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作为一场总危机的一部分，关于美国对华政策的争论开始升温。在1947年已经采取了一些积极的步骤：丘吉尔在密苏里州富尔顿发表铁幕演说，杜鲁门主义提出保卫希腊和土耳其，在哈佛学位典礼上宣布马歇尔计划，等等。但是1948年则带来了很多坏消息：共产党在捷克斯洛伐克发动政变、柏林封锁危机和通往西柏林的空中走廊的建立，以及汤姆·杜威（Tom Dewey）州长在其总统竞选期间徒劳地利用我们在中国问题的争论。在这层层迷雾之下，终于发生了1948年8月的希斯案（Hiss case）。
如果你不了解希斯案，我该如何在这儿向你解释呢？在大约一年半的时间里（1948年12月提出指控，1949年7月陪审团未能作出裁定，1950年1月以伪证罪定罪），阿尔格·希斯——一个看起来很正直的典型哈佛楷模，联合国在旧金山成立时秘书处的组织者之一，退休时的身份是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主席——作为失败的一方出现在了许多书刊的如同侦探小说般的大字标题里。事情变得很明显，他和其他一些人一样，在30年代的华盛顿新政（富兰克林·罗斯福新政）时期同共产党人有联系。对我来说，这是一个十分震惊而且骇人听闻的消息，因为这意味着共产党的颠覆和欺诈活动事实上已经出现在了美国政府内部。无论惠特克·钱伯斯（Whittaker Chambers）的“南瓜文件”（国务院文件的复印件）是否为真实的（在我看来其内容似乎明显不合逻辑），也不管阿尔格最终以“用打字机伪造假文件”罪名入狱是否如他声称的那样为捏造，事实是他确实仍然和这位共产党人钱伯斯有着密切的联系，而他最初在1948年时试图隐瞒这点。我从未发现任何证据表明阿尔格的行为给我们造成了什么损害，但是给他定罪使得加利福尼亚州的理查德·尼克松（Richard Nixon）成为将我们从长春藤联盟叛徒那里解救出来的救世主。不幸的是，尼克松先生自己没有从这个案件中吸取教训，那就是：在这个警察捕捉盗贼的小说日益增多的国家里，千万不要试图隐瞒真相。
到了1949年，形势依然没有改观。中共在1月进入北京，4月又进入上海，10月，毛泽东宣告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那时，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已经成立，9月，苏联引爆了他们自己的原子弹，打破了我们在核武器上的垄断。1950年则是轰动一时的原子弹间谍案的揭露开始了，6月，北朝鲜入侵了南朝鲜。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不到5年的时间里，我们又卷入了战争。麦克阿瑟将军过去曾是最幸运的军事天才之一，但是在冬天的夜里被穿行于北朝鲜难以逾越的山区的中国志愿军所愚弄。除了军事上的胜利，找不到其他可行的办法来结束战斗，结果在1951年4月被召回国内。到了7月，国会进行了为期整整一年的关于太平洋国际学会的听证。
对于大约从1950年至1954年的这段被称为“麦卡锡时代”的非常时期，已经有很多人分析过它的形成原因。由于经历过这段日子，并读过部分相关的书籍，我对导致这段历史的一些原因同样印象深刻。
1.总的来说，20世纪50年代早期的“大恐慌”是一场由普遍存在的缺少安全感引起的，这是美国人民本身的一种病态心理。这种不安全感体现在对国家安全、美国价值观以及自由主义体制脆弱性的担忧上。不久前在这场最大规模的战争中被击败的敌人——极权主义、警察国家——似乎在斯大林统治下的苏联继续存在着。共产主义运动在美国十分活跃，而且已经活跃了很长时间。密谋、欺骗、刺探、无情的党内纪律、统一战线策略、操控自由制度，所有这些都威胁着我们自由无虑的生活方式。从1945年起，原子弹不可思议的巨大破坏力就成为人类生存的巨大威胁。苏联很明显是通过间谍活动才能在1949年制成核武器，这成为一次意识形态斗争的胜利，与我们格格不入的共产主义信仰正在我们之中秘密开展破坏活动。这不是在开玩笑，我们必须为了保护自己而采取行动。
