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以前，甚至可以说在1949年以前，中国问题研究专家习惯于置身中国，就像置身欧洲一样。《纽约时报》以及其他报刊、电台总会连续不断地将最新的消息带给我们。此外还经常有美国旅客从中国回来。
在1949年后，特别是1950年晚期朝鲜战争爆发后，中国成为敌对区域，因此我们与中国的联系被迫中断。中国官方的声明像给我们吃一餐经过加工的爆米花。25年来，身处遥远的美国进行中国问题的研究，我们只留下了两个印象：其一是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的记忆，其二则是从其他人眼里看到的有关中国现状的一些表面信息。蒂尔曼·德丁（Tillman Durdin）所撰写的《纽约时报》式的生动报道被走马观花的旅行报告和导游者去养猪场路上的解说所代替。能够前往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行采访的老资格人物少之又少，埃德加·斯诺获准重访中国，是其中一位。1960年，埃德加·斯诺给了我们一本有关中国调整政策报道的书［《大河彼岸：今日的红色中国》（The Other Side of the River: Red China Today）］。但是其大部分内容是对新阶段新人物的介绍，让人觉得晦涩而不容易理解。
对于我和威尔玛来说，1972年重返北京如同毕业40年的同窗聚会。因为我们在了解和欣赏新一代人的面貌的同时，还试图寻找旧日的梦，访问旧日遗址和常去之处。而我们这次之所以能够来到中国，应归功于尼克松总统的惊人而明智之举——实然改变了对华态度。
理查德·尼克松是以反对共产主义开始他的政治生涯的，他支持美国对华冷战，支持与台湾结盟。然而1960年后，他开始了解中苏关系破裂的真相，于是1968年当选总统时，他希望恢复中美邦交来作为影响莫斯科的强权政治行动。
一旦决心恢复与中国的关系后，尼克松和基辛格开始精心安排并发出了一系列信号，其中主要包括改变冷战的术语表达并修改相关旨在遏制中国的条例规程。1967年或是1968年的某一天，我在从纽约到波士顿的东行列车上很偶然地遇到了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当时我们就如何恢复中美邦交的问题进行了讨论。我提到了历史上的朝贡体制，按照这种体制，外国统治者可以以皇朝天子尊贵宾客的身份悠然自得地出现在北京城。（我还记得在北京曾打算与一位地位较高的教授进行联络，当时福开森教授斩钉截铁地向我表示：“你必须亲自去拜访他！”这种规矩是十分严格的。）我绕着弯儿说，毛泽东能够会见任何国家元首，尽管他本人极少出国访问，而美国总统却能毫不费力地前往世界各地。我将自己所写的一篇文章送给了亨利，这篇文章曾于1966年12月发表于《邂逅》（Encounter），题为“中国的世界秩序：中国外交传统”（The Chinese World Order: the Tradition of Chinese Foreign Relations）。1968年1月我们的专题论文集《中国的世界秩序》（The Chinese World Order）出版后，我也送给他一本。之后在我们的一次交流中，基辛格又回想起了先前的谈话，他含蓄地表示那次谈话改变了历史。对于他本人能够独当一面的外交能力我由衷地钦佩，当然这种提法是极其明显的。
1971年7月基辛格秘密拜访周恩来，以及尼克松将于1972年5月前访问北京的惊人公告，使整个中国问题重现生机。终于，我们的对华政策出现了大的转变。富布莱特参议员特意召开了一次秘密的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的听证会来庆祝这一自由党观点的胜利，约翰·戴维斯、谢伟思和我列席作证。我很荣幸能够与两位老友一同参加此次听证会，如果要说有什么区别的话，他们的学术生涯由于发表有关中国的报道而横遭打击，而我的学术地位却因此提高了。我们具有相同的职业身份，命运竟有着如此大的差异！在麦卡锡主义时代，作为外交官员的他们成为被攻击的对象，作为教授的我则仅仅是受到谴责而已，而诸如白修德这样的记者，相对而言，始终没有受到任何攻击。
如今，台湾未来的安全保障成为中国问题讨论的核心部分。在《纽约时报》1971年8月12日的文艺教育版，我曾发表题为“台北能够与北京和平共处”的文章，论证“在北京主权下实行台北自治”的历史可能性。
