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步入这一小群人的圈子里时，关于政党或运动，是不会有什么问题的。”但是，那年秋天，工人党真正给予希特勒的却是宣传他的思想的讲台。就像在曼纳海姆的小书房里他曾首次发泄他的仇恨和披露他的愿望一样，这一小撮心怀不满的人给了他所需要的动力。
他的第一个任务，是要把基本上是个辩论性质的社团变为一个政治机构。“代表全党的委员会实际只有7人，它不外乎是个小俱乐部的领导机构而已。”在报纸描述那些日子的故事连载中，希特勒风趣地回忆说，“1919年的慕尼黑日子很不好过。昏暗的灯光，垃圾成堆，骚动，穿着破旧的人们，穷困的士兵，总之，这是4年战争和革命丑闻恶果的图景。”
在罗森巴德后屋的会议室里，每逢开会，会议的用灯都是一盏昏暗的煤气灯。“我们集会时……是个什么样子？可怕，军短裤，染过的外衣，戴得发亮的、五花八门的帽子，脚穿改制的破靴子，手持木棍做‘手杖’。”在那些日子里，这是显赫的象征，证明他属于人民。
“我们总是那么几个人……首先是兄弟般的问候；之后，大家便报告说，各地的‘种子’已经播下，甚至生根了；末了，他们便问，我们是否也可作同一汇报。我们常常强调要以一个单位行动。活动费一般仅有5马克，而一次活动竟达17马克的高峰。”
希特勒最终说服了委员会用召开较大型会议的办法增加党员人数。在兵营里，他利用连队的打字机，亲自打出了邀请人们参加首次会议的请帖；他还用手写。在首次会议的当晚，7名委员在等候“预计前来赴会的群众”。一小时过去了，谁也没有来。“我们还是7人，原来的7人。”希特勒改变了战术，请帖是油印的。这次，来了几个人。慢慢地，赴会人数从11人增至13人，最后达到34人。
会议的捐款被用作广告费。他们在一家民间的反犹报纸上刊登广告，宣布于10月16日在霍夫布劳斯酒馆的地下室里召开群众大会。
如果到会人数如前，这次的费用恐怕已使工人党破产。哈尔雷很悲观，但希特勒坚持说，会有许多人来的。到下午7时，烟雾弥漫的室内已集合了77人。对当晚之主要演讲人是如何接待的，现已无案可查；但我们知道，几乎就在希特勒踏上安放在主台上的、粗糙的讲经台时，听众如同“触电一般”。他原定发言20分钟，可一讲就是半个钟头，谴责、威胁和保证之词，有如流水，从他口中喷射出来。他失去控制，大动感情；当他在热烈的掌声中就座时，已是满脸汗水了。他虽然精疲力竭，却满心欢喜，“我历来纯粹凭感觉而不是凭直觉所假设的东西，现在证实了：我能‘讲’！”
这不仅是他生涯的转折点，也是“德国工人党”的转折点。热情的听众当场捐赠了300马克；现在，他们有钱刊登更多的广告和印刷标语口号了。11月13日，第二次群众大会召开了。这次大会是在埃伯尔布劳啤酒厅举行的，130多人（大部分是学生、小店主和军官）参加了大会，大会发言人共有4人。入场券每张50芬尼——这是当地政治活动中的一件新鲜事物。吸引众人的主要是希特勒。演讲至中途，一些乡巴佬开始高声怪叫，扰乱会场。幸好希特勒早与军队内的朋友打好招呼，所以，不到几分钟，扰乱分子“便抱着流血的脑袋，滚下楼去”。会议的中断反而激得希特勒更加慷慨激昂。在演讲结束时，他强令大家起来反抗：“德国的惨境必须用德国的钢铁打破。那样的时刻必然到来。”
希特勒再次令听众倾倒。他演讲时用的是原声，感情又奔放，这就使他与专讲理论的知识分子有很大的不同。有个在场的警察，在蔑视希特勒是个商人后报告说，他“火候掌握得非常好”，必将成为一个“职业的演讲宣传家”。他的呼吁是他的肺腑之言——爱祖国，憎恨带来1918年失败的犹太人。这种演讲方法，以及他所使用的街道和战壕语言，使老兵们认识到，他也曾分享过机枪、铁丝网和肮脏的民主，能体现前线的、神圣的同伴的手足之情。
不到两星期，另一次热烈的群众大会又召开了，参加人数达到170人。12月10日，他们使用了一个更大的酒馆——“德意志帝国”酒馆。尽管曾宣布大厅内有暖气，群众还是纷纷离场。这时，几位委员便说，会议开得太勤了。一场激烈的辩论展开了。希特勒争辩说，在一个有70万居民的城市里，别说两星期开会1次，就是每周10次也开得起。他说，他们所走的道路是正确的，胜利必然到来。他的坚持果然得到了报答。群众大会的新址坐落在达豪埃大街，靠近兵营。开会时，士兵们蜂拥而来，使参加人数突破了200人。
希特勒的飞黄腾达，使其他委员深感不安。他们反对他那火山爆发式的、轻松活泼的风格。另外，由于吸引了大量粗鲁的军人，他正在改变整个组织的面貌。他们害怕党被毁灭。德莱克斯勒虽然也同样忧虑，但他坚信，希特勒是党的希望。在他的支持下，希特勒当上了党的宣传部门负责人。受提拔后的希特勒，对党务之低效提出了更严厉的批评。没有办公室和设备，党怎样办公？他亲自动手，在他被介绍入党的地方即斯特纳卡找了一间办公室。这间房子很小，做过酒室；房租也便宜，每月才50马克。房东将木隔板拆除使它“更像殡葬大厅而不像办公室”时，委员会并未抱怨。他用梅尔上尉给的钱和党的基金，在室内装了电灯和电话，还配备上桌椅、书橱、碗橱等家具。希特勒的下一个措施是雇请经理，全天办公。他在兵营找到一个中士，此人“正直、绝对忠诚老实”。上班时，他把自己的艾德勒牌的手提打字机也带来了。
那年12月，希特勒要求对党的组织进行全面改革，将一个辩论性质的社团改造成一个真正的政党。由于他们满足于一个极右的小组，大多数委员均反对改革。他们不像希特勒那样能看清宣传本身并不是目的，而是推翻魏玛共和国的手段。辛勤操劳的德莱克斯勒再次支持希特勒。在德莱克斯勒家里，两人积极草拟党的计划和纲领，一讨论就是几小时。他俩的关系主要是靠对犹太人的不信任和仇恨来维持的。据德莱克斯勒说，因为犹太人和工会的关系，他几度失业，后来成了“激进的反犹主义者和反马克思主义者”。他住在舒适的尼姆芬区，希特勒常坐电车去他那里。两人常埋头工作，连吃晚饭都得德莱克斯勒太太几次三番来叫。“我的小姑娘常趴在希特勒的膝上，”德莱克斯勒回忆说，“她知道她是受欢迎的。”对她，他是阿道夫叔叔。
1919年末的一个晚上，希特勒“夹着一大捆手稿”来到德莱克斯勒家里。这是党的纲领草稿。两人埋头工作了几小时，将它“压缩”到尽可能简单。“告诉你吧，我们绞尽了脑汁！”德莱克斯勒回忆说。直到次日早晨才搞完。希特勒跳了起来，以拳击桌。“我们的这些意见，”他喊道，“可与惠登伯格门上的路德的牌子相抗衡！”
纲领包括了25点。希特勒要求在群众大会上予以公布。
可以预见，委员会是持反对意见的。他们不但反对里边的许多观点，而且还反对召开群众大会。德莱克斯勒起初也表示怀疑，后来终于同意了希特勒的意见，再次开会时全力支持了他。反对派的意见被否决，于是开会日期便定了下来：1920年2月24日。
用醒目的红字印制的标语口号、路牌等遍布慕尼黑。此时的希特勒倒害怕起来了，他怕自己的演讲会使“群众打哈欠”。大会定在晚上7时30分开始。7时15分，当希特勒步入霍夫布劳斯酒馆的宴会大厅时，他发现，厅里挤得满满的，约有2000人。他高兴得“心都快跳出来了”。尤其令他高兴的是，与会者半数以上是共产党人或独立社会主义者。他相信，敌对听众中真正有理想的人是会转到他这边来的，而他也欢迎他们捣乱会场。
大会开始了，会场很安静。主讲人是个富有经验的“民间”演讲者丁格费尔德。他拐弯抹角地攻击了犹太人。他引用了莎士比亚和席勒的话；其攻击之柔和，甚至连共产党人也未被激怒。之后，希特勒站起身来。没有人高声怪叫。他穿的是一件老式的蓝色外衣，很破旧，看上去他一点儿也不像演说家。开始时，他讲得很平静，没有什么加重语气之类。他扼要地讲了近10年来的历史。然而，一旦讲到战后席卷德国的革命时，他声音中便充满了感情；他打着手势，眼睛放射出光芒。愤怒的喊声从大厅的每个角落传来。啤酒瓶在空中飞舞。用橡皮棍和马鞭武装起来的士兵们——希特勒在军内的支持者——“像猎犬一样迅猛，像牛皮一样坚韧，像克虏伯公司的钢铁一样坚硬”，急忙投身战斗。捣乱者被逐出门外。厅内的秩序有所恢复，但讥笑的喊声仍不断。希特勒恢复演讲，喊声并未令他目瞪口呆。在曼纳海姆的经历使他习惯了这类捣乱，而他似乎还从里边吸取了力量。他的精神，还有他的话，令听众感到温暖。听众开始鼓掌了，掌声淹没了怪叫声。他严厉谴责当局正在成吨成吨地印刷纸币的行为，指责社会民主党人只会迫害小市民。“如果不姓汉梅尔伯格或伊西多尔巴赫，这样的小市民又有什么办法呢？”这句反犹的行话一出，支持者与反对者的喊声几乎旗鼓相当；但是，当他把攻击矛头转向东方犹太人时，掌声便淹没了喊叫声。不少人在喊：“打倒犹太人！”
