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来都不制订什么总体规划。我只是每天吃饱喝足，然后再决定要做什么。
1986年5月22日早上，《纽约时报》的头条宣布纽约市政府已经决定开始重建位于中央公园的沃尔曼溜冰场。同时，纽约市表示如果一切顺利的话，溜冰场将会在两年内重新开放。
我觉得不可思议。
首先，没有任何理由可以让我们相信一切都会顺利。沃尔曼溜冰场于1950年建成，并在1980年的6月进行了第一次闭馆重修。工程计划两年半完成，对于重修溜冰场来说，可能看上去工期并不短。
巧合的是在1980年6月，我负责的特朗普大厦破土动工。特朗普大厦是一座高68层的摩天大厦，包括了六层购物区、上千平米的办公区以及263套住宅式公寓。两年半的时间，特朗普大厦按计划、按预算实现竣工。
从我的新公寓可以看到沃尔曼溜冰场，但却不是一幅美丽的画面。溜冰场的重修已经投入了上百万美元，显然，从远处看，溜冰场完全没有完工的迹象。
三年多过去了，工程已经投入了巨额资金，但结果是越变越糟糕。因此，在1986年5月的一个早上，纽约市不得不宣布工程一切从零开始。
事实上，虽然我不懂如何建溜冰场，但对工程施工我还是了解的。如果给我两年半的时间建成一幢摩天大楼，那我很确定，建设一个耗资两百万美元的溜冰场只是几个月的事情。两年前，当重建工作一度陷入僵局的时候，我打电话给了场馆的负责人亨利·斯特恩，提出免费接管施工的请求，但是，我被拒绝了。现如今，在得知工程最新进展之后，我再次打电话给亨利，提出接管工程建设的事情。亨利做出了同样的答复：“不需要，谢谢！我们能够自己完成。”
我说：“好吧，亨利。只可惜两年前你给了我相同的答复，而且现在的建设情况你也看到了。”我决定给纽约市市长爱德·科赫写封措辞强烈的信，因我确实对于市政府某些方面的不称职接受不了。我由衷地相信我可以出色的完成重建工程。溜冰场是属于成千上万的纽约人的——包括自己的孩子们——大家都有权利去享用它。不论别人的想法如何，我的初衷就这么简单。
信的开头这么写道：“尊敬的爱德市长！几年来我亲眼目睹了纽约市未能兑现承诺，按时完工并开放沃尔曼溜冰场的情况。其实建设溜冰场的施工并不麻烦，4个月的时间绰绰有余。据我所知，工程已经耗费了6年的时间，而且还得再花两年，这对于渴望在沃尔曼溜冰场滑冰的人们来说是不能接受的。我和所有的纽约人已经厌倦了沃尔曼溜冰场的消极怠工，在这项简单的工程建设中表现出的效率低下，恰恰也反映了政府工作的失职。我不敢想象两年之后，沃尔曼溜冰场能否重新开放，事实上，广大的公众才是最大的受害者。”
我直截了当地指出：“我希望接手此项工程，自己出钱来建一个全新的沃尔曼溜冰场，而且保证在今年冬天的11月竣工。我同时希望能够以合理的价格租下溜冰场，在工程竣工后，进行有效的经营。”
1986年5月28日我写信给了爱德·科赫市长，他很快回复了我的邮件。令我很吃惊的是市长根本就没看上我的好意，他说，市政府不会让我经营溜冰场的，但是，如果我愿意出300万美元重建溜冰场，却是一件皆大欢喜的事情。市长在信中讲了些风凉话，最后写道：“期待你的答复。”
市长回信的语气激怒了我，但幸好被拒绝的人不只我一个。因为不想背上哗众取宠的恶名，所以索性没有把自己的信公布给媒体。可恰恰相反，科赫却决定将他的信公之于众。很明显，科赫觉得如果他嘲笑我重建溜冰场的好意的话，我可能只是静静地离开。
他完全低估了媒体的反应。首先，媒体冲到了前沿阵地。他们喜欢极端的新闻素材，不管是巨大的成功，还是严重的失败。沃尔曼溜冰场的重建就是一桩极端事件。可能在很大程度上，记者们只想充当为消费者伸张正义的角色。与其他事件相比，这种以牺牲普通公民利益为代价的事件容易激怒媒体，纽约市在重建沃尔曼溜冰场上的惨败就是个典型。
即使是我自己也非常吃惊，媒体报道几乎都站到了我这一边，显然这很意外。但就是这次，三天之内雪片般的文章、社论等都将矛头指向了科赫。