在我看来，问题的关键可能在于这种意识形态的危险对于旧的自由主义信条有一种麻痹作用，人们无法再通过表象来判断别人。在一次太平洋国际学会美国分会的董事会议上，当时希斯也是董事会成员之一，我记得曾向董事会主席阿瑟·迪恩（Arthur Dean，沙利文和克伦威尔律师事务所的重要且正直的合伙人，板门店朝鲜停火谈判时勇敢的美国代表）表达过我的看法，我不知道我们如何变成审判者并对阿尔格进行质询，“每个人都有表达自身意见的权利”。但是很快我就不得不接受另一种原则：“每个人都应该为自己的行为负责。”自由主义的指导原则是十分混乱的。你的邻居极有可能是一个间谍，正是因为他看上去完全不像一个间谍——这不正是一个间谍应该表现出来的吗？那你还可以相信谁？个体的想法可能不再只是涉及他个人的事情。对意识形态颠覆活动的恐惧导致了对于整个知识界的恐惧。阿尔格·希斯就是这样的一个典型，他是一个有风度的人，他受过的教育远高于指控他的人，但到最后，却是那个平庸的人胜出了他的这位哈佛人。
2.大量的共产党渗透活动使得政府建立一个忠诚的安全审查机构变得名正言顺。美国共产党从1928年起就主张由独立的知识分子来领导世界革命，从1935年起他们的统一战线改变了策略，开始利用统一线组织蛊惑、怂恿自由主义者，声称“共产主义就是20世纪的美国主义”。在华盛顿新政时期，共产党基层组织、研究会和间谍组织开始出现在很多部门和机关。于是1938年，众议院建立了非美活动委员会（Un-American Activities Committee），后来参议院司法委员会（The Senate Judiciary Committee）也相应建立了国内安全小组委员会（Internal Security Subcommittee）。
通过这些委员会，国会能够以开展调查的方式明确公众的关注焦点。其开展调查的权力最初只是作为制定律法的基础，后来逐渐发展成直接采取行动以“指令性宣传”，揭露罪恶行径来将其消灭。这样一来，国会的活力弥补了行政机构的松弛状态，如此便为充满野心的企业家们打开了一扇大门。
3.当两党制政治体系中的“正常”轮替开始出现不平衡时，这个忠诚的安全审查机构就开始活跃起来。共和党代表东部大企业家、西部小城镇商业者和农民的利益，从格兰特到胡佛，中间除了在克利夫兰和威尔逊两位总统时期，民主党短暂执政，始终是共和党在治理着美国。但是大萧条使那位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上了台，他对他所代表的阶层（当时他正努力拯救这个阶层）的“背叛”持续了不只是两届，而是四届！以汤姆·杜威州长为代表的共和党满怀期望打算重返执政党地位，却在1948年大选中遭遇杜鲁门的重大打击，这让很多人都难以接受。
因此，1946年后共和党国会有着复杂的行为动机——对付民主党的“背信弃义”，将立法权掌控在自己手中，通过揭露我们身边的叛徒来保卫他们自己的势力范围。对机遇利用最为充分的，就是政府计划委员会（Government Operations Committee）的主席、参议员乔·麦卡锡。
这类接踵而至的争论自然会经过媒体的渲染操作，然后吸引公众多得近乎病态的注意力，25年后的“水门事件”也是如此。所有参加争论的人都像在做戏，充满激情，可是这是真的。在20世纪80年代里，已经几乎不可能再重现和描述（仅指用文字）这种猜疑、麻木的历史氛围了，潜意识里的恐惧在美国公众中无处不在。这离我们美好的现在已经很远了。最终拯救了我们的民主制度是其自身的司法体系，而不是依靠政治领袖以及公众的勇气。
“失去中国”这个词从字面上来看十分可笑，但是它对于美国公众的心理来说，是有着一定历史真实性的。从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每年大约有1000名到中国去的传教士回美国休假，这些人可能会每天都在选民中活动，迫切地希望选民们对其在中国的崇高传教工作一直保持兴趣。结果导致他们对中国人经常采取领主式的、有时是屈尊俯就的态度，虽然这种态度也是温和的和赞助式的。在这种背景下，美国援华联合会发展成了大型机构。虽然到1943年时，自由中国的英勇美德已不存在，但它过去所造成的神话依然萦绕在人们的记忆中，并被当作世界上真实的存在为人们所珍惜。