由于不习惯在如此多的听众面前演讲，他的声音时高时低。但，即使他经验不足也引起了人们的兴趣。他的真情深深地打动了一个名叫汉斯·弗兰克的年仅20岁的学法律的学生。“他首先感到的是，这个人讲得很真诚，把自己感受到的东西讲出来，而不是在故弄玄虚，把自己还没有绝对把握的东西告诉听众。”在第一个演讲者辞藻华丽的讲演后，希特勒的演讲产生了爆炸性的效果。他的话常常讲得很粗，但具有丰富的表达力，连前来捣乱的人也不得不洗耳恭听。他深入浅出，声音清晰，连坐在最远座位的听众也能听清。令弗兰克印象最深的是，他“能使脑筋最糊涂的人也能明白事理……他能抓住事物的本质”。
最后，他将纲领的25个要点交给了听众，要他们逐条地“判断”。这个纲领几乎对每人都给了一点儿什么——犹太人除外。给爱国者的是全体德国人联合起来，组成一个大帝国；解决人口过剩的办法是殖民地；在世界民族之林中德国应享受平等权利；废除《凡尔赛和约》；创建一支人民的军队；对犯罪分子进行“无情的斗争”，以加强法律与秩序。给工人的是废除不劳而获，战争利润归公，无偿地没收土地为社会所有，在大型企业内利润分享。给中产阶级的是，对大百货商店立即实行社会化，以低廉的租金租赁给小商小贩；“大力提高”全国老年人的健康标准。给有“民族”思想者的是，要求将犹太人当外国人对待，剥夺其公开开办办公室的权利，当国家发现无法养活全民时则将他们驱逐出境，对1914年8月2日后移民入境的犹太人，立即驱逐出境。
每念完一个要点，希特勒便停下来问听众是否明白，是否同意。大部分听众都高喊同意，但也有有组织的讥笑声；一反对者还跳上椅子和桌子，以示抗议。手持棍子、鞭子的弹压队一次又一次投身行动。希特勒整整讲了两个半钟头，待他讲完时，大家几乎一致同意他讲的每一个字。大会结束时，掌声雷动，而年轻的弗兰克则相信，“如果有人能掌握德国的命运，此人就是希特勒”。
对希特勒而言，那晚的大会，包括反对派的捣乱在内，是个完全的胜利。当人们列队离开会场时，希特勒觉得，通向自己的未来的大门终于打开了。“当我宣布散会时，不止我一人在想，狼已经出世了。这个狼是注定要冲进拐骗人民的骗子群的。”他是名副其实的，因为阿道夫——名源于日耳曼“幸运的狼”一词。从那天起，“狼”一字对他便有了特殊的意义——在亲友中它是外号；对他和妹妹保拉，它是假名；在部队大多数的指挥部里，它是他的名字。
希特勒的崛起并未引起慕尼黑报纸的多大注意，但这次群众大会对德国工人党而言却意味着前进了一大步，吸收了100名新党员。在希特勒的坚持下，工人党造了党员的花名册，还颁发了党员证。为给人以大党的印象，第一份党证的编号是501，以后便按党员名字的字母顺序编号。“画家”希特勒的党证号是555。
他开始了新的生活。
他交往的圈子大了，来往的人各式各样，但都有一个共同之处，就是热爱日耳曼的任何事物和恐惧马克思主义。慕尼黑有位内科医生，他相信星宿的摆动，还宣称，这给了他在任一人群中辨认出犹太人的能力。更有意思的是恩斯特·罗姆上尉，他是个同性恋者，曾当过连长。罗姆是个模范军官，是在危险中可以信赖的同志，他长得又矮又胖，头发剪得整整齐齐，笑起来很是逗人。他是战争的活纪念碑：他的鼻尖被打掉，脸上还有一道深深的弹痕，现在在国防军里当军官。他曾说过：“因为我是个恶人，又不成熟，所以，更令我感兴趣的是战争和骚乱，而不是你们市民的平淡无奇的生活。”从两人首次在一民族主义小组（“铁拳”）的秘密会议上见面时起，罗姆便坚信，这个勇于献身的下士是领导“德国工人党”最合适的人选，由于罗姆带来了许多军人，他实际上已改变了德莱克斯勒哈尔雷之组织的工人阶级性质。在吵闹的会上维持秩序的正是这些军人。鲜血和苦难把希特勒和罗姆两人紧密连在一起，因为两人同为建立前线战士的手足之情立下过汗马功劳。虽然在不久前罗姆接替了梅尔上尉的职务成了希特勒的指挥官，他坚持让希特勒对他使用昵称“你”。这样亲密的关系也导致希特勒被其他军官接受。
希特勒与作家迪特利希·埃卡特的关系更加亲密无间。埃卡特曾说过，新一代的政治领袖必须有能力承受机枪的咆哮声。“我宁愿要一只微不足道的猴子，只要他能对赤色分子做出辛辣的回答，并在群众向一群学问高深的教授扔桌子腿时不逃跑就行。”另外，此人应是个光棍。“这样我们便能吸引妇女！”尽管两人年龄有差距（相差21岁），背景又不相同（埃卡特是个大学生，有文化），但他们结成了好友，并不只是政治上的相识。两人均是波希米亚人，能讲下层社会的语言；两人均是民族主义者，都憎恨犹太人。埃卡特认为，凡娶日耳曼女人为妻的犹太人都应监禁3年，如再执迷不悟，继续犯罪，则予以处决。
埃卡特是个浪漫的革命者，善于进行咖啡馆争论的大师。他多愁善感，冷眼看待人生；是个真心实意的江湖术士，常出现于舞台；若有机会演讲，不管是在家中、在街头，还是在咖啡馆，他都津津乐道，讲得非常出色。他吸毒成瘾，又是个酒鬼，他的庸俗系由其社会背景之痕迹使然。希特勒热衷于与这位热情的、口若悬河的知识分子海盗相伴，而他则在慕尼黑淫猥的夜晚世界中为希特勒的亨利王子扮演福尔斯达夫的角色。埃卡特成了希特勒的导师。他给了希特勒一件军大衣，纠正他的语法，带他逛高级的饭馆和咖啡馆，并将他介绍给名人文士（“这是终有一天要解放德国的人”）。两人常在一起谈论音乐、文学艺术和政治，一谈就是几个钟头。与这位粗暴的作家的关系，在希特勒身上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迹。
霍夫布劳斯群众集会后几星期，两人同往柏林冒了一次险。霍尔德·冯·卢特维兹将军率领的“自由兵团”，被魏玛社会主义政府下令解散后，不但没有解散，反而开赴首都，占领了柏林，并安插了自己的总理大臣——由一个名叫卡普的普通官员担任。希特勒和埃卡特两人看到，卡普右派集团的起义具有巨大的潜力，二人自愿前往柏林，以便决定是否有可能在巴伐利亚共同采取革命行动。罗姆上尉批准了这一计划，把他们送上一架运动教练机。这是希特勒的飞机。驾驶员罗伯特·利特·冯·格莱姆中尉是战时的一流飞行员，很年轻，曾获“飞行大奖”，后来成了希特勒的空军之最后一个统帅。那天气候很坏，尽管格莱姆的飞行技术高超，希特勒还是不断呕吐。由于中转机场被罢工工人占领，此次的任务险些破产。后来，希特勒急中生智，给自己粘上一道山羊胡子，埃卡特则化装成小贩，这样，他们一行才获准前往柏林。飞机在柏林着陆后，希特勒脸色惨白，发誓日后再不坐飞机。
虽然柏林于3月13日一枪未放便献出了城门，但他们的胜利却是空有其名。凡有地位者，谁也不愿在卡普“总理大臣”的内阁任职。这次仓促计划进行的起义，从一开始便是个大失败，而使之失败的并不是反攻或破坏活动。与全国人民一样，柏林人反对军方的高涨情绪，也诱发了反对他们的浪潮。柏林人觉得，再搞革命不行了。所以，当埃尔伯特政府号召举行总罢工时，工人们全力支持，使卡普政权无法施政。电力被切断，电车和地下交通停顿；全城无水，垃圾在街上腐烂；商店和办公室关门，只有在黑暗中或在烛光中进行的柏林的夜生活未受影响。这种腐败的现象系由一部拍得过分的电影所致：该电影写的是一群11岁的小妓女，浓妆艳抹，与穿着高筒皮靴的亚马逊人争风吃醋的故事。城内仍有供各种口味、各种“嗜好”的人享用的咖啡馆和餐馆——有男同性恋者、女同性恋者、裸体成癖者、虐待狂和被虐待狂。裸体已成为艳事，而艺术所追求的又是淫猥、幻想和厌世之最。柏林是达达派艺术家的活动中心，该派诗人霍尔特·梅林用辛辣的讽刺口吻和俚语写了一首诗，为柏林人描绘出一幅可怕的未来的图景：
快来呀，孩子们，
让我们欢快地赶赴屠场，
勒紧裤带，赶走犹太狼。
