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第一次见到黛博拉，就计划要把她“偷”走，一开始不是为了我自己，而是为了Sigma Chi兄弟会。那是我大二时从东得克萨斯州立大学转学到得州基督教大学后，宣誓加入的兄弟会。那是1965年春天，我是留校察看学生，而黛博拉则是拿奖学金的大二生。我认识她时，她是Tri Delta姐妹会成员，同时也是我们敌对兄弟会的“甜心”。我决心让她变成我们兄弟会的甜心，我若能完成这个兄弟会之间的小小叛变，好处之一是在学生联会上，我们这桌将多一个聪明女孩。
黛博拉在得州西部的斯奈德长大，那里随处可见风滚草，地势平坦到只要站到干牛粪上就能看见新墨西哥州。那里也是个每个人都知道别人家闲事的地方，小孩梦想着能去拉伯克市或艾比利尼旅行。除了摇摆小猪超市的农产品区，那里没长什么绿色的东西。斯奈德也是最后一次有人亲眼目睹白色水牛的地方，直到今天，市中心广场还有一个巨大水牛像守护着法院。
黛博拉有两个姐妹：格雷琴曾当选斯奈德选美比赛亚军，黛芙妮是黛博拉的孪生姐妹，不过两人除了同一天出生以外，没有其他共同点。黛芙妮高大丰满，从小就是派对女孩，没有一个男生她不爱，没有一本书她爱看。黛博拉跟她完全相反：一个书虫，整个人干净得像礼拜天的牧师老婆。她从青春期就瘦得像一根吸管。因为害羞，所以跟男孩子去看电影时总是塞了满嘴的爆米花，以防别人亲她。由于她拥有一头黑发及微微上扬的眼角，因此她非常漂亮，一口轻柔如唱歌的得州口音如此完美，就像个南方贵族。
一开始我就是被她这项武器所掳获。1966年的一个温暖秋夜，Sigma Chi兄弟会准备举办一次“森林会”，这类非正式活动，就是成员们带着装满冰啤酒的冰桶，成群结队到森林里跟女伴亲热。
只不过我没有女伴。当黛博拉走进学生联会时，我正跟我的朋友格兰·威廷顿说起这件事。
大家都喜欢格兰，因为他风趣又可亲，永远在帮别人做媒。他一看见黛博拉就招手要她到我们这桌来。闲话家常一番之后，他切入正题：“黛博拉，你认识我朋友朗吗？今晚的森林会他需要一个女伴。”
黛博拉瞪着格兰。“如果你朋友想跟我约会，”她用骄傲的南方女人特有的强硬态度对我们说，“他可以打电话给我。”然后踩着她的乐福便鞋，转身大踏步离开，连一眼都没看我。
一直到那时，我感兴趣的仍然是家里有钱的金发派对女孩，她们的资产对当时的我而言是极其必要的。我从来没跟任何领奖学金、真的会为考试而读书的女孩在一起。于是黛博拉激发了我的好奇心。而且，她非常非常漂亮，第二天我就打电话给她。
她同意跟我去森林会，但我们没有亲热。我得知她才和男友分手，一个隶属Delta Tau Delta兄弟会的壮汉，那人叫法兰克，然而一到礼拜一，他们又复合了。我并不介意，而且我们还约定：下次她再跟法兰克分手，就打电话给我。一两个礼拜之后，她打来了。
我们礼拜五晚上出去，到礼拜一她又跟法兰克复合。事情就这样持续了好几个礼拜——她会跟他分手，然后打电话和我定周末的约会。到了礼拜一，他们又复合。你或许以为同样的主题不断重复，恐怕伤我自尊，但黛博拉跟我其实就只是好朋友。整个协议让我们觉得相当滑稽。
但我们不时中断的约会终于还是结束了，大四那年的春天，我拆开一封看起来像官方文件的信，里头是去打越战的邀请函。这封信让我到了路易斯安那州波克堡的新兵训练营；然后又到了阿尔伯克基，在那里我抽过一次大麻，醒来时发现自己身边躺了一个胖女孩……最后，我被分派到科罗拉多州卡森堡。
我一离开波克堡，就差点被分配到前往非军事区的步枪兵地面战斗单位。我已经完成基本及进阶步兵训练，跟两万五千个新兵一起驻扎在科罗拉多泉城的机场。
“霍尔！朗！”一个目光犀利的少尉大吼，“拿着装备登机去。”他指着一列军方运输机，我知道目的地就是战场。
但不知为何，他问了我几个问题，发现我念过三年半的大学，就将我重新分配。
“我有好消息也有坏消息，”他说，“好消息是，阿尔伯克基的核武支援部有空缺。坏消息是，你必须要通过最高机密的安全许可。如果没有，我就把你丢上跟这些一模一样的飞机。”