《每日新闻》的一篇社论指出：“科赫政府正在犹豫是否接受唐纳德·特朗普的提议，重建并经营沃尔曼溜冰场。为什么还要犹豫呢？提议很诚恳，而且不带任何附加条件的。科赫应该抓住这次机遇，为甩掉这项耗时耗钱的项目而长舒一口气。到现在，市长提出了诸多不合理的反对意见……问题可能在于浪费1200万美元重建沃尔曼溜冰场，科赫以及工程公司感到十分的尴尬。”
“特朗普提议接受沃尔曼溜冰场的重建工程，承担所有费用并保证在11月开放，”《纽约邮报》写道，“回首历时13年、耗资巨大的烂尾工程，大家似乎应该为这样的结果高兴才是。但事实却恰恰相反，市政官员好像更专注于找出理由以阻止重建的进行，而不是更多地考虑达成一致意见，实现工程竣工。市政府应该尽快为唐纳德·特朗普公开听证，因为沃尔曼重建的闹剧实在是拖得太久了。”
“就让他勇敢一试吧，” 《每日新闻》写道，“毕竟纽约市在这项工程上无力证明什么，只证明了它无法完成这项工程。”
过去几年跟政客打交道，唯一的收获就是了解到媒体报道是政府采取行动的关键制约，或者更具体一点，就是政府对媒体报道的畏惧之情。在竞选中，媒体可以利用各种形式的压力，制造托词和威胁，让竞选活动不惜重金。虽然媒体几乎没什么好处，但却可能制造负面的新闻，即使在隐晦的出版物中，政客们都会非常敏感。确实，负面新闻会导致失掉选票，甚至落选。如果真的落选，政客们不得不重操朝九晚五的旧业，这是政客们最不想看到的事情。
我们必须了解爱德·科赫，他是个不折不扣的恃强欺弱的人。其实恃强欺弱的人往往是胆小鬼，真正恃强欺弱者只左右他们认为可以打败的人。如果遇到有能力的人，他们就会展开更强的反击；如果也遇到强势劲敌，多数情况下，他们也会撤退。
很确定的是，一夜之间形式逆转。当媒体的报道指责到溜冰场重建时，科赫市长就给自己留了退路，很快纽约市开始请我接受沃尔曼溜冰场的重建工作。6月6日在办公室，我跟市政府的官员，包括亨利·斯特恩，一起协商重建遵守的条款。像其他政府资助建设项目一样，市政府坚持招标的程序。然而，我提出了一个简单的解决办法：我自己投资重建溜冰场，反过来，也应该从溜冰场的收益中得到回报。换句话说，我不是单纯地监督工程的建设过程，而且要在一个不确定的时间段，向政府借出300万美元。甚至如果溜冰场没有收益，我的借款期限就遥遥无期了。
政府很聪明，驳斥道：“我们不同意你的解决方案，也不允许你利用溜冰场获利。”
“嗨，你们没理解我的意思，我的意思是如果溜冰场确实能够赚钱，我就会用这笔钱偿还贷款，这并不是为了追求个人利益。实际上，如果我真的收回了成本，我将会把后续的收入用于慈善事业。”令我和我的律师惊讶的是市政府的确没有这项工程的预算。相反，他们提出了反提案。我需要拿出300万美元走招标的程序，然后在重建竣工之后，市政府全额偿付我。
这些政府官员选择了仕途而没有从商，这对他们来说是幸运的，因为他们所建议的交易是我经历的最糟糕的。我并没有贬低自己、冒犯他们的打算。
6月6日周五下班的时候，也就是我之前的提议10天之后，我们达成了最后的协议，并得到了财政预算委员会的通过。我将承担建设费用，并同意在12月15日竣工。在那时，政府就要偿付我的成本，总计资金额不超过300万美元，条件是溜冰场能正常使用。如果实际工程资金低于预算，政府将按照实际花费偿付我；如果超出预算，我只能自己承担这部分费用，这便是政府想要我做的。
我面临的只有一个挑战：快速、正确地完成溜冰场的重建。如果我失败了，比如工期延误一天或者比预算多出1美元，我就打算整理行装飞往阿根廷，因为包括爱德·科赫在内的任何人都不能容忍我再留下来。
因为我根本不懂怎样建造溜冰场，所以我准备找最好的溜冰场建设工人。逻辑上来说，最应该去加拿大找一找。作为全国性的娱乐运动，加拿大人对溜冰的热爱绝不次于美国人对于垒球的热爱，我认为最棒的建筑机构应该是为加拿大专业冰球队建造场地的公司。而且毫无疑问，我的朋友都说多伦多的思姆科（Cimco）公司是最好的。其他项目中，思姆科公司还为蒙特利尔市民建造了溜冰场。我电话联系到了公司的领导，直接问道：“要建设一个大型户外溜冰场需要多长时间？”
