炊事班中也有红案和白案分工，但都要练得一手好刀功，也同样要会包包子、烤蛋糕。平时，战士们的饭就像“猪食”，小米饭、二米混合饭占多数，面食通常是混合面。冬天的菜也大多是冬储大白菜和萝卜、土豆，大锅炖出来的菜，当然没有什么滋味，只有过节、过年和特训时，才会见到猪肉和纯大米、纯白面。最好的病号饭也就是鸡蛋、面条。那时部队的伙食标准一人一天只有3毛多钱，除去买粮买煤，剩的就不多了。改善伙食，就全靠连队养的猪、种的菜。哪个连队的副业搞得好，哪个连队的伙食就好一些。就像农村中的自留地，所有部队都有自己的农场，要自己种粮弥补军粮供给不足，每个连队也都有猪圈与菜地，以改善伙食。
对农村来的战士和我这种在农村有过吃不饱肚子经历的年轻人来说，最重要的并非是伙食的好坏，而是能否吃饱。至少在部队，不用担心饿肚子。在炊事班当战士，也许会被许多人看不起，但最大的好处则是有机会合理合法地比别人能多吃上一口。
那时的炊事班中没有多少可以“近水楼台先得月”的好东西，连鸡蛋班长都数过数的，剩馒头和大米饭要先供连部，有剩余时才能在别人吃粗粮时，我们优先吃馒头，但这也是个极大的特权。
记得当时连队中先后有几个像我一样的“后门兵”，其中有几个比我到得还晚，都是未经过新兵连训练就直接分到班排之中的。开始他们还很自豪可以扛枪训练，但后来常常晚上偷偷跑来找我，只求能分享馒头，抹上猪油吃，那时也是一种格外的幸福。于是，慢慢地，我就成了他们中的核心人物。
当时最响亮的口号是“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全国学人民解放军”、“五七干校好”等，用大生产方式来解决“文革”中的发展问题以及停工停课闹革命等因素造成的生产力下降、粮食严重不足等问题。那时的部队也无法仅仅靠国家供给来满足粮食需求，基本上是三年一个轮回：一年全训，一年半训，一年生产，从军到师再到团，都各自按三分之一的分配方式进行训练与生产。
四连不是英雄连队，也不是具有光荣历史传统的连队，因此不管如何排队都属于专职生产的连队。
第二年刚开春，部队就开进白洋淀——河北省高阳县一个叫曲堤的地方，那里是一望无边、一片白茫茫的盐碱地，干旱天气早就让原来是汪洋一片的芦苇荡，只剩下三分之一不到的水面。周围以前以打鱼和编织苇席为生的渔民，早就翻晒船底，干枯的淀塘也变成了无主的土地。力量单薄的渔民无力将这些土地开发利用，也许还在幻想，老天爷遍洒甘露，再让这里变成水肥鱼美的天堂之乡。于是，大批的部队开进白洋淀，准备在这片盐碱地上大生产。
凭借机械化和大量青壮年劳动力，我们修起数公里长的水渠，将本来所剩不多的淀水引入这片盐碱地，开出上千亩的水稻田。战士们在冰碴尚未融化的泥地中，打埂、育秧，用塑料膜保护这些在此地尚不适应的稻种。
农忙时，几乎全团部队都前来插秧，而到了田间护理时，就剩下我们一个连在场部留守，等到要收获时，那些在外训练的部队又都整齐地到农场集合，沟边村庄也都驻满部队。延安时流行的大生产方式仍在继续，持续多年。那时的战士并不懂得什么是宏观经济，只知道上级让干什么就干什么，而今天回过头来看，才知道“文革”时的政治运动并没有给中国带来任何经济收获，反而让中国本就一穷二白的生活更雪上加霜。连部队都必须靠自力更生的生产来满足基本生活保障，而这种对土地占用和掠夺会更严重地破坏自然环境和侵犯周边农民利益。社会并没有在这场运动中进步，反而严重地倒退了。
战士只知道，当年南泥湾的大生产打败了国民党军队的封锁，从而取得解放全中国的胜利，今天的大生产可以“丰衣足食”、“解放全世界三分之二的劳苦大众”，“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排除困难去争取胜利”在鼓舞着战士们“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在白洋淀，他们围堤造田，不断缩小水域面积，不断扩大可耕种田地，要多打粮，战胜美帝封锁，做好一切战备准备。
相比大田里的风吹雨打，炊事班的工作则成为一种美差，虽然免了日晒雨淋，但喂猪种菜也不是轻松的农活。只是农闲时连队的战士也会安排一些军事训练，而炊事班还是在喂猪做饭，不同的是炊事班的人要早起做饭，因此可以在熄灯号之前比连队中的战士早睡。炊事班生活的最大好处，对我来说则是有更多时间读书，比如一个人在烧火间时。那里是一个自由的天地，可以有更多个人自由。
