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中总有许多的烦恼，但生活不能让工作的烦恼破坏了，除了家庭和小女儿是我的最爱之外，我还有许多其他的热爱的朋友，比如小潘。
我与潘石屹相识是在1993年。当年冯仑带领这个同学从海南进军北京，他们希望能在北京市中心区寻找到房地产项目。我原准备将现在万通大厦所在的土地转让给华润，但华润更希望从单个土地的开发合作变成与公司的合作。于是我又准备将这块土地转让给香港新世界地产，但是在与香港新世界合作的向中间的公司向华远交付了500万元的资金之后，我们却未能继续履行合同。因为崇文区政府给了香港新世界地产公司更优惠的条件和更多的土地，即现在崇文门地区的改造项目，于是我们这块土地落入了万通的手中，变成了今天的万通新世界大厦。
有一次，一个在中国大饭店举行的活动上，我通过唐欣与冯仑相识了，但来谈判和签署合同的都是潘石屹——一个连什么是“七通一平”都不知道的年轻人。
合作期间，我们在董事会上不断地争论，我一点点地向他解释北京的法律法规以及建设的要求，渐渐地我们便成了不打不相识的朋友。
1996年海南万通的兄弟们闹分家，于是小潘带着冯仑分给的一部分钱和已经以万通的名义谈得有点眉目的现代城合作项目离开了万通，开始另立门户了。
小潘的北京红石实业有限责任公司最初在保利大厦十层。那时他还两手空空，没签到什么项目。1996年6月现代城项目签约了，土地是原来酿酒集团的酒厂厂址。
小潘占50%的股份，大股东是北京鸿运置业股份有限公司，这个公司的总经理就是原北京市政府秘书长、曾担任中国证监会纪委书记的黎晓宏先生。
1996年我正忙着公司上市的工作，小潘约我好几次去参加活动，我都未能参加。
7月12日的开业酒会我也因故未能参加。9月份，小潘专门约我就中国的房地产业能否成为中国经济的支柱型产业、中国经济周期会不会进入低谷和如何推进商品房消费市场等问题进行讨论，我也都没有直接参加，而是通过文字方式与他们进行了交流，但双方并没有因此断了联系。
小潘总能引发社会的关注，总能制造一些新闻和热点，也总爱事事都叫上我，给媒体们一个演双簧的惊喜。自有了现代城这个项目，小潘就不断用各种奇奇怪怪的错误，吸引着媒体与社会的眼球，每一次的失误都被小潘充分地利用，大做各种宣传，并成功进行危机公关，将这些失误转化为一种“优势”，也让自己的个人品牌和企业品牌在风风雨雨中逐渐成长起来。
针对现代城销售不出去的问题，小潘想了个高招：聘请邓智仁的利达行公司代理销售，并在媒体上打出了“奖金5000万元，就等你来拿”的大标语。这个吸引媒体眼球的消息，就是一个流传极广、影响极大的广告。小潘就是用这种制造新闻的方式来节约广告费的。提高中介的代理费促进房屋的销售，看似是老板对员工的一种奖励，其实羊毛出在羊身上，都是消费者在为各种广告费与中介费埋单，但民众的眼球很难停留在大版的房地产广告上，都会自觉地被“5000万的巨额奖金”的八卦消息吸引，他们会讨论谁会拥有这5000万中的一部分，于是就会有人问是哪个项目，于是就会有人说这个项目在哪里，于是现代城就被人们多次提及，这个项目的情况就被不断传播。
于是媒体就对此有了跟踪报道，如邓智仁为这个5000万招兵买马，当然也有许多人跃跃欲试地积极参与，小潘成功地掩盖了项目销不出去的困境，用“5000万元奖励”吸引了社会的注意力，成功提高了这个项目的关注度。
没过多久，这个“5000万元奖励”的吸引力就被“邓智仁率领团队叛离现代城”的新闻代替了，为了“5000万元”而招聘来的团队投靠了“国美中国第一商城”的恶讯又被小潘成功地炒作了一把。小潘把自己摆在一个被人坑了一把的弱势地位上，好像是一肚子的冤情无处倾诉，明着是要请媒体和业界的朋友们来帮其评断个是非，为其出一口恶气，希望大家帮其讨还个公道，实则是一种自我宣传和炒作。