时势使人进步。阿尔弗雷德·考尔伯格（Alfred Kohlberg），一个从厦门、漳州以及福建其他港口进口蕾丝的纽约富商，从1943年起就发疯般地攻击太平洋国际学会，指责其对于共产主义过于软弱。1927年至1937年国民党在南京执政的十年间有不少支持者，其中很多已经重新整合组成了“不参与日本侵略委员会”（Committee for Non-participation in Japanese Aggression）。他们不久后组成了一个被称为“院外援华集团”（China Lobby）的松散组织，以支持蒋介石和国民党。中国国内政治分裂为支持与反对国民党右派的两派，这导致支持不同派系的美国人之间也开始互相攻击对方。随着国民政府从1943年起逐渐在中国人民中失去控制，国民党便开始越来越积极地培养在美国的关系网。人们越来越多地接受这样一种观点：“失去中国”的原因在于美国支援不力，而这正是由于“国务院中的共产党分子”操作所致。于是麦卡锡找到了他所需要的机会。
1950年5月23日，对其他目标进行考虑，麦卡锡指控欧文·拉铁摩尔是潜伏在美国的最高级别的苏联间谍。欧文当时正在阿富汗的喀布尔执行一项联合国任务。我马上给埃莉诺（欧文之妻）打了电话，建议她必须立即在华盛顿找一家最有实力的律师事务所，于是她专程找到了阿诺德、福塔斯、波特（Arnold, Fortad and Porter），他们的律师事务所是这个行业最有名的。欧文需要为自己进行一定的辩护，因为他平时多在国外，懂多国语言，接触过包括俄国人在内的很多外国人。多年来，他和很多人保持着书信往来，喜欢辩论，讨厌当权派，为刊物专栏写稿，有时候甚至会有倾向于苏联的立场。我很早以前就听说过他的大名，并且读他的作品多年，所以我想自己是了解他的心里是如何想的。例如，关于中国游牧民族史前史的问题，告诉他所有已知的史料，他就会推断出当时应该会是怎样的景象。如果是考虑一些时事新闻，诸如斯大林的苏联肃反运动之类，他同样会作出各种推测，尽管他并不是一个掌握所有相关数据的精通苏联问题的专家。
欧文·拉铁摩尔是一个什么组织也不参加的人，说他是间谍是件十分愚蠢的事情。恰恰相反，他是一个激进的个人主义者，而且称自己是拉铁摩尔主教的后代。1555年的时候，这位主教由于被认为是宗教异端，在牛津被执行火刑，在那里现在竖立了一座殉道者纪念碑。欧文不是一个被动软弱的见证者，他的《经得起诽谤》（Ordeal by Slander，1950年出版）一书比其他任何人都更好地讲述了他的这段经历。
当欧文·拉铁摩尔结束在喀布尔的工作之后，埃莉诺就把他所有的资料拿到了阿比·福塔斯（Abe Fortas）在华盛顿的办公室，并且请求隶属于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的泰丁斯委员会（Tydings Subcommittee）召集听证会。这个委员会在民主党控制下，而且已经开始着手调查麦卡锡对“国务院中的共产党分子”的指控。埃莉诺不得不离开她在巴尔的摩安有电话的家，来到华盛顿的某个地方，我的母亲邀请她住在位于华盛顿西北区33号大街1318号的家中。埃莉诺后来写道：“一位老朋友的妈妈邀请我和她一起住在乔治城温暖的家中，她知道欧文不是共产党员，她不用担心会失去工作，一个人生活，没有谁需要知道我待在这里。这太好了，我会永远铭记这段日子的，心中充满感激之情。”
在4月6日的听证会上，欧文以强硬雄辩的措辞向麦卡锡作了长达42页的回复，作为对考尔伯格院外援华集团指控的回应，而这项指控曾被麦卡锡拿来用尖锐和富有煽动性的措辞大力宣扬过。麦卡锡在4月20日让路易斯·布登兹（Louis Budenz）出来作证，之后还有一些前共产党员也出面作证。1950年5月2日，欧文最后一次出席了听证会，到5月30日时，他已经写下了对这段经历的详细叙述，并由利特尔（Little）和布朗（Brown）在7月出版。《经得起诽谤》在今天仍然值得一读，拉铁摩尔一家勇敢地面对乔·麦卡锡，在原则问题上毫不含糊，坚持到底。
