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的三十八军在“万岁军”的盛名之下如日中天，成为所有当兵者梦想的神圣之地。无数的曾在三十八军战斗过的各级干部纷纷将子女送回到自己战斗过的连队，那里既有他们流血的回忆，也有他们留下的战斗的荣誉。他们的子女在他们曾经生长、战斗过的队伍中，除了感情之外还有关照，历届军长、师长、团长的孩子几乎都集中到三十八军中，分布在不同的师团。这是第一层。
第二层是仍在部队任职的将领们利用各种关系将自己的子女送进三十八军。他们的现任职务当然也会让子女在部队中得到保护。
第三层是虽然不在部队任职，但与三十八军下来的干部有现职联系，他们也会通过这些关系将子女送入部队。
第四层是与三十八军没有任何关系但可以使用当地权力，利用正规征兵渠道将一些干部子女从征兵地送入军队。我就属于这种与三十八军无任何关联，但利用三十八军在山东省正式招兵机会，通过当地军区办理了正式招兵手续而参军。
当然，还有用征兵交换等其他方式进入三十八军的子弟兵。由这些人员组成的号称“三千子弟兵”的强大团体，在部队中成为一个竞争团体。
我所在的三三七团比较特殊，因为它不但是具有光荣传统的英雄团队，更集中了红二代的各路精英，从毛主席的外孙开始，有谷牧、李天佑、彭富九、刘贤权、于敬山、李连秀等当时的中央委员和将军们数不清的孩子，一大批前军、师、团干部的后代，当然还包括许多父母仍被关在牛棚、干校的干部子女，以及各级干部子女等，当时是一道特殊的风景线。按如今的说法，那就是“拼爹”的时代，但实际上，那更是无依无靠而“拼自己”的时代。除了个别在本军担任现职的军师干部外，所有的干部子弟都同样在比拼“个人的能力”。尽管个别现象存在，但“个别”人物如果不能有出众的表现，同样无法建功立业，更何况还有许多双通天眼在监督。
中国有个传统，规定做官的要“告老还乡”，一是让这些京官不得倚老卖老聚集京城闹事，二是让这些京官在“告老还乡”中形成对地方官员的一种监督，让地方官员不能过度腐败，从而让竞争更加公平，打破了仅靠“拼爹”而形成的垄断。
尤其是在一个具有革命光荣传统的部队大熔炉中，在英雄先烈们用鲜血和身躯而争取的荣誉面前，硬实力的较量更有说服力，因此让从文到武的竞争都更加公平。
如果在一个连队之中，只有一两个城市兵，那么要拼的只是体力与竞争，至少在文化与认识上多少有点竞争力（那时的农村兵很少有识字的）；而如果一个连队中有十多个这种都多少有点儿关系的城市兵，那么竞争就格外火爆了。毕竟，能当官的只是少数，大多数人没有能力与机会在竞争中胜出。“拼爹”，过去也存在，但却是极少和偶然的情况，而真正的实力在于个人的努力。
这些子弟兵大多都在事后证明是优秀人才，至少极少有蠢材，但在当时部队竞争中能胜出的却是少数。这正应了中国的一句古语“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不管用什么方式进入部队这所大学校、大熔炉之中，是铁还是钢，能否炼成材，还是要靠个人的努力和表现。
几年之后，这一大批子弟兵们为三三七团、为三十八军争取了无数荣誉，在军、师、团各级的班、排球队中，集中了这样一批子弟兵；在军、师的宣传队中，集中了这样一批子弟兵；更重要的是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全军的三项全能比赛军事项目中，也集中了这样一批子弟兵。我记得，全军的刺杀比赛中前十名中有九人是我团的子弟兵，连10公里越野等以耐力、体力为主的比赛中，也都以子弟兵为主。而理论业务的比赛与考核，更毫无疑问地被以文化为优势的子弟兵包揽。