当时，可读的书除了《毛泽东选集》之外几乎没有其他的，记不清是谁从北京带来了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和斯大林的《论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对我们来说真是如获至宝，只能传阅。从《中国通史简编》开始，我才对中国历史有了完整了解。中小学阶段，虽然学过历史与朝代，以及中国文化的传承，但“文革”让这一切都成了“四旧”。反而是经历了一番社会磨炼之后，我们才开始真正学会思考，学会重新回顾历史。也许是长大了，也许是不再为了考试而学习，也许是更多的社会乱象无法用学过的言语加以解释，求知的渴望燃烧于内心，而空虚的头脑刚好可以装得下任何的东西。于是，点点滴滴的学习就会有许多收获。
当然，那时最少不了的还是学《毛泽东选集》。虽然不像姜昆的相声《如此照相》中所说，每一张口必先说句毛主席语录，但三两句中也多少带出一句“毛主席语录”。
那时军中流行“一帮一，一对红”，即一个老战士带一个新兵，一个党员要帮一个落后战士，积极申请入团、入党则是每个战士的心愿。如果“一帮一，一对红”让几个人都入团入党，或一个人带动、教育另一个入团入党，那都是响当当的成绩。和所有战士一样，我们也会努力加入革命队伍中。
这是一场无情的战争，每个班、每个排都在努力，希望在各项工作中取得比其他班排更多的荣誉，当然也希望自己的班排中出现更多的团员和党员。因此，所有的战士都会更积极地表现自己，早上常常有战士提前起床打扫院落卫生，打扫厕所，许多人晚上努力多站一班岗，老乡之间也在相互帮忙。班排之间，更是你争我抢，所有内外事务都是一场比拼，插秧、育种、开渠、放水、开会、唱歌、整理内务等，都成为一种可以分个高低的竞赛，为此而明争暗斗。荣誉，对每个战士来说，真的比生命更重要了。
今天的年轻人可以感到市场的压力、就业的竞争、知识的竞争，以及学历的竞争、考公务员的竞争等，但是，可能无法理解，那时的环境与气氛中为了荣誉的竞争更具有火药味。今天的竞争，大多都有实物收益，但那时的竞争却没有任何实物收益，除非提干，所有的战士薪金全都按年限计算。而因为责任心而产生的竞争又要求战士必须付出比别人更多劳动、更多汗水、更多代价、而争到手的只是“荣誉”，这些荣誉来自黄继光和董存瑞、雷锋与王杰。而如今，这些在现代人眼中大概都是一场过眼烟云罢了。
今天的年轻人难以想象那一代人的冲动。但部队的战斗力，恰恰就来自对荣誉追求不舍的精神。最能啃下硬骨头的连队，恰恰是在平时训练中就培养出的追求荣誉的冲动、不甘人后的冲动，无论是否有能力都要坚持一拼而勇夺第一的冲动。
冲动，是当时那些尚处朦胧中的年轻战士们所具有的素质，也是支撑部队始终保持旺盛的战斗力源泉和面对各种困难绝不后退一步的精神所在。
当兵的第一年，正是靠着这种被自然感染的“冲动”，我被评为“五好战士”，在第二年年初当上了二排四班的副班长。
按照部队的规定，本应是敲锣打鼓将喜报送回家的，大多数喜报都由部队转入当地武装部，由武装部负责将立功受奖情况登记入案后，再转送到战士家中。而我们这路“后门兵”却无法让部队将奖状转到武装部，因为我当兵走的不是户籍所在地招兵程序，也没有通过当地武装部，甚至不知道自己应归于哪个武装部管辖。我的户籍在陕北延安，我们家在北京，我的父母在干校，我当兵却出自山东。那个时代，这一切都变成说不清楚的一件事。
我的奖状是悄悄寄回家的，没有人知道（当时也不敢让人知道我是个兵）我是光荣的“五好战士”。
幸亏有了这个奖状，否则会闹出更大的麻烦。1971年年初，北京赴延安插队知青工作团的领导和当地派出所的人半夜到我家敲门，当时只有我妹妹在家，一群人像抓逃兵一样准备将我抓回延安。他们以为我胳膊摔伤后早应恢复了，但一直没有返回延安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必须对我这种行为实施无产阶级专政，押送回延安插队。当我妹妹说我已当兵时，所有的人都不愿相信，以为是一种逃避的借口，直到我妹妹找出我寄回家的“五好战士”奖状，他们才在“全国人民学解放军”大旗的军威下，无奈地离开了我家，并没有再来打扰过了。
