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那个刚刚开放的时代，国外的先进技术和产品大量进口，人们的生活也随着这些设备的进口而改变，计算器、录音机开始向计算机和录像机过渡，逐步升级。
开始我们只能从录音机中听到美妙的歌声，却不知道那些歌曲来自哪部电影，如今我们有了录像机，琼瑶的电影和歌声也随着录像带进入了中国。从前我们都是看别人的生活，如今有了摄像设备，得以将我们自己的生活搬到了银屏上。
与晓峰公司做完第一笔录像机生意之后，打通了我们与南方的采购渠道，恰好国内正在开办各种电教系统，学校里和社会上都有很大需求，我们就从录像机等生活用品扩大到电教设备的专业摄像范围（这也正好符合人才公司营业执照允许的电教设备供应的范围），大规模的采购开始了。
当时企业大多是小本经营，就如我最初开的小商店，普遍都是百元以下的商品，甚至几块钱、几毛钱、几分钱的商品，摆满一个六十平方米的商店，也就几万元的价值。而如今的录像机、投影仪、摄像机大多是数千元或数万元的商品，大多数走私者都是从南方一次偷偷带过来三两台录像机，卖完了再回去采购，那时我开始显示我的“大手笔”：一次就买价值几百万元的货，这在那时的南方也算是个超级大客户了。
我从银行申请了几百万元的贷款，并通过公证处做了公证，授权给张小冬，让他去南方负责采购商品，我在北京负责销售。张小冬拿着几百万元的授权书一亮相，身份、地位就大不一样了。那时的广东人已经开始发家致富了，他们看不起北方来的“倒爷”，这些“倒爷”大多是小打小闹，“倒”一次背上两麻袋的衣服、化妆品，加起来也超不过十万元，要倒腾电器商品就更没多大油水了，像张小冬这样能拿出几百万元来采购的大客户少之又少，或绝无仅有，因此我们也能成批地拿到最低价的货。我们无法追溯这些货物的来源和是否走私，但我们会在合同中要求有进口报关单和合法手续，以确保进货的安全。
张小冬将采购单和报价传真回来后（那时传真机和复印机都是少有的“先进武器”），我就开始张罗销售的事，有的给了各专卖商店，有的给了学校，也有的给了电视台，那时连北京电视台都来我这里订货，商品还没运到北京，我已收回了大把的银子。
当时做过的事里，最牛的是：我是中国第一个包了军用飞机来运货的商人。那时运货用的是一架安-24型飞机，载重有几吨，装了满满几卡车，从广州到北京费用是一万多元钱（当时北京到广州的飞机票只有91元钱）。但最不牛的是，我这个可以调动几百万资金的大经理，同时也要当搬运工，大半夜的将这些贵重的商品从一楼运到三楼去。
我们没有摆柜台零售，而是以商店、单位为主要销售对象，当然也包括我的兄弟公司——同在三楼开办零售业的新品公司也是我的主要销售客户之一。大多数商品都批发出去了，再由商店提供零售。后来民用录像机成了新品公司主打的销售产品，每天《北京晚报》的中缝都是新品公司的广告，而新品公司的商品价格就成了北京市同类商品的指导价格，那几年北京市录像机的价格差不多是由它们决定的。
新品公司的经理童培，也是我在北京青年服务社时的同事，他那时负责管理集装箱运输的业务，有自己的车队和机构，同样因为北京青年服务社的清理整顿到了华远。我大量采购录像机的业务，给了他巨大的启发和吸引力，开始他从我这儿进货零售，后来开始自己直接采购，这是他的专项，而我在几个飞机架次的集中采购之后，慢慢地退出了以商品交易为主的经营模式。
1984年，虽然公司成立只有几个月的时间，戴小明却给各公司下达了极高的利润指标，印象中给我下达了70万元利润的任务，按一九分成，一成给企业发奖金，九成上缴总公司。我们不得不将主要的精力首先放在商品经营上获取盈利，年底结算时我的任务差2万元没完成，戴小明还罚了我200元钱，相当于我几个月的工资，但奖金留了十分之一，还是可以照发的。
那时华远就有严格的考核与纪律，虽然职工每个月只有约6元钱的奖金，但开会迟到一次就要罚2元钱，三次就把一个月的奖金罚光了，完不成考核任务同样是要罚款的，纪律严格与多劳多得是约束员工的两把刀。这个创业之初的规矩，几十年来一直是企业管理的优良传统，至今仍在发扬光大。
1984年的春天，西城区经审批立项，准备对西单老商业区进行拆除重建。