这三千子弟兵虽背负“后门兵”的恶名，至今仍被社会与不知真相的民众以“拼爹”之名而指责，但他们却并未辜负父母的期望，担当起时代责任，用实力证明了自己的能力。
那时，刘历远只身跳入冬季农村深井，抢救百姓生命，曾被军队树为学习榜样。
他曾在“文革”中被以打砸抢罪名关押，成为被劳教的孩子。虽然父母身居高位，却屡被命运折磨，1968年曾以“后门兵”入伍，但只有几周时间就因父亲被批斗而被退回北京受审，1970年才再次入伍。
那时，农村中的派系斗争已形成你死我活的对立面，“支左”的部队根本无法打开局面，但这一跳井救人的子弟兵的行动普遍在群众中引起好感，也树立了解放军子弟兵的光辉形象，为部队赢得信任创造了条件，对后来平息武斗、收缴武器起到了意想不到的积极影响。而这种案例在各连、各排中都曾出现。“子弟兵”的称号在大家共同的努力下，最终代替了“后门兵”，成为正面形象。
“文革”时，三十八军，这支林彪曾经指挥的四野一纵，抗美援朝中的“万岁军”，作为中国最有战斗力的一支铁军，被从关外调入河北，驻扎在距北京最近的地方，成为保卫北京、保卫中央、保卫革命政权的核心力量。
珍宝岛战役之后，发出了一号战备令，准备对付北侧之敌。于是，大练兵全面展开。在冬季拉练中，部队在各种训练中跑遍从北京到河北的山山水水，积累了丰富的战斗技术经验。这片抗日战争时期就有着光荣革命传统的山区、平原，也在培养着新一代的革命军人，“备战备荒为人民”的响亮口号在当时压倒一切，并让人们几乎忘记了那是一个“文革”的时代。
我们所在的连属于“备荒”的生产连队。当大部分部队进行训练时，我们还在农场坚持生产。我当兵时的第一年和第二年中的大部分时间在农场承担生产任务，以保证部队的口粮安全。
1971年年初，为参加“十一”国庆天安门阅兵式，我们又开始了队列大练兵。
一米七以上的战士都被列入阅兵式训练，当我们在大田里放水、抓鱼时，他们正在操场上“拔”正步，准备为军、为国争光。
部队的战士将走正步队列训练称为是“拔正步”，因为当把走正步分步慢动作时，就不是“走”而是“拔”了。战士们要一只脚着地，另一只脚距地面30厘米，两腿站、踢得笔直的，如此站立数十分钟，像一根钉子一样一动不动，称为“拔正步”，是“旱地拔葱”。烈日之下，这种站立的拔，会让汗水打湿整套军装，却不会动摇战士坚定的信念。
从单兵动作到队列动作，正步走是最严格要求整齐划一、落地有声的，手臂一样高或一条线，前有横后有斜，踢腿一样高，步伐75厘米一步，不多不少，数十人一排，要保持同步节奏，要保持一条线，没有艰苦的训练，几乎是不可能的。
接受毛主席在天安门的检阅，在当时是一件令人兴奋而备感荣耀的事，尤其是那些未经历毛主席接见红卫兵、没去过首都神圣的天安门广场的农村战士，更是件一生之中最大的事。能作为三十八军的一员，代表全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天安门前走着正步接受检阅，是一生中永远的骄傲。
然而，众所周知的原因让这个美好的梦破碎了。
当巨变发生之后，所有的部队似乎都不再以历史荣誉作为一种骄傲，而更注重于自身的大练兵了，但骨子里的那股傲气、那股勇争第一的精神却是无法被代替的。
这支部队仍然是一支打不垮、拖不烂、战无不胜的英雄部队。
以后在各种训练、演习和特殊任务的完成中，也都证明了这支部队的战斗力和英雄精神。部队的历史与光荣再一次成为军队灵魂，至今仍鼓舞战士们的士气，这是一种无法用语言替代的精神。
当兵的时候，我甚至不知道父母的消息，自插队离开北京之后，数年之中都没有再见过父母一面，还是从姐姐那里知道他们一直在盘锦的干校。但对他们的生存环境和政治处境一无所知，更不用说得到他们的关怀与照顾。其实，那时大多数干部子弟都是在这样一种条件下独立生活过来的。