尽管如此，麦卡锡主义还远远没有达到其顶峰。1950年7月20日，泰丁斯委员会发表声明，证实拉铁摩尔无罪，但是委员会中占少数的共和党人拒绝签署这份报告。随后6月底朝鲜战争爆发，而在1950年的国会选举前，中国又介入了这场战争。此时甚至连泰丁斯参议员自己也被迫辞职。社会公众已经开始准备接受阴谋集团的说法，这种阴谋论总是很容易就被理解，可以用来解释我们所遇到的麻烦。
1951年2月，参议员帕特·麦卡伦（Pat McCarran）的内部安全小组委员会（隶属于参议院司法委员会）抢在麦卡锡的政府计划委员会之前收缴了太平洋国际学会的相关文件，这些文件是卡特长期以来认真收集并保存于他在马萨诸塞州里市（Lee）的仓库中的，以便开展关于太平洋国际学会的历史研究时使用。麦卡伦手下的工作人员花了5个月的时间来研究这些资料，之后又用了11个月的时间（从1951年7月25日到1952年6月20日）召开了每隔半星期举行一次的听证会。他们传唤了66名证人（他们中的大部分都和太平洋国际学会没有什么来往），形成了一份多达14卷、5000多页的材料，外加一卷厚厚的索引。不用说，“每个人”都被牵扯到这里面。研究生钻研这些材料需要一年时间才能完成。
后来，始终没有受到太多指控的比尔·霍兰德就这篇《委员会调查方法》（The Committee\'s Methods of Investigation）写了一篇评论，评论包括以下几个小标题：“假设的罪名，露骨的偏见，轰动的宣传，非法查没文件，依赖不可信的证人，拒绝交互询问，对个人的不公平对待。《委员会的调查方法》就是：歪曲证据，断章取义，忽略有利证词，用传闻来否定太平洋国际学会的成果，6票对161票的专家意见，无视数百名重要证人的存在。”在25年多的时间里，太平洋国际学会出版和发表了大约1200部书籍、116000页宣传册，以及18500页期刊论文。而委员会仅仅是调查了这些成果中的不到2%（5部书籍、5本宣传册、21篇文章以及6篇书评）。对太平洋国际学会的调查是一次大规模的捕鱼行动，彻底搅浑了水，毁掉了很多人的事业，可能还造成了一起自杀，但是最终并没能抓到几条“共产主义的鱼”（共产党）。
在1942年，我即将启程前往中国之前，曾在华盛顿写信给默克、巴克和施莱辛格三位教授。在信中我预测随着战争的结束，哈佛需要培养“训练有素的东亚事务行政人员”，尤其需要对学生加强亚洲历史的指导，既包括本科生的概论课程，也包括研究生的专业研究课程。关于教授现代日本理论的人选，我推荐了E.赫伯特·诺曼（E.Herbert Norman）博士，他是一名加拿大外交人员，在由麦尔文（McIlwain）、叶理绥、吉尔摩（Gilmore）三位先生以及我主持的会考中，他拿到了优异的成绩（一个非同寻常的分数）。他的论文《日本维新史》（Japan\'s Emergence as a Modern State）已经由太平洋国际学会发表。赫伯特·诺曼步步高升，后来很快成为一名加拿大外交官。拥有国会豁免权的证人在华盛顿作证说赫伯特已经成了一名共产党人，各种罪名接踵而至。1957年，赫伯特从加拿大驻开罗高级行政办公室的8层楼顶上倒退着跳下自杀身亡，这个悲剧至今仍然难以说清。
至少就我看来，那些提名塔夫特（Taft）参议员参加1952年总统竞选的右翼共和党人的动机是昭然若揭的，他们相信“国务院中的共产党人导致了失去中国”这种说法能够阻击民主党并且改变大选的局势。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们必须“搞定”欧文·拉铁摩尔。之前麦卡锡已经指控过他，这次太平洋国际学会的调查者们再次行动起来如法炮制。从2月26日至3月21日，麦卡伦委员会用了至少13天的时间（共形成了675页证词）对拉铁摩尔进行了反反复复的质询。他们提出了大量的细节问题，试图引诱欧文说出前后不一致的话，从而给其扣上作伪证的罪名。参议员们时时刻刻地纠缠着他——“你的‘百折不挠’是什么意思？”“你打算什么时候才回答我的问题？”一个典型的陷阱问题是：“你在1940年的时候是否知道你的朋友某某某是共产党人？”如果轻易地回答“不”，就会暗示你的那位朋友确实是共产党人，只不过你那时不知道而已。与此同时，他们还以不尊重国会的名义不断指控欧文的辩护行为。最终他们以7条伪证罪名控告他，但这些都被法庭和首席检察长以证据不充分为由驳回了。
