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初的批斗活动从“海瑞罢官”和“燕山夜话”开始，并没有引起初中学生们的注意，当时并不知道这是拉开史无前例“文化大革命”战争序幕的两次活动。直到《五一六通知》和《我的一张大字报》，才让数十万中学生变成了这场血腥斗争的急先锋。
最早出现红卫兵组织的是地处海淀区的清华附中、北大附中、北航附中等八大学院的附中。西城区中最活跃的是四中、六中、八中、师大女附中等，三十五中则在“文革”爆发之前是以篮球队取得北京市学生冠军而闻名的。大多数红卫兵组织都集中于干部子弟较集中的学校，当然大多都是高中生为主要的组织者。从“三论”到“老子英雄儿好汉”，短短几个月这些批斗活动让所有教育界都瘫痪了。从大学生到中学生，再到小学生，又传染到工人、干部以及社会其他群体。整个社会几乎都瘫痪了。
哥哥曾是北航附中的学生会主席，虽然“文革”那年他已是北京化工学院大一的学生了，但北航附中红卫兵组织者还是在发动之前来找哥哥讨论。一群人在家中的院子里大声地争吵着，有的拿着《资本论》，有的举着《巴黎公社》，还有自己印刷的《湘江评论》，在他们的眼中，初中生也许就是毛孩子。确实，我并不明白他们到底要干些什么，那时我和同学还沉醉于口袋里装有几毛钱，盘算着能到西单那些挂着“为人民服务”招牌的酸奶店去喝上一瓶酸奶，吃上几块西式蛋糕，美美地享受一下小资情调的好日子。
后来哥哥成了各大学联合组织的“第一司令部”的副司令，参与了三次组织红卫兵到天安门接受毛主席接见和检阅的活动。我们家也成了各种组织活动的据点，不但北京的许多同学来我家聚会（包括非专为红卫兵运动的活动），其他地方的同学也会来我们家。后来他们就经常拉帮结伙到全国各地去串联，终止串联活活动后，就利用各种同学关系和火车免票机会继续跑来跑去。就连我也学会了用铁路部门的家属专用票，将作废的票用草酸洗去日期、地点，将其涂改成一张新票了。
其实，在大部分高中生热衷于闹革命、斗校领导时，大多初中生也在他们的影响下，斗斗那些有着华侨家庭身份或家庭出身不太好的老师或班主任。当时的初中生只知道在毛主席号召之下“造反有理”，一种狂热地要进入共产主义社会的盲目让我们也跟着抄家、跟着批斗、跟着串联。
很快这种盲目的运动对象竟然转移到了自己的父母身上。北京第一个被女学生们打死的女三中中学校长就是我们班上一个和我要好的同学的母亲，我的同学也是一名红卫兵战士。当我们听到消息时，已经无法制止这个悲剧的发生了。于是我们开始疑惑，开始想问个为什么。但当时连我们最亲最近的父母都在一夜之间变成了“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阶级敌人”，我们又该如何能理解这突如其来的变化呢？很快，连我们也都成了“保皇派”了。
随后的“西纠”、“联动”等事件，让人们从“中央文革领导小组”成员的变动中，发现了更多的问题，产生了更多的疑问。最初年轻人靠朴素的感情对江青阿姨怀有无限的信任，但很快这种信任变成了怀疑。于是在“怀疑一切”中怀疑这个“领导小组”与这场“革命”。
一位位曾经受人民敬仰的国家领导人变成了“走资派”、“叛徒”与“反革命”。
一个个赫赫有名的将军变成了“二月逆流”的死党，一群造反派又打倒了“红卫兵”，于是有了“老兵”、“四三”、“四四”等学生中的对立派别。1966年12月北京展览馆的聚会之后，以“红卫兵”开始的这场轰轰烈烈的运动，最终以“革命小将”们的入狱而变了风向。“二月逆流”之后全国进入了“反攻倒算”。于是开始有了置身事外的“逍遥派”。茫然之中，大多数人开始无所适从，全国都进入了一片混乱之后，只有靠军队来维持局面，随后有了各地的武斗、各地的军管，以及军管之下的“复课闹革命”。