那天小潘召开媒体见面会，特意把我先叫到一边的咖啡厅，希望我帮他说几句好话，我问小潘是否与这些人有劳动合同，小潘说没有。我说那你凭什么说这些人是叛逃呢？也许那时的小潘并不特别熟悉企业的管理，只习惯于海南的私人公司中的那套哥们义气，无法与一个在香港法制环境下成长起来的习惯于利用法律规则逃避责任的邓智仁对抗。
最初在海南成长起来的这些个体户们，大多并不重视合同的法律效力，更习惯于堂会式的管理方式，就像冯仑在《野蛮生长》中描述的那种企业生存与管理模式。
在冯仑与“六君子”的分手过程中履行的同样不是契约，而是哥们义气。幸亏冯仑是个讲义气的汉子，否则小潘既分不到钱，也分不到项目，或者他们会争个你死我活。
偏偏小潘这次就撞上了邓智仁这个善于利用法律逃避责任的人，只有吃个哑巴亏，打掉牙齿咽肚里。
朋友是要帮的，但我这个人最大的毛病是不会拉偏架，这也是被社会上许多人认为说话不留情面的“坏毛病”。一位我的老领导、西城区政府办公室主任汤小泉，后来被邓朴方调到中国残疾人联合会当秘书长，后来又当了该联合会副会长和2008年残奥会的副主席。她就经常批评我说：“不许将盲人叫瞎子，不许将肢体残疾人叫瘸子。”更有许多领导和民众批评和大骂我将不同收入的人群称为富人与穷人，一定要称为中高收入者与低收入者，但好像李克强总理也在说“穷人区”与“富人区”，而不是说“中高收入者居住区”与“低收入者居住区”！
或许人应该保留一些纯真的本色。这个社会应该能理解，这些真实语言并没有背后的意思。这些直白的称呼，并非是一种歧视与侮辱，至少对我来说，并不是因为看不起穷人和瘸子，才故意用这种习惯性语言去称呼他们。我只知道要说真话，要把话说得明白。
对小潘也同样，当面指出其错误，我认为是一种帮助，也许会让其在开始的时候难以接受，但习惯之后，他反省过来以后，就不再对此反感了。也正因为如此，冯仑、小潘等这些在合作中常被我严厉指责和批评过的人，将我当成朋友，真正的朋友，信得过的朋友。我们之间的打打骂骂，外人看起来也许很奇怪，而在我们这个朋友圈已经习以为常了。连小潘经常“骗”我去干些他想干的事，也变成他无所顾忌，我心甘情愿，成了一种乐趣了。
正式媒体在场的会议上，我首先批评了小潘根本不应该和邓智仁这种人合作，并当面指责了邓智仁在为我公司代理华远公寓的销售中扣留了巨额的售房款尚未归还，中国内地的法院判决了其公司应偿还的货款数，但其在香港法院申请了公司破产，因此无须再承担和偿还这笔欠债了。从此他无法在香港注册公司骗人，就跑到内地注册了公司找上了小潘。
小潘恰恰又没有用严格的合同约束对方和保护自己，邓智仁也许有香港市场销售中介的经验，但缺少了诚信。小潘没有认识到这一点，疏于管理也应承担责任。
我将这场争吵称为是“狗咬狗一嘴毛”，当晚的《北京晚报》和第二天的报纸几乎都将“狗咬狗一嘴毛”当成了这一报道的大标题。
小潘又一次成功将现代城项目进行了无广告费的全面宣传，当然我揭露了邓智仁的不良行为，也是对小潘的一种帮助，让小潘从市场契约的游戏规则中学会如何用法律来保护自己，这也促使小潘下决心建立一支自己能掌握的销售团队，不是再过度依赖社会上良莠不齐的中介来做代理销售。
很多年以后，小潘的成功正在于他拥有了一支自己的销售团队，这个团队不但成功地把小潘的产品推销了出去，还把“山药蛋”卖出了“黄金”的价格，这个团队也成功地帮助了易小迪在烟台楼盘的销售（这是后话），不能不说恰恰是这次邓智仁带领整个销售团队的“叛离”给了小潘一个改正错误的机会。
人的一生不可能不犯错误。如何面对错误是一门学问，尤其是一件在社会上引起关注的错误，如何面对公众，面对媒体，面对合作伙伴和用户，更是一门大学问。
综观中国政府在绝大多数的这类公共事件的危机处理中，不是隐瞒就是欺骗，总是捂着、按着，总是将责任推卸给临时工等，都是极大的失败，并且还会因此失去民众对他们的基本信任。小潘面对多次危机，他却每一次都能正确面对，借媒体公开爆炒事件的本身，成功地宣传了自己的品牌和公司的诚信，赢得了更多的公众信任。
