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初，市里要整顿经济秩序，当时最典型的是前邮电部部长钟夫翔的儿子钟家伦新办的企业，号称是北京最大的个体户（那时候法律还没有公开承认个体企业化经营），超出了经营管理的范围并违规，因此要对全市类似企业进行整顿，当然也包括北京青年服务社这个挂着集体所有制的牌子实际是个体经营方式的企业。
那时还没有明确的民营经济的相关法律，于是市联社派出了工作组，全面接管了北京青年服务社，并开始了整顿学习。当我回到小商店时，发现连我的法人代表也被取消了，经营的权力被工作组全面接管了，而当我到东总布胡同的青年服务社总部时，发现曾小凡也已经大权旁落，没什么话语权了。
在整顿学习的过程中，我接到了戴小明的电话，要约我面谈一次。这是我第一次听说华远公司这个名字。
那时华远公司已经从南千章胡同的三间平房搬到了花园宫七号（如今已经被拆除，变成了金融街），当时是在按院胡同八中的旁边，这是我上中学时经常走的一条路。那时我的家在三里河，每天要从按院胡同或察院胡同穿过，经小口袋胡同到三十五中上学。清代按院、察院都是官方的机构名称，有着悠久的文化历史，按院胡同和察院胡同中都有一些四合院和四合院改造的小洋楼，而花园宫七号则曾是一个部队首长的院子，后改建了一个二层的小洋楼，大约每层有三个房间。我与戴小明久别之后终于在这里见面了。
戴小明的弟弟戴小安是我的同学，本来比我高一个年级，因肝炎休学，上初二时留了一级，就和我同班了。“文革”时我们都是被打倒干部的子女，经常在一起相聚，也是最要好的几个同学之一。有一段休课时，我们常约在一起去香山、颐和园玩，还一起骑车去上方山云水洞。记得他家搬到光明日报社时要刷房子，我们几个同学一起去帮忙，用铲刀刮掉墙皮，再重新粉刷，看我们一身白粉的辛苦劲，他母亲还专门为我们准备了肉菜，那时这可是个过年的享受啊！就因为这层关系，戴小明小时候也与我们见过几面，有了此后不解的渊源。
我还在农科院时的模型厂厂长叫夏小泉，他父亲曾任全国总工会副主席，母亲夏非是北京市的干部，也都是我父母的老战友，夏小泉找到关系，希望调到华远。
戴小明希望通过我了解夏小泉的能力和情况。
“文革”之后，我与戴小明同在一个师当兵，却不是一个团，因此没有见过面，这次见面难免要聊聊过去的经历和现在的境况。“久别胜新婚”，自然就像开了闸一样无话不谈。他退伍之后先去了北京市冰箱厂，后来调到西城区当计委副主任，西城区政府希望做个改革的试点，才向市政府申请成立了计划外的全民所有制企业，叫“华远公司”，第一任董事长是时任区委书记的陈元，区长赵重清任副董事长，马凯、平永泉等副区长任董事，戴小明任董事总经理。
公司于1983年10月底注册，区里指令从区联社借给了华远20万元做注册资金，同时将区属的13家集体企业划拨给华远公司管理，那时华远正准备成立自己独立的企业，开始大干一场。这有些像我刚到商店时的招兵买马，后来段永基、卜大华、王东明等人都曾到华远的大旗下混过。
我也谈了我复员之后这几年的经历，特别是在农科院办的十多个企业，聊到天黑时大家都觉得不过瘾，我就提出请他吃饭，当时在座的还有副经理赵胜利。于是赵胜利开车，我们一起去了崇文门的便宜坊。那时区里给华远配了一辆130型的小货车，但破得打不着火，要用手柄摇车才能打火开动。
那晚的一餐饭花了我40多元，这顿大吃大喝，吓得赵胜利直咂舌头，他说这大约是他一个月的工资，而我那时每个月已有二三百元的工资和奖金了。
饭桌上聊的已经是企业的开办、经营、管理的话题了，既包括了我开办企业的成功经验，也包括了我的雄心壮志和生活理念，以及青年服务社正在清理整顿的现状，最后要分手时，则变成了相珍相惜，戴小明最后留下的一句话是“干脆你来华远干吧”。
事后我们又见面谈了一次，戴小明明确表示希望我调到华远，我也明确表达了我的意见。我告诉他我的个性是“宁当鸡头，不为凤尾”，我这个人已经不习惯于听从别人的指挥了，经过几年的闯荡我有了自己的经营思路和管理方法。要让我去华远，必须给我个独立的公司，由我挑选和任命干部，经营调度由我说了算，小公司服从大公司，但公司具体的经营由我自行做主，你不得干涉。只要遵纪守法，要允许我有所突破，否则我宁愿不去。