今天的年轻人认为那时的“官二代”会得到父母的照顾而一路青云直上九重天，以为那时就像现在社会中存在的某些腐败现象一样，是个靠爹靠官的时代；以为所有的“官二代”都是“公子哥”，都是“太子党”，都是靠着一张关系网爬上“龙门”，取得荣誉与富贵。且不说那时的干部自身的革命性、党性与纯洁度与今日完全不可同日而语。毛时代的革命纪律与反对资产阶级思想的强大威力，早就将“私”与“修”消灭于“一闪念”之中。更不用说，当时我们进入社会，正是成长中最需要父母的帮助与指导的时候，但他们正处于被打倒之中，关入牛棚或在下放劳动，我们不但无法依靠他们，甚至还要在头上加戴一顶“可以教育好的黑帮子弟”的帽子，成为长期的思想负担，引发了长期的社会敌视。这也让我们清楚地知道，不管前途将遇到多少艰难险阻，都不得不勇往直前，靠自己的努力去争取未来。
总之，那个年代的军旅生活主要还是要自己做决定，而更多的“爹”是希望培养出一名能为国家奉献的接班人，而非践踏法律的败类。
在部队中，“爹”也在竞争。我们团中的“官二代”分成八个层次。一是现任军师各级干部子女，二是前军师领导子女，三是现任高于军师职务干部子女，四是非我军师现役干部子女，五是非我军师非现役前军队干部子女，六是其他非军队干部子女，七是非军队非现职干部子女，八是尚被下放在干校、未被解放的干部子女。
虽然有正规与杂牌军之分、军队与地方之分、现役与非现役之分、在职与非职之分，但是，除个别外（如现本军干部），连排层干部大多分不清“爹”的身份地位，而是按成绩与能力提出建议，就将“爹”的功能削弱了；数千百之众的竞争，也将“拼爹”削弱了。最终绝大多数人处于一种城市与农村、官与民之间相对平等的竞争环境。而我虽被称为干部子弟，但多处于是好是坏尚未定论的最底层，除了靠自我努力之外，无依无靠。就像多次填表才入党，我也曾填过多次干部提干表，这些都在证明：仅靠爹在那个年代是靠不住的。
1973—1974年间，正是步兵“打坦克”的训练期。于是，我成为到各连队讲解地雷与炸药包的小教员。虽然不是个官，却也是“专家”一个，威风十足，更重要的是结识了更多朋友。各营都住在一个营房大院，但大多是在营内活动与交往，营与营之间的接触机会较少，而团直属队与各营之间的配合就更少了。
那时的部队多是半生产、半训练，而特种兵则训练得多一些。在生产之年，军队会在团农场、师砖场、军盐场或军区指定的工程之间轮换，这一年基本没有专门的军事训练与考核，但冬季则大多会进山拉练。在半训年，一半部队生产，一半部队训练，也会轮换，让部队有更多的训练时间。当兵毕竟还是要准备打仗的，军事考核还是定期进行的。在半训年，特殊兵种一般还是以训练为主。因此，到特务连之后，除了个别秋收活动，我们都在训练。而到了全训年，部队便都集中在营区或山区训练，各营才有机会每天见面，训练虽在不同场地，但星期天还会走营串连，见了老乡，有时还聊聊家常。
不过，像我这种可以通过正常训练而不断到各营、各连走动的并不多。因此，我也成为团里的名人，许多战士我不认识，但他们几乎都知道我，称我为“教官”，一个不穿四个兜军装的“教官”。
这项训练也要进行比赛和考核，于是，我就成为各连邀请的“专家”。除了正规训练课时之外，有的还要“开小灶”。经批准，我就光明正大地有了特殊的自由，训练间隙也多了些其他乐趣。
“文革”之时，麻将、扑克等都被当成“腐朽的资本主义残余”被粉碎了，但进入20世纪70年代后，扑克又回到社会之中，成为一种娱乐工具。一些北京的朋友就凑在一起学起打桥牌，而我在上初中时就学会了桥牌，自然也成了桥牌的传播者，不但教会了许多干部战士，还私下组织了桥牌协会，举办各营之间的桥牌比赛。
