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68年，我从沃顿商学院毕业，当时就瞄准了曼哈顿市场。但是，曼哈顿房产市场很热，房价居高不下，我苦于找不到一笔合适的生意。我所谓的合适的生意，是指地段较好，我又能买得起的。父亲的生意做得不错，但是他并不能将一笔数目可观的投资基金完全交给我。我刚毕业那会儿，自己有20万元的资产，不过它们多数都套在布鲁克林区和皇后区的楼市里，于是我决定再等等。我一边帮父亲打理生意，一边花大量时间待在曼哈顿，寻找机会。
1971年，情况有了好转，当时我决定在曼哈顿租一间公寓。公寓是位于第三大道和75号大街交会处的一间工作室，它对面就是相邻大厦的顶层水箱。我自嘲自己住的是阁楼，因为它确实接近大厦的顶层了。我试着把它分成几部分，让屋子看起来大一些，不过，它终究是一间又暗又脏的小公寓而已。即便如此，我还是很爱这间公寓。15年后，我搬进特朗普大厦位置最优的3层公寓，窗外能看到中央公园的景色，当时那种心情，也不如我搬进这间小公寓激动。
要知道，我是在皇后区出生，在布鲁克林工作的“市郊人”，如今能在曼哈顿东区有个安身之处，心情怎能不激动？
自从搬进曼哈顿，我对这个地区就更加熟悉了，这一点对我来说很重要。任何一个刚来曼哈顿的人，都不会用我这种方法去认识这里——我摸清了所有好地产的位置，也成了地地道道的“城里人”。我踌躇满志，自认为拥有一切得天独厚的条件，我年轻，有活力有干劲，虽然在布鲁克林区工作，但是我住在曼哈顿。
来曼哈顿之后，我先加入了曼哈顿最著名但是入会条件也最苛刻的Le俱乐部（Le Club），跟54俱乐部是一种类型。它位于东区54号大街，里面的会员基本上是商界最成功的人士和社交界最有姿色的女人。在这家俱乐部，如果你看到一个75岁的富人左拥右抱着三个瑞典金发美女，一定不要觉得奇怪。
成为Le俱乐部会员的经历还挺难忘的。一天，我拨通了俱乐部的电话，自我介绍说：“我叫唐纳德·特朗普，我想加入贵俱乐部。”电话那头传来轻蔑的笑，一个声音说：“你在开玩笑吧？”他的反应没什么好奇怪的，我毕竟只是无名小辈。第二天我又想了一个办法，继续打电话过去，说：“我能不能看一下你们的会员名单？里面可能有我认识的人。”电话那头的回答是：“抱歉，我们的名单不对外泄露。”于是又挂了电话。
第三天，我继续打，我对接电话的人说：“我要跟俱乐部老板联系，我有重要东西给他。”这话终于起了作用，对方把老板的商务电话号码告诉了我。我给老板打了电话，首先非常礼貌地介绍了自己：“您好，我叫唐纳德·特朗普，我想加入贵俱乐部。”他问：“你有朋友或家人是我们的会员吗？”我说：“没有，我一个会员也不认识。”
他问我：“那么你为什么觉得自己有资格加入俱乐部呢？”我就开始滔滔不绝地说了起来。最后，这位老板跟我说：“听起来你人挺不错的，吸收年轻会员对我们也有好处，我们找时间去21号包间喝一杯吧。”
打完电话的第二天，我们按约定的时间见面喝酒。我其实不会喝酒，坐在那儿也不知该干什么。俱乐部老板却是海量，还带了一个跟他一样能喝的朋友。接下来的两个小时，他们一直在喝，我就干坐着。最后，我忍不住发问：“嗨，伙计们，要不要送你们回家？”他们说：“不用，我们接着喝。”
这种场合让我有点招架不了。我的父亲是个意志坚定的人，说一不二，生活很有规律。他每天晚上7点回家，吃过晚饭之后，开始读报纸，看电视新闻等等。这点我跟父亲很像，我们跟这两个“酒桶”简直来自两个世界。我甚至想，该不会曼哈顿所有的成功人士都嗜酒吧，如果真是那样，跟他们竞争起来，岂不是更有优势了。