我表示：“如果美国停止支持任何一方的话，中国的内战终将逐渐平息。台湾不是一定要成为北京的势不两立的对手，也不是一定要受到大陆的统治……我们应该保持我们对台湾防御支持的承诺，但是其他方面不要试图揭开其神秘的面纱。”（稍后，这篇题目不变而内容有所扩充、结尾修改过的文章于1972年2月19日发表在《纽约时报》的文艺教育版上，比2月28日周恩来与尼克松联合发布的上海公报早了几天。）
在1971年5月13日的《新共和》（The New Republic）杂志发表的政论中，我对于任何“台湾独立运动”的力量表示疑虑，并对以公民民主投票的办法裁定民族自决在中国政治思想上的合法性表示怀疑。让无知的大众举手表决这种公议办法，永远比不上由学者为统治者出谋献策那样有效。
1972年2月21日尼克松总统到达北京时，来自北京的现场直播让我们见证了这一历史时刻，然而并没有历史学家在现场亲自领悟这一事件所具有的历史性转折的重大意义。从电视画面中看到，一排排戴着皮军帽的中国仪仗队矗立在凛冽的寒风中，他们正在飞机跑道上等候着美国宾客的到来，阵势是多么庄严整齐，气势不凡。随后，“空军一号”庞大的机身滑到了画面上端，与炮舰相比更加地有气派。机舱门打开了，“美利坚帝国”的统治者孤单的身影投到了舷梯上，略带迟疑，大概是在想会不会有“第七次危机”（Seventh Crisis）正在下面等着他。不过事实上，前来迎接他的周恩来春风满面，两人紧紧地握手，而1954年在日内瓦，杜勒斯先生却曾拒绝与周恩来握手。
随后，镜头又回到了中国一方——接受来访者检阅的仪仗队。这样的检阅既是一件小事，也是一件大事。随着摄像机镜头的转换，尼克松单独一人走过长长的仪仗队。他略微向后看了一眼，周恩来在其右侧后方紧紧相随，示意继续向前。在过去数千年间，数百位外国的统治者就是这样步履艰难地走过数英里全副武装的中国仪仗队，在众目睽睽之下去拜见中国的皇帝。而2月21日片刻的阅兵式就好比美利坚总统的纳贡之路，以示对中国“宫廷”的尊重。
1972年2月上海公报的发布标志着尼克松访问北京的结束，之后我们收到了周恩来发来的访华邀请。但邀请并非直截了当地表达出来。当总理与《纽约时报》的斯科特·赖斯顿（Scotty Reston）谈话时，在提到一些老朋友时也提到了我们，还说，我们应该来中国看看。斯科特·赖斯顿曾前往首都医院（先前的北京协和医学院）进行阑尾切除手术，为中美友谊关系作出了一定的修补。同样，中国外交部副部长乔冠华和其他人也表示了类似的想法。经过4次邀请后，我也试图作一些间接的回复。我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联合国的新任大使黄华联系，请他探问，如果我和威尔玛先到达香港，是否能够进入中国。大约过了一周，在埃德加·斯诺的追思会上，黄华对我说：“你的来访将会受到欢迎，具体可以和九龙的中国旅行社进行联系。”如同旧时广州的中国贸易讲究互相信任一样，只有口头协定，无须书面文件的证明。
在我看来，这种非正式的协议也表明了中国对美国的开放尚处于暂时性的试验阶段。另一方面，周恩来不得不提防“四人帮”，这些人在一定程度上控制了毛泽东。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策的巨大转变最终导致“四人帮”势力的毁灭。发展与美国之间的关系将会促进实现现代化的新政策，同时，这一新政策也是周恩来在1975年，作为其政治生涯中最后的贡献宣布的。尽管如此，截至1972年，“文化大革命”的阶级斗争标语仍然盛行。
在这种非正式沟通行动的基础上，我们于5月13日乘飞机前往檀香山。之前前往中国的游客使得我们对那里已经有了一种陈腐的印象，而此次我特意以通函的形式提前寄送了一份我们的旅程概要。那时候，我的秘书是一位富有经验、热衷骑马的年轻女士，经过逻辑推理，她认为我不可能在中国短短几日就完成三个月做的事，于是为了万无一失，她在我的概要之前加入“秘书注：费正清正在尝试撰写虚构故事或小说！”（等到我返回美国时，她已经重新回到马群中，我确信那些马会为此而感到高兴，如同我对它们的兴趣一样。）
经过边境来到深圳，首先让我们印象深刻的是人们努力工作的景象（事实上，其吃苦耐劳程度令人难以置信），他们正在毛泽东主席的带领下建设新中国，他们几乎与外面的世界隔绝。我们的向导王丽小姐在广州见到我们的第一句话实际上就是：“我们很少关心外面的世界。”（汉语原话为：“我们不管你们洋鬼子。”）没有人询问我们有关美国的情况，除了一位机场公社革命委员会头发斑白的书记试图向这个主题靠拢，但是在他说完“中国人民是伟大的人民，阿尔巴尼亚人民也是伟大的人民”之后，就被王丽小姐制止住了。