西单是北京传统的三大商业区之一。东城由王府井、百货大楼、东安市场组成了一个热闹的商圈。崇文、宣武则合用着一条前门大街，这是元代就有的一条商业街（元代时丽正门外通往郊外的大道就是它的前身），顶至南头就是传统的天桥，大街西侧分布着全聚德、瑞蚨祥等老字号，也有传统的八大胡同。西城则主要靠西单一条街，从西单牌楼到西四牌楼之间零散布着中国书店、又一顺、砂锅居等老字号，最集中的则是新中国成立后建的西单商场、新华书店、食品商场、红光电影院这一商圈，既有茶楼、曲艺院，又有餐饮、书店与百货商场。但1976年的唐山大地震让西单的建筑大片倒塌或成为危险建筑，除了西单商场，几乎没剩下什么完整的建筑，部分建筑干脆已变成了碎砖乱瓦，中国书店、新华书店都是旧建筑，靠加固支撑才没倒，食品商场曾发生过一次炸弹爆炸，二层小楼摇摇晃晃，红光电影院早已不见了踪影。
这里曾经的繁华也在地震之后慢慢衰落了，于是西城区决定将这一片危房拆迁，将几十家零碎的铺面变成一座现代化的大楼，形成集中的大型商场，平复地震的创伤，这项基建任务就用文件委托的方式交给了华远公司，华远公司由此涉足房地产领域。那时还不是商业性、市场化的房地产开发，而是一种基本建设任务。
文件确定由市财政拨款2640万元投资建设，原被拆迁单位等面积回迁，并增加建设的面积，由华远公司负责融资建设并使用。当时最紧迫的是如何将大楼建设起来，让回迁商铺能正常经营，并为政府提供税收。
记得1984年时，一个区政府的机动财务大约只有130万元，政府的财务税收除了满足“吃饭财政”的公共支出之外，几乎没有能力进行投资建设来发展经济，更无力发展教育、解救民生、补贴贫困。今天的国务院副总理马凯，那时是西城区主管经济工作的副区长，也是华远公司的董事，每天最头痛的问题恰恰是如何发展经济增加税收。
当时华远公司并没有这种搞过建设工作的人才，于是我就主动申请承担该项任务，至少我是组织过打坑道、有施工经验、领导过施工队的功臣，至少是个看得懂图纸的“半瓶子醋”，也向戴小明提供了组织计划书。但那时公司刚刚成立，戴小明对我还缺少基本的信任，更不知道我有没有这两把刷子，因此拒绝了我的请战，希望引进更多的专业人才来承担此项目工作。但戴总将提交这个项目的可行性研究报告的任务交给了我。
随后公司调入了如今任四川省委书记的王东明负责该项工作，又调入朱熹豪、于火等人，区里还分配了刚从学校毕业的第三梯队的培养苗子许立行等人，开始了拆迁和方案设计等工作。
那时没几个人懂什么是“可行性研究报告”，连官方项目也是拍脑袋做决定，根本没有要先做可行性研究报告这一要求，但华远公司要盖一座大楼，楼里放些什么东西、如何设计和分配面积都是一张白纸，除了基建之外还要干些什么和如何干更是难题，又要自筹大量的资金，则难上加难。而这些问题都希望能通过可行性研究报告找到解决方案，我这个人才交流开发公司正好有了利用的价值。
我一方面通过各种关系建立自己的专家库，如原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现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的吴晓灵，尚是五道口的学生时就进了我的专家库；另一方面开始寻找做可行研究的队伍，逐步从商品经营转为靠咨询、研究提供技术服务盈利。
我与人民大学工经系的研究生班建立了联系，领头的四个人是邹刚、黄铁鹰、刘鹤与顾从之。前三个是人大的研究生，老顾则是不用上研究生课而具有研究生水平，也懂计算机的编程和应用，也是唯一一个我与其分手后没再见过的人，据说后来在美国的夏威夷当了教授。其他三位则与我保持了较长时间的联系，直到今天仍是好朋友。
邹刚后来也去了美国，并曾在世界银行工作过，曾与华远合作在美国开了公司，但经营得并不成功。近几年失去了联系，记得他留下了一屁股的债还没还，但那几年他还是很活跃和成功的。也许成功的博士理论都很不错，但真正下海办公司就书生气太浓了，还不如我这个没有学历的实干家。
黄铁鹰算是成功的商人，曾在华润集团任过副总，也是华远与华润合作时的重要桥梁。如今长居澳大利亚，但仍在北京大学任教授，专为MBA的学生讲案例分析，我们之间的合作也成为北大的教学案例。黄铁鹰闲下来总会写几本书，谈谈宁高宁和我。