那天晚上，他们一直喝到10点。喝完后，我自然要负责送他们回家。俱乐部老板再也没有联系我，过了两周，我给他打电话，他居然都不记得我了。我又重复了一遍我们认识的经过，一直说到我们约好去21号包厢喝酒的事情，因为那时他头脑还清醒。他同意收我做会员，但是有一个顾虑，俱乐部好多会员都是老夫少妻，老板担心我长的这么年轻英俊，会勾引那些年轻貌美的贵妇人。他让我保证不干那种事。
我简直听呆了。我的母亲跟父亲一样，意志坚定，她一辈子只爱父亲一个人，最近他们还刚刚庆祝了金婚纪念日。我在父母恩爱的环境里长大，可是有人却让我别跟别人的老婆偷情。
虽然不可理喻，我还是答应了他。成为俱乐部会员，无论从职业上还是社交方面，都对我的人生起了很积极的作用。在这家俱乐部，我认识了很多漂亮的单身女性，几乎每晚都出去应酬。实际上，我没有跟她们中的任何一位真正交往过。她们虽然容貌姣好，可是从来不跟你说一件正经事。她们爱慕虚荣、疯疯癫癫、放荡不羁，好多人甚至满口胡言。我很快就发现自己不能带这类女孩儿回公寓，在她们眼里，我的住处简直不堪入目，她们过分关注外在的东西。后来，我结了婚，娶了一位同样美丽的妻子，但是，她跟她们不一样，她和我的父母一样，是个踏实、不轻浮的人。
同时，我也认识了很多事业有成、家缠万贯的富翁。每天晚上我去俱乐部休闲娱乐的同时，也能学到很多东西。我学到了纽约房地产行业的运作方式，还认识了很多今后会合作的商人。就是这些富人朋友，特别是来自欧洲和南美洲的商人，后来购买了特朗普大厦和特朗普广场里最贵的地方。
也是在这个俱乐部，我认识了律师罗伊·科恩。我之所以知道他，是因为他名声在外，他的无所畏惧能给人留下很深的印象。那天晚上，我发现罗伊就坐在我的邻桌，经人介绍后，我们聊了起来，我打算试试他——我总喜欢试探别人。我说：“我不喜欢律师，他们只会耽误生意，不会促成生意，无论问他们什么，他们都说不行。他们只盼着调停，而不会争取主动。”罗伊说他同意我的观点。我很满意，接着说：“我做房产生意可不能像律师那样，我要主动出击，而不是一味忍让。否则，别人就觉得我好欺负。”
我看出他开始对我的话题感兴趣了，但又不太明白我想说什么。于是他问：“你是在给我讲大道理吗？”我说：“这并不是什么大道理，这都是发生在我们身边的事情。政府以民法的名义，起诉我和另外一些公司，说我们歧视黑人，不把房子租给他们。”我还解释说，我下午刚和父亲一起见了一些律师，他们来自华尔街一家很有名望的律师事务所，这些律师劝我们跟政府调停。很多商人面对这种情况时，即使打官司有百分之百的胜券，也会选择调停，因为他们担心对簿公堂会让自己的脸面不好看。
这事确实让我忍无可忍，况且，事实上我们根本就把房子租给黑人了。
我们给房客订的租房要求是，按时交租，保持房子干净整洁，与邻居和睦相处，而且他们的收入必须至少是房租的四倍。我把这些都告诉了罗伊，问他：“你觉得我该怎么办？”他说：“让这些人见鬼去吧，上法庭跟他们打官司。既然你的租客里有黑人，他们就没有证据证明你歧视黑人。”他还说：“你有权力选择自己的租客，不论他们是黑人还是白人，只要他们不受欢迎，你都能将他们拒之门外，政府无权干涉你的生意。”
