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去哈佛讲课是2005年。那一次是应胡祖六先生的邀请，一同去的哈佛“中国论坛”，那次好像是祖六作为论坛主席，邀请了许多朋友一起参加论坛。从北京去的还有张欣、小潘等中国企业家和地产商。其中一个论坛的专题恰恰是“中国的房地产”。
之前我也曾参加过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著名经济学家樊纲先生组织的中国学者和企业家们赴美的交流与讲学，曾在加州大学等学校作过演讲，也是在那时认识了夏彬、易纲（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等许多学者和官员。但遗憾的是，除了简单的几句生活用语之外，我就是个英语的文盲，必须靠别人的翻译才能交流。因此无形中减少了一半的会议时间，后来有了同声翻译，才好了许多。
此后又与冯仑等人共同在北京和纽约的哥伦比亚大学参加过两地合办的培训班，经过几个月的学习，更加了解了美国的情况。但还是只会那几句英文，仍无法充分地交流。
但是哈佛大学的中国论坛则不同，这里可以完全用中文作讲座，除了分布在美洲各国的中国人之外，大多数参会的外国人也都会些中文或自带翻译。哈佛的中国论坛集中讨论的是中国的问题，也是在美洲的留学生们最关注的会议。当然会议还是专门为我这种英盲的人配了专门的翻译陪同，让我可以方便生活与交流。
毫无疑问，美国的投资者也很关注中国的房地产市场，希望通过论坛更多地了解中国的情况。几次去哈佛都住在哈佛大学旁边的查尔斯酒店，步行几分钟就可以进入校园，有些单独小范围的活动也会安排在这个酒店之中。许多服务员也司空见惯地学会了几句中文，让这个小酒店多了许多中国味道。
第一次去哈佛时，我讲的是中国房地产的发展史和市场的未来，哈佛大学提出将那份REICO工作室的报告的中、英文版各一份，存放在哈佛大学的图书馆，作为资料保存。中文版约70万字，英文版约7万字。这也许是中国第一份进入了哈佛大学图书馆的民间研究机构的专业房地产报告。
晚餐受哈佛大学的校董会邀请，在专门的校董餐厅就餐，主要是从中国来参加演讲的嘉宾和哈大的几名校董，在一起进行了交流。其中还专门提到了这份报告，并认为这是哈大“中国论坛”收到的一份最好的礼物。
美国人更看重的不是钱物，而是知识与文化，在学校中更是如此。他们对研究精神和研究成果的崇拜，远远高于对身外之物的财富的追求。正因为这份报告，也让我在餐会中的地位大大地提高了，虽然这不是我一个人的研究成果，但无疑其中也包括我提出的研究课题、研究思路与意见的组合，也有我付出的心血。这份报告能获得美国或者说世界一流学府的赞扬，当然也是我的骄傲。
晚餐后，大家的兴奋劲仍在，胡祖六又专门带我们五六人一行去了一个校外小街上著名的小酒吧里去聊天。这个灯光昏暗的小酒吧里挤满了各种肤色的年轻人，说着各种不同的语言，但丝毫没有影响人们之间的交流。小酒吧里散发着一种包容、开放和欢乐的气息。
这个小酒吧之所以出名，不是因为这个酒吧有多少年的历史，出了多少有名的人物，而是因为这是学生们可以在校外与社会交往的屈指可数的两个酒吧中的一个。
祖六当年在哈佛读书时，就经常到这个酒吧中来寻找同乡、同学，寻找欢乐。这次回到母校，自然也少不了到这酒吧中来寻找过去的回忆，也特别向我们几人讲述了那时的许多趣闻趣事。当中也包括那个年代中的辛酸与艰难。
哈佛培养了无数的精英，也包括许许多多的中国青年，胡祖六就是其中的佼佼者之一。胡祖六作为中国人当时能担任高盛中国区的总经理，当然也是一件值得骄傲的事情。后来，胡祖六自己成立了基金。
数年之后，我再次来到哈佛，这次是与中国亚布力企业家论坛的众多成员一起，先在纽约参加了各种论坛与交流，将亚布力论坛与华尔街论坛相结合。在华尔街的交易所开了几场中美论坛，在著名而又古老的摩根图书馆进行了交流，听了纽约市长的演讲，还共同与中美的学者和企业家们交流了美国经济危机之后的动态、变化，也与《大而不倒》的作者讨论了危机的原因和应对。
数天之后，这一行人才又来到了哈佛。
背后的原因是陈东升（亚布力论坛的理事长）的儿子与田源（亚布力论坛的创始人）的儿子都参与了这次哈佛论坛的组织工作，所以这些企业家们也就更愿意到哈佛来捧场，参加这次论坛的活动。
哈佛的“中国论坛”不同于中国学校举办的活动，这个“中国论坛”虽然也由哈佛大学支持和提供帮助，却完全是由同学们组织的世界性论坛，而且并非是仅局限于哈佛大学学生，是由几十所大学中的学生自发组织和选举产生组委会，然后再选举产生论坛主席。这届的主席就不是哈佛的学生。而且参会范围扩大到加拿大和周边的国家，以大量留学生为主，也包括美国的学生。