这次也一样，小潘敢于让自己面对媒体的质疑，反而消除了负面的影响，赢得许多人的同情和帮助。这恰恰是我无法学会的。
后来，现代城又有了“氨气事件”，在冬季施工中含有尿素的防冻剂常被使用，（当时科技不发达，没有更好的替代品，现在已不再使用）这种味道本会在施工周期中自然释放，但如果抢工期，就可能在味道未释放之前将房子卖给购房人，使他们可能在房屋还在释放氨气时入住。小潘却可以借此而用“无理由退房”来吸引眼球。许多购房人发现房子的价格已经上涨，所以，他们只好选择维修和开窗的方式释放味道。如此小潘又一次化解了危机，并借危机提高了自己的知名度与企业的营销能力。
2000年的SOHO概念的提出，更是现代城中被炒作得最为突出的点，也由此小潘打造了“SOHO中国”的品牌。
2000年1月8日开盘的SOHO现代城创造了当时北京的销售奇迹，许多人都被SOHO这个概念和生活工作兼而有之的方式所吸引，2月20日现代城SOHO的样板间正式开放了，小潘也急忙让我去参观。
我忘了是不是正式对外开放的那天，我记得那天我刚从外地飞回北京，就从机场直接到了现场，那天有许多人观看，也对这种新的设计很好奇，小潘亲自陪我看了样板间，并一项一项地给我介绍，陪我到现场的还有我手下的一位部门经理，他是个胖子，想进样板房楼梯间下的厕所，可怎么也挤不进去。小潘开玩笑地说这个厕所是给他这样身材的人准备的。
现场好像还有许多记者，他们也询问我对SOHO现代城的看法。小潘当然想让我美言几句，我却发现了许多的问题，于是我对记者们和小潘说，等我回去会整理一个意见再告诉你们。
几天后我给小潘写了一封“万言书”，被称为是一个“菜农”给“二道贩子”的一封信，信中列举了样板房设计中存在的问题，同时让秘书将这封信转给了小潘和记者。
第二天，小潘是先从记者手中看到这封信的，于是很不满意地打来电话，质问我为什么给他的信他没收到，反而是记者先收到了。我为此专门询问了秘书，秘书很委屈地告诉我，确实是先传给了小潘，再传给的记者。传真机上也记录了小潘的传真机先收到了的信号（当时只有传真机，还没有计算机的联网），但小潘的传真机里没有打印纸了，因此无法输出打印，结果反而是记者先看到了传真件。
几天后，小潘又专门以“创新需要勇气”为题，以“二道贩子”的口气给我这个“菜农”回了一封信，并召开了个媒体记者会，做了专门的说明。于是，多家媒体在3月8日我生日的那一天，同时刊登了这一消息，其实我的信只给了看样板房当天与小潘同在场的记者，但小潘则将这封信和他的回信散发给了更多的人，同时也有意报复我，也让记者先看到这封信，其后才将信转给我。
于是《北京青年报》用了几个半版刊登了相关的图片和文字，《财经时报》更是用了整整两个版面合并了中缝，变成一个完整版刊登了全部信件，外加图片和评论，其他的许多平面媒体也都用不同的版面和标题刊登了这一消息和评论，各大媒体为此争吵得天翻地覆。
如果满分按5分计算，原设计和样板房确实最多是个3分及格成绩的产品。但我提出的意见让产品有了修改的机会，就如小潘所说，他将我的信转给了他的公司人员和设计单位，并对产品存在的问题提出了修改意见，以避免我指出的严重缺陷，负责此项目设计的北京建筑设计研究院院长朱小地还专门给我打来电话，征求我对修改后设计的意见，并表示感谢。
华远与建院有着良好的合作关系，华远的第一个项目华威大厦就是建院的作品，此后的华南大厦、西西工程等，许多作品都出自建院。我们相互有着充分的了解和信任，建院当然也知道我不是个完全的外行，许多实践中的经验也对建院的设计有所帮助，这次也不例外。
最后建成的SOHO现代城，几乎已经看不出样板房的雏形了，连建筑风格都发生了变化。按小潘自己承认的说法，大约根据我的意见修改了50%的部分，但我看到修改的远远不止50%，只是小潘不好意思承认罢了。