我对那位少尉发誓我的记录清白。他把我派到阿尔伯克基，我通过了最高机密许可。当然，如果军方知道我曾经跟一个胖女孩一起抽大麻，我绝对不可能通过。
我困在军队的两年里，黛博拉和我通过几封信，没什么浪漫热情的内容，只是保持联络。那时还没有电子邮件和长途电话，信件就是人与人保持联络的方式。1968年12月，我的任期结束，回得州念夜校完成学业。为了赚钱，我找了一份对超市经理推销康宝浓汤的工作。我恨透了穿三件式西装，拿鸡毛掸子走进“摇摆小猪”——我的工作内容除了游说经理增加货架空间，好放一些奇怪的产品（如内脏卤汁）以外，还包括帮忙推销销售速度较慢的产品，如青豆汤掸灰尘。
我打电话向黛博拉问好。她滔滔不绝地把得州基督教大学两年间的社交历史说给我听，哪个退学、哪个毕业，当然，还有哪些人结婚。那个年代里，女孩子到大四就已经安排好丈夫人选，如果一切顺利，春季那个学期就可以嫁出去。我一直觉得Tri Delta姐妹会成员都是校园里最漂亮的女生。我问黛博拉：“还有哪个Tri Delta姐妹会成员没嫁的？”
“只剩我，”她说，“而且我变得超可爱。你一定会爱上我。”
她说得对，之前跟我去森林会的那个漂亮又爱斗嘴的奖学金学生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迷人、受过教育、充满自信又风趣的女人。我们开始约会，不到一个月，我们就定下来，除了彼此之外不再和其他异性交往。
1969年春天，黛博拉去圣安东尼奥参加大学同学婚礼，回来以后跟我说：“那边的朋友都觉得你跟我应该结婚。”
我笑了。“那你觉得呢？”
“我也觉得我们应该结婚。”
“嗯，那为什么不呢？”
“你要先求婚才行。”
我亲了她一下，跟她说我会想办法。
7月，我爸借给我钱买戒指，但我不知道怎么求婚。我跟室友凯利·亚当斯说起我的苦恼。
“你要我帮你求婚吗？”他问。
我心想，如果这招对大鼻子情圣有用，那我不如也来尝试一下。我把戒指交给凯利，然后我们去黛博拉的公寓找她。我们三个人在她客厅围成一个尴尬的小圈圈。
“朗尼有事要问你，”凯利跟黛博拉说，把戒指交给她，“他想知道你愿不愿意嫁给他。”
黛博拉翻翻白眼。“或许他应该问我。”
我咧嘴笑。“嗯，你愿意吗？”
她理应叫我走出去再重新进来一次，但她没有，而是说她愿意。“对了，”她补充，“这是我见过的最烂的求婚。”
我们在1969年10月结婚，黛博拉去小学教书，而我进入投资银行的世界。我完成夜校的学业，之后又多留一年取得企管硕士学位。1971年，我已经开始以买卖画作为副业。两年后，我们的女儿芮根出生。
1975年，我们的儿子卡森出生的前一年，我卖艺术品赚的钱已经是我当银行家赚的一倍。于是我开始寻找一些理由自己出击。“理由”没多久就让我得到一幅画——著名西洋艺术画家查尔斯·罗素的《信号》。1910年，罗素把这幅画当结婚礼物，送给蒙大拿州的一个显赫家族——克罗富兹，他们的后代在波多黎各生活。我通过新墨西哥州圣塔菲一个联络人得知，克罗富兹家的某个继承人有意将画出售。
我用银行办公室的电话打给圣胡安的克罗富兹先生，跟他说我想买他的画。但我解释说我没时间飞到波多黎各，并设法让他觉得，带着祖传遗物到得州来会是个好主意。事实上，虽然比起同龄人来说我已是小有成就，但还是付不起去圣胡安的机票，也没办法跟公司请假。
于是，克罗富兹先生飞来沃思堡，我用得州的方式殷勤招待，也就是大块牛排和大量的酒。上甜点时，他已经同意以两万八千美元的价格把画卖给我。不只如此，他说他还会把画交给我照料，而且让我延迟九十天付款。这个梦寐以求的机会让我有希望能一口气赚进五位数。我将《信号》标价四万美元，开始搜寻买主。
但握着一张九十天到期的票据时，三个月像是一转眼就到。四十五天飞快地过去，我开始冒汗。忽然，我想到一个主意：第四十六天到来时，我在没有任何客户人选的情况下，开车到机场买了张往返洛杉矶的机票，在登机口打电话到银行请病假，跟老板通电话时广播正大声呼叫登机。