他马上给我讲述了溜冰场的建造过程，他说最主要是选择哪一种制冰方法。政府本来决定使用一种相对较新的技术：使用氟利昂作为冻结剂，理由就是氟利昂制冷系统可以更节电，从而实现能源成本的降低。但是氟利昂系统的缺点就是耐用性差、性能不稳定、维护难度大，特别是在溜冰场这种公共设施环境中，人员流动比较快。思姆科公司的朋友告诉我，在所有使用氟利昂系统的溜冰设施中，至少1/3的设施出现问题。
另外一种选择是盐水冷却系统，这种系统几十年来已经在几百个溜冰场使用过，其中盐水通过管道循环。虽然这种系统比起氟利昂冷却系统稍贵一些，但是优势在于可靠性高、持久耐用。1936年开放的洛克菲勒溜冰中心就是使用的盐水冷却系统，而且从没出过大问题。
打完第一个电话之后，我决定使用盐水制冷系统重建沃尔曼溜冰场。而且，纽约市政府也做出了同样的决策。唯一的差别在于他们之前浪费了六年的时间以及上百万的资金。
很快我发现市政府在沃尔曼溜冰场重建项目上根本没什么作为，可以扩展到很多细节的地方，无论大小。我做出决定接管沃尔曼溜冰场重建工程一周后，6月16日的一份市政府报告，总结了政府在过去六年里在沃尔曼溜冰场重建工程上的错误——这个时间是我给工程预算时间的四倍。更糟糕的是，虽然在报告里政府的无作为的例子很多，但却根本没有任何结论，比如谁来负责这次教训、今后如何避免此类事件的重演。
报告中真正提供的是凌乱无章的、缺乏决断力以及相当愚蠢的时间表。如果这不是悲哀的话，也是讽刺和闹剧了。
1980年政府第一次关闭溜冰场开展重修。到计划蓝图出炉，投标工作结束，已经一年多过去了。1981年3月，工程开始安装制冷系统。近22英里的管道，全部用耐用性差的铜制的氟利昂制冷管道铺设。同时，溜冰场管理人员也在考虑如何确定制冷压缩机室的位置以及选择何种制冷设备的问题。即使在管道安装完毕，所有的工作没有其他进展的情况下，仍然停留在最终选择什么样的制冷设备运转溜冰场。
虽然制冰设备已经安装完毕，但是溜冰场的设计却没有提上议事日程。具体说来，溜冰场地基的设计是斜的，因此，其中一边比另一边高出将近8英尺。但最后竣工，斜差是11英尺。其实斜角设计是有目的：在夏季，溜冰场可以当做反映池，因为有斜度能够更好地反射光线；然而在冬季，这种倾斜的地基是存在安全隐患的。
不用多想我们便能意识到，在这种情况下制冰会有两种可能。好的可能是顺利成冰，但是由于水的深浅不一，冰的密度可能不均匀。而坏的可能是在溜冰场较深的一边水结不成冰，即使制冰设备很强大。
更大的问题还在后面。管道铺设开始两个月后，也就是7月份，倾盆大雨灌倒了溜冰场里，新铺设的管道上淤积了厚厚的一层泥沙。直到9月，场馆管理部门才着手雇人挽回损失。
同时，场馆管理部门内部也产生了意见不一致，如何设计溜冰场周围的混凝土人行道成为了争论的焦点。结果是关于人行道的争论不休，而且包括地基的混凝土的浇筑统统搁置了9个月。不幸的是，冬天也如此。这9个月来，新铺设的铜制管道被暴露在恶劣的天气中，遭到雨雪的侵蚀。另外，铜制管道比较值钱，蓄意破坏的人翻越围栏，切断管道，然后转卖。直到春天，22英里的管道看上去就像遭遇了一场劫难，不过却没有人考虑检查可能的损失。
1982年6月，溜冰场第一次闭馆两年后，混凝土终于浇筑到了未被测试的铜制管道上。在浇筑凹凸不平的平面时，承包人经常利用振动机以防产生气泡。然而，振动机却有意想不到的破坏作用：它会振松铜管道的连接点。同时，承包商还面临一个更大问题要处理：他远远低估了覆盖整个溜冰场需要的混凝土量。浇筑混凝土的关键在于连续不断地一次性全部做完，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保证混凝土均匀地粘合在一起。承包商并没有中断浇筑，而是决定用水稀释混凝土，这恰恰是灾难的根源。