他的一席话，让我当即决定聘用他做我方律师。当时我在房地产界还默默无闻，但是科恩是个愿意伸张正义的人，于是他接手了我的官司。我随他去了法庭，为了自己的权利而斗争。在法庭上，由于政府拿不出控告我们的证据，法院便从中调解，没有判哪方有罪。我们也同意了政府的一个要求，就是在当地的报纸上登一段时间的出租广告，出租对象是所有人，大家机会均等。
那段时间，我从罗伊身上学到了很多东西。只要他充分重视，他都能把官司打得很漂亮。他可以不带任何笔记就上法庭，他的记忆力惊人，很多事情都能脱口而出。如果准备充分，那他在法庭上总能表现得智慧过人，无懈可击。但是，他并不是认真准备每场官司。他的天资聪颖，不准备似乎也能应付得来，但是，一旦出现问题，后果是不堪设想的。所以，每当一场官司开始之前，我都会问罗伊是否已做了充分准备，如果他说没有，我就会请求法院延期开庭。
我没跟自己开玩笑，罗伊可不是纪律严明的童子军 。有一次，他跟我说，他要把成年时代2/3的时间都主要花在一到两个案子的诉讼上。我听得目瞪口呆，问他：“你不会说真的吧？”他看我一眼，笑着说：“你想什么呢！”我也不知道他说的是真是假。
不管你怎么看他，他其实是个原则性很强的人。我想，对他来说最重要的事情，除了忠诚，应该就是超强的原则性了吧。比方说，罗伊的朋友们都知道他是同性恋。如果你在社交场合遇见他，多半他都跟一些长相英俊的年轻男士在一起。但是罗伊从不谈论同性恋的话题，他只是不想别人拿有色眼镜看他。他觉得在那些非同性恋者的眼中，同性恋就是窝囊废的代名词。他懒得解释，所以就刻意回避这个话题。但是，如果有人当面攻击同性恋，罗伊会第一个站出来反击。
虽然有时候显得强硬，但是罗伊有很多朋友，而且我自信自己也是其中一员。头脑精明的他对朋友十分忠诚，因此绝对是个值得信赖的人。你大可放心让他在法庭上做你的坚强后盾，即使他私底下不同意你的观点，亦或是支持你对他来说没有多少好处，但他从不干两面三刀的事。
现在很多衣冠楚楚自诩诚实正直的人，实际上却一点也没有忠诚度可言。他们只想着什么对自己最有好处，却不想想在背后捅朋友一刀自己会得到什么报应。罗伊是绝对干不出这种事情来的，这也是我最欣赏他的地方。罗伊这种人就是，如果你病危在床，哪怕其他人都已经离开，他还会守护你直到你离开这个世界。
自从来到曼哈顿，我能够认识很多人，也更加了解纽约房地产，但是我始终未能发现价格合适的好地块。1973年，曼哈顿房产界的情况开始变糟。我早预料到有这么一天，任何事物都有周期，房产市场也是周期市场，不过，情况也不会糟得太离谱。出现这种情况是由以下几个原因造成的：第一，联邦政府要延期支付给开发商的建房补助，这些补助原来数额很大，主要拨给城市开发商。第二，银行利率上涨。由于银行利率多年保持平稳，很多人甚至都不记得银行利率还会波动这回事。第三，突然的通货膨胀无疑是雪上加霜，建筑成本猛涨，带动其他没有发生通胀地区的建材价格也跟着上涨。
然而，最大的问题来自纽约这座城市自身，巨额负债弄得人心惶惶，人们第一次开始感到城市要“破产”了。这种恐惧一传十，十传百，人们对城市发展的信心指数大跌，大家普遍为城市的未来感到担忧。
这种情况并不适合新的房地产开发。1973年1到9月，政府在纽约五大区一共批准建设了15000套单元房和单身公寓，但是到1974年同期，这个数字下降到了6000套。
我也开始担忧纽约的未来，但倒不至于为此彻夜难眠。说到底我还是个乐天派，而且从城市的危机中，我似乎看到了自己的机遇。我是在皇后区长大的人，我一直觉得在曼哈顿生活是最棒的，它是世界的中心——当然，这话可能有很强的主观色彩。无论城市现在遭遇了什么危机，我都坚信最后一定有转机。纽约始终都是独一无二的，不是吗？
