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延安回京治病之后，我又去了莫力达瓦，来到东北部大草原，领略北国的风光。几个学校的一群群学生已经来到这里插队落户了。巴彦公社的兴农大队，分前屯和后屯两个小队，每个队里都有几十名学生。队里分了“东头”、“西头”两个知青点，共计40多名学生。一拨是北航附中（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附属中学）的学生，另一拨则是另外一个学校的同学。
莫力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因为行政区划发生过多次变化，既归黑龙江管过，也归内蒙古管过。是兴安岭与平原的相交处，一个半农半牧的地区。地理资源的优势条件让这里成了中国的大粮仓。几公里之外有国营农场，也有许多知青点就是国家重点的粮食生产单位。而我们村则大多是各地流民落户的地方，是历史上逃难开荒形成的村落，后来学生人数反而超过了原来的村民。
一个小村只有一条路和路两侧的十几栋房屋，村里只有十几户人家，但却生产了吃不完的粮食，有小麦、玉米、大豆等，还有人均不少于三头的牛群、羊群等，这里与延安真有天壤之别。之后学生每人除分到粮食之外还分到了88元钱，盖起了宽大的木屋，让我这从山沟里来的知青大开眼界。
在这里插队的知青中也出了许多优秀的人才。在莫力达斡尔生活过的名人中有曾经的北京市市长助理、香港上市公司的董事长衣锡群，著名的投资家方风雷，曾经是农研室出来的翁永曦，还有贾岩燕等，他们都曾在社会上盛名远扬。
对比延安和东北，我发现最大的问题是资源配置的不合理性。
延安黄土地用无数鲜血培育出中国革命的成功，承载无数人的希望，如今又要用几代人的贫穷分担本就无力抚养的大量人口，让这片有着光荣传统和巨大贡献的土地继续承受着不堪重负的压力。但东北这块地肥沃得可以让许多人不但能吃饱肚子，还能养牛、养马、养羊，因此吸引了大量的逃荒者、开拓者和战争的残留人群。
东北这片沃土不但成为战后中国重建时的粮仓，也在“文革”之后的再次去城市化过程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那时我们并不知道“资源配置合理性”这个名词，但我们能深深感受到土地资源的差别与人口生存环境的差别让本就不应再增加大量人口的土地承担更多知识青年的生活重担，而东北这个本可以养活更多人口的土地却被忽视了。
这里的土地耕种主要依赖于附近农场的机械，部分小麦、大豆的收割也依赖于机械化，只有田间管理如锄草要靠自己。这里的玉米长得并不高，要靠妇女们去掰棒子，而玉米秸秆则大方地留在田里喂牛，根根草草就在轮耕轮种中成了天然的肥料。从黄土高坡的山上下来的我为这片黑土地赞叹。这里的土地可奢侈到成百亩的土地轮种而得到自然养息，而在延安，连山沟里能用得上的巴掌大的土地都种上了口粮。
我去的时候那里已完成了秋收，剩的就是场上的活儿了，如去皮收豆、玉米脱粒。满目看到的都是丰收的景象，一个村生产的粮食几乎比我在延安一个公社的收成都多。
秋收之后农村大多是农闲了，东北叫“猫冬”，但这里却还有许多的农副业。
一是大量收割一人高的牧草，卖给军队当马粮。在冬季来临之前用大砍刀将青草收割，堆成半人高的一堆，让草被风干而保持绿色。到冬季时将自然风干的草再装上马车运到几十里外的火车站，由军队收购后发往全国各地。
二是上山砍柴。这里有大量的原始森林，木柴是这里的主要燃料，一冬天要准备一年的干柴。割草我没赶上，但学会了砍柴。