另一件让我们感受尤为深刻的事情是中国人的诚实。我们在广东旅馆的服务员李旺同志气喘吁吁地赶到机场，追上我们，用洋泾浜英语说：“先生，你们落下了一张纸条，请您收好。”王丽小姐快速浏览了这张打印的纸条，把我们拉到一边，而一位曾来过我们浴室的低调的保安人员正和她讨论着什么。她说：“我们认为你们欠中国人民一个解释，你知道毛主席不会接受美国人的援助，至于共产党，他完全能够自行处理。我们绝不允许外来的干涉！”我看了下那张纸条，上面写着：“如今是所有好人来援助中国共产党的时候了。”第二天，我们乘飞机离开了。
毋庸置疑，此次前往中国的最关键部分莫过于与周恩来总理11个小时的会谈，会议在人民大会堂的一个小厅里举行。与之前在巴黎留学时相比，如今周恩来看上去苍老了许多……（未完待续，费正清）
从檀香山到达香港之后，我们在那里待了几天。这里被克里斯·兰德（Chris Rand）称为“中间岛”，作为最后一个通商口岸，它是展现在外国商业的支持下，中国如何实现现代化的一个样板。
戴维·奥斯本（David Osborn）曾是哈佛大学的一名优秀的学生，如今他担任美国驻香港的总领事，在他的邀请下我们来到了他的官邸。
这是位于山峰顶端一个类似詹姆斯·邦德式的地方。从阳台一侧俯瞰，能看到海港到处都是闪烁的灯光，两边则是林立高耸的建筑物。如果你走过这邦德停机坪般大小的门廊，向岛屿后方望去，便可以看到浅水湾和太平洋方向薄雾环绕的岛屿。通向房屋的私家车道设有专门的交通信号灯，这样客人就不会在半路上会车。整个山峰盘绕着这样的汽车道，它们从以前没有的新修建的急转弯公路处开始延伸出来。这里的玻璃外墙的房子俯视着犹如伫立在云层之中的高层公寓。拿一块岩石将意大利面条散在上面，你就会看到香港公路系统的模式。这座城市的整个前滩如今布满了高速公路。汽车也已经完全占领了这个地方。
九龙港的对岸就是大学服务中心，在这里我们见到了一些研究者，他们大多数是美国人，正使用联合研究所（Union Research Institute）中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相关情况的一些新闻资料。
色调单一的餐厅一下子挤入了四五十人，顿时让我感到仿佛置身于美国。我们主要讨论美国的学院设置问题，包括研究委员会、基金设立以及学术与政治相关的一般性问题。这些在场的人员中，有几位曾访问过中国。
当我们来到中国旅行社时，那里的负责人说道：“我们一直在等您呢。”随后递给我们前往广州的火车票。此时，我们发现我们在坎布里奇的同事、哈佛法学院的杰里·科恩与琼·科恩也随一个相关的专家团前往中国。
他们已在就有关如何将法律和艺术融入科学领域的研究与他们的代表团进行争论。代表团的生活有船只触礁失事般的许多特征，它引发了基本利益冲突。幸运的是，我和威尔玛可争斗的只有我们两人。
我们在香港所做的最后一件事是拜访新组建的香港中文大学的副校长李卓敏。他是我在战时重庆时的桥牌搭档，后来成为伯克利大学的经济学家，在我看来，他是一位极其冷静的时事观察家。但如今他在这里正创建一个宏伟的新的学术机构，利用其广东人特有的活络筹集资金，以赢取整个社会的支持。他——
计划在一个俯瞰崇基书院的山丘上建立两座大学综合楼（联合书院和新亚书院），将大学总部、图书馆以及研究中心置于校园中心。他将三个完全不同的书院组建在一起，在宏伟的楼群中建立起一所真正的大学。从山丘最高处的副校长的住所可以俯瞰大学的全部景色。我在牛津大学的同班同学哈罗德·李担任香港中文大学董事会主席，此外他经营着香港文华酒店以及其他房地产开发项目。显然人的年纪越来越长，世界也越来越小了。从前的学生现在成为总领事，过去的同班同学如今成为商业巨头，旧时的好友如今也成了高等院校的副校长。至于李卓敏的具有行政管理才能的女儿，曾于1943年担任我在重庆的图书管理员，如此等等。
尽管如此，恢复与香港的一些老友的联系对于我们即将前往中国内地并没有任何的启示和帮助。
整个冒险过程有些许的特殊，主要建立在私人的基础上。一对年老的夫妇来到了边境，他们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情感和某种显赫的声望。接下来会有什么事情降临在他们头上呢？你会在下一章找到答案。
穿过边境后，我立刻有两个印象：其一，这里的生活节奏更加的平静。如果革命意味着狂热的活动，那么那只会发生在香港而非广州。其二，以往广东省光秃秃的山丘如今因植树造林活动，而取得令人震惊的成就。整个山坡上都是发芽的小树苗。这里曾开展过大规模的这种植树造林运动。
在广州火车站，我们见到了前来迎接我们的中国人民外交学会的代表，他安排我们在广东省宾馆住下。这里如同一座小花园，长着参天大树，风格迥异的建筑坐落其中。这里曾是统治广州的巡抚的居住地，1858年后成为与清朝官员打交道的英国总领事馆，1938年后日军将领把英国人赶走，将其据为己有，如今却成为美国客人的栖身之地。