还不到一周，裂痕就开始在新铺设的混凝土表面上蔓延。并非巧合，裂痕大多集中在溜冰场的一端，因为这里的混凝土被稀释过，而且振动机在上面走过。
确定制冷设备的位置一拖再拖，导致其他问题的出现。经过16个月的深思熟虑，市政府才做出决定。承担安装设备任务的承包人坚持要修改之前的合同。实际上，就是为了赚取更多的工程费用。合同的讨价还价持续了12个月，直到1983年7月政府才根据承包人的要求通过了新的合同。最后，制冷设别的安装完成时间再次推迟到了1984年9月。
1984年秋末，这个系统终于进入了首次测试。测试结果表明混凝土表面下管道多处漏水，系统承压时间短，导致制冰困难。1984年10月到12月，一共发现并整修了六处漏水点。祸不单行，系统再次测试，发现仍然不能制冰。
就在那时，我打电话给了亨利·斯特恩，并提出了我接管重建溜冰场的想法。当他拒绝我时，我说：“你想跟我一起走走看看工程现场吗，说不定我能提些建议？”几天后，我们在隆冬的一天来到了溜冰场。我被看到的情况震惊了。
在我看来，混凝土表面足有好几百条裂痕。更糟糕的是，溜冰场表面的各个地方都凿开了很多不小的洞。我仔细看了下，发现这些洞穿过混凝土，到达下面管道的漏水点。不幸的是，气锤凿洞用力猛烈，下面的管道很难支撑。为了到达漏水管道，“暴力”的工人加上他们手上的气锤，实际上是会让问题更严重。
就在那时，我转向斯特恩并且告诉他：“一个严重的问题就是你根本没有发现这些漏水点。同时，这只能造成更严重的漏水。算了，重新开始吧！”亨利故作镇定，其实重新开始是他最不愿意面对和考虑的。
1985年春天，市政府提出了全新的想法。花费20万美元聘用一位工程顾问，研究氟利昂制冷系统漏水原因，并提出解决方案。咨询公司承诺4个月内提交报告，但是9个月过去了，直到1985年12月，公司才宣布他们对找到漏水原因无能为力。
到此离沃尔曼溜冰场第一次闭馆重修已经过去6年了，工程投入了1300万美元的巨额资金。场馆管理部门最后得出的结论是必须拆除氟利昂系统，替换为盐水系统。1986年5月21日，政府宣布了耗资300万美元、历时18个月的重修计划，这就是我最终说服政府，接管溜冰场重修的计划。
6月中旬，当财政预算委员会批准我的重建请求时，我已经动工了。之后我发现，市政府已经同意出15万美元与另一家咨询公司合作，这次合作的目的是提供运用盐水冷却系统的施工建议。合同指定了索拉（St. Onge Ruff Associations）公司咨询报告的时间，即从1986年7月1日到12月月底。换句话说，在报告按约定提交之前重建工程就已经完成了。
因为咨询顾问能提出明智建议的可能性不大，所以我决定不只是跟他们座谈一下。了解之后，我很惊讶。经营这家咨询公司的两位先生，从来没有参与过建造溜冰场的项目。他们连清晰的工程概念都没有，何谈帮助？
我聘请了思姆科公司安装制冷系统和管道设备的专家，并得到了基本的工程建议。同时为了建设溜冰场，我聘用了HRH建筑公司。这家公司具备了君悦大酒店和特朗普大厦工程的经验，而且之前的合作也证明，公司是讲信誉的承包人。既然如此，他们也决定按照成本完成任务。同时，作为一直的合作伙伴，摩根大通银行也决定无息贷款给我的工程，这是一项关系到每个人利益的工程。
当我来到溜冰场的工地时，发现情况比我想象的还糟糕。例如溜冰运动员休息室的房顶有很多漏洞，其结果就是长期的雨淋破坏了建筑的内部结构。从很细小的事情上，就能看出政府的工作方式。例如当路过溜冰场的时候，我看到了丢弃在路边的麻布袋，其中有些袋子上长满了杂草。我仔细一看，发现麻袋里装满了用于新景观绿化的植物，而这些植物却被丢在路边，无人问津，以至死去。当我发现这一情况的时候，一位建筑工人正好走过，踩到了麻袋里的植物，头也不回地走开了。从某种程度上说，这真是一种讽刺：溜冰场被付了钱建设它的人踩踏得一塌糊涂。