这一纸奖状，也改变了当地派出所的看法，街道的打扰大概也因此而减少。
当然，更重要的是这个“五好战士”奖状，让我的父母、为我“走后门”的叔叔阿姨们可以放心，我没有辜负他们的希望。我作为一个革命家庭培养出来的后代，在任何时候和任何情况都绝不会放弃自己的努力，放弃对理想的追求，更不会落于人后，成为一个败类。
虽然我们对“文革”迷茫，但那时无法明确知道中国未来的道路将会如何变化，仍然对伟大领袖毛主席与国家未来接班人林彪副统帅怀有无限崇敬和毫不怀疑的信任。毛林语录更是主要学习文件，纯朴的阶级感情让所有的战士都总怀着红心向着党，坚决跟党闹革命，“誓死捍卫无产阶级专政”。
贫与富是一个永远争论不休的社会问题，从原始社会就存在分配的差异，今天仍然存在分配的差别，并成为社会不平衡发展中影响社会进步和国家稳定的问题。
贫与富，是一个相对比较的结果。当兵的第一年每月只有6元的津贴，但我却成为兄弟姐妹间最富有的人，因为当兵不用再为吃穿发愁。当然，除此之外，我不可能有额外的消费机会。那时每个月的生活费用只用不到一元钱，除了牙膏、肥皂之外，最大的开销是抽烟。
卷烟对战士来说是一种奢侈品，从几分钱的劣烟到二毛钱的卷烟都是奢侈品。
绝大多数从农村来的战士舍不得花钱去买九分钱一盒的太阳牌香烟，几乎每位战士都会收到从家乡寄来的烟叶，用看过的报纸自制香烟。那时，所有的烟头都会被收集起来，剥出剩余的烟丝，晒干后再与其他烟叶混合起来，卷成“大炮”接着抽。
河南的黄金叶与山东临沂的烟叶当时被称为上等，将烟叶放入裁好的小纸条中，卷成一头粗、一头细的喇叭形状，抽起来是蛮有滋味的。插队时，老乡们很少见报纸，大多用烟袋锅，只有在请别人抽烟又没有私用烟袋锅时，才舍得拿出几片旧报纸卷的卷烟。但是，部队有专供的《解放军报》等报纸，看完之后通常就变成免费的卷烟纸，也成为招待战友的佳品。与农村不同的还有，火镰变成火柴。不过，两分钱一盒的火柴也会被珍惜，通常，许多人要同时卷好烟，再用一根火柴点多根烟；冬天在有其他火种时，连火柴也都舍不得用了。
每个月能存5元钱，就成了“富翁”。我们插队时，姐姐留在北京的工厂当工人，学徒工每月18.5元，不但要吃、要喝、要穿，还要用，比我的负担大得多。她参加一场工厂组织的篮球赛，统一购买一双回力牌篮球鞋，大约10元钱，都不得不向我求援。妹妹后来没当成兵，也是父亲的一位老战友帮忙转入山东同村的一家军工厂学徒，一个月只有16元，比姐姐更困难。每个月给妹妹寄钱，就成了生活的常态，直到后来她们的收入提高之后，这种局面才慢慢改变。
当兵的前三年津贴是6元、7元、8元，每年涨1元，第四年10元，第五年15元。
不过，这个增长速度虽然比学徒工两年后涨到30多元慢多了，但当兵不用在吃、穿、用上有更多消费，我仍然是个月月有存款的“富人”。毕竟，我们不像农村来的战士，要将存款寄回家中给父母，他们的生活负担更重。那时，中国的农民生活在一种更困难的条件之下，几分钱的现金都很少见。驻地周边农村就流传着寡妇会为一盒火柴钱而和男人睡觉的故事，而当兵时的涨一元钱则是一种奢侈了。
如今的一元钱也许顶不上当时的一分钱。那时在农村购买的鸡蛋大约二三毛钱一斤，如今要三四元一斤了，城市中的土鸡蛋会更贵。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才能真正体会到一元钱的实际价值。
钱，对提高生活的质量当然十分重要，但是，钱比不上亲情的重要。那时无论是农村来的战士，还是像我们这种所谓的“官二代”，都同样遇到许多生活困境。
当我们的父母被下放到干校或关押于牛棚之中时，兄弟姐妹之间就承担起父母应承担的责任，尽一切可能相互帮助，维系这个被“文革”摧残了的家。最困难的时候，人们会发现，亲情远比钱更重要得多，而财富中最值得珍惜的不是物质的多与少，而是那些永远无法用物质换来的亲情。
如今，许多人更注重物质追求，而忘记在这个世界上，亲情是比物质追求更可贵的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