随后我们参观了英国人修建的沙面岛，1934年我们也曾来此，在海关税务司李度家暂住。从前的绿草坪早已不见踪影，取而代之的是满地的经济实用的圆白菜，每幢楼里都挤满了人。站在珠江堤岸的一边，我们可以看到横跨广阔江面的新建的人民大桥。“1841年奉林则徐之命铸造的两门大炮于1963年被挖掘出来，如今这两门大炮朝向炮舰曾停泊的水面，林则徐若看到应该会备感欣慰吧。”
第二天，我们飞往北京，在机场受到一群人的欢迎，随后被安排在北京饭店的旧中心区入住。20世纪30年代，被视为帝国主义者的我们就常常在北京饭店的顶楼举办舞会。
与如今的中国旅游业不同，你先付钱，然后再按点去等旅游车，1972年我们无须支付任何费用，却能享受到贵宾的待遇。陪同我们夫妻的一共有4人，包括与我年龄相仿的前大使（柯伯年），一位后来前去联合国工作的年轻政务官员，一名负责预先打电话联系的后勤管理人员和一位刚从英国伦敦接受两年培训后回国的翻译。我们一行6人每到一个地方，都会设法找到当地的联络员和负责人，以使我们能被前呼后拥地前往预先安排好的“挣面子”的景点参观。很快我们意识到，提供给我们的接待方式和之前来自印度尼西亚、坦噶尼喀、阿尔巴尼亚等其他国家的访客是一样的，他们规定了每天参观的人数和车辆往返的时间。共产主义中国的这套公共关系礼仪早在美国人重来之前已经温习了20年。
为了避开所有的纺织厂和传统企业，在陪同人员安排的第一次欢迎仪式上，我们就要求参观30年代就参观过的华北农村地区。由于没有能力与先后时期或中外的情况作对比，参观这些工厂仅仅会让我们瞪着大眼珠不知所云。我们的提议被接受了，而且显然我们也不属于工业方面的访问人员。
我们此次参观的另一独特性是它使我们有着里普·范·温克尔（Rip van Winkle，美国作家欧文作品中的人物）一般的惊愕。在我们记忆中存留的北京仍然是40年前的印象，我们现在以怀旧的心情去找寻那些旧时的地标式建筑物，我们的向导却想要我们参观新修的地铁。北京的城墙除了两座城门外都已经被拆除了，这让威尔玛备感伤心。城市早已失去了它原本的面貌，尽管故宫（明清时代的紫禁城）修整得比以往看上去更加宏伟壮观。而“文化大革命”时期，巍峨坚实的外城结构以及11座双塔楼城门中的9座都已被拆毁。我不禁想到，这种悲剧之所以会发生，原因要么是形势失去控制，要么就是主管历史文物者过于无知，也可能两者兼有。此外，我们还发现大明朝的墙砖竟被拆下来用在了城外新建的建筑物上。珍贵而美丽的历史建筑遗迹已经被拆得不成样子。
最让人伤心的一个鲜明对照莫过于我们位于东城的旧居。以前我们的前院住着5个仆人，我们所在的院子则有一棵枝繁叶茂的紫藤，缠绕在通往前厅的过道上。如今，这两进院子合二为一，显得破旧不堪，成了一个住有30多户人家的大杂院，从前的花园早已被种植的一些蔬菜取代，几乎辨识不出是我们昔日的小院了。我从前的书房如今住着我们老房东的儿子和儿媳妇——金先生和金太太。院子里大部分的住户都是机关职员。北京的人口早已增长了几倍，这里的情况是人口增长的结果。
在我们从前居住的院子里，我们还看到了穿过这个区域的防空洞入口处的盖子，每家的防空洞都是由住户自己挖掘出来的。随后，我们来到前门外的商业区，在这里看到了令人惊讶的景象。当你掀开商店的部分地板，会看到通往下面的楼梯，沿着阶梯向里走大约20英尺便是一个防空洞网，装有电灯、厕所，整个构造如同一个急救站。当我们来到里面，里面竟然放着音乐，还在焚香。所有这些让我们恍然大悟，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会常常看到沿街堆放着砖瓦、沙石和U形水泥拱柱，这些拱柱是为了修筑防空洞砖墙顶部的拱顶。全体北京人民都在挖防空洞，以此作为防备苏联进攻的措施。或许这是一种鼓舞士气的手段，然而肯定无疑的是，这些防空洞并没有实际效用，其本身也相当危险。这些防空洞足以容纳两个人并肩而行，尽管它可以在失火时从烈焰中疏散人员，但也可能造成人员窒息而被活活埋葬于此。也许就是在毛泽东逝世前发生于1976年8月的唐山大地震（无疑是一个毁灭性的征兆），最终结束了挖掘防空洞的风潮。
其他的一些成就也同样是让人喜忧参半。例如，医疗保健早已普及到广大民众。我们见到了很多未经正规培训的“赤脚医生”在乡村地区行医。过去街上随处可见的诸如甲状腺肿大、褥疮以及皮疹等疾病如今都不再出现了。然而，公共卫生发展的同时，人口也急剧增长，革命的成果因此消耗殆尽。
威尔玛和我两人，一个是艺术家，另一个是历史学家，让我们的向导不易招架。我们对于自己感兴趣的事物知道得太多，然而不幸的是，有关毛泽东思想和伟大的思想革命运动的知识却少得可怜。我们与向导谈的都是一些表面的东西，食物、语言以及地形是我们交谈的基础。在旅行途中，我们的总务干事吴经理学会和我一起扔飞镖作为每天的体育锻炼。前大使时不时地跟我们提到前国家主席刘少奇的错误，颂扬毛泽东当前的路线。我们对此表示怀疑，问他道：“假如刘少奇如此邪恶，那他如何能身居高位呢？”然而每当这个时候，他就转变话题或是以午间休息为由不再继续讨论。