论坛的经费包括学校提供一部分场所，其他的则主要靠社会赞助和参会费用。
这次的参会会费比较高，却还是超过了千人花钱听会，充分说明这个论坛在美国各个学校与社会中的影响力。来参会的除了学生，也有社会中的各类组织，包括许多想了解中国，或在中国有投资意向的企业，想在论坛中了解中国，寻找机会。
2012亚布力中国企业家论坛理事会（前排右四为任志强）
陈东升的儿子是本届副主席和下届的主席，因此对论坛格外热心。陈东升也当仁不让地邀请了中国企业家论坛的许多成员，参加纽约的论坛和哈佛的论坛。这种中外交流当然有助于企业和国家的发展。有些论坛中给嘉宾们配了同声翻译，大多数论坛则用中文进行。房地产的这场论坛就完全用中文演讲，包括那时任麻省理工学院（MIT）建筑系主任的张永和先生等，都是用中文演讲。这场有关房地产的论坛人满为患，连台阶、室内走廊、台前都坐满和站满了人。室外走廊中仍有许多人进不了会场，相比之下，其他会场就显得有些冷落了，虽然同样有许多人，却没有站满走廊和门口。
这说明更多的人在关注中国的房地产市场。特别是美国的经济危机中，房地产是个重要的指标，也与千家万户的生活密切相关，因此也有更多的人同样在关注中国的房地产，同时还有许多与房地产相关的上下游产业，也在关注房地产对他们可能产生的影响，许多美国的中介也想把美国的房子卖到中国去，于是这个会场就成了讨论、提问都最为激烈的会场，也少不了有许多挑战。
论坛上中外双方就中国房地产市场中的“泡沫”问题有许多争论。我仍坚持中国正处于城镇化加速的阶段。房地产仍是中国经济的支柱产业。专题发言之后的提问时间中，大多数的提问都集中向我抛来。似乎这里不是哈佛，而是中国的某一个城市中的论坛。看来，无论是中国还是美国，大多数关注者都将眼光盯在了房价上，很少深入研究房价变化背后的深层次逻辑问题。房价其实是各种因素变化的结果。
通过价格信号调整投资与需求的预期，才是形成价格变化的原因。
晚上组委会组织了专门的嘉宾欢迎晚宴，其实是组委会邀请了一些准备回国的学生和从国内来的企业家见面，讨论他们回国之后干些什么，或者是继续留在美国就业？更多的海外学子想回国报效国家，但对国内的股市、政治体制和经济都有许多担忧，他们也怕回国之后找不到自己合适的位置，这次中国许多知名的企业家来到了美国，自然也给了他们更多了解国内情况的机会，同时他们也在这些企业中做着不同的选择。
我倒希望这些从国外回去的海归们能进入国家机关中公务员的行列，不是进入好的企业中获取高工资，我已经没有机会和可能去改变中国国家机关的工作作风和思维方式了，这些海归们却完全有这种机会和可能，也许这些受过民主教育和更加开放的市场经济制度培养的人才，能帮助和推动中国的改革。
20世纪80年代初期，正是一大批海外回国的学子们用在国外学习的经验推动了中国的改革，成为第一批下海试水的英雄，如中国证券与资本市场的建立等，都是靠一大批国外回来的学子们努力闯出来的，如今中国又到了再次推动政治体制改革的时候了，从经济体制的改革到政治体制的改革，这也许是件更为困难却更为重要的事，早期中国的改革只解决了打破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化的制度矛盾，但这种改革开放仅限于部分经济领域，并且是在产权制度没有彻底打破公有制的基础上，作了些民营的补充。但当政治体制不改革时，这种公有与私有经济的冲突不断出现，也因此有了国进民退的变化，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已经无法用经济制度的改革来推动，而是必须在政治体制上进行改革了。
这就需要更多的内外部力量共同推动中国的深化改革，但体制内如果不能输入大量的新鲜血液，从人的素质上进行改变，那么要打破利益集团的坚固堡垒，就会更加困难，如果这些海归们进入到体制内部，则有利于让堡垒从内部被瓦解。
但我的建议似乎同学们都不感兴趣，他们更多的还是想进入中国最优秀的企业中去，或成为华尔街的金融家，同时也有许多留学生在关注公益事业，看来美国的教育能培养出更多的专门从事公益事业的社会活动家，这也是中国最缺少的一种教育，有人说或许是因为宗教的影响，凡是有宗教信仰的地区或国家，这种不同阶级、阶层的普世的爱，远远比恨要多，从事公益事业首先需要的就是这种大爱无疆的情感，否则是做不好公益事业的，美国从学校教育中就一直培养学生的这种情感，给他们提供参与公益活动的机会。并且，一些自立的学生组织也肓负着此种使命。
中国教育缺少的正是这种让学生们独立思考、自主组织的能力，包括学校组织的各种活动和论坛，大多是由校方、院方或官方组织的，因此学生们没有这种锻炼学习的机会，自然也无法培养出这种全社会的组织能力，更别说多个学校的学生共同组织一场国际化的“中国论坛”了，这种事却可以在哈佛出现。