尽管如此，他们还是使欧文的名字变成了家喻户晓的“叛国罪”的代名词。为了募集经费，他们在1952年的共和党大会上大力宣扬三个标志性的人名：拉铁摩尔、艾奇逊和杜鲁门。直到艾森豪威尔取代塔夫特被提名为总统候选人，他们才最终放弃努力。但是，此后当欧文和埃莉诺驱车穿过美国，汽车旅馆的经理们在认出他们的名字后，甚至不愿意为他们提供房间。欧文在米尔顿·艾森豪威尔管理的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工作，但是没有终身职位，后来由其担任院长的佩奇学院（Page School）也被迫撤销。到了1960年，他去了英国，在那里担任利兹大学（Leeds）中国问题研究中心的主任。
虽然麦卡锡终于在1954年受到了同事的谴责，但到此时他已经得到想要的结果（死于1957年），自由主义者们对于他所诽谤的主要人物始终保持谨慎的态度。欧文有一群朋友为保护他的清白而努力。1950年3月27日，在他将离开喀布尔回国前，我凑齐了所有我认识的大约40名中国问题专家，请求他们一起给泰丁斯参议员写信，说明他们在欧文·拉铁摩尔的著作成果是否属于“亲苏”这个问题上的态度。如果“由于质疑他的忠诚而受到持续的公开羞辱……我们都能够为其进行辩护……如果广大美国学者在从事亚洲问题研究的过程中受到恐吓或被置于公众质疑之下，那将会是美国公众的一场灾难，他们将会陷入处理亚洲关系的困境”。当我在广播中提起“我的朋友欧文·拉铁摩尔”时，这被认为是一项十分勇敢的举动。但是当参加广播辩论时，我同样会小心谨慎地说我并不完全赞同他的所有观点，我也认同正统的意识形态高于一切，这是我们面对国民对亚洲一无所知的情况下所需要做的最重要的事情。在每篇文章的开头用一些词或短语来表明反共的立场，变成了一种保证自身安全的习惯。这显然就如同在出版物中第一个脚注必引用马克思、列宁或斯大林的语录这种苏联习惯的美国翻版，只不过形式更加微妙一些。
问题在于我们是否将会变为意识形态式的斗争。用各种形式的文字表达时都表现得那么谨小慎微，实际上我们已经像人们历史上做过的那样，加入正义方去对抗那些虽然在意识形态上和我们相反却和我们一样应享有平等权利的另一方。这仍然是今天人类所采取的主要姿态，我们仍然有很好的机会“正确地”毁灭掉自己。
意识形态的作用，在我们与卡尔·奥古斯特·魏特夫（Karl August Wittfogel）之间的友谊上表现得很充分。他是一个仪表堂堂、又高又瘦的日耳曼人，前共产党员学者，他的著作《东方专制主义》（Oriental Despotism）使他被认为是中国社会理论分析领域卡尔·马克思和马克斯·韦伯的继承者。在20世纪30年代末期移民美国并与共产主义决裂后，他开始着手一项庞大的工作，计划在哥伦比亚大学洛氏纪念图书馆（Low Library）翻译并分析中国官方历史。后来我邀请卡尔·奥古斯特开设有关地区研究的讲座，他以先知般的气势讲述了灌溉过程中的水利控制和运河运输如何成为中国所有王朝的君主专政官僚体系的根基，深深地吸引了我的学生们。对于马克思简要列举过的“亚细亚生产方式”中的理论错误，卡尔提出了彻底的否定，关于这一问题他还曾经在莫斯科进行过一次辩论，这让我们深刻感受到了他在思想意识形态上具有德国式的复杂思考方式。1948年10月，他赞扬了我的著作《美国与中国》，当他在11月来作讲座时，他和妻子就在坎布里奇和我们住在一起。后来的1949年12月，他来作讲座时也是如此。1951年3月，他又来作了一次讲座。
当时美国人争取民主行动组织（ADA）在莱因霍尔德·尼布尔（Reinhold Niebuhr）领导下成立了一个亚洲研究小组，主要是研究中国的，成员包括哈罗德·伊罗生、魏特夫、小亚瑟·施莱辛格和我。我们发现在探讨的问题上意见很难达成一致，因为我们纯美国的行事风格很难适应卡尔·奥古斯特那种长篇大论，最终，这个项目被迫宣告流产。