当我们开始与在北京的朋友联系时，我们发现自己在掌权者和知识分子两个世界中仍持观望态度。据我们现今所了解的情况，1972年，“文化大革命”对知识和专业人才的迫害远远没有结束。平均主义思想依然是把专业领导分子的重要性降至一定程度的托辞。我们的保护人是乔冠华，作为外交部副部长的他是周恩来栽培的一颗冉冉之星，尽管在党内还没有什么实权。几个月前，即1971年10月，乔冠华作为中国派驻联合国的第一任大使来到纽约。他从飞机上下来，咧着嘴露齿而笑，像是中国的吉米·卡特，面对蜂拥而来的媒体总是保持从未停止过的微笑，即使他的言辞再过激烈也是如此。当时，我邀请他前来哈佛大学，但他受命驻扎联合国，而非美国，因此不能擅自离开纽约。30年前我们在重庆时就已是朋友，如今在北京他作为东道主招待了我们，同时在第一天晚上北京大学校长周培源为我们举行的宴会上，他也前来拜访我们以示问候。
那次晚宴我们还见到了一位老朋友，社会学家费孝通。他刚刚从“干校”（“五七干校”）回来，在那里他学会了如何种植棉花。此外，他向我们展示了他结实的肌肉，那是他给站在墙上的泥瓦匠抛砖时练出来的。然而费孝通处于某种受压制的状态，被告知不准与我们用英语交谈。随后，当我们访问他所在的中央民族学院时，他也依然保持沉默，而由学校的负责人——一位毫无民族学背景知识的军宣队员自命不凡地给我们作了一番概述。此时，我们感受到我们所有的教授朋友都受到了严格的控制，他们被允许前来欢迎我们，但仅此而已。
以前的燕京大学校园被新的北京大学所接管，校园面积扩大了三倍。由民院进入北大新校园，映入眼帘的首先是一座大于原型的白色毛泽东雕像在向我们招手示意。周培源邀请我们来到校长室，40年前司徒雷登曾在这里主持校务。在这里我们还见到了二战期间在昆明西南联大和我们一起生活的一些教员，包括依旧讲授经济学的陈岱孙、中法关系史学家邵循正，以及一直从事英语教学工作的美国教授鲍勃·温德。这充分展现出他们依然在齐心协力发挥着各自作用的学术凝聚力。鲍勃·温德表示，见到那些前不久还在折磨他、现在似乎有些局促不安的学生，他已变得无动于衷。
张奚若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昆明自由主义人士中最坚定的个人主义拥护者，具有盎格鲁——撒克逊人的气质，然而令人奇怪的是，尽管他曾充当集权主义的官僚，有一个时期还掌管着高等教育，他却幸存了下来。如今他也前来看望我们，陪同他一起前来的还有他漂亮的妻子和一位随时为其测量血压的护士。（只要他能让护士陪同出席，估计他可能不会出什么问题。）我们很高兴能再次见面，张奚若滔滔不绝说了很多，但并没有说什么实质性的内容。对于他奇迹般高升而幸存下来的秘密，我们更是不得而知。几个月后，他因高血压病逝。
我们旧时的好友有很多已经告别人世了。我们最亲密的朋友、中国建筑学家梁思成和他的夫人林徽因已去世，林徽因于1956年逝世，而梁思成于1972年1月份刚刚去世，也就是我们来之前的几个月。林徽因曾参与设计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徽，并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受到毛泽东的称赞。而梁思成也像其他许多学者一样，曾得到周恩来总理的支持。
我在重庆时的朋友、文学编辑杨刚女士，曾在1945年至1947年前往拉德克里夫女子学院深造，后曾担任《人民日报》的副总编辑。我们一直没有联系。1957年，杨刚在一次交通意外中严重受伤，而这次意外导致的脑部受伤使她无法继续工作，最终她自杀了。
乔冠华的夫人龚澎担任周恩来的情报资料和联络人近30年的时间，后来于1970年死于脑中风。去世前几周时间，她一直处于昏迷状态，周恩来曾前去看望她，一边握着她的手一边和她说话，但是她再也没有醒来过，最终在做手术时去世了。她的丈夫乔冠华至今仍不忍说起此事。
乔冠华为我们举办了一场晚宴，他的老师、也是我们的好朋友、逻辑学家金岳霖和钱端升也都前来参加宴会。他们穿着崭新的制服，由专车接到现场。这两人都曾处于被隔离的状态，钱端升1957年就被打成“右派分子”，从此便与公众生活隔绝了。事实上，他被安排坐在桌角处，尽可能地远离主人，我几乎料想宴会给他的只是几根狗骨头罢了。宴会期间，乔冠华以所有人都能听到的声音建议钱端升和金岳霖能到我们下榻的旅馆看望我们，这显然是在授权公安人员对此事进行安排。随后，他们一同来到我们住的房间，我们都为再次重聚感到兴奋激动，只是他们对于各自的经历只字未提。我简单地提到因与钱端升联系而同麦卡锡主义者争吵的经历，但他并没有说起被指控写信给我时的那段相似的遭遇。他唯独加重语气说了一句话，从现在起中国将会追随马克思主义思想5000年。这无疑在巧妙地向我传达这样的消息——才不呢！