我不是想吹嘘我比设计院更懂专业技术，但我一定是比小潘更懂专业和市场，我完全是出于真心帮助他的，而不是为了贬低小潘的能力，但我很佩服小潘操纵媒体的能力，总能不花广告费地为自己做最好的宣传。
这一次我的好心又被小潘当成了嫁衣裳，成功地被小潘再次当作了广告宣传的工具，消费者都不关心那些技术上的问题，也不关心小潘会按我提出的意见进行了多少技术上的改进，但他们清楚我越是提出更多的问题，就越会让这个项目减少缺陷，越让这个项目更加完善。
后来，小潘专门就这件事情出了一本书，并用这本书来布置他在深圳展销会上的公司展位。在控制媒体与操纵宣传上，小潘永远要比我高上不知多少倍，也让我一辈子都学不完。一次活动结束之后，小潘说跟我走吧，我问他去干什么，他说别问了，到我公司去转转。这大约也是我第一次去建好的SOHO现代城中小潘的办公室。
小潘急急忙忙把我带到楼上的一间会议室中，这里已经架好了摄像机，原来他已经与某电视台勾结好了，这家电视台怕请我我不去，就让小潘把我骗到SOHO现代城的办公室去接受采访。小潘将我交给了电视台的人之后，自己就偷偷溜走了。
我和电视台的人从中午11点半一直侃到了快下午2点，小潘是饭不给吃一粒，水不给喝一口。他自己跑出去又是吃饭，又是组织开会，早把我忘到了脑后边。直到我把这些记者都打发走了。出门后，小潘也没露面，让我饿着肚子回了公司，而这些电视台的记者们却在心里拼命地感谢小潘！
但是，跟小潘交往，被小潘“骗”也给我们带来许多的友谊和后来的合作，也因此才有了后来包括“鸡蛋换粮票”在内的数次合作。
自从有了博客，小潘是最先教会我利用博客这个平台的。过去与媒体接触，许多的发言会被媒体有选择地断章取义，从而在社会上引起许多误解，但自从有了博客之后，任何媒体的误解都可以由自己在博客上作纠正和说明，这样就减少了许多的麻烦，也让大众可以更全面地了解事实的真相。后来有了微博之后，也是小潘首先教会我使用微博这个平台的。
从接受新鲜事物，特别是新的科技技术上说，小潘是个好学的榜样，而我这种“老脑筋”至今还坚持着用笔爬格子。在很多其他方面我也许可以当小潘的老师，但在计算机等相关高科技产品面前，小潘无疑是我的老师，始终走在我的前面，慢慢地小潘就成了我生活中的一部分，和小潘在一起总有许多的欢乐。
那一段时间，公司出现了无数的波澜，生活的节奏却没有随这些变化而被打乱。
人的生存环境是不断变化的，人的工作与事业也一定是有起有浮的，但生活则要靠内心来把握，不能因为外部事物的影响而自乱其身。尤其是在遇到了巨大的困难与挫折时，更要把持住自己。
当船行入大海之中时，最怕的是随波逐流，失去自己的方向和动力。我们不管经历多少风吹雨打，都不能放弃既定的目标，更要找到平衡生活与工作的支点。家庭、朋友之间的交往，恰恰是摆脱困扰、放松心灵的港湾，在匆忙应付四面八方的冲击中，给自己留下一个平静而快乐的空间。
从那以后，无论是媒体上、网络上、微博中，总能看到我和小潘在一起的报道，哪怕我们本没在同一个场合出现，也会被故意放在一起。更有许多报道用PS的方式将莫须有的事情编成故事，并流传甚广，真实的故事却无法呈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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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潘教会我玩微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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