始于1951年7月的太平洋国际学会听证会上，出现了很多新的刺激性强的证据，包括大批人的通信往来和告发，卡尔·奥古斯特明显是被吓破了胆。他显然不喜欢在德国他曾被关押过的集中营，于是决心对于可能即将发生的事情明哲保身。他作证说，在1935年至1936年间，当时他还是一名地下共产党员，从他在中国时与欧文·拉铁摩尔之间的谈话，他可以确定欧文同样也是秘密共产党员，虽然他们的谈话并没有明确表明什么。后来欧文曾经帮助魏特夫（卡尔·奥古斯特）以非共产党知识分子难民的身份移民进入美国，但是这种无辜的善意反被接受帮助的人拿来对付他。1951年8月，当我受到指控的时候，小亚瑟·施莱辛格要求魏特夫写份证明材料为我说话，他同样退缩了，并声称对于我的真实立场他从来都不太清楚。毕竟当时我是支持拉铁摩尔的，事实上还邀请他来哈佛大学作过讲座，等等。
对于我和魏特夫来说，这些事情说明了两个问题。他的思维方式使他将理论当成终极真理，抽象则是基本事实。（他的理论说白了就是唯我主义。）在我看来，这在本质上是体现了一种宗教式的盲目狂热的思维，一种体现在文字上的信仰。
我似乎有一个完全相反的弱点，我很难严肃认真地对待理论化的公式。我认为，所有的证明都是建立在假设前提的基础上。我并不完全信仰《圣经》中的教义，也不会把某种形式的文字视为终极真理，更不会由于对词语的不同解释而改变自己，这使得我太过宽容和淡然。人作为使用语言的动物，理智或信念只是行为动机中的一部分。如果一个唯意识形态论思维的前共产党员出于恐惧而变成指控者，那他将在意识形态方面为自己找借口，说自己是在尽爱国者的责任，提醒我们防止危险。因此我只能说，他这样做是充满了恐惧，不过，我不会因此反对他。
即便是在会令很多人发狂的情况下，我也不会恼怒冲动，这无疑表明了我的某种弱点，但我更愿意将其归因于自信。直至1967年，我主持了在安阿伯市（Ann Arbor）召开的国际东方学家会议（International Congress of Orientalist），卡尔·奥古斯特也在会上作了发言。当时我也在听众席上，这是给他个面子，同时抵消我对他那一成不变的偏执的惊讶。欧文也参加了那次大会，他对我说：“正清，对待那些人再好看来也是没有希望的，他们根本不会改变自己。”我想他说得对。
在针对我的忠诚审查中，我的重要性并不是很高。我的问题并没有被提交到麦卡锡的政府计划委员会，而是由它的对手参议院司法委员会（在麦卡伦的领导下）下属的国内安全小组委员会来处理，也正是他们抢在麦卡锡的前面查缴了太平洋国际学会的文件。与那些驻华的外交人员不同，我不属于委员会编写调查报告和制定政策建议的主要人物。与拉铁摩尔不同，我更偏重学术性的成果和较低的曝光度使我不太会成为受害者。相比他675页的证词记录，关于我的记录只有107页，收录在公开发表的太平洋国际学会听证会（IPR Hearings）记录的第11卷中。我从来没有觉得需要作什么辩护，事实上，如果他们不对我作这些调查，我甚至认为这里面应该没有我什么事。现在当我回忆往事时，我更关心的是这段经历是如何发生的，我们从中能吸取什么样的教训。
因为当时我的情况并不是至关重要的，我被牵扯进去算是一个意外，仅仅是因为当时准备前往被占领的日本，而去那里除了需要护照外，还需要美国陆军的入境许可。我们在1951年4月提交了申请，到7月中旬我们得知申请还需要东京方面同意，于是就决定将旅行车当成婴儿游乐场，带上我们刚出生的小女儿劳拉去周游全国，顺便到各地探亲访友。到了9月，我们暂住在芮沃寿和芮玛丽夫妇在斯坦福的家里，等待着出发去日本。
与此同时，紧张的调查活动并没有停歇。从2月起，他们从收缴的太平洋国际学会文件中找到了大量的神秘信息、可疑的活动、有问题的团体……多得足以让侦探们垂涎三尺。路易斯·布登兹（Louis Budenz）和伊丽莎白·本特利（Elizabeth Bentley）之类的前共产党员也“指认”共产党成员和各个阵线的成员。7月25日，麦卡伦的太平洋国际学会听证会开始了，8月14日，本特利作证说，我曾为一个“间谍网”送过情报。8月23日《工人日报》（Daily Worker）的前任编辑布登兹也作证说，他知道我是一个共产党员，“并不是私下与他见面时承认的，而是通过官方报告，就是在1945年”。在9月4日，据新闻报道，有关我去日本的入境军事许可也被否决了，不许我进入日本。