邵循正教授是蒋廷黻早期的一名学生，在蒋廷黻的引导下走上中法关系研究之路。在我们晚宴后告别的时候，邵循正突然低声对我说：“继续写下去！”这句平淡无奇的话以其隐含的求助更让人痛心。几年后邵循正也去世了。
外交部副部长乔冠华还特意邀请我出席外交部新成立的人民外交学会（People\'s Institute for Foreign Affairs）举行的讨论会，只有我们两人参加，这里曾是中国社会政治学协会的旧址。1933年，在蒋廷黻的主持下，我在这里作了以“19世纪50年代的鸦片贸易”为题的首次学术演讲。近40年过去了，如今我又坐在了套着白色套子的普通软坐垫椅上，陪我一起前来的翻译、速记员和威尔玛我们四人都在作笔记——俨然是一个真正的酋长秘密会议。
在这次会谈中，乔冠华针对我之前提到的“台湾自治”的建议，表示少数民族诸如西藏所实施的“自治区”模式并不适合台湾的未来发展。但我并不认同他有关主要政策的话语，我所说的“台湾自治”是指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主权的前提下，台湾作为中国一个省份的公认组织结构实行当地自我管理。（这个构思与1979年制定的政策内容颇为相似。）在此次官方会议中，双向翻译使得讨论节奏放缓，在我看来也没谈到太多的内容。不过，我们都认为接受美国教育并且回国的中国学者不适合领导人民进行必要的改革。
在北京饭店的一间大会议厅，我给外交部大概50到90名外交人员作了3场讲座。第一场是关于美国的中国问题研究情况，我早已印制好了图表作为讲授提纲。为了理解这种图表，首先要先分清公有和私有的关系。例如，像专业性质的美国经济学会以及研究委员会性质的社会科学研究委员会都属于私有机构；政府特别基金（联邦或州立）管理机构属于公立机构，但一般基金会都是私有机构。这样一个法律上的区别仅仅能从描述我们具有的如毕业同学会、捐赠基金以及政府合同等复杂的结构构成开始。不过，我仍尽力对这些进行系统化的阐述，并感到听众可以理解。
我的第一场讲座被拿去仔细地研讨分析过，毫无疑问被视为暗含着文化帝国主义的思想（可能我本就有此打算）。不管怎样，我的第二次讲座谈的是中美两国外交政策各自的自我满足和扩张性的传统就不那么受欢迎了，所提的问题都是事先安排好的。第三次讲座也是同样的情况。尽管如此，在讲演中能够越过术语和经验的隔阂而自由讨论也是一件让人兴奋的事情。即使听众只能听懂我报告的一半也是一种成就。仅仅是自由主义的概念就能够将我们带到不同的认识轨道上。“在交谈中，我设法表述出什么是有限公司，而一个公立医院又如何能够成为私有机构。”
我们想在北京见到的人员名单里并没有包括重庆时期地位最高的左翼知识分子郭沫若。如今他担任中国科学院的院长一职，是这个机构中最高级别的学者兼作家。然而他早已成为一个政治风向标，按照意识形态的风向随时转移，不仅能够自我诋毁，甚至还肆意诋毁自己以前的作品。我的哈佛大学同事乔治·沃尔德（George Wald）随和平代表团前往北京，他于1972年2月24日在北京饭店写信给我，内云：“郭沫若说欢迎你带着学者代表团来中国，时间最好是在5月份或8月份。”但我并没有追求这种可能性。我对接受一个彻底的意识形态的立场，或者假装赞成这种立场的人，有一种天生的厌恶感。我有个人的立场，决不会跟着某一个政党的路线走。
按照毛泽东的新指示，“干校”的建立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5月30日，我们乘坐吉姆牌轿车来到北京北部的郊外，这里曾是一片光秃秃的平原，直接暴露在风沙中，周围被群山环绕着，长城就在它的北边。如今我们开车行驶在两旁栽着新树的公路上，很快看到了一片灌溉区和房屋，还有一排学员正举着“欢迎美国朋友”的标语站在一旁迎接我们。这里就是北京西城区的“五七干校”。在这里，教师需要劳动6个月，行政管理人员劳动3个月，主要进行全面的农活培训，包括学习积贮猪粪肥的重要性。我们看到学员们正在田里干活，午饭后他们还会召开自我批评的小组学习讨论会。我们被告知，第一个月这里的每个学员都要与农民家庭一起生活。原本是为我们准备的午餐十分丰盛，三位很壮实的学校负责人借此机会美美地饱餐了一顿。傍晚时分，我们来到简陋的礼堂观看了歌舞团的即兴表演。他们穿着鲜艳的演出服，一共表演了8场配乐小戏，包括大丰收、如何治愈病猪等。豪爽的笑声，将双眼瞪大到极限（极具挑战性），以及挥舞着拳头表决心，一切遵循新兴样板戏的表演模式。