带好毒气和卐字章，
到人群中去杀一场！
埃尔伯特政府的大罢工竟成了弗兰肯斯坦的妖怪。卡普的力量被粉碎了，却为左派的另一次叛乱浪潮开辟了道路。共产分子在德国全境掀起的混乱已达到这种程度，以致埃尔伯特总统不得不出面恳求数天前从政府拂袖而去的冯·塞克特将军担任全体武装力量的总指挥，以粉碎赤色分子的叛乱。他的第一个行动就是重新纠集刚被解散的“自由兵团”。事件与发展确实令人哭笑不得：昨天的叛军今天却被召来加强法律的秩序。这也是一场只有达达派剧作家才写得出来的闹剧：埃尔伯特发给“自由兵团”的奖金，恰好是卡普政权曾答应奖给他们去推翻他的政府的奖金。
摆在改组后的“自由兵团”面前的任务是艰巨的。在萨克森，苏维埃共和国已夺取了政权；至3月20日，一支拥有5万名工人的红军已占领了鲁尔区的大部分地域。同一天，德国共产党的《鲁尔回声报》宣布，胜利的红旗必在全国飘扬。“德国必须成为苏维埃共和国，与苏俄联合，成为世界革命和世界社会主义胜利的跳板。”
4月3日，“自由兵团”横扫鲁尔区，消灭了红军的据点，残酷地对待未被消灭的红军。“如果告诉了你们，”“自由兵团”一名青年士兵在家书中写道，“你们会说我在撒谎。决不饶恕……我们甚至枪杀了10名红军的红十字会护士，原因是，她们身上带有手枪。我们将这些小姑娘杀了，杀得很开心——她们是怎样喊叫，怎样哀求饶命的呀！绝对不行！带枪的就是敌人！”
但是，为了见到他们心目中的英雄鲁登道夫，他们还是到了首都。其时，鲁登道夫正准备乔装南逃，并与许多观点相同的北德人磋商，其中包括“钢盔”党人，由老军人组成的超级民族主义集团成员，以及大量得到工业家资助的“民间”组织的领导人等。埃卡特还将他的学生介绍给钢琴制造商的夫人赫仑·贝希斯坦主办的沙龙。一见面，她立刻为“年轻的德国救世主”所倾倒，并答应将他介绍给她圈子内其他有影响的人物。
3月31日，希特勒回到了慕尼黑。同一天，他成了一名平民。这可能是出于自愿，但更有可能是授权这样做的。他打起背包，领取了50马克的退伍费，以及一件大衣、一顶帽子、一件外衣、若干条短裤、一套内衣、一件衬衣、若干双袜子和鞋。他在提埃希大街41号向人转租来了一间小房。这是个中产阶级的居住地，靠近易萨尔河。这里大都是三四层楼的建筑物，楼下是商店或办公室，楼上是小单元房或单身房。希特勒的房子很小，长15英尺，宽只有8英尺，比他在曼纳海姆住的房子大不了多少。这是本楼最冷的房子，据房东埃尔兰格说，“租这间房的客人有些人住病了。我们现在用它做杂物间，谁也不会再租它。”
希特勒选择的住房离慕尼黑观察家报社只有一箭之遥，这绝不是偶然的。这家报纸已易名为《人民观察家报》，继续充当反犹反马克思主义者的喉舌。希特勒的反犹思想大都由这家报纸反映出来。例如，不久前，这家报纸在头版头条刊登的标题是“给犹太人一点颜色瞧瞧！”作者认为不管措施如何残酷，都应把犹太人全部从德国清除出去。这些文章大都出自俄国逃亡者之手，希特勒从中获得了不少有关共产主义越来越危险的情况。
他自己的首要目标却是犹太人及和平条约，其次才是反马克思主义的斗争。对于德国共产党人的献身精神，他和埃卡特均多少表示钦敬，恨不得把他们争取过来。在一篇题为《日耳曼与犹太布尔什维主义》的文章中，埃卡特甚至推荐他干脆称之为“日耳曼布尔什维主义”。一次，在演讲时（希特勒坐在他身旁），他对参加党内会议的人说，德国的共产党人是有理想的，他们不自觉地在为拯救德国而斗争。
俄国的逃亡分子极力反对这一妥协。无论在文章中还是在谈话中，他们关于布尔什维主义危险之说，对希特勒的影响越来越大。在这些来自东方的“末日信徒”中，最善于说服人的要算是阿尔弗莱德·罗森堡，即那位来自爱沙尼亚的青年建筑师兼画家。他们首次相见时，彼此对对方的印象均不甚深刻。“如果我说他令我倾倒，那我是在撒谎。”罗森堡回忆说，只是在听了他的公开演说后，他才对希特勒入了迷。“这里，我看到了一个前线的老战士是如何以一个自由人的勇气，赤手空拳地、明确地、令人信服地进行这一斗争的。在听他演讲15分钟后，引起我注意的原因就在于此。”
在之后的几个月里，随着罗森堡的文章在埃卡特的周刊和其他民族与种族主义的刊物上的相继出现，两人便互相亲近，彼此倾慕。令希特勒印象特别深刻的是，罗森堡说，布尔什维主义不外乎是犹太人征服世界之庞大的全球战略的第一步而已。最后的“证据”是在具有历史意义的霍夫布劳斯大会后一天拿到的。那天，《人民观察家报》发表了《复国长者之议定书》。这份议定书被认为是“复国长者”在瑞士的巴塞尔举行的旨在阴谋征服世界的24次秘密会议的书面报告（这份《议定书》是在反犹主义的温床法国草拟的，草拟人是沙皇的奸细，几年后即在19世纪末发表于俄国。在德国首次发表的时间是在停战协定签订后一年，发表在一俄国移民杂志上，未产生重大影响。它原是业余的伪造文件，却被威廉二世和尼古拉二世奉为福音。在俄国皇室被屠杀后，在埃卡特林堡沙皇之住地发现了一本《议定书》、一本《圣经》和一本《战争与和平》）。《议定书》是希特勒对犹太人存在偏见和恐惧之佐证，也是他与罗森堡的关系的转折点。此后，希特勒便将罗森堡关于警惕布尔什维主义之说牢记在心，而迄今为止仍属枝节的共产主义问题，也逐渐在党的信条中加重了分量。
接受《议定书》的也绝不止希特勒一人。那年5月，伦敦的《泰晤士报》发表一篇长文，该文声称，此《议定书》系犹太人为犹太人而写的真实文件，应认真对待。反犹主义原系主张信奉基督教的人们首先鼓吹的；《议定书》不仅在全欧各国流传，而且流入并发表在南北美洲，这就加剧了心怀恶意的反犹主义。几个世纪以来，天主教徒们所受的教育是，耶稣是被犹太人杀害的；第一个新教徒马丁·路德也攻击说，犹太人不仅把上帝变成了魔鬼，其本身就是“瘟疫、流行病、不折不扣的灾难”。总之，犹太人是基督教和全世界的大敌，必须用断然措施予以对付。
希特勒对犹太人之仇恨，主要来自他自己在战争的末期以及之后的革命时期所做的观察（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希特勒此时的房东埃尔兰格竟是个犹太人，而他也有愉快的回忆：“我常在楼梯和门口碰到他——他总在往本子里写什么……他从未使我感到他因为我是犹太人而抱持异样的眼光。”），而他从罗森堡、图里会，或从戈比诺、路德以及其他著名的反犹主义者那里得到的东西，仅仅支持了他自己的结论而已。从这些人那里，他不过是取自己之所需罢了。或许，给他影响更深的还是那些小册子和满嘴喷毒的、反犹的低级右派报刊。自早年（在维也纳）以来，他对这些低级下流的文章就生吞活剥。这些低级文学所播下的种子，终于在1920年8月13日在慕尼黑著名的霍夫布劳斯群众大会上结出了果实。
他以“我们为何要反对犹太人”为题，滔滔不绝地讲了两个小时。一开头他就明确宣布，只有他的党“才能将你们从犹太人的权力中解放出来”。他详细地阐述了犹太人如何自中世纪以来就在污染社会。他的演讲虽没有什么独创和韵律，宣传效果却非常显著。他的反犹思想原是出自他个人的东西，并非是历史使然，但他却有将历史事实与眼下发生的事件巧妙地结合起来、恰到好处地煽动仇恨情绪的天才。他的话常被表示赞同的掌声和笑声所打断，听众十几次为他热烈鼓掌。当他把犹太人视作游牧民族，专干“拦路抢劫”的勾当时，听众的反应尤其狂热。
与精心策划的谴责相比，希特勒早年对犹太人的攻击简直是小巫见大巫。他首次公开攻击说，犹太阴谋具有国际性，他们所主张的各民族一律平等以及国际团结，不外乎是瓦解其他民族的士气的阴谋。先前，他称犹太人为卑鄙、不道德的寄生虫；今天呢，在他的口中，犹太人成了破坏者、强盗和企图“破坏所有民族”的害人虫。希特勒号召全面顽强奋战，东西方的犹太人，不管是好是坏，也不管是贫是富，统统都一样，毫无区别，因为这是反对犹太种族的战斗。“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这一口号已不再适用。战斗口号应该是“全世界反犹的人们联合起来！”“欧洲人民求解放！”总之，希特勒所要求的是“彻底解决”。这点他虽提得模糊，但很凶恶：“把犹太人从我们人民中间清除出去！”在反犹道路上，希特勒早已迈出了一大步。当年早些时候，《慕尼黑邮报》对希特勒模仿并嘲笑犹太人一事觉得好笑：“阿道夫·希特勒活像个喜剧演员，他的演说像杂耍。”而这次的演说使这家报纸清醒一些了，它承认了希特勒在讲坛上的魔力。“你们必须相信，如果说希特勒有件事是值得一提的，那就是，在慕尼黑，鼓动暴民最有能耐的就是他。”