然而这个混乱的局面里，除了没有人怀疑毛主席和共产党之外，所有的事情都会有人用毛主席语录，说出正面和反面的理由，既可以向左，也可以向右。当林副主席的“一句顶一万句”像一座大山一样压在所有人的头上时，人们已无法用自己的语言去解释说明一件哪怕是最简单的事实，都只能用相应的毛主席语录来表达自己的意思或掩盖真实的想法。人们在“一种红色恐怖”之中，失去了生活的方向，无政府主义在一段时间内成为主流。
许多80后或许以为“文化大革命”就是红卫兵时代的打、砸、抢，其实十年的“文革”中，红卫兵的盛事大约只有半年的历史。而造反派则统治了几乎剩余的全部时间，他们进入革命委员会成了执政者。如果不公布全部的党内文件，也许所有的人都不会知道“文革”的全部真相，而经历这个时代的每个人都是只能以局部的眼光去描述局部的情况，并且都只能用当时自己所限的特定年龄、特定社会位置、特定的身份去看待问题。
“文革”最初发动的批判文艺的斗争，大多数人都不会理解，成年人大约也只将其看成一个局部的争论，干部们也以为是个别人的事情。而党内从“三反五反”、“反右”斗争到庐山会议，几乎年年都有这类的问题。也许正是因为毛对仅靠“文艺”批判而打倒“三家村”、“四家店”无法彻底解决党内睡在我们身边的赫鲁晓夫的问题，又苦于无法依靠这些久经战争和斗争考验的战友们、干部们，无法依靠几亿农民的力量，无法依靠那些有判断能力和政治觉悟的知识分子，才动用特殊的手段，调动了无知而冲动的学生力量，掀起了一场史无前例的全国性“大革命”。
“文革”的真正发动和全面升级、扩大正始于这些尚未成熟、盲目迷信的青年学生，他们以初生牛犊不怕虎、追随领袖无二言的精神，冲破了国家体制和法律的限制，形成了一股巨大的造反潮流，并从北京蔓延到全国，甚至农村、山村的角角落落。
学生运动的初期并没有出现普遍的打、砸、抢行为，不了解毛的意图的干部们，为了社会的稳定，派出了工作组，试图控制和引导这场运动。这恰恰有悖于毛的想法，并且成了毛再次利用的工具，挑起了红卫兵们对工作组的反感和斗争。随后有了当年土改时斗争大地主恶霸“黄世仁”的镜头。学生们努力要成为“苦大仇深”的斗士，将校长与工作组押上舞台，挂牌子、“坐飞机”，进行斗争，开始出现用皮带等手头一切可用东西施行鞭打的一幕。
毛主席多次连续在天安门接见红卫兵的活动，再一次将这群孩子们推上了历史舞台的最前沿。被领袖所赞扬和支持，强大后台让“破四旧”砸烂可恶的旧社会，从公共场所一直砸到了家里，从“地富反坏右”的家庭扩大到“走资派”、“臭老九”的家庭，从城市砸到农村，并从打、砸发展到抄家似的抢。
而“走资派”与“保皇派”的争夺战，则让抢人、抢物、抢地盘的派系斗争进一步发展到武斗，最终从舞台上的武斗变成了动刀动枪的武斗。
随着1966年12月之后，“联动”（首都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被镇压之后，中学生的红卫兵基本上退出历史舞台。紧随其后的则是几个大学中的受“文革”领导小组支持的组织，领头人有聂元梓、蒯大富等，还有工人阶级的造反派，各机关、事业单位的造反派。相对于学生而言，造反派更有社会经验。红卫兵抄家时抓的“地富反坏右”分子会被送到当地的派出所处理，连抄家收缴的金银珠宝和名人字画等，也会无私地送交到派出所去登记保存，甚至没有动过一丝偷拿的念头（那时如被发现定会被当街打死无疑）。
