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二岁那年，我花了27.5万美元在沃思堡高级区买下一栋殖民风格的房子。在1977年，那是一大笔钱，也是一栋大房子——特别是在得州。暗红砖和白圆柱支撑一个雅致的阳台，屋子前面停着奔驰。我的艺术交易事业起飞了，我们开始过社交版的生活。我建立起事业，黛博拉是支持先生的妻子。
大型慈善机构开始找上门，我常捐出价值五千美元的画作或大量礼券给无声竞标会，希望能吸引有钱的竞标者到我的艺廊来。我们出席的正式慈善舞会一张餐券要价一千美元，黛博拉和我的照片不停上报，画面是我们在星空下举着香槟杯。
但她想不通这类慈善活动的逻辑。
“我们花两千美元入场，一半的钱是付给布置场地的组织者，”她说，“然后我穿的晚礼服要两千美元。为什么我们不直接寄出一张四千美元的支票，然后我们待在家就好了？这样慈善机构能募到更多钱。”
“这对生意比较好。”我说。
“真的吗？那你赚了多少钱？”
“嗯……目前还是零。”
那些年里，我每个月都在纽约待一个礼拜，后来我和一个叫迈克尔·阿特曼的艺术经销商发展了紧密的合作关系，我们到今天还是合伙人。每年我大概去巴黎四次，其间也会有去东京、香港、佛罗伦萨的头等舱加五星级饭店短程旅行。我买卖昂贵的艺术品，和私人客户碰面，跟艺廊老板和博物馆采购商交际应酬；并设法安排滑雪、品酒和参观城堡的周末假期。
我们在沃思堡待到1986年，直到我觉得自己已经超越那个城市，然后便搬去达拉斯，我想我在那里可以靠艺术赚更多钱。我们搬进公园市一栋尽善尽美的百万房屋，然后拆了它，把它盖得更豪华，并漆成特别的颜色，好搭配我停在车道上的那辆红色积架车。公园市是一块富有地区，地方报纸《公园市居民》定期刊登“最佳服装品位的女士”名单，她们大多每年要花二十万在衣服上。我并不介意，而且，若我的名字出现在这类名单上，大概会令我相当得意。至于黛博拉呢，这当然让她退避三舍。
我们的孩子念公立学校。小时候的芮根，立誓绝不听摇滚乐。那时，她和她母亲一样对衣着都很有品位。但打从少女时期开始，她就不喜欢任何和财富相关的事物，十六岁的她宁愿穿二手衣也不要商场买的衣服。她向往到南非当个自由斗士。
卡森从小就是个善良的孩子。我们特爱他的童言童语，比如他要描述自己很累，他会说：“妈咪，我的强壮用完了。”高中时他103磅，是全州摔跤代表。其实他几乎一直都是个模范小孩，除了高三那年某次他喝了一点酒，差点拿他在“卡那库克”——夏令营得到的“最佳露营者”木桨把房间给砸了。
我到达拉斯后更加投入工作，更常旅行，努力拓展国际市场。我换车像换阿玛尼西装一样快，对新玩具厌倦的速度就像圣诞节早上的小孩。
与此同时，黛博拉在我追求物质的同时，她追求心灵。我把生命奉献于赚钱，礼拜天花几分钟时间停留在教堂坐席上；她则花上无数小时在布莱恩的家——这位牧师投身于照顾艾滋病弃儿。我用我的艺术知识在欧洲取悦百万富翁；她为贫穷的人祈祷。我的热情是得到认可和成功；她的热情是认识上帝。
于是我们各自追求自己的爱。没有多久，我们各自的爱就不再包括彼此。
比利·格雷厄姆几十年来能够维持自己的品格与正直，靠的是采取一套严格的规定，其目的是避免已婚男人做出愚蠢的事。比利的其中一条规定就是：绝对不跟不是自己老婆的女人独处。
我应该听他的话才对。
1988年某次出差，我发现自己身处于比弗利山庄的一家咖啡吧里，坐在我对面的女人，仿佛和路边的棕榈树一样，是加州土生土长的：身材苗条、金发碧眼，是个画家，而且比我年轻许多。