然而，他远不只是个捣乱者，也不只是对种族主义者发出号召。对他之采取积极行动反犹的号召感兴趣的，还有那些以建立大帝国为最终目标的人——受人尊敬的中产阶级的中年市民们。早在1913年，这些人对“泛德团”总裁汉利希·克拉斯所讲的一席话就深信不疑。“犹太民族是一切危险之源。犹太人与日耳曼人水火不相容。”克拉斯声言，会有人起来领导他们反犹的，“我们在恭候元首！耐心！耐心！他会来的。要坚持，好好工作，团结起来！”
希特勒这一时期的演讲提纲表明，他是何等畏惧犹太人。“嗜血成性的犹太人！斩断人民的精神领导。俄国的停尸场。”“犹太人作为独裁者与今日之德国、民主与独裁之战斗——不，是犹太人与日耳曼人之战。这有谁明白？”“通过股票市场和投机产生的和平（通货膨胀）时期之饥饿，对奢侈品之需求，等等。谁得利？犹太人……为大规模疯狂所做的灭绝种族之准备可由大规模之需要——饥饿——加以证明。饥饿历来就是武器。饥饿为犹太人服务。”“世界革命意味着全世界向世界交易所的主人——犹太人——之独裁投降。”
从这些引语中可看出，希特勒之恐惧与仇恨正在发展成为一种政治哲学。与此同时，他尚处于朦胧状态的外交政策概念也在形成。那年9月，他对听众说：“我们的手脚被捆住了，嘴巴也被堵住了。即使丧失了抵抗能力，我们也不惧怕与法国交战。”此外，他还考虑了与外国结盟问题。不久他宣称：“对我们说来，敌人端坐在莱茵河彼岸，不是在意大利或别处。”还有，他首次公开攻击了犹太人的国际主义——这也许是受罗森堡和《议定书》的启发的结果。他把犹太人与国际主义等量齐观，选择意大利为盟国以反对法国；这些虽是初步的概念，但却也表明，他正为制定一个既合乎逻辑又行得通的外交政策而呕心沥血。他从硝烟弥漫的战场上带来的是前线战士固有的信念与偏见；从一系列给人们带来创伤的红色革命中得出的是老百姓的固有的信念与偏见。现在呢，他终于在梳理自己的系统了。但是，他的首要目标，即自从他在维也纳的苦难岁月中挣扎时就时隐时现的、对犹太人的仇恨，却完全不是固有的。
在实际政治领域内，阿道夫·希特勒在加快步伐。几乎是赤手空拳，他就扩大了党的基础——这个党现在已以“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命名。他希望，这个名字将给人们以鼓舞和激励，吓倒胆小鬼，吸引那些愿为自己的梦想而流血的人。
出于同样的精神，希特勒坚持自己的党旗要能与共产党鲜红的旗帜并驾齐驱。“我们所需要的旗帜要红得超过他们。”德莱克斯勒回忆说，要超过赤色分子，但“又大不相同”。最后，有个来自斯坦伯格的牙医交来一面旗帜，是当地党建立时使用过的一个卐字，背景是黑、白、红三色。卐字——在梵文中其意为“包罗万象”——长期以来就是条顿武士的标记，兰斯·冯·莱本弗尔斯使用过，“图里会”使用过，“自由兵团”许多单位也使用过。多少世纪以来，它不但代表欧洲人，而且也代表北美一些部落的日轮或生命之始末。此后，也许是永远，卐字将得到某种罪恶的含义。
卡普起义，以及德国中部共产政权之被消灭，使社会主义事业摇摇欲坠。埃尔伯特及其“社会主义多数派”，由于采取机会主义的立场，利用“自由兵团”的部队去反对普尔区的工人，使他们与左翼“独立社会主义者”之间的鸿沟加深了。1920年秋初，叛逆者——内部又分裂为亲共和反共两派，两派旗鼓相当——在哈勒集会5天，目的在于决定“独立社会主义党”未来之发展方向以及该党与第三国际的关系。大会的发言者，最鼓舞人心的是第三国际的领导人、来自莫斯科的格利戈里·季诺维也夫。苏维埃派他前来的目的，是要把人数几乎达90万的德国社会主义者推向极左。在长达数小时的发言中，他讲的“是有点结结巴巴的德语，其结果却提高了他的讲话效果”。他的演讲，博得亲共分子的热烈掌声。
接着，左右两翼展开了激烈的辩论。有些观察家觉得，后者的论据比较充足，但世界革命的思想却又令人兴奋，无法抗拒。会上，237票赞成加入按列宁的条件组成的第三国际。投票反对的有156人，投票后，他们集体退场。未退场者，大多数变成了共产主义分子。
有个代表带着惊诧和觉醒离开了哈勒。此人名叫奥托·斯特拉塞。在听季诺维也夫演讲时，他越听越烦，越听越担心。他说，“听来像是新的救世论”，由莫斯科统治德国。斯特拉塞及其一个兄长格里戈尔曾长期抱有社会主义梦想，两人均准备毅然承受激烈的改革——但不是受外国左右的改革。他们所追求的是德国式的社会主义。这点，奥托觉得，只有在革命的“独立社会主义党”人中才能找到。
在哈勒大会后，奥托成了无党派人士。他心烦意乱，决定前往兰舒特与其兄长磋商。格里戈尔组织了一支“自由兵团”式的私家军，拥有步兵、炮队和一个机枪连。格里戈尔承认，没有什么比俄国人更危险，但又没有哪个政党能成功地反对他们。“光说一点用也没有，”他说，“只有行动。”关于这个问题，马上有两个重要的客人前来讨论。
据奥托·斯特拉塞说，次日上午，一辆大轿车在他哥哥的药店前停了下来。车内出来两个男人。奥托认出了第一个，是所有民族主义者心目中的英雄鲁登道夫。在他身后不远处，有一个脸色苍白的青年，他留着一把又粗又短的胡子，身穿一套不合身的蓝外衣，“像营长的通信员”。此人就是希特勒。“我们必须把所有民族主义的团体团结起来”，鲁登道夫将军宣称。政治训练嘛，由希特勒先生负责。鲁登道夫本人则接管这些民族主义组织的军权。他要格里戈尔本人及其突击队“服从我的指挥，并加入希特勒先生的党”。
希特勒答应让格里戈尔担任全国第一个区党部领导人，并将下巴伐利亚交给他，奥托对希特勒却不以为然。他插嘴问道，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的纲领是什么？“问题不在于纲领”，希特勒说，唯一的问题是权力。奥托对此反驳说，权力不过是实现纲领的手段罢了。“这些都是知识分子的意见，”希特勒简略答道，“我们需要权力！”很明显，希特勒并不喜欢奥托，片刻后便指责他与赤色分子同流，反对卡普政权。
奥托立即予以反驳。自称为国家社会主义者的人，怎么能支持像卡普那样的反动分子？他解释说，他作为一个社会主义者曾在柏林奋斗，就像希特勒曾在慕尼黑反对苏维埃统治一样。各自的道路似乎都是正确的，他才是真正的国家社会主义者。
鲁登道夫插话了。“民族主义反对派的政治不可能是共产主义政治，”他说，“也不可能是资本主义政治。”他这一席惊人话语顿时使原本沉闷的会场氛围为之一新，会晤也就在友好中结束——但格里戈尔未作肯定的答复，他要思考一番。当晚，格里戈尔对弟弟说，他已下定决心与鲁登道夫和希特勒会师，即使他对希特勒的印象不深。“将军会恰到好处地安排他的，”他说，“在这方面，我信任鲁登道夫。”
希特勒拒绝向奥托·斯特拉塞透露党纲，其原因不在于他难以启齿，而是因为他太顽固，不愿与曾反对过卡普的“卖国贼”讨论这一问题。还有，希特勒此行的目的是要争取格里戈尔和他的部队。在分别时，他感到，这两者最终肯定会加入他的阵线。格里戈尔·斯特拉塞与他同属一种人，都是上过前线的下级军官；与他一样，也曾获得一级铁十字勋章；很明显，他也是个有信念的人；是个炽烈的民族主义者，既反对马克思主义也反对资本主义，且认识到，犹太人是这两者的“脊骨和大脑”。
自他加入小小的德国工人党以来，争取格里戈尔·斯特拉塞不过是希特勒完成的一项业绩而已。不到一年时间，他不但改变了党的性质，而且还将党员人数提高到近3000人。他把所有时间都奉献给了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他到处游说，使他本人和党均相当出名。他曾作为主讲人出席过约80次群众集会，在卡普起义期间曾与埃卡特一同前往柏林，曾在国家社会主义者萨尔茨堡大会上讲过话。