派出所当时忙不过来就到学校的红卫兵处求援，我就曾被派往二龙路派出所帮助登记物品，押送“反革命”回乡。因此在派出所常驻数月时间，和许多民警混得很熟。当时的二龙路派出所很小，于是让红卫兵占据了一个空四合院，作为派出所的临时用房，几年后这里变成了正式的派出所用房（据说这里曾是孔家后代的一个四合院，周总理在此家被抄前还在这里喝过酒。孔家后代的家曾成为地下党的接头站，并在解放战争时对地下党提供过帮助）。
这段经历也让我日后庆幸不已。记得一年多之后，街道的造反派们曾以夜查的名义半夜到我家去抄家，被哥哥及他的几个同学，当然还有我打了出去，造反派让派出所的民警将我们抓了起来，关押在马连良故居改成的临时看守所（马连良故居也是被抄家遣反后被派出所征用了）。第二天提审时，恰巧遇上了我所认识的民警，于是我被释放了。
当我从部队复员回京时，因入伍不是在北京，东城区公安局无法为我办理落户手续（此时我父母家已搬到了东城区），非要我户口迁出北京时的原派出所出具证明，才能办理户口落户。我在二龙路派出所找到了熟识的民警（这个当年的户籍民警已经升任副所长了）。他证明了我当时的情况，并开出了户籍是从二龙路派出所转出北京的证明，几经周折，我才又变成北京人，有了正式的北京户籍。
这位副所长还记得我办手续的派出所所在地，正是当年“文革”时期我们以红卫兵的名义占据的四合院，还领我重游了院内我当年住过的房间，那是一段难忘的经历。
从红卫兵的兴起到变成“老兵”的淡出，虽然只有半年左右的时间，却推动了“红海洋”的泛滥，让这场本就不知道终点的运动，变成了别人的游戏。
工人阶级的造反派成了管理国家和政权的实际大军，以王洪文为代表的工人阶级几乎成了国家的法定接班人。
“二月逆流”时老帅们不满大批领导干部的下台和国家秩序的失控，但再一次被镇压了。随着这段逆潮，几乎所有的干部都一层层、一批批地被打倒，各级政府的瘫痪，让行政机构无法运转。工人阶级上台了。而真正要控制局面则要靠军队，“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理论再一次与实践相结合，“军管”开始了。“军管”不同于其他国家军队的政变，国家政权由军人所控制，中国“文革”时的军管是毛的领导不变、共产党的领导名义不变，但彻底否定了全国人大权力，否定了全国人大选举和国务院任命的干部体系，否定了各部委编制和各省、市、自治区的人大及政府。这种“军管”是由部队的干部来代替全国人大与国务院的国家体制下的军队管理。
这时工人、农民就成了“革命”的主力军，占据了参与和控制政权的位置。而这些连父母都被打倒了的红卫兵们，大多都成了无人照看的流浪儿，最终这些几乎成了国家累赘的学生们被毛主席一挥手被迫地离开了家乡，离开了城市，离开了父母，去农村的广大天地中，名为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实为让学生们在中断学业和不再接受教育的情况下，到农村中去自己养活自己。当时“我们都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正是最现实的一种证明。当国家既无能力（也不想）让学生接受教育，又无法正常地安排就业，于是就只有让城里的学生们到农村去自己养活自己了。因“文革”破坏了正常的工作、生活、生产、就业的秩序，只好将城市生活的压力向农村转移，在不增加农村土地的情况下，请农民分担更多人口的生活压力。
计划经济时代，人的口粮是定期定量供给，上千万学生从城市向农村的转移中，当然也包括了城市粮食供给的转移。终于，上山下乡让毛主席松了一口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