这件事让我回忆起几年前的一件事，那是在一个美丽的夏天，我正好走过溜冰场。大约是在下午2点钟，在未完工溜冰场中间大约有30名工人。他们都没工作而是在中途休息。大约一小时之后，我再次走过溜冰场，那帮工人还在原处，而且姿势都与之前一样，就像他们要永久地睡去。其实在那时，我并没有意识到这样的场景意味着什么。现在我明白了，这原来就是沃尔曼溜冰场最大的症结所在：根本没有人来负责项目。
负责任的领导应该是工程完成的关键。溜冰场重修的过程中，我几乎每天都会去现场勘查。最多的时候，我会一个人去工地。我将在6个月的时间内按期完成项目，这相对于政府的最好纪录来说，的确是一个奇迹。根据我自己的推算，6个月中有一个月是防备不时之需的。如果一切顺利的话，我认为4个月完工是没问题的。
第一个重要的决定就是，不再清理旧的场地，而是在上面重建新的溜冰场。8月1日，我们铺设了新溜冰场的一层底基并安装了管道，浇筑了混凝土，思姆科公司忙着建造两个巨大的、35000磅重的制冷装置。当我接手这个项目时，我并没有意识到沃尔曼溜冰场有这么大。沃尔曼溜冰场占地3000多平方米，是美国最大的人工溜冰场之一。
即使在未动工前，我们就已经受到了媒体的关注了，打电话询问工程的进展情况。记者向来是对建筑工程没什么兴趣的，却突然想了解管道的铺设、混凝土的浇筑以及空气压缩机房的建设等细节。
这么多电话打过来，我决定召开一场记者招待会，在会上回答所有人的问题。8月7日，就在溜冰场的毛坯地板上，我们与记者见面了。令我很吃惊，大约有近40位记者、摄影师、摄影记者出席了招待会，另外还包括了地方电视台的代表及各地通讯社。我并没有宣布什么重大的新闻，我传达给媒体的信息很简单，工程按照进度顺利进行，希望沃尔曼溜冰场在今年12月重新开放。第二天，每家报纸的头条都做了报道，“特朗普将还滑冰爱好者一个冰雪惊喜”、“特朗普给沃尔曼蛋糕披上了一层冰霜”。
有人说我对沃尔曼溜冰场的记者招待会有点太热衷了。可能他们是对的，但是我只能说媒体不可能了解详情的，有不少记者会参加我们举行的每一场记者招待会。
溜冰场的情况不仅引起了当地的关注，很多其他来自迈阿密、底特律以及洛杉矶的报纸都对沃尔曼溜冰场的故事做了长篇报道。《时代杂志》在“国家”版花了整版进行了报道。这一篇报道就是一部简单易懂的戏剧——无作为的政府与高效能私营企业家的对比。
从9月7日到10日，我们总共铺设了22英里的管道。9月11日，运输水泥的车队到达工地，我们开始浇筑地面，仅用10个小时完成，水泥也没有出现不足。第二天，工程师检查浇筑情况，结论是浇筑很成功而且非常平坦。9月15日，新建的制冷设备安装到改建的空气压缩室内。那时唯一的障碍就是气温过高，我们浇筑水泥的那一天，气温爬升到了华氏87度（摄氏31度），我意识到只有气温合适了，我们才能为滑冰者负责任。
9月底，所有的制冰设备都已经安装完毕。要测试系统的话，我只需要连续4天气温低于华氏55度（摄氏13度）。结果却出现了连续两周晴好高温的天气，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希望冬天的到来。
最后，在10月12日，气温降到了华氏55度以下并保持了几天。10月15日，我们给管道注入盐水，安排了第一次新系统测试。经过测试，系统没有漏水点并且压力稳定。那天晚上还下起了雨，随后在溜冰场上结了冰，很美、很干净、期待已久的冰。自从被批准重建溜冰场之日起，我们总共才用了4个月的时间。而且资金方面，虽然我们的预算是300万美元，但实际盈余了75万美元。经过市政府批准，我们用剩余的资金重建了邻近的运动员休息室和餐厅。