当时我有多种选择，一是整顿之后重干青年服务社；二是调入农科院，继续当我的服务公司经理，管我那十几个企业；三是调入华远公司去争取一个更大的平台。
正因为我有了多种选择，谈起条件来就硬气得多，有了谈判的资本。最后我和戴小明达成了口头协议，他负责给我办一张独立公司的营业执照，不给一分钱的注册资本，给我三个正式调入的人员名额，先干半年调用，有了成绩之后再正式调入。
回到农科院后，我就提请院里正式调一个干部来接我的班，回到原单位青年服务社时，就与张小冬和齐跃谈了我要调入华远的想法，希望他们能和我一起调到华远去，同时也向曾小凡汇报了我将调到华远的想法。
许多事情常是无巧不成书，我调入华远完全是一种巧合，如果没有夏小泉想调入华远，也不会有戴小明找我，也许这个机遇就永远不存在了，如果没有我与戴小安的同学关系，也不会与戴小明聊这样多的个人和企业的故事，也没有戴对我调入华远的兴趣，当然也就不会有后面的事情发生了。
如今许多人都认为我是“官二代”，因此才能在华远这个国企中当上总经理，许多人都以为我拿到的高工资是“拼爹”拼出来的，他们并不知道我在创业过程中的艰苦奋斗经历，也不知道如果没有青年服务社中的起步和农科院时的发展，我根本没有资格进入华远这个国企。
许多人更不知道的是，我的父亲是中央部委的干部，根本不可能与西城区这种级别的官员们有工作来往，更不可能用权力影响北京市的区属政府，如果真的要“拼爹”至少也要混入一个央企或市企吧，哪会将我安排在一个区属的新成立不到一年的公司中呢？更何况那时我父亲早已退休，没有任何正式的职务，更没有施展权力谋私的可能。父亲的战友们大都已退休，没有了职务。大多数人不知道的是，父亲即使想给我做任何安排，我也不会服从，我恰恰是要和父亲赌上这口气，才毫不犹豫地抛弃了旧体制的约束，要靠自己闯出一番天地。
按周其仁教授的总结，中国的国企大约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实行全计划体制下的旧国企，当计划渠道被市场替代之后，这类企业大多无法生存而破产了，能留下来的大多是靠原有的实物资产长期免费使用而降低了市场经营的成本，大多不是靠市场竞争力而是靠传统的生产方式与补贴生存，它们存在的最大意义是养活大量的就业人员和退休职工，如区属的饮食公司、服务公司、副食公司、菜蔬公司等等，都属于这样一种情况。当然现在有些改制了，有些增加了新的经营内容，不再是传统的国企了，而北京市属的电视机厂、冰箱厂等都破产和改制了。第二类是华远、联想这批在中央城镇改革的政策推动之下，以国企之名成立的新企业，也是一群在市场中找食吃，没有计划内资金和项目支持的“野狼”，完全靠市场培育、自主经营独闯天下，有些在后来改制了，如联想；有些破产和被淘汰了，有些发展得较好被收编了，华远就属于被收编的。第三类国企是中央或地方占有垄断性资源的企业，如中石油、中石化、电信、银行等，也包括地方的平台公司等，这类企业才能真正依靠完全的政府资源和政府支持，从取得项目、资金到价格垄断、整体上市等都以政府信誉为后盾，去占领市场，谋取特殊收益。
进入华远时，戴小明给我的是一张非国企的营业执照，和我在青年服务社时一样的集体所有制企业性质的营业执照，并非直接进入了国企的总部，只能算是下属的企业，并且不给一分钱的注册资本，还要安排待业青年以享受税收优惠，完全“拼”不上“爹”，我所要求的只是一个完全独立的经营自主权。我有充分的准备和能力，我相信只要有这个独立的平台，一定能干出一番惊人的事业。
我首先要用华远的平台做生意，为新成立的公司赚出注册资本来。
张小冬的第一任夫人在国防科工委下属的晓峰公司工作，恰巧晓峰公司要采购80多台录像机和其他设备，我们知道这个消息后，就利用华远的平台签订了供货合同，收取了预付定金，并到广州东莞一带寻找货源。也许供货方向我们提供的是走私品，因此我们获取了高额的差价，扣除税收之后还有30多万元的利润。供货方要求必须再用一半的差价以购买家具的方式支付，这大约就是如今的信息费或回扣吧！于是我们又签订了家具的供货合同，预付了10多万的定金。