我用橡皮刻了个协会的章子，给会员发起会员证。这也是“文革”在学校时学会的手艺，专门刻红卫兵组织的印章。外出串联时，红卫兵的介绍信比什么证件都好用，既可无偿乘车，还能不用钱和粮票混饭吃。那时，我也学会了刻钢板和油印，没想到，这些雕虫小技，后来都派上了用场。
我有了到各连窜来窜去的优先权，才建立起相互的联系，让这项娱乐活动在一个较大范围内开展起来。那时的计分水平落后，先是计局分，后来才改为贴点式，而远远不如今天的计分法合理。但乐趣比输赢更重要，尤其是在那个几乎没有什么书可读的年代，这无疑是一种进步。
1974、1975年有了更多的军事实弹演习，尤其是邓小平复出并担任军职之后，军队训练在批判大比武之后又掀起一个高潮。所有实弹演习都给我们最好的表现机会，排布雷区、演示炮火效果，都是我们排的专业（大家在电影中看到的那些炮火燃烧、建筑物爆炸的场面，其实也都是我们这一行展示的效果）。而在一场演习中最精彩的正是我们在幕后操纵的烟花，尤其是傍晚时分的爆炸，在一片绚烂的火光之下，硝烟弥漫，士兵们穿插于火光之中，时隐时现，更是逼真和壮观。
1974年，在对团的演习考核中，我试验了各种烟花技术，让部队和师团领导都看得眼花缭乱、目瞪口呆。在年底军区领导来团里进行原子弹爆炸之后的测试，团里给我们排下达了模拟原子弹爆炸效果的任务。那时别说我们没见过原子弹爆炸，就连原子弹爆炸的蘑菇云图也都是领导现给的。而如何展示爆炸之后的蘑菇云是谁也没干过的事儿。虽然教材上也有过案例，但谁也没试过，排长将这个任务交给了我。
那时，我又当上班长了。我带了几个战士用装汽油的油桶，在上部捆上一圈硝炸药，在野外进行试验。没想到，炸了一次就出来蘑菇云，但并不高，圈不大，没有威力与火光。我分别用TNT、导爆索、在汽油中加入镁粉等方式进行不同量试验，最终让军区干部们大开了眼界。镁粉在汽油的燃烧中发出耀眼的白炽光，增加了爆炸效果，高高升起的蘑菇云久久不散，即使在傍晚夜色中也清晰可见，再加上其他的发光弹，爆破效果真是如同战场。
事后，司令部的参谋们告诉我，考核的干部早已忘了步兵的神勇，而一直谈论那些漂亮的蘑菇云。没见过原子弹爆炸的老土们，还真的将这个演习的效果当成了一件开眼的事！
这两场配合行动都受到上级好评，我也出了名，于是，提干上了议程。但是，第一次提干没有通过，我这名优秀战士却因超龄被挡在了门外，排长都没当上。
1975年军事演习考核又给了我一次机会。进山之后，我接到了司令部通知，作战参谋直接将演习方案交给了我，让我来做整个演习效果的配合方案。这在团里大约还是第一次。过去，都是作训股提出演习配合方案，交给我们执行任务。正是由于前一年的成果，这次司令部直接将配合方案的制订也交给了我们。
在与排、班长们一起进行讨论中，排长全权让我来设计安排。其实，排长早就知道了我的能力，更希望给我更多的表现机会。这是一次较大的实战演习，师领导也会直接在团里指挥现场，接受军区考核。我们当然知道这次行动的重要性，更不敢有丝毫的马虎与失误，进行了周密的设计。我们的方案一条没改地被作训股通过了，也得到司令部的认可。
我们将有限的兵力分布在不同的山头，设置了多道火线，加大了烟火浓度，尤其控制好时间，防止实弹的爆破对部队前进造成伤害，一旦出了人命那责任就重大了。重点的部位则不是靠电控，而是完全靠人来控制。许多炸药在实弹射击的弹道坑中隐藏，用人工控制模仿外部投掷效果，既保证效果，又保证安全，确实费了我们不少工夫，也承担了一些风险。
在整个演习战场，一大片的山头，我们不知提前跑了多少遍，埋了多少个点，挖了多少个掩体坑。如何转移阵地的路线，每个战士都多次跑位；每根导火索的长短、每个拉火环，也都要安排到位；预埋的电线都要多次试验线路和安全可靠性——实弹演习可是开不得半点玩笑的。