我早就看中了一个地方，它是位于哈得孙河旁，起于第59号大街，止于72号大街的一片废弃的铁路站场。每次我沿着西区高速公路开车经过这里，都梦想有一天能在这里建楼盘。在沿河地区的100多亩未开发的土地上盖楼，这种巨大的商机是显而易见的。可主要问题是，怎样在城市经济危机的时候开始这项工程。
以低价买到好地段，谁都愿意做这种买卖。当时，西区的很多住宅区都被人们看做危险的去处，几乎每条街上都有福利旅店，公园里也到处是毒贩子。我还记得《纽约时报》上曾撰文大篇幅记载过公园西道（Central Park West）和哥伦布大道（Columbus Avenue）之间与84号大街交会的街区，说这是一个混乱不堪的地区。
说是这么说，但是用不了多久，这些地方都能有很好的改观。就拿那些脏乱差的大街来说吧，即使是西区84号大街，也有用赤褐色砂石建造的豪华公寓，距中央公园只有几步之遥。在条件同样不太乐观的大道上，特别是公园西道和河边大道（Riverside Drive），也有很多古老豪华的建筑，面积宽敞，窗外风景绝佳，人们只是需要时间去发现这些地段的价值所在。
1973年夏季的一天，我在报纸上读到一则新闻，提到宾夕法尼亚州中央铁路正在提交破产申请。报纸还说，宾州中央铁路的董事聘请了一家公司帮他们处理一些资产，公司的老板名叫维克多·庞万力。这些资产主要位于曼哈顿西区60号街区和30号街区。宾州中央铁路答应维克多，每做成一笔买卖，都给维克多一笔分红。
我从没听过维克多·庞万力，但是看了报纸之后我决定认识他。我打通了他经纪人的电话，说：“你好，我是唐纳德·特朗普，我想买60号街区的地块。”这种直截了当的方式是很有效的。
我猜他们可能是欣赏我的直率和热情吧。那时我还从未有过什么建筑成果，但是比起那些比我小有成就的人来说，我愿意做他们不屑做的生意。
我跟维克多见了面，交谈得很愉快。维克多很圆滑也很有魅力，他是意大利人，长得像个欧裔新教徒。我首先告诉他，60号街区的情况太差了，整个居民区跟现在的纽约城一样，乱得不可收拾，我看中这种地方，可能只是头脑发热的结果。我一直觉得，如果自己想买什么东西，一定要告诉卖方，他们的东西值不了多少钱，这对我是有好处的。
我还跟他说，买这么一大片没开发的地块，去政府办理各项申请手续也是很麻烦的。无论开发什么项目，社区管理委员会都要干涉，而且，往城市规划委员会和财政预算委员会跑的日子还长着呢。
接下来，也是最重要的一步，就是向维克多和他的团队推销我自己。我没有丰富的建设经验和成果，但是我可以让他们感受到我十足的干劲和饱满的热情。
维克多愿意相信别人，他打算看看我的表现，还建议我把西区34号大街的开发权也买下来。我想，可能我的自我评价有点言过其实，让他完全相信了。但是，我别无选择。我只有27岁，无论是父亲还是我，我们都没在曼哈顿开发过楼盘。尽管维克多很看好我，可是，如果不是我把自己的公司说的庞大又资历雄厚，他也不会这么信任我。我们的公司其实没有什么正式的名字，但是我告诉维克多，它叫“特朗普集团”（Trump Organization），可能“集团”这个词听起来很气派吧。很少有人知道，所谓的“特朗普集团”只不过是布鲁克林区Z大道上的几间小办公室而已。