讲坛上所取得的成功并未冲昏希特勒的头脑。其实，他常在自己室内踱来踱去，不断向他的警卫乌尔里希·格拉夫（原是个屠夫）抱怨自己无能，“不能出去，把自己所知道的告诉人民，把自己想做的事情告诉他们。能演讲就好了！能演讲就好了！”他常常这样高喊。由于对自己的演讲方法和群众大会的掌握方法均不满意，他便顽强地对这两者实行改革。为此，他参加过对手的群众集会，并发现对方的主讲人在演讲时，“其风格有如妙语连珠的报刊文章，又有如科学论文，没有激烈的言辞，还不时有些小笑话”。这种冗长的集会使他懂得了该忌讳的是什么。他把自己的演讲搞得既生动活泼又具有鼓动力，气氛也因实事求是而亲切，常有免费的啤酒、香肠之类供与会者享用；有时，若党的经费许可，还有手风琴演奏和民歌助兴。然后，心理上的火候一到，希特勒本人便在奏乐声中和舞动的卐字旗群中出场。通常，他开讲时总是心平气和。然后，如同一个演员一样，他善于觉察听众的感情，按听众的需要调整演讲方法与内容，使会议达到高潮，使听众情绪失控。
群众集会的成功并未使希特勒满足，他需要一个更广阔的论坛——一份自己的报纸。原来那份《人民观察家报》由于诽谤言论太多，早已处于破产边缘。这份报纸正是他所需要的，而财政危机也正是他期待已久的时机。12月17日清晨两点钟，希特勒突然闯到埃卡特的住处，激动万分地宣称，观察家报社由于债务过多，必须将《人民观察家报》卖掉，但有落入外人之手的“危险”。有个分裂主义者企图将它买来作为宣传自己的纲领的论坛。党必须将它买过来。出价是便宜的——仅18万马克。希特勒确信，埃卡特肯定能在有钱的朋友中凑足这笔钱款。
次日上午8时，德莱克斯勒出现在埃卡特的门前。对一个具有后者生活习惯的人来说，这是个有苦也难言的时刻。“起初，”德莱克斯勒回忆说，“他发了一通脾气。后来，我们便一同外出。”至中午时分，他们已从冯·埃普将军处（埃普的“自由兵团”各部曾于1919年协助推翻了慕尼黑的苏维埃政权）募得6万马克，从其他捐款人中（包括一名反犹的医生在内）募得3万马克，德莱克斯勒本人承担了该报10万多马克的债务。当日下午4时，购买《人民观察家报》之登记手续便办理妥当。到此时，希特勒及其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主要是靠了一个行为古怪的作家和一个工具制造者的帮助——已为下一步的跃进做好了准备。
一个月后，即1921年1月22日，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在慕尼黑召开了第一届年会。在一年多一点的时间里，在巴伐利亚的右派政治力量间，工人党已发展为一股具有相当实力的势力。这主要是因为希特勒具有磁铁一般引人的个性和迷人的魅力。还有，希特勒之演讲才能，把原来的组织从清谈引向行动。大多数党的创始人，包括德莱克斯勒在内，对这一转变都备感关切。他们虽然感激希特勒为毫无生气的党带来了活力，但又觉得这是否值得。在极短的时间内，罗姆、斯特拉塞兄弟、罗森堡他们带来的，可以肯定，是暴力的预兆。希特勒的许多私交和同人，对这些老兵都非常反感，他们觉得，他的波希米亚同僚太多了。还有，哪一个真正的社会主义者会与银行家、企业家以及像贝希斯坦那样的社会主义者保持如此亲密的关系？
表面看来，第一届年会似乎是希特勒发动叛乱，公开夺权。权力对他而言唾手可得是合乎逻辑的。因为只有411名代表响应前往慕尼黑的号召，希特勒耐住了性子；另外，关于政策和策略方面的越来越大的分歧，普通党员也不甚了解。因此，表面上大会似乎仍很团结，但知情人却明白，大会在明争暗斗。于是，大家便齐心协力，准备12天后让希特勒在济尔库斯克罗纳成功地露面。
那年冬天，日子特别难熬。在德国全境，抢粮事件此起彼伏。巴黎“盟国最高军事委员会”向德国索取巨额战争赔款更加剧了社会混乱，处于破产边缘的德国，需支付1340万金马克的战争赔款。许多人已在寒冷中生活，饿着肚子。据说，年工资额仅够工人糊口，连中产阶级也得过苦日子。
由于群情激愤，各主要政党均在考虑是否在科尼希广场举行联合抗议示威。这一行动因害怕赤色分子将他们分裂，后来被取消了。2月1日，希特勒要求做出最终决定。行动委员会因组织不充分，答复他们“拟”在一周内举行大会。“听到这点，我已忍无可忍，决定独自举行抗议示威大会。”当日中午，希特勒便在皇冠马戏院订好了次日晚上的大会场地——马戏院经理是党员，据说，他向希特勒收费低廉，甚至免费——之后便口述了一份华而不实的海报内容。许多忠实的党员都为之作呕。马戏院可容纳观众6000名，由于时间紧迫，不可能有更多听众前来。
海报直到星期四上午才张贴出去。当日雨雪交加，希特勒本人也为之发愁，匆匆口述了传单内容，便派人送去付印。下午，他们坐上两辆租来的卡车，张灯结彩，打着卐字旗，在城里游荡。每辆车上有十多个党员，他们一边喊口号，一边撒传单。在慕尼黑街头出现非马克思主义者的宣传彩车，这还是首次。在某些工人住宅区，他们受到的“欢迎”是举起的拳头和愤怒的喊声。
7时左右，希特勒收到了从皇冠马戏院打来的、令人沮丧的电话：大厅里听众寥寥无几。10分钟后，情况稍好；至晚上7时45分，厅内四分之三的座位已被坐满，票房门口还排着一条长龙。希特勒进入演讲大厅时，与一年前的霍夫布劳斯一样，他“满心欢喜”。“大厅里挤满了成千上万的人。它像一颗巨型炸弹，横卧在我跟前。”整个马戏院都黑压压地挤满了人。
“前途或毁灭”——这是他演讲的主题。他满心欢喜，坚信自己的前途就寓于眼前的人群中。开讲半小时后，他已与听众沟通，知道听众是属于他的。“自动爆发的掌声”开始打断他的演讲。之后，会场一起沉寂，极为庄严。“在这巨大的人群中，你所能听到的，莫过于呼吸声。最后一句话一完，场内立刻爆发了雷鸣般的掌声。人们用最大的热情高唱《德意志土地》，大会就在合唱的歌声中结束。”使人们的感情像洪水般倾泻出来的希特勒，自己也被此情此景陶醉了。他在讲台上呆呆地站立了20分钟，目送着人们退场。之后，他兴高彩烈地出门步入雨雪中，回到自己又黑又冷的小屋内。
希特勒在皇冠马戏院的表演，在慕尼黑报界既受到嘲笑，也受到赞扬。辱骂和褒奖同样令他高兴。他觉得他遭受反对和猛烈攻击的情况也表明，他已触动了人们的内心。尽管骚乱由他而起，希特勒却成了颇受尊敬的民族主义势力的宠儿。民族主义者当时正把慕尼黑变成其首府，且得到警察局长及其下属即政治处主任的秘密支持。平时，人们纷纷向警方投诉说，当警方未能预先下手时，党破坏了和平，要求保护纳粹，等等。这两名官员尽力将这些暴怒压了下去。“我们明白，这个运动，即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是不该被镇压的。”3年后当希特勒受审时，他们出庭作了证。“我们确实那样做了。我们有意克制自己，因为我们在党内看到了德国再生的种子。我们一开始便坚信，这个运动最有可能在深受马克思主义之害的工人中生根，并把他们争取到民族主义的营垒中来。我们保护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和希特勒先生的原因就在于此（保护激进右派势力的还不止这些人。即使希望遏制希特勒的军人，以及法官、警官、国家和地方官员，对卷入暴力的民族主义者也表现得相当公正。从1919年1月至1922年6月，发生在德国的376宗政治谋杀案件中，22宗系左派所作，354宗为右派所作。左派平均监禁达15年之久，而右派却只监禁14个月。10名左派分子被处死刑，右派却一个也没有）。”
巴伐利亚政府也多少给了他一些官方承认。希特勒和其他党的领导人受到了右派总理古斯塔夫·里特·冯·卡尔的接见。这位总理致力于维持巴伐利亚的奇特的地位，使之免受魏玛政权的侵犯。巴伐利亚仍保持许多自治权（例如，它有自己的邮政系统）并继续抵制愚昧的北方佬发来的任何指示。在这件事上，希特勒与卡尔找到了共同的基础。虽然卡尔在许多问题上与这个“狂暴的奥地利人”有分歧，但他感到在自己与魏玛的斗争中，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的这个领导人是有用的宣传工具。