当然，功夫不负有心人。演习很成功，既保证了真实、热闹、美观的效果，又没有发生任何事故，反倒是步兵连的配合中，隐藏得不够好，发生了被折射流弹和碎石击伤的事故。工兵排的保障配合得到了表彰，现场观战的张副师长更是赞不绝口，给了我们许多的夸奖，也让他事前的许多担心消失了。
我记不清，演习开始前因为什么，张副师长曾要求我们减少一些爆破效果，尤其要撤掉在实弹射击弹道范围内的爆破，要最大程度地保证演习配合的安全性。为此，我越级向张副师长做了汇报，并拍着胸脯、夸下了海口，保证安全，副团长吓得在副师长背后向我摆手，但演习马上就要开始了，战士们早已就位，无法临时改变方案。我也只好硬着头皮，犯了一次反抗命令的错误。张副师长同意了我的意见。
万幸的是，效果还不错，也没有事故，军、师两级都给出好评。这个犯上的错误也很快被副师长和副团长遗忘了。我这个战士又有了一次提干的机会。团里试图直接将我提为副连职干部，跨过排级干部的年龄线，但遗憾的是，这次又没有被批准。
好在这些成绩没有被遗忘。那年我因成绩突出，尤其是演习配合任务完成出色，而被获评“个人三等功”，同时也为工兵排记了集体三等功。这是我当兵以来的第一次立功，开始有了第一枚三等功勋章。当兵的第一年，我曾被评为“五好战士”，那是我在和平年代的最高荣誉，而立功在没有特殊任务和优秀事迹时是件很难的事。
自林彪事件之后，部队整体取消了“五好战士”这个称号，一般的成绩优秀和表现突出也就能获得连队的嘉奖了，而嘉奖我几乎每年都有，这也只是个连营级的嘉奖荣誉。而战士立功则不同，立功是由团一级颁发的命令，二等功则要由师一级才有权决定，级别越高、范围越大，竞争越激烈，获奖难度越大，荣誉的级别越高，这些也影响到退役、退休时的待遇级别（对农村兵而言，补贴有所不同）。“功臣”二字，过去是在书报和电影中经常看到，如今我也载上了勋章，成为了一名功臣，部队给我的不仅是一枚军功章，不仅是一个荣誉，更多的是未来和希望，是一个新的起点，是对辛劳付出的肯定。
虽然我的努力并没有把我送上干部的岗位，但我至少用行动证明了自己，至少可以用军功章给父母一份安慰——我在履行自己的责任。
许多战士选择了复员，于是，提干再次成为大家关注的话题。
提干的机会总是少数人拥有的。当大家都同样优秀时，这个机会只能优先给对部队更有价值的人，当然包括“拼爹”的因素。而许多人只能靠自己而没有“拼爹”的实力。不过，农村兵不必担忧“拼爹”，部队知道要靠他们稳定部队的大众群体，“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但每次从一个地区成批招兵的制度，让部队习惯于把当地战士提干，以便管理招兵工作，因此，抵消了“拼爹”的影响。至少老兵们都知道这种当地兵的带动效应，而“拼爹”是无法替代这些乡土之情的，而部队的战斗力常常与这种乡土之情融为一体，造就不可缺少的凝聚力。
那时规定，三年义务兵复员回城就业为一级工，拿32元工资；而超过五年的服役期则可定为二级工，拿40多元的工资；八年以上，则定为三级工。因此，三、五、八年的服役期成为三道门槛。当自认为没有提干可能之后，许多来自城市的战士都会借此而做出选择（当时城里的复员军人是保证安排就业的）。而我并没有急于回京就业的打算，又因立过功，曾两次讨论提干都未成功，仍想做一次最后的努力。
我始终相信，努力付出就一定会有收获，而所有的不成功，都是因为没有做出最后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