黛博拉住院一个礼拜。七天过后，我们租的房子卖了，但楚尼提河旁边的新家还要好几个月后才准备好。一个月以前，黛博拉会为这种事大发脾气，但现在的她早已超越担心这种俗事的阶段。如果她不能击败癌症，那么在地球上她也就不需要房子了。
但目前我们还是需要一个，因此达文波特接我们去他们的家。接下来的两个月，我们九个人住在一起——四个大人和达文波特的四个小孩，还有黛博拉的妹妹黛芙妮。这段期间，黛芙妮几乎形影不离地陪伴着黛博拉。玛丽·艾伦和亚伦跟我们是十九年的好友，住在一起之后更加亲近——近到连内衣裤也可以一起洗。
同时，他们家开始变得像是“送餐服务”的世界总部。教会朋友每天都送来自己做的菜，有时候多达十七人份，因为时不时卡森、芮根以及孩子们各自的男女朋友也会在。还有很多想送餐的人没得送，名单排得太长了。
从德尔登医生在黛博拉的腹腔发现肿瘤到现在，还不到一个月，但疼痛已经是令人畏惧的敌人。痛像野火，烧遍她的腹部，逼得她晚上起床踱步、坐直身子、泡热水澡……任何能帮助她转移注意力的事。对我们而言似乎很不真实：怎么可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疼痛从不存在到现在变成熊熊燃烧的烈火？
我们问亚伦，他治疗过癌症病人。他把癌症比喻成大黄蜂：“你可以站在蜂巢旁边，甚至全身都是大黄蜂，也不会被叮；但一旦你拿根棍子去搅动蜂巢，大黄蜂就会发起狂来杀掉你。”
手术似乎把黛博拉腹腔里的肿瘤搅动得暴怒。同时，她的访客很多，她不愿意在麻醉药影响下说话、含糊地见大家。因此，我们对抗疼痛这个敌人时，睡眠变成了遥不可及的梦。
第一次手术过后的四个礼拜，我们开车到贝勒大学医学中心，会见罗伯·戈斯丁医生，世界知名的肝脏专家。做完核磁共振，我们和医生在他的办公室见面，里头很奇怪地不见学位文凭等证书，反而到处是灰发马尾的医生和他美丽妻子骑哈雷机车的照片。
他面对着我们，坐在办公桌后面。戈斯丁医生语不带赘言。“很抱歉，核磁共振检查的结果不好。”
黛博拉和我坐在一对椅子上。“什么意思？”她问。
他直说：“大部分的人在这种情况下活不过一年。”
就在黛博拉的脑子听清楚医生最后几个词的那一毫秒，她昏倒了。她真的从椅子上跌到地上。戈斯丁医生冲到走廊，像意外现场的旁观者那样挥手求救。我跪在地上把她软绵绵的身体抱起来，让她的头枕在我膝上。一个护士走进来，医生跟在后头，用湿冷毛巾盖住黛博拉的脸和手臂。
过了一会，她醒来，苍白发抖，我扶她坐回椅子上。然后我一手环绕她的肩膀，另一手握住她的手。我看了戈斯丁医生一下，知道他是大肠癌最新资讯的权威。一定还有办法。
“你的建议是什么？”我问他。
“没有。”他说。
然后他看看黛博拉。“癌细胞扩散得很严重。如果你是我妻子，我会让你回家，要你尽可能享受跟家人共度的时光，然后期望几个月之内会出现解药。”
黛博拉深深看着戈斯丁医生的眼睛。“你相信上帝吗？”
“我相信医学。”他说。
于是他列出选项，然后像飞靶射击一样否决：化疗没有用；肝脏切除左右叶，上面都有太多肿瘤；烧灼术，把肝脏上面的癌细胞烧掉，肿瘤太大。
他的字句像铁锤，击碎我们的希望。我感觉我的心脏沉重地跳，然后破碎。我和黛博拉紧紧握着手，站着。
“谢谢你的意见，戈斯丁医生。”我说话的嘴唇感觉像蜡。我们走出他的办公室到外面车上，坐进去，茫然失措而无言，最后，黛博拉打破沉默说了一句话。
“让我们赞美上帝。”她说。
“为了什么？”我心想，但没说出口。
“我们先忘掉他说的只能再活一年，我们就只信任上帝。”她告诉我，“戈斯丁医生只是个医生，但上帝知道我们的寿命。我决心每一天都尽心尽力。”
虽然与戈斯丁医生的会面粉碎了我们的希望，但黛博拉和我不会不反抗就放弃。搬去与达文波特夫妇同住没多久，她就开始折腾人的化疗疗程，地点是沃思堡一处看来惨然的肿瘤诊所。灰色的化疗室灯光昏暗，亚麻油布地板上放了二十张蓝色躺椅，一排十张，通常坐满抗癌斗士，个个苍白枯瘦。
黛博拉像军人那样躺着，一次三到四小时不等，让毒药慢慢滴进她的血管。她说化学物质感觉起来像重金属流进她的身体，她可以尝到铁和铜的味道。没有屏障或分隔板让人把受苦局限在私人空间里。于是，我坐在她旁边，轻声和她说话，摸她的头发，我们身边的人呕吐在预先准备好的盆子里。有时候玛丽·艾伦或别的朋友会来陪她，读书给她听。
通常我们离开诊所还没多久，黛博拉就感到一股恶心或想要腹泻。我把车停在一旁，帮助她度过。对一个连早上起床时头发也不蓬乱的女人而言，除了疼痛，无法控制自己的身体也是个难以接受的耻辱。
药物很快击倒她，让她的体重掉到一百磅。然而她决心消灭敌人，坚持尝试不同的化学疗法，有时甚至在同一个礼拜，希望用等同于汽油弹的药物来把敌人烧死。在家里，只要她起得了床，她就穿上她的跑鞋，和我一起出去走路。我和孩子没办法劝她停下来，即便她已经“用完了强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