清早套上大木车轮的牛车上山，一路上有许多的塔头地。因此这里的车轱辘又高又大，直径有1米5左右。车轮直径大，可以轻松跨越这些坑坑洼洼，不会陷入泥坑之中。
说是上山砍柴，但斧头是干零活的，主要靠锯子。两个人一起上山，选择那些不成材的松树，从根上锯。锯得差不多要断时，在另一侧用斧子砍个缺口再用力一推，树就倒了。冬天砍柴，树木冻了之后是脆的，砍起来很容易。再用锯子和斧头清理了枝杈之后就可以装车了。在延安时，我们要去砍灌木、拾干草，与羊争食。而这里烧柴却只要树的主干，枝枝杈杈都奢侈地扔在了山里，让其自然腐烂变成了长木耳与蘑菇的原料。
一牛车的木头拉回来后，要锯成一尺半左右的一段段圆木，再用斧头劈成瓣子。
这个活也要在冬天树木中的水分都冻住时干，一斧子下去自然就裂开了，如果在树木不干的夏天，这个活就要费力气多了。
再将劈好的木头瓣子一排横一排竖地交叉垒成堆，慢慢将湿柴风干，这样烧时屋里就不会冒烟了。通常每家每户都会在冬天堆上几垛这种木头瓣子，像存粮食一样地存上一大堆的干柴。过了冬天就没时间再去忙这些闲活儿了，也没有冬天那么容易干了。
更重要的是刚刚盖起的新房还没来得及吊棚。大多数同学都在忙了一年之后陆陆续续回北京了，连妹妹也和同学们一起回京了。空荡荡的五间大房中除了在山里运草的几个人之外，就剩我和常谦两个人了。
裴向南的名字不叫“常谦”。过去有个叫《秘密图纸》的反特电影，电影中的特务名字叫“叶常谦”，胖胖的，一说到火就结巴。老裴因为长得像这个特务，于是大家就都叫他“常谦”，反而把他的真实姓名忘记了。常谦人很好，现在做了医生。
当时给我印象最深的则是他下得一手好围棋，闲时让我两三个子我才能与他勉强对弈，慢慢地，我的棋艺也大大提高了。
老裴赶着牛车，我们一起去山里砍树。这里有无数的白杨林，树干笔直向上，但吊棚木料恰恰要用未成材的细料。先在梁上钉上木格龙骨，再在龙骨上糊纸棚，夏天防止室内过热，冬天防止热气外流。
我们必须沿路上山去选择那些火烧林。这里人烟稀少，山上春秋两季常常会有天然火灾，如雷电引发的山火。而经火烧过的白杨林远看是直直向上，近看会发现弯弯曲曲。这些被火烧过的白杨林就很难长大成材了。当地人将这些不能成材、有些弯曲的树木砍下来专门做围墙、围栏等，当然也包括架屋顶、吊内棚了。
冬季这些树木也同样变脆了。胳膊粗的树木长到六七米高，几斧头一削就可以推倒。我们几天的时间就备好了几大车的料。回来后用刨子将树枝两侧削平，就成了一根龙骨。半个月的时间，我们连木匠活也学会了。最后多出来的树干用来搭粮食垛。
这里玉米等粮食不怕人偷（因为也没人偷），但怕动物（不仅是牛马羊，还有其他的野生动物，如野猪等）吃。于是就搭个高高的架子，将玉米等粮食堆在架子上。既解决了粮食的安全问题，还可以靠通风保持粮食的干燥，不会发霉、变质。
这些都需要用大量的树干。
吊棚用的报纸是我从北京背来的。每个从北京回来的人都会带些基本建设所需的物资，有人背报纸，有人带钉子。总之，建设这个“家”时，没有人知道未来的出路在哪里，但都知道最现实的生活是在这个只能靠自己的地方。
先将龙骨钉好，再用玉米面加白面打的糨糊糊棚，然后是拿大扫把托住涂了糨糊的报纸，一张张往龙骨上刷，既要让报纸平展，又要一张接一张不能出现粘贴过多或出现缝隙。这也是个技术活，虽然辛苦，但看到胜利成果时，心里总是很有成就感，毕竟这是自己在完善自己的家。