我给保罗·巴克（Paul Buck）教务长打了电话，于是他将我调回了全职教学岗位。之后我又给麦卡伦委员会发电报要求进行作证，然后就驱车赶回了坎布里奇。保罗·巴克建议我找法学院院长欧文·格里斯沃尔特（Erwin Griswold）咨询相关法律，后者向我推荐了波士顿最大的乔特、霍尔和斯图尔特律师事务所（Choate Hall and Stewart）。在事务所我认识了理查德·维特（Richard Wait），一个谦逊、坚定而又轮廓鲜明的新英格兰人。“你是，或者曾经是共产党员吗？”他问道。我回答说：“不是。”于是他说：“那好，我能做些什么呢？”之后我们开始了合作。
我意识到，在明显缺少必要调查的前提下，哈佛大学无法以正常途径来声明我是无罪的，而这种调查是不能去开展的。我的案件是直接在我作为普通公民和作为原告的麦卡伦委员会之间进行的，我们都有一定的法律上的权利和约束。州街（State Street）的一名顶级律师给了我极大的帮助，同时我还得到了哈佛校方的帮助，以及大量来自学校秘书处的同事朋友们的精神支持。我向他们通知了修改辩护计划的情况：“毫无疑问，在共产党取得胜利之前我确实在中国，但我身在中国与共产党取得胜利两者之间并没有因果关系。在过去20年里，我尽可能接触了大量中国人或是对中国研究感兴趣的其他人，所以我的‘关系网’中，除了现在还时常相互问候的朋友外，确实也可能会有一批可疑的人物。”
到10月1日，我编写完成了准备发表的《1946—1950年著作和演讲选录》（Excerpts from Writings and Speeches,1946—1950），共计22页，其中收录了我对中国共产党性质和如何与之打交道的所有关键言论。我认为这一节选会使人印象深刻。［但是我现在很后悔在1950年6月20日的《哈佛夏季校报》（Harvard Summer Crimson）上撰文说：“为了在朝鲜取得全面的胜利，美国绝不能在三八线前停下来，我们必须深入北朝鲜境内，并且施行一项统一整个朝鲜的政策。”直到后来我们抵达了鸭绿江边，而中国于10月开始介入战争后，我才指出没有哪个大国会容忍敌人出现在自己重要的工业区附近。这种延时的智慧是历史学家的特权，只有在事情发生之后，才会醒悟过来。］
我的《1946—1950年著作和演讲选录》结尾是刊登在1950年11月的《大西洋月刊》的一篇文章。文章指出，共产党信奉“重视自由主义者所重视的改革和自由，并谴责国民党的罪恶。这使得自由主义者将共产党视为自由主义者，也使得国民党右翼将自由主义者视为共产党”。我仍然试图使人们理解，共产主义在中国是正义的，但在美国是邪恶的。这是客观的实际情况。但是，我的这种言论在美国却显得不那么可信，报纸关注的焦点全都集中在本特利、布登兹这类人的告发活动上。
9月7日，《华盛顿邮报》的一篇社论中指出了我的尴尬处境：“麦卡伦委员会不允许他在小组委员会面前作公开辩护，却允许小组委员会对其提出公开控告。任何形式的审讯都不适用于他，因为他并没有被指控犯罪，而那些针对他的指控又是在国会豁免权的保护下提出的。甚至于忠诚委员会的审查程序也用不到他身上，因为他并不是政府雇员。”
同时，军队的反应是成立一个军事入境许可证审查委员会，其采用的流程与针对普通政府雇员的忠诚安全审查听证会流程相同。1951年12月5日到6日，我接受了这个委员会的听证调查并且受到了一大堆的指控。1952年2月11日，委员会又寄给我一份包括10项进一步的指控清单，而我以书面形式作了回复。3月11日下午，出席了麦卡伦委员会的非公开会议，12日，我又参加了该委员会整整一天的公开会议。因此，我体验了两种不同形式的调查，在五角大楼进行的是对媒体保密的忠诚安全行政审查程序，在国会进行的是对公众公开的国会委员会听证。而两者的对比则显得十分强烈，令人吃惊。
