门训练架桥、修路、埋排地雷、敌后爆破，因都有敌后的活动，于是有许多工兵排和侦察排共同训练的科目，如擒拿、格斗、攀岩、敌后侦察、看图作业、深山老林中按图寻宝、野外求生、工兵排训练中步兵连队中的射击、刺杀反而成了偏门。一个工兵排的装备中只正、副排长有配枪，其他战士装备的都是专业用器材和工具，大大小小的箱子，可比步兵的种类多多了。
没有车就寸步难行，包括地雷、炸药等物品，光靠人背是无法保持战斗力的，这就要求兵种配合。
一般的步兵连都是在团内训练与考核，尤其是共同科目的竞争，但炮兵、工兵、侦察兵等特殊兵种则在团里没有同类，必须全师集中训练与考核，要在各团之间去对抗竞赛，这样不但提高了难度，同时都有个为各团争光的荣誉，相比之下难度就更大了。
第一次全师工兵科组织集中训练时，我就像每一个新兵一样，初次接触那四本厚厚的专业教材，更是第一次摆弄这些地雷、起爆引信、雷管和炸药。但学校中学习的文化知识却让我比那些缺少基础文化教育的农村兵，更容易或轻松地知道串联、并联的电路关系，更容易知道压力、机械原理、载重、坡度与浮力，也更能轻松地背诵课文中的条条框框。农村插队的生活，让我不亚于那些农村兵，去挥动锹锹镐镐，理论与实践都占有一定的优势。当然，我不会在考核之前暴露出自己的实力，尤其是那时我已从班长变成战士，全师的各团之间本就没有多少平常的交往，师里的教员和其他团的干部战士就更不了解我这个新兵了。
四个月的军训很快就过去了，最终的成绩要在考核这一关验证，先是单兵的作业，从纸上的文字答题，到实战中的各种对抗，我以全科各项成绩综合第一占据了榜首，迅速地让排、班长都刮目相看了；随后是以班、排为单位的综合作业，如架铁丝网等防卫阵地、摆地雷阵、架便桥等。当然少不了编组作业，我这个组代表了班、排，也都取得了最好的成绩，最令人高兴的是，多年的这种全师集中培训考核中，我们团从来没拿过第一，而这一次却名列前茅，自然皆大欢喜。这里也少不了我的成绩。
随后进山的训练中，从图上作业，到用指南针勘绘地形，深山老林中野外生存到打石头、定向爆破等，我不断地学习了新的知识，也同时在各项考核中成了标兵，得到了班长的赞誉和表扬，年底我终于填了个人历史上第三次的入党申请书，排长、班长成了我的入党介绍人。排长贾得峰是个老实人，恰恰也是我老家掖县的同乡，不会说太多的漂亮话，但却充满了山东人的朴实和热情，正直而敢于坚持自己的意见，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班长王立章也是个老实巴交的人，来自山西太原，后来调到了师后勤当干事，给过我许多的帮助，复员后回到山西太原在省国土厅当干部，现在已经退休，不久前我去山西的时候还一起吃了顿饭，一起回忆当年。
两位直接领导的推荐介绍以及我优秀的考核成绩，终于让我的入党申请被批准了，经历了三次填写入党申请书的曲折变化，我变得更成熟了，但仍止不住心中的激动和眼中的泪水。越是来之不易的东西，也许会让人越觉得珍贵，那个“革命”的时代能成为一名中国共产党员是所有人的追求，也是一种理想与信念的梦想，是跨越人生的又一个里程碑。
我的父母都是上个世纪20世纪30年代的共产党员，他们将一生献给了党的事业，无私无畏地做出奉献，自小我们这群孩子就立志要成为像他们一样的人，要成为一名共产党员，要为党的事业而奋斗终生。今天我终于实现了这样的目标，入党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向父母和兄弟姐妹们报喜，告诉他们我已经是一名共产党员了，我相信这个消息对尚在干校而未能恢复工作的父母来说，是个最大的鼓舞，你们的儿子没有辜负你们的培养与希望，为了共产主义将与你们一起并肩战斗了。
1969年底入伍，1970年入团，而1971年和1972年两次入党受挫，并没有让我因此而退缩，因为我们知道后退是没有出路的，1972年底的第三次申请终于在1973年初被批准了，相比同年入伍的战士而言我算是入党较晚的“落后分子”了，但无论如何我终于跨进了党组织的大门，从此更坚定的为追求党的事业而努力奋斗。
今天的年轻人也许体会不出那个时代的疯狂，也无法理解人们对入党追求的热衷。更不会相信那种痴迷“共产党员”不是一个荣誉的象征，而是一种责任，一种奉献，一种要用生命与热血捍卫的坚强、党不仅是母亲，更是信仰中的神，虽然林彪事件的出现，让我开始思考，开始怀疑，开始重新审视历史和“文革”，但几乎所有的人都从来没有怀疑过它是伟大、光荣、正确的党，没有人怀疑这伟大领袖毛主席领导的这个党，没有人怀疑过追求共产主义理想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