这里的房子不同于延安的窑洞，大多是用木头架子搭的房子。墙是厚厚的干打垒泥墙，是用草与泥混在一起硬堆出来的，有近一米厚，为了保温。但新墙常常在冬季冻裂，一道缝可以从里看到外，还要年年用草泥补，数年之后墙变厚了。屋顶同样是草泥，但草多泥少，一层层铺满，同样年年加层。老乡们还会将大量的榛子壳混在泥里铺在屋顶上，天长日久房顶上不但长出了草，也会长出榛果。
开拓者们的房子最初是在黑土地上挖出个四方的坑，在开门的地方挖出一个斜坡，再用树木前高后低搭上个顶盖，在树枝、草叶的屋顶上盖上厚厚的一层土，顺着坑边的土墙挖出烟道，再装上个树枝编成的门，里面挂上草帘子，就成了生存的地窨子。这种房子从后面看与地面没有太多差别，从侧面看是个斜坡，正面能看到的只是一个门口的坡道，既隐蔽又保暖，又可以防止野兽的攻击。
如今在野外打草、打工时，老乡们仍然用这种办法搭建临时居住地。记得距离我们村100多里地之外有个大杨树火车站，村民为车站盖房子时，就住在这种地窨子里。外面是寒冷的冰天雪地、呼呼的北风席卷着雪花飞扬，但屋里却温暖如春。
几十个人挤在一条长长的大炕上睡觉，早就忘了室外零下四五十摄氏度的天气。只是屋里的气味让那些没有在泥土、风沙与臭汗中打过滚的人无法忍受。那些一身疲劳的人早就习惯了这种味道的浸泡，他们更关注的是能饱饱吃上一顿，再美美睡上一觉，明天等待着他们的仍是寒冷与疲劳。
能住上房子并享受玻璃窗的阳光，无疑是一种奢侈。尽管冬天大部分的玻璃上都布满了一层霜，室内的温度尚无法让玻璃上的冰雪融化，但这总比延安的窗户纸要现代多了。那个年代，玻璃在农村也是一种高档消费。而在没有电的时代，玻璃带来的光明，又可以节约不少点煤油灯的钱。
这里没有石头、水泥等，就将各种榛壳、硬果壳撒在屋内的地上，就变成了混凝土中的石子，慢慢就变成了不再翻浆的硬地面。资源丰富的东北大草原与山林的接合部真是上天恩赐的幸福，只要人们勤劳创造，这里的自然条件几乎可以满足人类的任何须求。
但气候同样也给人们的生活带来许多的不便。这里日照时间短，冬季很晚天才蒙蒙亮，而下午四五点钟太阳就回家睡觉了。冬季的温度可以低到零下50多摄氏度，虽然没有像小说中说的尿出的尿也会结成冰棍，但也差不太多。
农村没有室内厕所，都是在屋前屋后用树木、秸秆围起一个厕所。几块板架在坑上就是蹲坑式的便池了。冬天要拉屎就成了件痛苦的事，没有风雪的日子还好些，否则真要把屁股冻裂了。拉完的屎自然就冻成了一个个山坨坨，常常在上厕所前要将高出来的坨坨敲掉，不然粘到屁股上就会粘掉一层皮。
东北几乎所有的用具都在人手直接接触的部分用木器。这是因为空手接触任何铁器都会被粘住，开门锁都必须戴着手套。冰天雪地在这里是个自然美景，也是一种常态，关键在于人们如何去面对，如何去体会。
冷也有冷的好处。丰收之后队里都会杀牛、杀猪，让全村人都大吃大喝一场。
东北的特殊习惯是女人不能上席。当然这里的女人除了掰玉米棒子也不下地，只干场里的轻活和家里的活，如磨米磨面、做饭洗衣等。村里的男劳力和学生们（学生们不分男女都参加农活，也都有资格庆丰收）都会一起大吃大喝。村里的女人们则在外面等老公或兄弟。每次大喝都几乎是一醉方休，虽然只是当地的粮食酒，但同样会醉人。每次都是谁喝醉了，就被从屋门扔了出来，屋里的人大喊一声“张三、李四”，于是张三、李四的媳妇就过来提着两只脚将自己家不争气的男人像拖死狗一样在雪地上拖回了家。
许多家庭为了防冻，冬天会将母猪与猪仔也养在屋里过冬，同时也防止被狼偷吃。而人却不怕在雪地里打滚，这些醉汉从雪地中被拖回家，仍然沉睡在梦乡里。