我跟维克多提到我们在政界也有熟人，比如亚伯拉罕·必姆，他是1973年11月当选的纽约市长。必姆原来跟我父亲在一家民主党俱乐部，他们也互相认识。和其他开发商一样，我和父亲为他竞选市长捐了钱，也给其他竞选人捐了。在纽约，开发商给政治人士捐款是一条不成文的规定，我们捐给必姆的钱并不比其他开发商捐的多。而且我认为，也许是私下里跟他认识的原因，必姆总是有意避免在政策上对我们有什么照顾。
相反，他任职期间，我为了申请在西区34大街建一座会展中心，几乎花了四年时间。那是建会展中心的最好地方，我们也几乎得到了纽约所有有头有脸的商人的支持，可是直到必姆离职前的几个星期才站出来支持这个项目，而且，他从未给过我官方的许可证。终于，到1978年，新上任的纽约市长，爱德·科赫同意了我们的申请。没人想过我和爱德·科赫是不是私交很好，不过，说到这儿，这个问题的答案已经显而易见了。
跟维克多建立了良好的关系之后，我就能为他工作，而不只是他的一个买家。这对我来说十分有利，比如，我们制定了协议，使我在购买60号街区和30号街区的地块上享有特权，虽然我还要得到政府批准，也要得到负责宾州中央铁路破产案的法院许可——该有的手续都得办，但是我可以不用花自己一分钱，宾州中央铁路方面甚至提出为我出所有的开发资金。这简直不可思议，卖方居然为潜在的买方出提供开发基金。这件事情虽然今天听起来是笔吃大亏的买卖，不过，在当时那个奄奄一息的纽约，根本没人愿意开发地产，所以买方是在帮卖方的忙。
同时，维克多还帮我在媒体界建立了良好的信誉。美国知名经济杂志《巴朗》的记者问他，为什么选择了特朗普。他说：“这个项目存在很多未知的风险，像黑洞一样，一旦涉足，很难抽身。我们跟很多人交涉，但是他们没有闯劲，准备不周，缺乏想象力，不是我们期待的人选。特朗普就不同了，他身上有19世纪开发商所具备的优良品质，他是时代的英雄。”
当时，我一直通过媒体大肆宣传自己的建设计划，但是还没有将其付诸实施。纽约房产界一位大亨跟我的一个亲密朋友说：“特朗普就知道吹，怎么没见他盖楼的砖瓦和砂浆呢？”
朋友把这话转述给我的时候，我因自尊心受到极大伤害而感到愤怒，一年多没跟那个嘲笑我的人说话。现在回头想想，也许他说得没错，所有的一切都可能烟消云散。如果我在曼哈顿没有成功完成第一个开发项目，如果政府没有批准我建会展中心，没有同意我来建设君悦大酒店，我可能今天还在布鲁克林，做房屋出租生意。而恰恰是有了这一切，才有了我的现在。
1974年，7月29日，我们正式宣布，特朗普集团以6200万美元的价格买下宾州中央铁路沿河的两处地块，分别是59号大街到72号大街的地段和34号大街到39号大街的地段，不需要付押金。这则消息登上了《纽约时报》的头版。
我最初设想在新地段上建造面向中等收入者的单元房，房租跟现在比相当低：每月100~125美元，当时算是高价。我打算从政府的米歇尔·拉玛项目中争取资金支持。该项目是为了鼓励开发商建造面向中等收入者的住房而设立的，政府给这部分开发商提供长期低利息的贷款，而且还减免他们的税款。
1974年6月份，我宣布买下地块前的一个月，我、维克多和他团队的一些人约见了亚伯拉罕·必姆市长，试探他对我们开发计划的意见。他给了我们很多鼓励，但是计划公开后，他却从未表过态，直到所有相关机构，包括城市规划委员会、财政预算委员会和当地的社区管理委员会全都审核通过了之后，他才表明自己的立场。这就是政界人士，风往那边吹，他就往哪边倒。