在洛杉矶国际机场落地后，我花五块钱租了一辆车，请柜台小姐告诉我去比弗利山庄的方向。沿着5号州际公路行驶，没多久车子就到了日落大道，我下了公路，开进到处是棕榈树、高墙和别墅的富有之地。沿着这条著名大道的蜿蜒林荫，我开到了罗迪欧大道附近，也就是著名的艺廊圣地。我把罗素的画夹在腋下，走进我看见的第一间艺廊，打算开始卖《信号》。
“没兴趣。”他们说，但他们有个客户可能会有兴趣，于是他们帮我拨电话给一个叫巴尼·戈德堡的先生，说我带了一样可能会使他兴奋的东西，现在正出发去找他。戈德堡先生住得不远，令人意外的是他没住别墅，但他庄园式的家看起来还是很有钱。我一踏进门廊，门立刻就开了。
“甫西！”一个男人身高六英尺，秃头，他伸出戴满钻石戒指的手给我一个熊抱，仿佛我是他久违的亲戚。
“不，先生，”我摇摇头，“我不是甫西，我叫朗·霍尔。”
“不对，你才不是！”他斥责的语气像是个溺爱小孩的阿姨，坚持要小朋友再吃一块派，“你就是甫西！然后你可以叫我奴奴！”
他一边说，我一边观察他身上耀眼的装扮：金边飞行员眼镜下的左眼戴着眼罩，往下是珍珠摁扣儿牛仔衬衫和牛仔裤，然后是白色蟒皮镶金边外加装饰鞋跟的“踩死蟑螂”牛仔靴，以及一个纯金水牛形状皮带扣。水牛眼睛是红宝石，其他部分都是钻石。他手指头上每只钻石戒指至少都有三克拉，除了无名指这两只各为十克拉。
戈德堡先生领我走进一个充满阳刚味、森林小屋般的家，到处都是他搜集的古董火器、牛仔纪念品和纳瓦荷编织毯。但我最感兴趣的是他的墙壁：每一面墙都挂满了高级西洋艺术作品：雷明顿、波瑞恩……以及罗素。
我得救了，我在心里头给克罗富兹先生开了一张支票。我非常确定奴奴一定是《信号》的头号买家。即兴参观过他家之后，他邀请我在午餐前先喝杯葡萄酒，这时离午餐时间还早得很。我几乎是坐在椅子边缘，焦急等待着他给那幅罗素的画出价。
他小啜一口，开始说：“你也看到了。”他用手示意他挂满艺术品的墙，说：“我不需要你拿来的这个小东西。”
我的心沉到胃里。
“但是你是这么个贴心的好人……”他继续说，“所以我要帮你把那幅罗素的画卖给我的好友，然后把钱寄给你！”
奴奴神采奕奕，仿佛他刚提议用一块钱卖给我大溪地。由于我没其他人选，便接受了他的提议。我们没吃午餐，只喝了很多酒，一边推敲出交易的细节。我跟他强调说，我一定得在四十四天内收到款，否则克罗富兹先生会来猎我的头皮。
“是的，是的，我懂，”他含糊地说，微笑着用稍微不稳的脚步送我出门，“相信我。”
回到洛杉矶国际机场，我打给黛博拉。“好消息！”我说，“我在这边碰到一个收藏家，他会把罗素的画卖掉，然后把钱寄给我们。”
黛博拉听起来有疑虑。“他是什么样的人？”
我迟疑了一下，不知道正确描述有没有帮助。“这个嘛……他叫巴尼·戈德堡——”
“你有拿收据或合约吗？”
“没有……”
“你的画有保过险吧？”
“没有……”
“你疯了吗？”她在电话里发飙，“这听起来像诈骗！你现在回那间屋子把画拿回来！”
“来不及了，”我说，又累又泄气，“我已经没钱了，而且飞机再过几分钟就要起飞。”
我挂上电话飞回沃思堡。五内如焚。隔天我开始试着联络戈德堡，想至少拿张收据。但每次打电话都没人接，响了很久的铃声在遥远的几百英里外嘲笑着我。我连续打了四十三天电话，从来没有找到过他。九十天的倒数结束了，变成克罗富兹先生几乎每天打电话来提醒我——该把他的支票寄到哪里。紧张和焦虑吃掉了我二十磅的骨头。
到第四十四天——最后一天，我再次打电话给奴奴，这次是用银行的电话打过去的，电话终于被接起来。
“你去哪儿了，为什么都不回我电话？”我大吼。
“甫西……”他轻轻斥责我，“我在夏威夷。”他大声说：“夏——威——夷！”“少来那一套！我的钱呢？”
“你去查账户，”他平静地说，“我前两天汇了。”
我把电话按保留键，然后打给会计部的吉恩，她告知我户头里有四万美元，是由一位叫巴尼·戈德堡的先生汇入的。
我松了大大一口气，把电话接起来，谢过他，挂上电话，然后冒出一身鸡皮疙瘩和冷汗，就像才惊险地躲过一场车祸。而我卖这幅画所赚的利润，几乎等于我在银行上班一年的薪水。几天之内，我和奴奴又开始新的合作计划。几个礼拜后，我辞掉银行的工作。几个月之后，财富开始滚滚而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