每家每户都能分到一些牛肉、猪肉。这里很少将肉风干或做腊肉，而是将鲜肉用大锅炖熟后装入大缸中，处于半冷冻的状态下。既不会坏，吃起来又方便，每次做菜时挖上一两勺直接放入菜中就行了。东北有名的一道菜叫“乱炖”，大约就是形成于这样的一种饮食习惯吧。
这里冬藏的菜中，既有萝卜、白菜、土豆，也有许多风干的豆角和叶类干菜。
主食则以小麦、玉米、大豆为主。冬天懒得做面食，我们就炖上一大锅玉米子和豆渣子混合饭，可以连吃好几顿或好几天。那时的饭量都很大，每个人都用中个的洗脸盆当饭碗，一次至少要吃半脸盆的饭。这里的大豆是出了名的，《松花江上》《黄河颂》都唱到了这里的大豆、高粱。而我们所在的地方高粱不多，大豆黄、豆却是丰产。
人多时做饭烧的火就多，通过炕道将屋里炕上都烧得暖暖的。当大多数人回京后，做饭烧的火连炕都烧不热了。于是我们用汽油桶做成了个大炉子放在室内。
但既怕晚上睡着了失火，又怕离远了太冷，晚上睡觉时就会把火封上。于是每个人都多盖几床被子来保暖，头上还要戴上皮帽子护住耳朵。最怕的就是半夜起来上厕所了。尽管家家都准备有尿桶，但这一出一进被窝就会被冻得半天都暖不过劲来。延安的冬天也很冷，窑洞的窗户和门缝中也同样风声呼啸，但如果和东北相比那真是相差千里了。在屋里呼出气都能看到一股白气，更别提在室外干活的时候了。刚放下的锯子是热的，但当我们架好第二截树干再拿起锯子来，上面就又结了一层白霜。
在延安时跟老乡们学会了卷烟抽，老乡们说这是为了解乏。东北的人几乎大人、小孩、男人、女人包括老人都会卷烟抽。而这里抽烟则大多是为了防止蚊子与小虫子咬了。一个地方有一个地方的风俗，一个地方有一个地方的特殊环境，同样也就造就了一套各自的生活方式。这个人烟稀少的地方，似乎是与世隔绝的。也许这里本就是一些土匪、氓流和逃荒者生存的地方，因此“文革”并没有对这里造成太多的影响。虽然也挂着毛主席像，但却没有“早请示，晚汇报”的习惯，更没有对“地富反坏右”的斗争与仇视。我们这群学生中，大多是“黑帮”子女，但并没有因此而被歧视。老乡们也没有刻意“再教育”，甚至没有人关心你的家庭、你的过去。反而是一群学生们在不断研究着《资本论》，关心着国家大事，偷听着各种广播，讨论着政治局势。也许此刻他们的父母都还在“水深火热”之中，反而是当地那些只知道自己的世界如何好的老乡们给了他们更多的关怀与温暖。
我们村里的知青分为两拨。以北航附中为主的一群盖了新房，住在村里的最东侧，于是叫“东头”。而原来房子里住着的叫“大孙”的弟弟带来的第二拨学生，住在了“西头”。西头一个眼睛有点偏光的同学就成了《资本论》通，恨不得倒背如流。而西头中最有名的则是改革初期“京城四少”中的翁永曦了。看来当时仍在思考着中国前途与未来的一代，并没有因为被政府抛弃于农村的广阔天地而丧失对政治的关注，更没有自暴自弃。那颗心仍在天空飞翔，改变社会与现状仍是他们的追求。
事实最后也证明这一群群曾被发配到边疆、到农村上山下乡的学生们中确实有许多不甘寂寞的人才。在如今的社会进步中，恰恰是这样的一代人撑起了改革事业的风帆。许多人进入了领导岗位，许多人开拓了市场经济，也有许多人成为了改革中的失败者和牺牲者。但至少这一代人没有因为离开城市被剥夺学习权利而放弃了自身的努力；没有因为政治前途被父母所影响和拖累而失去生活的方向；没有因政治局势的悖逆而不再思考与探索。追求人生的生存价值支撑着这一代人不放弃任何时间、机会，他们没有忘记“革命还在继续”。
幸运的我在没有任何思想准备的情况下突然接到了一封电报，让我限期赶到济南去当兵。从此，我中断了上山下乡的插队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