如果你在20世纪30年代试图找到打破穿着长袍马褂的官僚与衣着寒碜的农民之间阶级壁垒的方法的话，你可能不会想到比现在这种更加有效的方式了。如同美国海军陆战队的新兵训练营进行的军事纪律训练，“干校”的目的在于公开揭露并减少阶级的差距。这也是毛泽东所倡导的平均主义社会革命的一个体现。但对于我们这些外国观察者来说，我们依然享受着过去的特权阶级待遇，包括豪华轿车和欢迎宴会，这不禁让我们产生了怀有巨大心理矛盾的感觉。
我们一行6人从北京乘坐火车和汽车来到华北农村地区。毫无疑问，这里发生了巨大的改变：小型的家庭自有耕地合并为生产队集体耕种的大型农场，每个生产队的面积为半个村庄大小。新修的公路两旁种植着绿树，路上行进着卡车、拖拉机以及由骡子或人拉的橡胶轮胎大车。8条输电或是通讯的线路与铁路平行向前延伸，电动抽水机正在抽水，用以灌溉耕地和开垦沙地。此外还有一些新建成的工厂的烟囱耸立在乡村田野里，这些小规模的工业逐渐走进了农村并抑制了城市的增长。
然而，在这种欣欣向荣的景象背后潜藏着一个令人烦恼的问题：中国人民的生产力和其他国家相比如何呢？沿着干旱贫瘠的太行山脉一直到达位于林县的著名的红旗渠，我们乘坐天津制造的旅游车穿过了一段又一段由人工采石垒成的墙垣。河南平原的耕种方式采用同季双重轮作以及交叉种植，主要作物包括棉花和大白菜、玉米和豆类，这样一来，大量的种植和收割工作都需要依靠人力来完成。位于山西受到侵蚀的峡谷处有一条10英尺高的石砌的水渠，一直通向峡谷的底部，每年都可以排放几次过量的雨水，避免高处的农作物受到雨水的侵蚀。所有的一切都是依靠人力完成的，不得不说是一种英雄式的壮举。然而，尽管人们付出了艰辛的劳动，但中国离进入20世纪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在前往山西省的典范大寨大队参观的路上，我们在四个省份看到上百个高墙上都写着“农业学大寨”的标语。在我们之前已经有很多人来过了，据说每天有成百上千的中国人——他们都是来自全国各地的代表团——乘着大型汽车前来此地参观学习。临时工棚式的房屋和英雄传奇式的生产故事都在试图向我们传递这样的信息——自己动手，为集体而劳动。大寨成为人们竞相模仿的中国模式，这里由一群传奇式的人物组成，但是其中没有多少人你能够得到同他谈话的机会。大寨作为鼓舞斗志的圣地供人们前来参观学习，然而如今这一切都因其伪造的生产数字和自给自足的吹嘘被揭露而变得声名狼藉了。
在飞往延安的途中，让我印象最为深刻的莫过于西安以北那深受侵蚀的黄土高原上难以逾越的地势。即使是吉普车经过也不得不减缓速度，像驴行般驶过纵横交错的峡谷。至于坦克和卡车就更困难了。正是在这种天然屏障的保护之下，延安才成为人们眼中的另一圣地，其中心是毛泽东居住过的窑洞。而这里带给我的依然是一种矛盾而复杂的感受。经过重新修饰的伟大的革命摇篮给我展示的仅仅是毛泽东的博物馆和陈列品，以及其安保负责人（康生）和其他极少数人物的一些陈列。至于后来遭到压制的刘少奇、林彪等人都不在陈列的范围之中。讲解员都是来自北京的18岁的聪明的年轻姑娘们，扎着麻花辫，面带微笑向我们作介绍，但是她们似乎仅仅知道她们所背诵的人物和事件内容。当我对1945年夏天在中央委员会会议上提到的联合政府路线提出质疑时，她们一个个哑口无言。中国共产党似乎依然用过去的历史来为今天的政治服务，根据政治需要随时作出改变。
周恩来的声望近来有所下降，因为他不管怎样在毛泽东实行专制独裁的最后十年即“文化大革命”期间出任总理。但是我们也不能把被过分夸大的毛泽东从近代中国中除去，而保留中国革命。周恩来也是如此。他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治局服务48年之久。从1935年周恩来接受了毛泽东的领导后，他就将自己的一生贡献给党的事业。他是一名典型的国家总理，总能收拾残局。而毛泽东则是神龙，在暴风雨中忽隐忽现。此外，周恩来还一直负责外交事务，一直关注着中美关系。
与周恩来共进晚餐一事准备过程长达48个小时。我们突然改变计划直接从延安飞回北京。杰瑞·科恩和琼·科恩，《纽约时报》的哈里森·索尔兹伯里夫妇（Harrison Salisburys），《圣路易斯快讯报》（St.Louis Post-Dispatch）的记者迪克·杜德曼夫妇（Dick Dudmans）以及其他人都突然中止了他们的旅行计划，重新回到北京饭店。我们被告知很快要举行重大的活动，不要让人找不到。下午4点45分，一个电话通知我们：请回到酒店房间。刚到酒店入口处电话又打来了：请待在你们的房间。大约6点时我们被告知：我们即将要见到周恩来总理。