工程建设期间，政府几乎没有参与其中，因为我要求大家不要让场馆管理人员接近工地。 当他们想要干预时，那一定是场“灾难”。例如当我们竣工时，场馆负责部门的一队人马送来一棵小树，他们宣称纽约市将以此向我表示敬意。这种事可能一两个人就能完成，可偏偏来了十好几位，其中一位园艺师监督这项工作。小树是由一台带滑移装置的拖拉机运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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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全出于巧合，当我走向溜冰场的时候，正好这位园艺师在种植那棵小树。这可能是你见过的最丑、最矮小的小树了，我不可能忍受它的存在。更让我发狂的是他的种植方法。就在前一天，我们在溜冰场的周围种植了草皮的样本。天黑之前下雨了，地面在刚刚铺好的草皮下面非常柔软。而那些所谓的园艺人员却开着拖拉机，压过草皮，践踏了铺好的草地。大约几分钟的时间，6个人——其实根本用不了那么多人——就完全破坏了美丽的草皮。这些草皮是花两天时间完成的，破坏之后却需要3个月的时间恢复。
也是在这个时间，我收到了前任场馆负责人戈登·戴维斯的来信。他在信中写道：“作为溜冰场前期问题的负责人，我很高兴，也很宽慰地看到我的错误得到了纠正。”我相信负责任的人应该不只戴维斯一个。然而，真正触动我的是他负责任的态度，与亨利·斯特恩的态度大相径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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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沃尔曼工程期间，斯特恩利用一切机会向记者贬低我们完成的工作。《每日新闻》发现了斯特恩恶意的评论，而后在一篇社论中写道：“亨利试着说一声感谢吧!在现在的情况下，说一声感谢其实是值得尊重的。”
科赫市长也没有因为我们的成绩而高兴多少，我想可能还是媒体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在10月，所有的地方报纸的报道让他的处境变为了守势。例如，《时代》杂志发表的社论指出：“因为纽约市政府，沃尔曼溜冰场的重新开放拖延了六年，浪费了几百万美元的资金，”最后还写道：“沃尔曼溜冰场的教训应该牢记。”
当科赫市长和斯特恩接受记者采访时，他们说在工程完工之后，会见我以及我的工人们，看沃尔曼溜冰场的教训是否能够运用到其他城市建设工程中。如果我听到了他们发表的声明，我肯定还能听到很多次，其中就包括11月13日在溜冰场重新开放仪式上的演讲。
我至今没有接到任何市政府官员的会面电话，但是说实话我一点都不觉得惊讶。负面新闻已经销声匿迹，这才是政府关心的焦点。
我仍然相信沃尔曼溜冰场的重建确实有许多值得纽约市吸取的教训。为什么市政府做不到的而我们却做到了，在这一点上，科赫市长给出了自己的解释。“特朗普的时间安排很有弹性，”科赫市长说，“他能够与自己的精英工人一起努力压缩时间。而且工人们知道，如果工作完成得糟糕，他们将会面临不能再为唐纳德·特朗普效劳的危险。”这个解释并不是完全错误的，科赫市长所不能理解的是我完成了市政府本应该完成的事情。我并不是建议他们像我一样能够在5个月或6个月时间里完成工程，但如果在一年内还完成不了，就很难说得过去了，更何况他们竟然用了六年，这种糟糕的事根源就是政府的无能和不作为。
市政府官员总是强调两条理由来解释他们为什么不能像私营开发者一样高效完成项目。第一，根据法律，政府必须与出价成本最低的承包人签订合同，而不管承包人是否最适合这个项目。至少有一种差强人意的办法，在市政工程上，客观的资格标准应该适用于所有的承包人，例如应该提供过去的项目经验证明。另外，任何有利于城市建设——即不误工期、不超预算的承包人都应该在未来的市政工程中获得优先权。