卡尔的友好接待使公众注意到，希特勒现在已代表一股政治势力。希特勒是欢迎的，因为他与“老头子”的分歧现正向白热化发展。由于希特勒本身的吸引力颇强和群众对他们的兴趣颇浓，他已变成了知名人物。这情况表明，他不但改变了党原来的目标，而且也有意夺取党权。因此，他的政敌便利用他在柏林之机（他拟在该处加强与保守分子、民族主义分子和右翼激进分子的联系），与奥格斯堡的一群社会主义者结盟。这似乎并无害处，但希特勒意识到，这是狡猾的一招，目的在于削弱他的影响。他急忙赶回慕尼黑，乘其不备，发动反攻。7月11日，他宣布退党。3天后，他将退党原因以最后通牒的形式提交给全体党员。他提出，除非他出任党的主席并被授予独裁的权力，否则不再返回党内。“我之所以提出这些要求，”他说，“不是因为我对权力如饥似渴，而是因为近日的事件使我加倍相信，如果没有铁一般强硬的领导……党便会在短期内失去其原来的性质：一个国家社会主义的德国工人党，不是西方的某个协会。”这是希特勒从战争中带回的思想——领导原则，对指挥官绝对服从——首次明确出现。
希特勒让行动委员会在18天内采取行动。德莱克斯勒怒不可遏，拒绝妥协。由于当时党内又在散发一本匿名的小册子，形势便更加严重了。这本小册子名叫《阿道夫·希特勒——叛徒？》，是事实与幻想混为一谈的捏造，旨在中伤。但是，大部分内容——例如，希特勒称自己为“慕尼黑之王”，在女人身上浪费了大笔金钱，是犹太人花钱雇用来的之类——都太荒唐可笑，连作者本人也不会相信。
18天的期限过去了，德莱克斯勒和委员会仍继续拒绝行动。看来，希特勒的讹诈是要失败了，但是，在最后一次的秘密会议上，埃卡特劝说德莱克斯勒妥协奏效。德莱克斯勒继而说服了其他执行委员，理由是，除希特勒外，他们仍可组成一个小组。于是，他们便正式通知希特勒，答应赋予他所要求的独裁权，并用华丽的辞藻，请他出任党的主席，以表彰“您之异乎寻常的学识，您为本党之成长做出的不平凡牺牲和光荣的贡献，以及您之不平凡的雄辩口才”。
为让希特勒正式就任党的主席，行动委员会决定于7月29日召开一次特别大会。大会由一名叫赫尔曼·埃塞的巴伐利亚人主持。尽管希特勒比较年轻，但埃塞还是成了元首的心腹顾问之一。埃塞喜欢与女人交往，并以此著称，希特勒称他是一条“必须拴链的猎犬”。会上，他将希特勒介绍给听众。接着，希特勒便宣称，为使本党不致蜕变为茶馆，他曾反复进行斗争。“我们并不希望与其他组织联合，”他说，“我们坚持让他们合并起来，这样才能保持领导权。谁不接受，可以走。”这话是针对奥格斯堡小组和其他城外人说的。“我们的运动源于慕尼黑，也要在慕尼黑进行下去。”在结束讲话时，他再度重申与德莱克斯勒的友谊，并说，他准备就任党的主席。投票结果是：543票赞成，1票反对。
希特勒及其武装的波西米亚人掌握了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的绝对权力后，德国工人党的所有传统全被抛进大海，因为党的精英完全同意，在旧的基础上是无法建立新秩序的。党内不允许再出现议会式的辩论和民主的秩序。此后，他们将恪守绝对服从原则。
与此同时，希特勒用不显示权力的办法，极力抚慰“老头子”。他未颁发总令，也未加强纪律。相反，他于当年夏天在慕尼黑忙着加强党内的支持力量，并悄悄地将原用来维持政治大会秩序的那个招之即来且手段凶狠的小组，扩充为一支组织严谨、身穿制服的编外部队。这支编外部队于8月初建立，名曰“体操运动师”。据党内一份公告称，建立该师的目的“是要将青年党员纳入一强大的组织，利用他们作为进攻力量，供党指挥”。两个月后，它获得了一个较能说明问题的名字：冲锋队。就希特勒而言，冲锋队不外乎是维持秩序的一种政治工具。同时，由于他们身穿制服在街上巡逻，可在热爱纠察的市民面前，炫耀一番。但是，冲锋队队长罗姆却将它看作是一支真正的武装力量，是自己的私家军。冲锋队的核心是“自由兵团”各部，他们对早期的战歌也略作修改：
头戴卐字盔，
臂戴黑白红袖章，
希特勒冲锋队，
我们的名字多响亮！
由于建立了一支私家军，党这个工具又完全受他控制，希特勒便准备将党引上一条新的、更加“革命”的道路。在之后数月内，他调唆起一系列的公开挑衅事件。这次骚动开始时，从表面上看，所有行动都是无意的：街上某犹太人受袭击，不满地挥舞旗帜，散发小册子，还有一些小的争吵，等等。然而，继这些小小的扰乱治安行为后，1921年9月14日却发生了一件大事，事情发生在“巴伐利亚团”在罗文布劳酒店召开的会议上。“巴伐利亚团”是个联邦主义者的组织，它接受魏玛政府的社会纲领，却反对其集权主义。正当该团的领导人，被希特勒看成是其“最危险的反对派”的工程师巴勒斯特开始演讲时，希特勒大踏步进场。在此之前，大批便衣冲锋队员已被安插在前排听众中。见希特勒进来，他们全体起立，高声喊叫，为他助威。数以百计的安插在听众中的党的追随者也加入了助威的行列。赫尔曼·埃塞登上一把椅子，大声呼喊说，巴伐利亚目前之落后状态完全是犹太人造成的。此话一出，听众便同声高喊，要求巴勒斯特“将发言权让给”希特勒。为了防止争吵，有人关上了电灯，结果却是混乱。灯火重新亮后，冲锋队涌上讲台，将巴勒斯特团团围住，将他痛打一顿，并抛进听众席里。
在警方调查此次扰乱事件时，希特勒毫无悔改之意。“没有什么，”他顽固地说，“我们达到了目的。巴勒斯特没有讲话。”事情并未就此结束。希特勒与埃塞二人得到通知，他们将因扰乱治安而受到审判。对他俩审判所激发的却是暴力。11月4日，当希特勒在慕尼黑的霍夫布劳斯酒馆演讲时，暴力事件爆发了。晚7时45分，希特勒进场时，大厅里挤满了800多人。妇女们被通知坐在前排，尽量远离太平门。这番警告并未把马格达莲娜·施威耶太太吓走。她是希特勒住所对面一家蔬菜水果店的老板娘，也是希特勒的忠实追随者。“我十分激动，并不真正害怕。麻烦就在眼前，这是明显不过的。厅内多数人都是赤色分子。”事实上，来自马非工厂、伊萨利亚仪表厂和其他工厂的怀着敌意的工人，在人数上远远超过了希特勒的追随者。另外，党也不再享受巴伐利亚政府的暗中保护，因为总理冯·卡尔已被迫辞职，让位给了更温和的温和派。
希特勒发现，社会民主党人比他来得更早，且占了大部分位子，便下令把所有门关闭。他对冲锋队员们（约有50人）说，他们效忠运动的机会到了，“除非死后被抬出去，否则，我们谁都不准离开大厅”。他们的理论是，进攻是最佳防守，所以，一发现暴力的迹象，就立刻袭击。“回答是三声‘万岁！’一声比一声粗。”希特勒这段带浪漫色彩的叙述，在他的追随者的回忆中也得到反映。如同希特勒毫无疑问是这样看待自己一样，他的追随者们也是这样看待他的：必须靠战壕里出来、具有钢铁般意志的战士，才能为祖国恢复荣誉和光荣。
正当希特勒朝讲台走去时，工人们高声喊叫，以示威胁。希特勒置之不理，继续前行。此时，赫尔曼·埃塞已站在前边的一个讲台上，叫大家安静，准备开会。他跳下台，希特勒登台开讲。开始时，会场上传来“呸”声，但是，即使前来讥笑的人们也不得不洗耳恭听。这样，他便在不受干扰的情况下，讲了半个多小时。不过，他的对手们正在等待时机下手——他们把不计其数的啤酒瓶子藏在桌下，以充当武器。猛然间，某人打断了他的演讲，希特勒大声反驳。大厅内，愤怒的喊声此起彼伏。有个男人跳上椅子，高喊：“自由！”有个啤酒瓶朝希特勒脑袋飞去，接着又有七八个飞将过来。“蹲下！”前排的小伙子们朝妇女们喊道。施威耶太太应声蹲下。“除了怪叫声，啤酒瓶的乒乓声，扭打声，被推翻的橡木桌椅声和木椅的折断声，你什么也听不见。厅内，他们大打出手。”出于好奇，她抬头一望，只见希特勒仍站立不动，尽管啤酒瓶在他周围四散乱飞。数量上处于劣势的冲锋队员们大显身手，凶狠扭打，不到半小时，敌人全被赶下了楼。看上去，厅内好像刚挨过炸弹似的，桌椅全被打翻，到处都是啤酒瓶。在嘈杂声中终于传来了赫尔曼·埃塞的声音：“继续开会。请发言人继续演讲！”