我前脚刚宣布了自己的购买计划，后脚就有人出来跟我竞争，施泰力房产公司（Starrett Housing）就是其中之一。在布鲁克林的时候，我和这家公司合作了施泰力城市住房项目。他这次愿意出价1.5亿美元跟我竞争，具体数目还要依据集资情况和相关机构是否批准为准。我的出价跟他的相比，简直抬不起头。
在这个项目里，我是第一个表示有意愿并且有能力在法律允许范围内把它做好的人。有时候，为了做成一笔生意，你必须贬低自己的竞争对手。直觉告诉我，施泰力的出价不可靠，他们的公司根本就不会跟维克多方面达成协议，即使协议达成了，他们的楼盘也开发不好。任何人任何时候都能竞标，包括我，因为意外有随时发生的可能。但是，我已经投入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这让维克多和他团队的人相信，我是个严谨又尽职尽责的人。
最终，我说服了维克多，虽然我出价只有6200万美元，但是把项目交给我，绝对比在施泰力身上冒险值得的多。
比较有讽刺意味的是，我宣布计划并且成功击败对手之后，没到一年，纽约的经济情况就恶化了。
1975年1月，为公共住房发行债券的城市发展协会（Urban Development Corporation）拖欠了1亿多美元的债券基金。
1975年9月，市长必姆宣称，由于财政危机，政府决定暂停拨付支持新房建设的项目基金。
同年11月，国家政府也宣布，未来五年，为中低收入者建房的开发商，包括那些已经被批准的项目，也都得不到政府财政补贴。
那段时间，每早起床，你都能在早报头条读到关于经济危机的报道。每当看到这种新闻，我都忍不住为城市的未来感到担忧。当我确定自己得不到政府的建设补贴之后，我决定另辟蹊径。
我一直认为西区34号大街的地段是建会展中心的好地方。但是，众口难调，每个人的算盘打的都不一样。起初，政府花了三年时间考察研究了一个地块，它位于44号大街，毗邻哈得孙河。政府想在这里建会展中心，而且得到了很多地位显赫商人的支持。政府对外宣称，光是准备工作这一项，就已经花了1300万美元，但据知情人士透露，实际花费已经接近3000万。
政府宣布不给城市建设提供资金的数周后，市长必姆也宣称，44号大街建会展中心的计划暂时搁置。消息一传出，我立刻聘请了优秀的律师塞缪尔·林登鲍姆，他对城市分区规划的问题很在行，而且之前一直为44号大街会展中心项目服务。
另外，我还聘请了路易斯·桑夏，她是一位尽职尽责，很有政治背景的人。1974年，修·凯瑞竞选州长的时候，她是修的财政顾问，同时，她还是民主党派的财政主管。刚开始，路易斯几乎是无偿为我工作的，后来，她成了我公司的副总裁。
我积极组建精英团队，为的是推销自己的地块。于此同时，政府也有了新的选择，他们打算把会展中心的地址改在曼哈顿南部的炮台公园区（Battery Park City），与世贸中心相对。依我之见，原址和新址选的都不怎么样，倒不是因为我要跟他们竞争才这么说的。我打算跟政府公开叫板，可我只是无名之辈，要想得到公众的支持，必须先提高自己的知名度。
为此，我决定先召开新闻发布会，这也是我人生中第一次召开新闻发布会。路易斯和一位纽约市的公关大师霍华德·鲁宾斯坦一起，帮我请了几位有影响力的人物，包括美国参议院的议员曼夫瑞德·奥伦斯汀先生，和纽约政界很有影响力的劳工谈判专家西奥多尔·基尔。基尔在会上说了一句很经典的话：“在炮台公园建会展中心，无异于在墓地建夜总会。”为了表明立场，我们在发布会场打出了条幅“34号大街，‘见’造奇迹”。我在一大堆记者面前保证，我在34号大街建的会展中心将花费1.1亿美元，比政府原定在44号大街的工程节省至少1.5亿美元。