市政府官员提到的另一个理由就是所谓的威克斯法（Wicks）。法律规定在所有的公共项目建设中，如果预算超过5万美元的话，工程就必须分包给4个不同的承包人。这个法律的目的在于增强竞争，减少建设成本，但效果却恰恰相反。没有一个单独的主管承包人负有全部的责任，那么结果就是延误、争论和超支泛滥。
我并不否认按照这些法律，市政府可以被定罪，但是我相信最严重的问题就是领导力。
根据我的经验，能让即使最好的承包人按时、按预算完成工程的唯一方法就是，一定得要努力盯住进度。只要意志坚定，任何任务都是可以完成，前提是你得了解项目。就像现在，承包人向市政府官员请示：“不好意思，工程期间出现了问题，我们需要再申请100万或200万的资金才能完成项目。”没有人反驳，因为市政府根本没有官员真正了解工程建设。
最糟糕的是，没有市政府官员对工程的失败负责任。我想起了一个最为经典的例子。那得回到1984年，那时纽约市已经花了四年的时间重建沃尔曼溜冰场，一个名叫布朗森·宾格的政府官员召开了一次新闻发布会。那时候，宾格担任的是场馆负责人的副职，他的首要任务就是重建沃尔曼溜冰场。宾格对出席发布会的记者做了勇敢而自信的承诺：如果沃尔曼溜冰场在下一季不能及时开放，他就辞职谢罪。
一年之后，溜冰场确实没有重新开放，宾格也履行他的承诺辞职了，不过只是掩人耳目而已。很短的时间内，他成为了纽约州监狱建设工程的负责人。我并不了解如何建造监狱，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重建沃尔曼溜冰场相比之下要更简单一些。提拔这样的人负责工程项目，你不会一无所获，只会收获更多的失败。
恰恰有一批人，因为市政府的无作为而真正获益，他们就是工程的承包商。当地铁工程或者新高速路、桥梁工程建设超出预算几百万美元的时候，那么市政府会来承担超支费用。在福布斯“美国财富400强”中，你看不到这些人的名字，而且他们可能根本说不好英文，但是我可以保证，只要参与纽约市政府市政工程的，许多人都已经一夜暴富。政府批准之后，他们赚了大笔的、无根据的超支费用，却由广大的纳税人买单。
溜冰场开放的庆祝活动由滑冰冠军迪克·巴顿和阿甲·扎尼奥娃-斯特德勒（Aja Zanova-Steindler）筹办。他们安排了一场世界顶尖滑冰者的盛会。佩吉·弗莱明、多萝西·哈米尔、斯科特·汉密尔顿、黛比·托马斯、罗宾·卡曾斯、托勒·克朗斯通以及双人组合托维尔和迪安、布拉姆格和塞比特都出席了这次盛会。
如果市政府把建成的溜冰场移交给二流的运营商，故事的结局仍然会是悲剧。然而，因为一般的竞标程序会使开放的时间延期，所以政府允许我暂时经营沃尔曼溜冰场一季。随后，我找到了最棒的溜冰场经纪人——白雪溜冰团（美国著名的冰上舞蹈表演团体——译者注）。除了精彩的演出之外，沃尔曼溜冰场在白雪溜冰团的运作下，成为了全国最好的溜冰场之一。
白雪溜冰团在沃尔曼溜冰场的工作无可挑剔，不仅善于经营，而且非常的成功。19世纪70年代，溜冰场还开放的时候，由市政府经营，每年的平均净收益近10万美元，却从来没超过15万美元。虽然，我们现在的票价都低于所有私人溜冰场的票价——成人一场4.5美元，儿童2.5美元——但是，在我们经营的第一季中，我们的总收入就达到了120万美元。除去开支，我们的收益超过了50万美元，而且全部捐赠给了慈善事业和场馆管理部门。同样重要的是，大约有超过50万的溜冰爱好者快乐地“享用”着沃尔曼溜冰场。
即使在此刻，1987年的春天，我正在完成这些文字，每次从特朗普大厦望到沃尔曼溜冰场上成百上千的溜冰者的时候，我都会心潮澎湃。很遗憾，我却不是他们中的一员。许多人已经等了多少年，想看到我摔倒，但是我却不打算去为滑冰事业努力，因为滑冰并不是我的强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