假如午餐时我们聊起，我也许会把自己去那里的理由归咎于失去热情的婚姻。黛博拉和我扮演貌合神离的夫妇已经有五年：我们是相爱的富裕夫妇。后来我才知道，黛博拉很肯定我爱艺术和金钱，但不确定我还爱她。而我肯定她爱上帝和我们的孩子，也笃定她连看我一眼都无法忍受。
但午餐时我们没提到黛博拉，没提到孩子，也没提我已婚、跟老婆一起报税的事实。有的只是冰凉的白酒，很多白酒，别有含意的沉默和眼神里一闪而过的邀请。我踩着舞步到悬崖边，打量着到悬崖底的距离。
我也希望这女人跟我进饭店房间的理由是因我的智慧和饱经风霜的帅劲。事实上，她更感兴趣的是我在艺术方面能怎么帮她。这是我一段悲哀的过去，如果不是她，也会是巴黎或米兰或纽约市的某个人——那些任何多看我一眼的人，因为我也在找一个出路。
我记得有三四年的时间，偷偷想着要是黛博拉跟我离婚就好了，因为我没勇气跟她离婚，破坏我在众多朋友心中“完美先生”的形象，那形象已经像窗户装饰贴片黏着我不放。
后来，我见了那位艺术家两次，一次在加州，一次在纽约，再后来就跟黛博拉坦白——也是朋友的帮忙。我把猎艳成功的事告诉给一个朋友，他把我的秘密又告诉给他老婆，她“鼓励”我告诉黛博拉。她说，如果我不讲，她就去讲。
我估量了一下，与其畏畏缩缩，还不如我告自己的密。某天我从办公室打电话给那位艺术家，说我不会再见她。然后我回家向黛博拉坦白。我把状况诠释为：她的漠不关心让我投入另一个女人的怀抱，那个女人愿意接受我——有钱人的我。
“什么！”她尖叫，愤怒不已，“十九岁！十九岁！你在想什么？你怎么做得出这种事？”
鞋子、花瓶、小雕像齐飞，有些直接命中，再也没有东西能当武器时，黛博拉就赤手空拳捶我，直到她再也没有力气，手臂无力地垂着。
那一晚我们在愤怒的失眠中度过。第二天早上，我们打电话给牧师，然后开车去他办公室，那一天，我们几乎都花在倾倒情绪垃圾上。最后，我们发现两人都还没准备好要放弃，我们仍然爱着对方，只是夫妻俩都累了，爱也淡了。我们都同意试着解决问题。
那天晚上回到家，我们坐在卧房一角谈话，黛博拉问我一句话，差点没让我昏过去：“我想跟她谈。你给我她的电话好吗？”
黛博拉当时的决心，就像学跳伞的人：到了预备高度，大踏步走到飞机上打开的门边，完全不停下来克服自己的紧张。她拿起卧室里的电话，跟着我念出来的号码按下按键。
“我是黛博拉·霍尔，朗的太太。”她冷静地对着电话那头说。
我试着想象电话线那头的震惊表情。
“我要你知道，我不会因为你跟我丈夫的外遇而责怪你，”黛博拉继续说，“我晓得对朗而言，我没有扮演好他想要的妻子角色，我愿意负责。”
她暂停，听着。
“我想让你知道，我原谅你，”黛博拉说，“我希望你能找到一个不只爱你，而且还能尊重你的人。”
她的善良令我震惊，但接下来她说的话更震慑了我：“我决心要当一个对朗而言最好的妻子，如果我做得好，你就不会再有我丈夫的消息。”
黛博拉静静地把话筒挂上，松了一口气，然后定定地看着我的眼睛。“你我现在开始要重写我们婚姻的未来。”
她想花几个月时间做咨询，她说，让我们知道是哪里出错，怎么会变成这样，要怎么修复。“如果你愿意，”她说，“我就原谅你。而且我保证我永远不会再提起这件事。”
只要想到背叛的人是我，而不是黛博拉，就能明白这个提议有多体贴。“离婚法庭”几个字不必说出口，我立刻答应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