希特勒继续演讲时，他的冲锋队员们有的在包扎伤口，有的被抬了出去。希特勒讲毕，掌声四起。就在这时，一位警察急急忙忙跑了进来，大声喊道：“散会！散会！”
霍夫布劳斯的争吵向希特勒证明，只有不惧怕使用武力者才能取得成功。那晚的胜利使希特勒及其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威震四方。但是，随着党员人数的增加，诚实善良的市民们便要求结束这些不文明的行为。巴伐利亚新政府也急于遏制希特勒，但又需要确实抓住希特勒挑衅的把柄。新政府发给希特勒一张携带手枪的许可证，以示公平较量。
炫耀武力是全德国的民族主义者和民众对他表示不满的先兆。那年早些时候，德国拒绝了盟国增加战争赔款的要求，法军和比利时军占领了杜伊斯堡和杜塞尔多夫，以示制裁。两个月后，盟国发出最后通牒，要德国每年支付20亿马克，连同德国出口总额的25％作为赔款。通牒还同时威胁说，若不答应，他们便将鲁尔区全部占领。
温和而保守的内阁决意不从，但此时已由政府控制的“中央党”却屈从于盟国的要求。这个投降行动激怒了像希特勒那样的民族主义分子。他们发动了一系列暴力行动，包括暗杀“中央党”的领袖、签署停战条约的“罪犯”马西阿斯·埃尔茨伯格等。那些要求维护法律与秩序的德国人，许多都把杀人凶手当作英雄来致敬。
1921年底，“国联”宣布波兰将收回上西里西亚（五分之四的矿山和重工业均在该处）。这又成了激怒民族主义分子的新的原因。冬季来临和马克贬值，以及由此带来的种种困难，都加剧了德国人的不满情绪。1922年的复活节，外交大臣霍尔德·拉德诺突然转向东方，在拉巴洛与苏联签订了条约。这又使暴力的气氛加剧。反布尔什维克的希特勒之流，由于不懂得这一联盟对他们振兴帝国的事业所带来的好处，对此举愤怒万分。德国从政治孤立中振兴，对西方盟国是个严重打击。对此，他们硬是视而不见。
俄国同意与德国恢复外交关系，放弃彼此向对方提出的赔款要求，并恢复贸易。如事先未与对方商量，一方不得与第三方签订会影响对方的经济协定。俄国需要现代技术；德国则决心违背《凡尔赛和约》限制军事力量的条款而又不引起设立在其领土上的国际限制委员会的怀疑。列宁早已要求德国协助苏联改组红军，而国防军的领导人汉斯·冯·塞克特将军也巴不得同意。于是，两国的军方便加紧联系，来往密切。小小的德国军队开始训练红军，还从中学到了使用特种武器的知识。
这种合作的范围多广，影响又有多大，批评拉德诺的人是无法计算出来的。尽管他与苏联签订的条约给德国的重新武装带来了巨大的推动力，他自己却被要求德国必须拥有一支强大的军队的德国人说成是个赤色分子，原因是他与苏维埃勾结。这是在给他脸上抹黑。事实上，由于他决心遵守在《凡尔赛和约》中许下的大得可怕的经济诺言，他早已成了对西方奴颜婢膝的象征。另外，他是个有钱的犹太人，纳粹又攻击他暗中为犹太人统治世界出谋划策。6月4日，这位天才的爱国者被两名“自由兵团”前成员用强盗式的办法暗杀。
同一天，巴伐利亚最可怕的行动分子交上了厄运，被捕入狱。希特勒对其追随者说：“约2000年前，耶路撒冷的一群暴徒也是这样将一个人拖赴刑场。”话刚说完，他就被抛进斯达德廉监狱，罪名是煽动暴乱。狱卒领他进了一间带洗手间的牢房，“友善地”指出，这间房子曾有许多名人住过，例如巴伐利亚著名戏剧家路德维希·托马，革命家库尔特·埃斯纳。拉德诺被害的消息并不使希特勒特别高兴。这种孤立的报复行动，在他看来，是微不足道的；此次的行动却给他上了一堂安全课。此后，他的车后装上了探照灯，使任何跟踪车辆的司机“睁不开眼”。
由于此次暗杀，魏玛政府仓促制定了一部《共和国保护法》。这是一部严酷的法令，旨在阻止激进右派的恐怖主义。它遭到了巴伐利亚形形色色的民族主义分子的强烈反对。就在吵得不可开交时，希特勒从斯达德廉出狱。在与狂暴的政治舞台的隔绝期间，他不得不重新检讨其沸腾的思想。在约五星期的监狱生活中，除看书和思考外，别无他事。这使他得以将他对犹太人的憎恨和恐惧变成比较系统、目的性比较明确的理论。一出狱，他便不失时机地参与攻击《共和国保护法》。出狱当天，他便作了一次生平最锋利的演讲，题目叫“自由国家还是奴役”。表面上，这是针对新法的，实际上却是对犹太人及其独霸世界阴谋的痛斥。对犹太人为什么及如何取得了这样的权力，他使用的材料从未如此丰富，效果从未如此强烈，也从未如此“合情合理”地解释过。
在布尔格布劳酒店，他对听得津津有味的听众说，在民族主义和民间力量的理想与国际犹太主义的理想间，一场激烈的斗争正在全欧洲猛烈展开。社会民主和共产主义的奠基者就是犹太人，控制股票交易所和工人运动的还是犹太人。说到这里，希特勒模仿舞台上的犹太人，做了一个耸肩的姿势，博得了一阵会心的掌声。他继而宣称，犹太人是破坏者，是强盗，是剥削者。还有，布尔什维克的犹太主义正准备决战，且怀有两个伟大的目标：“使国家解除武装，使人民解除精神武装。”（1922年时的希特勒，其反犹主义之深入与恶毒，在当年他与熟人约瑟夫·赫尔的一次谈话中就泄露了出来。赫尔问希特勒，如果他有对付犹太人的全权时，将做些什么？希特勒顿时失态。“他的视线移开了我，”赫尔回忆道，“他望着某处，说话声渐渐增大。他全身抽搐，大声喊叫，好像我是一大群听众似的。‘如果有朝一日我真正掌了权，我的第一项也是最重要的一项工作就是消灭犹太人。我一旦掌权，就会大竖特竖绞刑架，例如，在慕尼黑的马里安广场——只要交通允许，就尽量多竖，将犹太人一个个绞死，把他们吊到发臭，能吊多久就吊多久，只要不妨碍卫生。这群解下来后，再吊另一群，如此不断下去，直到慕尼黑最后一个犹太人被消灭为止。其他城市也将如此效法，直到全德国的犹太人都被洗刷净尽！’”）为此，犹太人就得把敢于公开抗议的人的嘴堵上。在如此这般地斥责犹太人达一个多小时后，希特勒才转入正题。“我们知道，今天从柏林传来的所谓《共和国保护法》，不过是压制批评、不让人讲话的手段而已。”但是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的嘴是封不住的。他公开号召直接采用暴力。“所以，在本人结束讲话前，希望你们中的年轻人做点事情。这有特别的理由。原来的党只是训练年轻人的口才，我则要训练他们使用体力。我告诉你们：凡是找不到通向人民命运的道路的青年，在使用了最后的手段后，就会真正找到。如果只研究哲学，在这样的时刻一味埋头于书本，或在家中炉火旁闲坐，他就不是一个德国青年！我号召你们，加入冲锋队！”
他警告说，他们的命运将会十分艰难，赢得的东西没有，失去的却是一切。“与我们一起战斗的人们，得不到什么桂冠，尤其得不到什么物质好处，更有可能在牢房里了却一生。今天当领袖的，必然要有理想。如果只是为了领导谁去反对谁，那么，一切就好像是不谋而合。”他之为理想而牺牲的号召使听众欣喜若狂。
在此后的两个星期里，希特勒继续不断攻击新法，到8月16日，他成了科尼希广场群众示威集会的明星人物，这次大会原系由“祖国联合阵线”召开，有慕尼黑各爱国社团参加联合抗议魏玛政府的新法令的大会。在希特勒一群人到会之前，会场比较安静。突然，远处传来了两个吹奏乐团的动人的乐声。接着，一队队带卐字臂章的人们列队正步进场。他们共排成6个纵队，打着15面社会主义工人党的旗帜。不到几分钟，广场上便挤满了激动的人群，共有1.5万人之多！
希特勒走上讲台时，掌声并不热烈。他沉默地站立了片刻。之后，他开始演讲。起初，他讲得心平气和，也不怎么动人。炽烈的民族主义者库尔特·卢德克（那天他首次看见希特勒）回忆说：“不一会儿，他的声调提高了，几乎到了声嘶力竭的地步。他的声调使人感情紧缩，具有超凡的效果。”他似乎是另一个狂人——他摆动一双小手，闪着一双钢蓝色的眼睛，似在威胁恐吓，又似在恳求。卢德克不知不觉便被希特勒迷住了。他如痴如醉，似乎中了催眠术。猛然间，希特勒这个“狂人”，在他眼中成了一位爱国英雄，成了另一位路德。“他在德国男人身上产生的魅力，像是让他们拿起武器的号召，像是他赖以宣传神圣真理的福音。”希特勒又得到了一个不加挑剔的皈依者。
