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中某些日子会让人铭记。
1963年12月22日：约翰·肯尼迪遭到暗杀。这很容易记得，因为我就在他附近。
1969年7月20日：阿姆斯特朗踏出个人的一小步，却是人类的一大步。那时我和黛博拉刚订婚，正在我得州基督教大学公寓的客厅沙发上亲热。
1999年4月1日：那天的事件我记得比“头条”清楚，因为这个愚人节变成一个支点，从那天起，我们的生活走上一条没有人会预料到的路。
那天早上我们照例在厨房喝咖啡，我读《星电报》。“阿尔巴尼亚难民涌入科索沃……前猫女厄莎·姬特七十二岁仍然在酒吧演唱……得州州长布什可能参选总统，在一个月内募得超过六百万美元。”
喝过咖啡，黛博拉去上运动课，然后做每年的健康检查。黛博拉像个军人一样坚持每年检查。她去挂号，从医生那边得到“你比年纪小你一半的女人还健康”的报告。然后边出门边做明年的计划，婚礼、派对和旅行计划都围绕着这次健康检查来安排。
我去达拉斯的办公室，期待和女儿芮根的午餐之约，她目前在我的艺廊工作。在得州大学拿到艺术史学位，并取得纽约市佳士得艺术课程的结业证书，这好像再自然不过了。但她很不喜欢。
就连在高中，芮根在贫困的人身边也比在享有特权的人身边自在。她常做一大堆三明治，我们之后才很难为情地发现，她是自己一个人拿到达拉斯市中心送给住在桥下的流浪汉。
上佳士得课程那段期间，她发现她并不喜欢艺术品生意——被惯坏的客户、只关心自己利益的经销商、做作的商业午餐。但或许这只是因为这里是纽约市的关系，她心想。于是她保持沉默，回到家，在我们达拉斯的艺廊熬了一阵。卡森这时是得州基督教大学大四生，黛博拉很高兴孩子们都回巢了。
但芮根的不满一天比一天强烈。于是那天我们去山口寿司吃午餐，坐在角落的位置，面前摆着生鲔鱼加墨西哥辣椒，严肃讨论如何为她的生活另找一个方向。我们讨论选项，继续深造和牧师都在其中，然后我的手机响了，是黛博拉。
“克雷格摸到我腹部有东西，”她说，声音细而紧张。克雷格·德尔登和我们有私交，他想在他的办公室里先做超声波，然后再送她去医院做X光片检查。“你可以回沃思堡到全圣人医院和我碰面吗？”
“当然好，”我说，“我半小时就到。别担心，好吗？你是我认识的人里最健康的。”
我也不愿和芮根的午餐就此结束，但我们同意隔天再约，我跟她说，我和克雷格谈过以后就立刻打电话给她。我抵达“全圣人”的时候，在放射科等候室找到黛博拉，玛丽·艾伦已经到了，亚伦也在，他在“全圣人”当医生，也是高级顾问。
我紧紧地拥抱着她，她的肩膀有点紧绷，慢慢放松下来。我看着她的眼睛：“你还好吗？”
她点点头，挤出虚弱的微笑。
黛博拉照了X光片，也做了电脑断层扫描。片子出来以后，我们坐在检验室，灯光调暗，X光片灯箱发着光，一个叫约翰·伯克的医生拿起第一张片子放到灯箱上。一开始，那些乱七八糟的影像，灰色白色一片，我一点也看不懂。
“这是黛博拉的肝，”伯克医生解释，在片子上的某个地方画了一个看不见的圆圈。
然后我看到——阴影，她的肝完全被阴影覆盖。
我们瞪着片子，又有几个医生走进房间，他们的白袍和严肃表情在昏暗光线下有点呈蓝色。有几个人试着用鼓舞的语气对我说话。
“这些点是有些麻烦，但现在还不必担心。”其中一个说。
“可能只是胎记，”另外一个说，“我以前也见过这种情况。”但没有人看我们的眼睛。“癌症”两个字像毒气一样飘过我的心头，但我不敢说出口。
“我们安排了明天早上做大肠镜检查。”克雷格说到时候再下判断。
那天晚上我们上床以后，黛博拉给我讲约书亚和迦勒的故事：“他们是摩西派去应许之地侦察的十二人的其中两人，为以色列的子民带着消息回来。”
我们面对面躺着，头枕在白色的枕头上。“探子回来以后，他们带来好消息和坏消息，”黛博拉说，她的声音轻柔，“好消息是，那片土地真的流着牛奶与蜂蜜。坏消息是，那片土地上住着巨人。以色列人流下恐惧的眼泪，除了约书亚和迦勒。他们说：‘如果主对我们满意，他会给我们土地。不要害怕。’”
黛博拉沉默了几分钟，然后看着我的眼睛。“朗，我怕。”
我把她拉到怀里抱着。我们一起为大肠镜检查祈祷，希望主对我们满意，医生会带来好消息。
第二天早上我们开进全圣人医院停车场，星星像冰块一样挂在黑色天空中。黛博拉诊断还没出来的消息已经在朋友之间传遍，我们既惊讶又感动地发现，大约有二十个人聚集在日间手术等候室外面祈祷着。
医生把黛博拉推走，她苍白的脸做出勇敢的样子，我们祈祷报告的结果是好的。我站在内视镜检查室门外离黛博拉最近的允许范围内——在冰冷的瓷砖地上踱步。我在祈祷与慌张之间摆荡，万古过去，一个纪元过去，沙漏里的沙一次只掉下一粒。
最后，我从方格铁网安全玻璃里看见护士把黛博拉推进恢复室，我赶去陪她。她抬起沉重的眼皮看我，下唇稍微突出，只有在她真正悲痛的时候她才这样。她用嘴形说了癌症两个字，嘴唇试着做出半个微笑来缓冲这个打击。
然后小小的泪珠在她眼角聚集，沿着她苍白的脸颊流下来。我想到她昨晚说的话：应许之地的巨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