不出所料，很多人表示怀疑，各媒体也一片哗然，但是政治家们连眼睛都没眨一下。从那之后我发现，政治家是不会在乎花费的，反正花的不是他们的钱。
为了推销自己的地块，无论我到什么地方，总会先强调在34号大街建会展中心的重要性。多数人的观点是，纽约还处于危机之中，最好的办法就是，这件事提都不要提了。
在我看来，持这种观点的人目光都比较短浅。举例来说，很多公司看到销售业绩下滑，就开始减少广告开支。可是，正是因为人们都不买东西了，你才更要做广告。建会展中心也是这个道理，我敢说，它一定能重塑城市形象，并且推动城市经济重新步入正轨。
只要别人愿意听，我就会告诉他们：34号大街的地理位置十分优越，政府的两处选择糟糕至极。要想在之前选择的44号大街建会展中心，就得在哈得孙河上搭防水台，建到河上面，这样做成本高、问题多、耗时长。而且，44号大街的地块面积太小，根本没有扩展的空间，如果会展中心建在水上，还得经过日渐风化的西区高速公路才能到达。最后，我会使出“杀手锏”：要想在水上搞建筑，必须获得政府的水上建筑许可。为此，我专门做功课查询了什么是水上建筑许可证。它是政府批准开发商在特定水域搞建设的许可证明，要想得到它，得先通过国会立法。
建在炮台公园，比44号大街更不靠谱。那里地处城市最南端，交通、住宿、娱乐都很不方便。我还给大家分发了我们制作的调查报告，报告显示如果在炮台公园建会展中心，就得重修西区高速公路，让它通向这里。另外，还得会展中心附近新建至少2000间宾馆房。
抨击倒是其次，大部分时间，我都在跟别人赞美自己在34号大街的地块。它位于高速公路右边，或者说，在高速公路东侧，交通便捷。比起政府的两处选址，这里离地铁和公交车站都比较近。我的会展中心一定比政府建的省钱，而且不用让原来住在附近的租客搬迁。
因为这片区域面积广阔，很多地方都能留作日后开发。有一次，议员罗伯特·瓦格纳让他毕业班的学生到我的地块上做项目评优，我想办法得到了他们评优报告，将之命名为“瓦格纳报告”。这个报告可是独一无二的。
没用多久，我的准备工作已经做得差不多了，唯一的缺憾就是有几位大人物不支持我的计划。首当其冲的是市长亚伯拉罕·必姆。亚伯放弃了在44号大街的建设计划，就把目光瞄准在炮台公园上，无论我怎样跟他分析我的地块优势，他总是不为所动。另外一位主要反对者是副市长约翰·祖克缇。他见我逐渐开始占优势，便到处诋毁我在34号大街的地块。我认为，他这么做的主要原因，是他不愿意承认自己这几年在44号大街花费的巨额资金和精力都毫无意义。我毫不示弱，把这个原因告诉了公众，还说了他自私自利、心胸狭隘等一系列缺点。他听了十分恼火。我们的口水战引来很多媒体的关注，这对我没什么坏处，因为我可以借机宣传自己地块的诸多优势。
我们逐渐说服了所有人。由于我们的坚持不懈，那些反对派的声音也越来越弱。1977年，必姆又成立了另一个委员会，打算对会展中心重新选址，经过考察，他们也认为我的地块是最优的。在这种情况下，必姆终于给我们投了赞成票——不过已经没有效力，因为他那年的年底就要离职。
1978年1月，爱德·科赫接任市长一职，他打算亲自考察我的地块是否符合要求。我以为一切又得重新开始，不过，事情进展很快，我们的地块也再次脱颖而出。终于，1978年4月份，市政府和州政府宣布，他们打算购买我在34号大街的地块，在那里建会展中心。我终于胜利了，虽然这种胜利的形式意义大于物质意义。为此事奔波的这几年，我的付出远大于应得的回报，何况，这种付出也不能仅从物质的角度去衡量。