我也曾参加过新加坡大学组织的这种国际性论坛，同样是学生们自主组织的活动，其他的国家大约也有，如英国、德国，但中国对“组织起来”有严格的定义和管理，包括对公益的社会性NGO组织的建立都有严格的管理和审批，总把“组织起来”当成敌对势力和反对党的行为进行约束，也致使整个学生的教育中失去了这种概念，也让更多的人失去了“组织能力”的细胞发育，这大约也是许多大学毕业生就业难的重要原因吧。
回头看，“文革”时的疯狂虽然从政治上是一种失败，可“文革”时红卫兵组织的各种活动却锻炼出了一批颇有社会组织能力的学生，这批人大多也成了改革中的先锋和市场中的企业家。毫无疑问，那段“乱世出英雄”的经历，对他们以后的成长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也对他们的社会经验和独立思考能力提供了帮助。固然，谁也不希望再发生一次“文革”这种无视人权与生命、无视道德与法律的悲剧，但现在的学校完全可以用其他方式帮助学生们自发组织各种社会活动，以培养学生们的自主组织能力和独立生活能力，为国家与社会培养出一批有用的社会人才，而不是只让他们学会服从，只学会课本上的知识，却无力独立面对和走进社会。
中国以应试教育为主，将孩子们都培养成了考试的机器，忽略了他们智力的开发和能力的训练，则很难让这些学生融入社会之中，甚至让这些学生不知道该如何应对面试，在官员或评委的面前，无法发挥出本人的基本素质，让许多在学校成绩不错的学生无法找到适合自己发展的位置。
从中国整个的受教育程度看，不是中国的大学人数多造成了就业的困难，而是中国的大学未能尽到教育的责任，让名义上拥有大学学历的年轻人并不掌握最基本的生活与社交技能，缺少基础的训练，没有独立思考与独立面对复杂社会与人群的心理承受能力，更缺少面对挫折鼓起勇气站起来的能力。过多的依赖，让多数人只能盲从而不能独立竞争，以至于拿着高学历，却成了社会弱势群体，甚至出现过许多自杀与败落的现象。
这大约也与中国的独生子女政策有关，但到国外学习的，也有许多是独生子女，为什么这些人都能自立呢？内外差别中，主要的还是教育问题。
我既没有在中国的大学教育经历，也没有国外的大学教育经历，无法用亲身的体会对这两种教育制度进行比较。但我却可以从在中国的大学任教、参加论坛和在国外的课堂讲学与论坛对比中，感觉出这两种教育制度的差别。很明显，开放式的教育制度，更多地让学生去组织和体验自我组织活动的能力，对学生的教育与培养的效果，远远好于将学生当成绵羊圈养的结果。没有经过摔打的历练，很难让学生们变成有用之材。
中国许多有钱人都将孩子送到国外去接受教育，中国的官员们也利用各种关系或腐败的手段将孩子送到国外去接受教育。这种现象被社会既看作是一种鲤鱼跳龙门的捷径，又被社会强烈地攻击为一种不公平或不正常的现象。但在哈佛，你会见到的不仅是中国大陆的孩子，还有台湾地区、香港地区的孩子，其他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和经济不发达的国家，同样也会有大量的孩子会被送到美国接受教育。
因此应该承认，这种趋势主要是缘于教育的质量、素质和水平的差别，而与爱不爱国，是否完全有经济能力无关（许多留学生出国学习，都是国家出钱或奖学金），更不是什么纯政治问题。反倒应该检讨的是中国的教育制度，教育资源配备的不合理性，以及应试教育的弊病。
最终，所有的教育又都与国家的政治制度相关。当一种政治制度无法向学生提供一种全世界共同的学习与研究环境时，就必然会只输入一种单一观念，如坚持某一种主义。学校无法平等地让多元的思想进行博弈，尤其是无法让不同的意见充分地表达，那么就不可能碰撞出生命的火花。学生都只能在传统的教材、统一答案的标准模式下，像产品流水线一样生产出同一种标准的模块式人物，那这些人就大多只能是人力，而无法成为人才，反倒是一些叛逆者成了奇才。
同时，由于政治上的不开放，许多陈旧的教材不断重复着错误的理论和非客观的历史，让学生从认识方法到最终结论都无法更新，更不用说创新意识了。一些学校还错误地以为可以在学生的学习期间鼓励他们技术创业，而不是鼓励他们参与更多的自我组织的社会活动，反而让这些学生错误地认为，学习并不重要，发财最为重要，技术最为重要。
其实，培养社会的组织能力与风险承担能力能力是建立团队与从事经营活动的基础。企业没有组织能力，再好的技术也难以变为市场中被接受的产品，更不可能有更大的推广。我始终认为，培养一个人独立思考能力和组织能力是教育的核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