黛博拉的医生安排三天后再开一次刀。我们一家人一起到洛矶顶休养、祈祷和思考。或许“休养”不是正确字眼，因为这个牧场变成了我们的战场。
我们可能要花一年时间在这场战役上，我跟黛博拉这么说，然后庆祝胜利，也许还像士兵凯旋那样举办游行，或是像阿波罗13号的太空人，他们的太空任务眼看就要失败，但最后仍然安全地返回地球。我们知道，从这里到那里的路上，痛苦、眼泪和恐惧像刺客一样等候着。但痛苦让生命更丰富完整。我也记得丹佛的艾莎阿姨告诉他的话：“良药苦口。”
我有信心，正确的医药就在可及之处，而我的任务就是找出它。从那天起，在我合伙人的支持下，我已在我达拉斯的艺廊挂上“歇业”招牌。几天之内，我们雇用的工作人员就要进沃思堡移走考尔德雕塑，我的职业生涯中获利最丰的一笔交易。但我的合伙人同意接手最后的流程，我请他们不必告诉我细节，现在已经不重要了。我再次成为军人，这次是对抗癌症的战争。
我们的朋友洛依·金和潘·艾文斯来到我们的洛矶顶。金是投资人、马术师，出身达拉斯一个显赫家族，他的牧场就盖在我们家再往上的一块峭壁上，与我们俯瞰同样的布瑞索斯河湾以及背后的绿色山谷。过去八年来，我们几乎每个周末都在牧场共聚。
那个礼拜他们原本没打算过来，但却开了一百英里的车，就为了给黛博拉一些爱，并鼓励她勇敢对抗。另一个朋友觉得洛依·金有点像约翰·韦恩：令人安心的大块头，说话慢条斯理，用词不多，但总是金句。潘是抗癌成功的斗士，她用许多话来慰疗人心，就像在伤口上敷药膏。
在洛矶顶的那几天，我们的乐观和祈求痊愈的祈祷都是真实的。然而黛博拉和我不必开口，也知道她痊愈的可能性已经不高。几年前，我们朋友约翰·特鲁森死于肝癌转移的大肠癌。经过多次折磨人的化疗疗程后，他走了，枯萎成一个影子，备受痛苦折磨。
那些回忆还历历在目。“朗，如果癌细胞从大肠扩散到其他部位，然后那些斑点不是胎记，我不想对抗。”我们在洛矶顶的第二天她告诉我。
“我们现在还不必作决定。”
但事实上决定早就作好了。在我眼前的这个女人，能吓到她的只有响尾蛇和黄蜂。她曾直面一段已死的婚姻和另一个女人，奋力留住她的男人。她驯服了丹佛·摩尔——来自得州最险恶的贫民窟之穷凶极恶的垃圾狗。
她会对抗，只是她还不知道。
然而，我所知道充满勇气的她，还是显露出一丝恐惧。在那一刻，我是如此爱她，爱到入骨。我感觉到体内有一股没有人看得见的热情，只有我自己才晓得那力量多强多可怕。我记得在我们将近三十年的婚姻里，我对她的爱曾经少于这一刻，内疚像钉子一样穿透我的心。她一直都无条件地给予，但我常常不愿意如此回报。我对她不够好，我心想。三十年的后悔几乎让我灭了顶。
我决定要用她从未体验过的强度去爱她。
手术那天，我们开车到全圣人医院，不知道未来如何，但满怀信心。由保罗·森特领军的外科医疗小组计划移除她大部分的大肠，以及发现癌细胞并可以安全移除的部分。手术进行的五小时内，有大约五十个朋友聚集在等候室。
我的妻子被护士推走的五小时之后，森特医生出来了，脸上没有笑容且带着战斗后的疲惫，他要求借一步和我及孩子们说话。
“我坦白跟你们说，”我们进了一间小办公室之后他说，“情况不妙。”
癌细胞已经蔓延出大肠，侵犯她整个腹腔，像一块布幕裹住她的肝脏。
“她还需要更多手术。”他说。
我没问诊断，没问存活时间，只有上帝才知道我们还剩多少日子。然而上帝好像在忙别的事，没能在大肠镜检之后带来正面消息。在洛矶顶上的祈祷，没有击退医生在我妻子体内发现的致命入侵者。我深受打击，恐惧让我快看不见前方，我紧抓住这几句话：
“如今你们求，就必得着……”
“不住地祈祷……”
“无论向父求什么，他必赐给你们……”
我沮丧极了，又喊出另一段文字：“上主赏赐的，上主又收回。”
手术之后，我震惊了，呆坐在黛博拉的病床旁。管子从她的脸和手臂穿出来，探测她的睡眠，延伸到一些盒子里，上面闪着我无法了解且令人发狂的医学代码。我感觉自己身体被碾碎，仿佛我刚在某种意外中受伤。我麻痹不语，等着她醒来。我的眼神没有移开过她的眼睛，不知道她是什么感觉。不知道她或我能不能活下去。
黛博拉得癌症，就跟她开车持枪扫射一样没道理。她是我认识的人中最注重健康的，她不吃垃圾食物也不抽烟，她维持体态而且吃维生素，她的家族中从来没有人罹患癌症。基本上是零风险。
丹佛三个礼拜前说的话萦绕在我心头：当你对上帝而言很珍贵，在此同时也变得对撒旦很重要。朗先生，你要小心。不好的事就要发生在黛比小姐身上。
午夜之前她动了一下。我站起来靠近她的病床，把脸紧贴着她的脸。她张开眼睛，麻醉药让她昏昏欲睡。“肝也有吗？”
“是的。”我说完低头看着她，再努力也无法赶走我脸上的悲伤，“但是还有希望。”
她又闭上眼。我害怕了好几个小时的时刻很快过去，没有掉一滴泪。我并不惊讶自己哭不出来——因为我从来没有学会要怎么哭。但生命给我一个理由去学习，我渴望泪流成河，像洪水一样，或许我破碎的心可以教我的眼该怎么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