政府决定花1200万美元从宾州中央铁路买下这里。由于我跟宾州中央铁路已经谈妥，政府答应赔偿我83.3万美元。不过，我跟政府商量说，如果他们同意会展中心以我的姓氏命名，我可以放弃这笔赔偿。很多人对此持异议，但是我没必要解释什么，因为，要是没有特朗普家族，纽约恐怕到今天都没有一家会展中心。
更重要的是，如果政府让我建会展中心，他们就能省下一大笔钱，我也乐意这么做。但是，爱德·科赫却认为，我刚刚把这个地块卖出，不宜又成为它的承包商，这理由真让我觉得匪夷所思。最后，我跟政府保证，整个承包工程花费不会超过2亿元，超出部分我自己负责。这个条件其实对我很不利，很少有承包商干这种傻事。
州市两级政府决定，他们派人负责监督工程，拜他们所赐，这应该是建筑史上最严重超时超支的工程了。政府委派城市发展委员会的主席理查德·卡亨监督我们的项目。理查德人很好，但是像罗伯特·摩西一样，有点权力狂。而且，我并不清楚他的建设经验和能力。
卡亨接管后，第一件事是聘用贝聿铭做建筑师。贝聿铭名声很大，但在我看来，他处理问题总爱用特别大的手笔，而且毫不节制。贝聿铭首先为会场设计空间框架，但他的方案是所有职业工程师们公认的难题，而且建筑费用肯定会超支。特别是用于会展中心的话，这种方案更难操作。
一开始我就跟卡亨和他的团队建议，我们得同时建会展中心的停车场。他们却说，建停车场得先取得政府的环境影响评价书。我的意见是：“拖得时间越长越难获批。如果一直拖到最后，就得另立文件申请，最起码现在可以先进行准备工作。”但是，他们并不理会我的建议。所以，到最后停车场也没建起来，而且短时期内也没有兴建的可能。
会场入口处的位置，他们的选择也很草率。如果入口处在会场西面，与哈得孙河相对，顺便还能欣赏宜人的风景。可是，他们却将入口放在会场东面，面朝车水马龙的11号大道。
这些问题让我忍无可忍。1983年，工程延期和超支问题越来越严重，我提笔写信给新的城市发展委员会主席威廉姆·斯特恩，第二次申请工程的承包权，这次我不要任何的资金补助，只要让我拥有工程的监督管理权，我还保证一定能在预算内高效完成工作。
我的申请再次被拒绝，会展中心的工程从失败变为惨败。去年，在延期四年、超支2.5亿美元的情况下，这项工程终于竣工。加上这几年的储囤成本费，工程耗资不下10亿，财政赤字创下了7亿元。
这项工程简直就是耻辱，更糟的是，很多人对此根本毫无感觉。1986年，虽然受邀参加会展中心的开幕仪式，但是我拒绝了。政府原本可以在优势地块上建出完美工程，可是因为计划失败，预算不周，这一切都给毁了。即使今天会展中心取得了成功，那些被挥霍掉的金钱永远也弥补不回来了。
说来有趣，虽然34号大街的建设大费周折，不过我从没拿它跟60号大街的建筑项目做过对比。说到底，还是60号大街的项目困难更大啊：社区管理委员会的反对声音大，分区又复杂，银行也不愿在城市的经济风雨飘摇的时候贷款给开发商。
1979年，虽然百般不情愿，我还是放弃了自己在60号大街的建设计划，转而投向更有前景的生意。
接下来的第一笔，便是与维克多·庞万力和宾州中铁公司洽谈，购买康莫得酒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