刘鹤是唯一一个从政的人，曾任国家信息中心主任，后来是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书记，如今是发改委副主任。但他干的还是中央财办局主任的活，是经常在中南海里与党和国家领导人打交道的高官，“中国经济50人论坛”中我们常常见面，在我心目中他不是什么官，私下里我们仍以朋友相交。
这个团队后来加入了现在天则经济研究所的所长盛洪等一些研究生，后来的研究中还动用了大批的大学生，先后共完成了西单食品大厦（今华威大厦）、四川大厦（今阜成门桥西北的四川大厦）、青岛市人防工事利用（后得了国防部二等奖）三个研究报告，另外还完成了《西城区发展战略研究报告》。
尽管这些当年的学生们如今都当了大官，当了教授，成就了一番事业，但最牛的还是我，是我给他们发的第一份工资，并帮助他们走入了社会，1984年就让他们成了万元户。
我们共同研究这份可行性研究报告的开题与内容，我提出报告必须佐证和回答的问题，他们负责进行调查和论证，并提出结论性的意见，这份报告后来成了设计方案的重要组成部分。
他们调查了包括广州南方大厦、北京的百货大楼、西单商场等当时的许多大型商场的经营方式、财务与盈利情况，结合西单地区的客流和现有商业经营的情况，给出了商场经营规模与盈利能力的对比、建设资金的要求与经济效益的分析等。这是我们共同合作的结晶，经过反复的讨论、修改，虽不是最好（尚有许多我们也不懂或不满的地方），却也让公司和区里的所有领导都大开了眼界。
而第二次关于四川大厦建设的可行性研究报告（这是西城区与四川省政府合作的项目，区政府也委托给华远公司负责，后因我入狱而转给了区里的另外一家公司）则完全不同了，这份研究报告则是从拆迁调查、补贴费用入手，从四层楼房商场的经营到两幢塔楼的办公楼出租使用效益的分析，从设计院建设方案的提供、交通组织的分析，到对地区经济的影响等，都做了完整的报告，最终的建设方案恰恰是我们在可行性研究报告中提出的方案。
记得在贡院胡同四川省驻京办事处进行可研报告汇报时，在座的有张百发副市长带领的北京市计委的曹、李两位主任，市规划局刘晓石局长等各有关部门的官员，以及四川省副省长和四川省的相关官员，几十个人坐满了一个大会议室。
当我们用投影仪演示完全部可研报告时，张百发副市长问：还有什么不清楚的问题吗？没有一个官员说话，或许是因为他们在大量的信息面前尚没有来得及消化和反应，但至少他们能想到的问题我们都有了明确的解释和答复，并解决了许多他们根本就没有想到的问题。
张百发副市长同时问北京市的计委、规划局：你们是否有能力做出这样的报告？
他们都回答说不能，于是张百发副市长指令市计委，以后的项目立项不应仅仅是一个简单的说明情况的报告，要立个规定，都要在大型项目建设立项之前提供这样的详细的可研报告。
一段时间之后，市计委规定项目立项必须有可研报告，虽然不要求具有我们报告中那么详细的经营分析和建设方案，但至少要有基础的建设分析和粗略的经济效益分析，于是我们的可研报告成了市计委审报的范本。
改革之初，许多事情都是由先行者创造出既成事实之后，才变成了政府的相应规定，而我们这一批人就是推动中国经济制度改革的先行者。我们创造了许多中国的第一，也因此改写了许多中国落后的制度规定，虽然华远因各种原因没有成为中国的五百强，但因为我们的推动而受益并变成大公司的不在少数。至少我们承担了推动改革的责任，我们的无私无畏和对陈旧制度的不断挑战，让整个社会和经济的发展有了进步，让更多的企业在制度的变革中受益了。
作为第一个吃螃蟹的人，也许面对的是触犯法律的风险，就像小岗村的十八户农民，是以生命在挑战法律、挑战制度、挑战旧的思想约束，他们“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精神却永远不会被历史遗忘，他们最终让整个中国的农民从这种挑战中受益了，让宪法修改了，让改革改变了中国，也改变了世界。
社会无法仅仅用吃螃蟹者从改革中或挑战中得到了什么来评论第一次吃螃蟹的效果和成就，但社会最终会从整个社会与法律制度的变化中给他们以掌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