那时一笔生意就赚这么多的钱，确实让人吃惊，除了施工队之外，我所有的企业都是一整年的经营也才赚个万元、几万元的利润。这次小试牛刀也让华远的工作人员目瞪口呆，这一下我们没从华远领取工资，但有了进入华远的资本。
刚做完这笔生意，戴小明就通知我到区委开会，那是我第一次见到陈元书记，也就是华远的董事长。陈元指示要发展华远的事业，就要广泛利用社会上的优秀人才，于是给我成立的公司就叫“华远人才交流开发公司”。除了公司自身的经营之外，更要发挥社会人才的作用，为西城区的发展提供服务。
8月份我领取了营业执照，并开始正式经营了。我接受的第一个专项任务是地安门商场三楼的改造，改造完的商场也将成为华远多家公司的办公地点和经营场所。
最初的华远除了区里划拨的13家区属企业组成的实业公司（这些公司一年后又划回了区县）之外，又分别成立华远技术开发公司（以下简称技术公司）、华远新产品贸易公司（以下简称新品公司）、华远展览公司、华远人才交流开发公司等多家企业。
技术公司是个以计算机开发销售为主的公司，当时西城区建立教学试点，在一一○中学建立的中国第一个中学的计算机教学课堂，就是华远技术公司负责建设和赞助的。后来以独家授权方式完成了苹果计算机的中文汉化，推广了最初的“小麻雀”机上办公系统，但因为管理与开发理念的不同，技术公司的骨干人员经过几次分裂，变成了多家公司，一部分人离开华远单独成立了祥云计算机开发公司，一部分在华远集团内部成立了自动化公司，专门开发工业自动化控制系统，而原有的技术公司母体在多次经营的重创之后消亡了。
新品公司则是另一个市场化探索的试点。当时的制度中除了计划体制下的百货公司等专业公司之外，没有不受专业范围限制的贸易公司，也没有体制之外的产品供给渠道，更没有由计划外全民所有制公司下辖的全能贸易公司。新品公司的注册要经区政府行文上报市政府申请试点，市领导批示后转由市计委审批，当时的市计委商贸处处长正是如今北京首创集团董事长刘晓光，这个当年北京市的优秀人才、青年干部，曾在百货大楼兼任过经理，却也是官气十足的“流氓”。
每次我去市计委办理批文时，刘晓光处长常常连头也不抬地大喝一声“到外边等着”，然后继续干自己的事。那时的政府机关中的“外面”，不是会议室、待客厅，也没有椅子、沙发，只能在走廊中站着，来来往往的人会将你当动物看一眼，但不会问安，更没有水喝。更糟糕的是，刘晓光常常会把站在外面的人忘掉，有时候让我足足等了四个小时，等到要吃中午饭时，他才走出办公室，才想起来外面有个我在等着拿批文。也许是因为我的坚持和等待，刘晓光才大发善心，给予批准放行。
那时这种气受得多了，但只要事能办了，受气也是值得的，慢慢地我们也成了朋友。
许多人会质问华远公司是否贿赂官员，我无法明确地肯定或否定，刘晓光就是典型的案例，我可以肯定地说刘晓光没有从我的手中为了个人拿过一分钱，最多会有一些政府对企业的“摊派”行为。
市计委办了本《投资》杂志，以普及投资动态和吸引投资为主，办杂志没钱，刘晓光动员我捐款。1992年北京市组织到香港招商的大型活动，刘晓光张罗着让我为省计委配套计算机，我不但提供了大量设备，还要负责编制软件程序教他们如何使用。类似这样的事情都是刘晓光觉得自然和值得骄傲的业绩，那时也许他们只是把国有企业资源看成是他们可以调动、指挥的一部分，也许是相互信任之间的一种默许。
如果有审批制度在，如果企业想要突破旧的体制而有所创新，那么就必须争取官员们的支持，如果官员们愿意与企业共同创新，并勇于承担审批产生的风险，那么企业当然愿意支持官员的改革和机构的建设，这也是一种“交换”。刘晓光恰恰是敢于尝试、敢于摸着石头过河、敢于承担改革责任的官员。
我不知道应该如何定义这种企业与政府间的行为，但我知道国家与国家之间也有这种利益之间的交换。政府与企业之间的交换，恰恰是中国改革之初的一种进步，如土地有偿出让制度之前，房地产开发企业都必须是国有的（也许试点城市有特例），因此土地的利用价值不能私有，同时政府总会用土地划拨换取城市道路的建设和公共设施，这实际也是一种土地价值的交换，城市最初就是这样改造和发展的。