当晚，卢德克又听了希特勒的一次演讲，这次是在济尔卡斯克罗纳。演讲结束后，卢德克经介绍与希特勒相见——希特勒头发蓬乱，满头大汗。肩上披着一种战壕里使用过的又破又脏的大衣。然而，卢德克所看到的，却是一个有性格、有勇气的人物。次日，卢德克便“毫无保留地”带着他的事业投奔了希特勒。他们畅谈了四个多小时，然后，庄严地握手。“我连灵魂都给了他。”
关于《共和国保护法》的辩论，以及魏玛和巴伐利亚之间不断加深的裂痕，孕育了另一次政变的计划。政变的策动者是慕尼黑一个不知名的保健官员奥托·彼庭格医生。他计划依靠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和其他民族主义组织的援助，推翻巴伐利亚政府，代之以前总理冯·卡尔的独裁政权。
于是，库尔特·卢德克，即希特勒新近收留的皈依者，便受命前往柏林地区向可能合作的密谋者传达最后的指示。他越过北德，以“德国的保罗·里维尔的面目出现”，把民族主义者们从床上揪起来——后来得悉，巴伐利亚并未发生任何情况。他乘火车返回慕尼黑——1922年9月底——立刻驱车赶到彼庭格的总部，刚好遇上这个医生。“这就叫政变吗？”卢德克指责说。但是，“戴着眼镜，神态高傲”的彼庭格对他置之不理，坐上“麦塞蒂斯”牌轿车，到阿尔卑斯山度假去了。他的起义销声匿迹了。只有社会主义工人党准备继续前进，而他们的领袖却又被迫躲藏起来。
卢德克在一间破阁楼里找到了希特勒，与他做伴的是一条巨犬和卫兵格拉夫。“我已做好了准备——我的人也做好了准备！”他怒气冲冲地对卢德克说，“从此以后，我要独自行事了。”即使无人跟随，他单枪匹马也要自己干了。“再不要什么彼庭格之流了，再不要什么祖国社会了。一个党，只有一个党。这些君子先生，这些公爵爷和将军——他们什么也干不了。我干，我一个人干！”
那年早些时候，希特勒曾向阿瑟·摩勒·布拉克（他正在写一本名为《第三帝国》的书）承认：“你有的一切我都没有。你为德国的复兴创造精神食粮，我不过是个鼓手、一个召集人而已。让我们合作吧。”摩勒拟议中的是一个民族主义的、社会主义的自治国，因而拒绝了希特勒的要求。他对一同事说：“那家伙永远也掌握不了它。我宁愿自杀也不愿看见他在办公室里。”
从彼庭格丢脸的起义中得到的教训使希特勒坚信，他必须作为元首自行其是。这个想法使卢德克非常兴奋，并建议党采用墨索里尼的技巧——墨索里尼正力图使自己成为意大利的领袖。他的法西斯运动是民族主义的，也是社会主义的和反布尔什维克的；他的黑衫党新近还占领了拉维纳和意大利的其他城市。卢德克毛遂自荐，愿代表希特勒前往意大利，看看墨索里尼是否能成为有价值的盟友。
在米兰，墨索里尼隆重地接待了卢德克，即使他从未听说过希特勒其人。关于《凡尔赛和约》和国际金融问题，他同意希特勒的看法，但在对付犹太人的措施上，他却支支吾吾。卢德克印象最深的是，当墨索里尼被问到假如意大利政府不屈服于他的要求，他是否会动武时，他作了最肯定的回答。“我们将成为国家，”他的口气强硬，似乎他是君主，“因为这是我们的意志。”
卢德克热情地向希特勒做了汇报。他说，墨索里尼有可能在几个月内夺取意大利。他还证实，法西斯主义与国家社会主义有惊人的相似之处。两者都是炽烈的民族主义，都是反马克思主义和反议会主义的，两者都是为建立一个崭新的秩序而献身的。另外，两个领袖也很相似，两人都来自人民，都是久经沙场的老将。
最令希特勒感兴趣的是墨索里尼拟使用暴力夺取政权。卢德克回忆说：“当他听到黑衫党开进并占领被布尔什维克化的城市，当地守军保持中立，有些地方甚至还宽宏大量安排黑衫党住宿时，他好像若有所思。”它证明了靠胆略能取得多大的胜利！
在墨索里尼的成功的鼓舞下，加上巴伐利亚全境给他的支持越来越大，希特勒便决心于当年秋天显示其武力。他选择了上巴伐利亚一个叫科堡的小城为起义地点，该城位于慕尼黑以北约160英里处。那天，当地的几家民间协会组织活动，庆祝“德国日”，主宾是科堡公爵和公爵夫人。两人均系公开的民族主义者，公爵夫人还是已故沙皇的一个亲戚。
他们邀请希特勒前来参加，并带“若干随从”。出发前他广义地解释了这一邀请，于1922年10月14日（星期六）上午，率领近600名冲锋队员（许多人是自费）前往，冲锋队员每人带了两天的干粮，像过节似的，踏着由42人演奏的吹打乐的节拍，列队登上火车，离开了慕尼黑。
这群人说说笑笑，像是出发旅行，连希特勒的车厢内也充满了节日的气氛。与他一起的共有7人，都是他内层的知交和左右手：一个前军士（梅克思·阿曼），一个摔跤手（格拉夫），一个马贩兼酒吧间保镖（克里斯汀·韦伯），一个前共产党人兼小册子作者（埃塞），一个建筑师（罗森堡），一个作家（埃卡特）和一个自封的老世故（卢德克）。卢德克最感兴趣的有两人：一是热情奔放的埃卡特，“此人之杰出才能与常识，令他人黯然失色”；另一个是罗森堡这个“冰块”！此人一直目光迟钝地看着他，好像他不在场似的。
列车在纽伦堡停车半小时，以便让更多的随从上车。乐队再次奏乐，车上的人又叫又喊，还向窗外挥舞卐字旗。好奇的路人都前来围观，想看看是什么马戏团。停在旁边的另一辆列车内的犹太人，忙向卐字旗做鬼脸。后来将成为希特勒的司机的尤利乌斯·施列克“跳进犹太人群，四面厮杀”，这场热闹才得以告终。
列车开进科堡车站时，冲锋队人数已达800人。希特勒脸色严峻，走下火车，他之所以要把科堡选为战场，是因为这里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人数甚众，他要效法墨索里尼将他们从营垒中赶走。才当了两年巴伐利亚人的科堡人民，见这群人吹吹打打，还打着红旗，跟着希特勒走上讲台，都大吃一惊。乐队奏起进行曲，冲锋队操起正步，开进城里。走在最前面的是8名只穿短皮裤衩的巴伐利亚粗汉，他们身背铁锨手杖，接着是打红旗和黑旗的队伍。希特勒和7名随从步行在旗队后边。最后是那800人的队伍，他们或持橡皮棍，或持大刀。其中有些人身穿褪了色、打了补丁的灰军装，有的则穿着最好的衣裳，唯一共同的标志是左臂戴着卐字袖章。希特勒本人与众人无太大不同，只不过他穿的是军大衣，扎着皮带，头戴垂边帽，脚穿惹人发笑的牛犊皮高筒靴。
一群工人从两旁拥过来，嘴中高喊：“杀人狂！强盗！江洋大盗！罪犯！”社会主义工人党的党徒们对此置之不理，依旧操着正步。当地的警察将队伍引至市中心的霍夫布劳斯酒馆，然后将大门锁上，但希特勒却坚持让他的人马在射击场住宿。于是，冲锋队员们又踏着鼓点，重新穿过敌对的人群，朝市郊走去。这时，鹅卵石如雨点般打来；希特勒把鞭子一挥，冲锋队员们立即用橡皮棍朝进攻者没头没脑地打去。人群慌忙后退，队伍这才继续前进。他们趾高气扬，俨然像初战得胜的部队。最自豪的是事事考究的卢德克，他觉得自己已被下层百姓接纳。“不管衣着好坏，人人皆英勇奋战。看到这点，他们也就原谅了我的裁缝。”
次日上午，星期天，左派分子举行群众示威，“把纳粹赶出去”。抗议队伍预计一万人，将在广场上集合，但是，反对派队伍之大，反而使希特勒破釜沉舟。他决心“一举永远铲除赤色恐怖”，便命令此时人数已达1500左右的冲锋队，取道广场，朝科堡城堡挺进。中午，希特勒率领突击队通过广场，发现场上只有数百名抗议者。昨天，市民们曾站在人行道上，以沉默为反抗，眼巴巴看着冲锋队开了过去；今天，窗台上挂出了数以百计的帝国国旗，路上站立着一排排友好的群众，向戴着奇怪的标记的社会主义工人党的党徒们欢呼。今天，他们成了英雄，因为他们结束了赤色分子在科堡城市大街小巷的统治。“这是你们的资产阶级的典型，”希特勒对行进在他身旁的人说，“危险之际是懦夫，事后是吹牛家。”
科堡向希特勒证明，他和他的冲锋队可与墨索里尼并驾齐驱。在两个多星期后，墨索里尼又树立了另一个榜样。10月28日，墨索里尼的黑衫党开赴了罗马（他自己则乘火车），夺取了该城。
4天后，与通常一样，埃塞以希特勒之介绍者的身份在霍夫布劳斯酒馆的宴会厅里宣布：“德国的墨索里尼名叫希特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