我们来到人民大会堂的南面阶梯上，看到我们的同事早已两人一排排成纵队，我们被安排在队伍的领头位置，按年龄资历排定先后，在静立两旁的服务员的示意下，走上了台阶。我感觉这就像是古老蛮夷纳贡使臣朝觐时的仪式，接下来该是叩头了。
但是一行人刚走过一个大柱子，我们便看到了身穿浅灰色套装的周恩来总理瘦削的身影，他一边伸手问候，一边说：“你好，请进。”他的身后站着出生于纽约的翻译唐闻生，唐闻生用英语几乎同时说道：“Hello, Please come in.”我们先一起照了合影，随后来到会客室坐在会议圆桌前，之后在能容纳20人用餐的安徽厅参加晚宴，10点钟（4小时后）会见结束，我们又拍了一些照片，便相互道别了。整个会议过程中，哈里森·索尔兹伯里一直在他的膝盖上记着笔记，而这些内容也收录进他的一本著作《北京及更远处》（To Peking and Beyond，1973年出版）。
当我坐在周恩来身边时，他用汉语问道：“你认识龚澎？”我回答说：“认识。”除此之外我还能说什么呢？通过近距离观察，我发现周恩来有一双威严的光芒四射的眼睛，在其和蔼友善的外表下掩藏的是久经磨炼的犹如钢铁一般的意志。
来自哈佛大学法学院的杰瑞·科恩坐在周恩来的另一边，他是我所知道的在中国问题研究领域唯一一位比我还要持之以恒的倡导者。于是我们两人就开始反复谈论哈佛大学如何按照各种计划接待中国学者，并且交换了各自的鲜明见解。直到周总理看了下他的手表，他将话题引到了他更想传达给记者的更为宏观的越南问题上来。周总理表示，1954年在有关越南问题的日内瓦会议上，杜勒斯欺骗了他。他至今仍感到遗憾。我们推测，这话是对亨利·基辛格说的，他将在两天后抵达北京。
那个星期的后几天，在与法国大使共进午餐时，我们接到亨利·基辛格的电话，要求我们前往国宾馆（钓鱼台，1979年我和副总统蒙代尔的随行人员住在那里）与其见面。幸运的是，午餐结束后我们没有受到过分殷勤的挽留就离开了法国大使馆。而在那段时间，基辛格成为世界外交新闻的主要焦点。
位于北京西部的国宾馆实际上是一座公园，这里有六七个可以容纳30人的招待所，各招待所之间被湖水隔开，通过小桥将彼此连接起来，确实是一个风景宜人而管理得当的好地方。
来到国宾馆后，亨利·基辛格首先带着我们环湖而游，随后带着我来到了一间会议室，我们在一张长椅上坐下。他问道：“你能想象到是周恩来让我来看你们的吗？”我苦思冥想。“可能因为我们参观过我们以前熟悉的农村地区，并对如今的改变印象深刻吧。”我举了几个例子。随后我们离开了，这样基辛格也有时间能够再次与周总理见面。
1972年6月29日是我和威尔玛的结婚40周年纪念日，于是我们要求延长两周访问的时间以便在北京举行庆祝活动。我们的向导给我们办理了延期手续，并在纪念日当天为我们举办了宴会，邀请了很多老朋友。我们怀着感激之情离开了北京。随后，我们及时返回香港，参加了总领事大卫·奥斯本7月4日为美国侨社举行的招待会。与此同时，我给《外交》（Foreign Affairs）杂志写了一篇文章，报道我此次来华的一些感受和印象。该文章于1972年10月发表，题为“新中国与美国的关系”（The New China and the American Connection）。文章不仅指出了中国取得的实际成就，还分析了华盛顿与北京过去的矛盾，并得出结论：总的说来中国人“在争论中占了上风”。
1972年的参观新中国之行远不是旅游观光那么简单，要理解中国40年的巨大变化，在智力上面临巨大挑战。这促使我们在评估不可见的形势时需要用心思考，同时也使我们处于这样一个特殊位置上，即人们希望从我这里获得比我实际知道的还要多的信息。这无论如何不是一种新的经历，但现在更难避免了。参议员富布莱特曾邀请我去他的办公室，当时他的参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的大多数同事也都在场，我在这里试图描绘一幅有关中国革命从过去到未来的全景图。
中华人民共和国以公费形式邀请外宾访华的整个流程是一种公共关系的表现形式，具体说来，其流程与美国的公司不相上下。例如，1960年，我们曾在比尔·扬曼所在的美国美亚保险公司香港和新加坡分部的豪华宾馆享受过这样的待遇。但那也只是比尔个人的慷慨大方，依然建筑在私人的基础上。而1972年我们享受的6周款待则是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府机构负责安排的，并无任何明显的附加条件。我认为，与其把它当作一种需要偿还的债务，倒不如把它当作由当局授予的国库资助，应尽可能地加以利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