华远下属的展览公司是个中介，那时没有大型的综合购物场所，多数非计划内的交易大多用开各种展销会的方式集合成贸易的集市，于是这种中介组织就诞生了。
我的人才交流开发公司则以培训、教育、外包、外聘方式组织各界人才进行相关活动。
新品公司说白了就是组织各种工业类产品的销售活动（当时的民用产品销售基本还是由各商委管辖的专业公司负责）。地安门百货商场的三楼本来是商场自身的库房，经协商之后租给了华远公司，并改造为商场，重新从二楼的商场接了楼梯，并将一间间的库房隔断打掉，除保留了边上的一侧房间做办公室外，其他地方改成了空旷的大厅。新品公司、技术公司和我的人才公司，分别有了几间办公室，大厅就成了新产品的展销场地。有一个近千平方米的经营场所在当时来说是少有的，这当然是公司的一件大事了。
那时华远公司还没有人能组织这种大型工程（如今看是个小工程），我当然是不二人选，我有最可靠的农科院施工队，这次我从公司上级领导的位置变成了甲方。
齐跃的父亲是北京建筑设计院的高级工程师，曾参加过人民大会堂的结构设计，请他帮忙画张改造图小菜一碟。我的施工队中也有设计人员，将草图轻松地就变成了施工图，砸墙、吊顶、粉刷、安灯，很快就完成了全部工程，那时的装修很简单，也没有瓷砖、石材类装饰，地面用的都是塑料胶面。一是没钱，二是都这样，只要灯光够亮，墙面够白，就漂漂亮亮的。
有了办公室，我又开始招兵买马了，张小冬仍然是我的副经理，我们一同从北京青年服务社调入华远，同时任命齐跃当公司的会计。齐跃的调动却遇到了难题，他所在的西城饮食服务公司坚决不同意调动，齐跃只好选择辞职。今天辞职早就被当成一种权利了，但那时辞职则被看成是一种“处分”。僵持之中，饮食服务公司的经理同意调动，但要齐跃交3000元的培训教学费。那时大多数人的月工资只有四五十元，3000元对一个普通职工来说简直就是天价，也许当时一个普通职工所有的存款加起来也没有3000元。我却一口答应下来，由我的公司支付这3000元也要调来。齐跃有张会计证书，这在当时也顶得上一张大学文凭了。
一天，我到了阎阳生家，开始吹嘘我的新公司，并希望他能调到公司来当我的副手。九月的夏天，北京很热，那时家里都没有空调，阎阳生和妻子卓柳江就提着暖瓶和茶壶，坐在政治学院的小院的石桌前侃大山。阎的父亲那时已从四十一军调回政治学院任职。我说我已有了新的活动平台，可以干一番大事业。而阎阳生正在忙着学德语，他已经获得了公派去德国留学的资格，他说这个机会难得（能有机会学一门外语，在当时也算件大事了），并把学外语看得很重。我说有了事业出国自然就变得很容易了。他说，但你出国不会外语，无法交流，我说：“有了钱，我可以带翻译。”这次“请贤”最终无果而终。在改革开放的初期，创业其实是比学外语更难得的机会，当大家都去创业时竞争就更激烈了。
也许是阎阳生咽不下给我当副手这口气，几年后也下海开始自己干，学的德语都泡了汤。但还没等他干出个名堂，就像我一样被抓进检察院，几经折磨就没了锐气。虽也同样无罪释放，却再也不敢干企业、搞经营，仍靠笔杆子为生，混了个官路，当了全国工商联的宣传部部长，后来又在中国工商出版社办起了杂志。退休后仍在办杂志，不过是澳门注册、内地出版的杂志。
我们之间的争论从来没有停止过，这种不服气其实也是一种动力，要想证明自己的能力，就必须拿出点硬功夫，干出点像样的成果。每过一段时间我们相遇时都会摆摆龙门，看看谁的谱大。2011年12月，《第一财经》栏目组在上海录制“中国范”的节目（2012年元旦期间在湖北台播出），小编导事先没告诉我邀请的嘉宾都有谁，到了现场，才知道原来他们搬来了阎阳生，舞台上我们又重演了一场掰腕子、走正步、唱军歌的对台戏。当人们总能从不服气中找到压力和动力时，就会让生活不断地更新而丰富多彩。
阎阳生仍坚持自己出国留学的选择，却对我的新企业、新事业动了真情，最后他将漂亮的老婆卓柳江“送”给我，当了公司的办公室主任，一直跟随我许多年，我也总算是没有空手而回。
除此之外我还招了几个待业青年，其中的一个成了我的第二任老婆，给我生了个女儿，至今我们都很幸福。
新的公司成立了，新的事业开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