1951年12月5日，迪克·维特（Dick Wait）和我来到五角大楼指定的楼层路线，穿过环形的走廊，来到了委员会所在的办公室。调查由默里·希森古德（Murray Seasongood）主持，他是一位哈佛毕业的前辈，也是辛辛那提市的内政改革者。他的两边是委员会另外两名成员，韦斯特（West）先生和菲利普斯（Phillips）将军。我的辩护人提交了我对指控的书面回复以及各种有关证据，同时还拿出了一份由25人组成的品德信誉担保人名单，其中包括3位大使、4位将军、2位参议员和其他一些公众人物。接下来，他又接连请3位证人出面：唐·麦凯（我在哈佛的同事）、比尔·杨曼（Bill Youngman，美国国际保险公司负责人），以及约翰·梅尔比（John Melby，我在南京时的大使馆联络员），他们都宣称我过去不太可能是共产党分子。
给我们准备的“大餐”也不是那么容易消化的，因为这些指控都是由联邦调查局提供的并没有说明来源的一段段文件片断构成，就如以下这些：
“（4）据称你曾经担任马萨诸塞州坎布里奇的一个中国共产党组织的顾问。”我压根儿不知道有这样的组织，更不可能为他们提供建议，也没有任何其他人知道这种事情。
“（7）在1947年、1948年以及1950年，你曾经是太平洋国际学会的一名活跃成员。”确实如此，但这又能说明什么？
“（11）1949年1月3日的《工人日报》曾经刊载一篇文章，其中有一份致第81届国会成员要求废除美国众议院非美活动委员会的公开信，署名者中有你的名字。”没什么问题，这封信最初是刊登在《纽约时报》上的。
这些指控看来都很琐碎，主要的指控是：“（1）据称你将会成为，或者已经成为一名持证的正式共产党员。”我相信这项指控使得其余的大部分指控都成为作伪证的可能依据。但是没有迹象能支持这些指控，我为什么要“持证”？那不是一个党员最不可能做的事情吗？
这个听证会是一个可以当面对我进行彻底审查的机会。人都到齐后，一群体面的信奉新教的欧洲裔美国人（WASP）端坐在五角大楼的办公室里，想要从我和其他人一遍遍重复的证词里获得一种证实，证实我是一名反共产主义者，而且基本上不可能在日本弄出什么麻烦事来。我在朝鲜战争前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合法性给我带来一点小小的麻烦，但是也被作为一种可行的立场被接受，毕竟我们过去也承认了莫斯科政府。迪克·维特和委员会的律师一起从不同的观点对我进行了充满技巧的询问，之后就像对陪审团作陈述一样对案件作出总结。避免对哈佛大学造成损害是他的最后意见。
从会场出来后，我对委员会普遍的礼貌和诚意印象深刻，但是我也很庆幸我的工作并不依赖于这些局外人的粗略审查，他们不会明白我在两种敌对文化间的复杂作用。显然，在存有疑问的情况下委员会必须首先保护国家而不是保护我。
关于我后续的10项指控主要来自太平洋国际学会听证会，我再次以书面形式作了回应，但这次我请求不要再召集新的听证会。我不能让这些指控成为我的负担，在不能提供更多复杂事件细节的情况下，其中很多指控完全是没有意义的。总的来说，后续的指控更多带有一种神秘的色彩，例如：
“（d）在1943年，罗辛格（Rosinger）向霍兰德表示，他‘期待着费正清和希斯的意见’。”（当然，在9年后的1952年，希斯已经成了家喻户晓的“哈佛叛徒”的代名词。）
“（f）爱泼斯坦曾经说你‘从桂林来，并且给他带了件东西’。”（这件“东西”其实是一份关于中国工业合作国际委员会的报告。）
“（i）在1943年你的妻子曾经索要过一篇由钱端升所著文章的稿费，并且由她转给在中国的钱端升。”（确实是这样，那100美元的稿费后来帮助了他们一家维持必要的生活。）
如果这些活动中关联到的人是有嫌疑的，那么这些活动也就是有嫌疑的。一旦因关联而被认为有罪，坏名声就像色斑一样扩散，最后构成一个充斥着各种可能的阴谋的世界。
由于我在1951年至1952年间把大部分时间都花在研究过去的社会关系上，我保留了大量的有关资料，这些资料记录的真实情况不仅涉及我当时正在面临的指控，而且涉及其他尚未提出的潜在指控。这就是一场用事实去对抗莫须有的怀疑的游戏，其中的一个例子是关于艾格尼丝·史沫特莱的。在1946年至1947年的冬天，史沫特莱到波士顿的雷希诊所作检查，她当时依然被在参加游击队时患上的胃病折磨着，她在我的家里待了一个星期。其间我的学生曾经来看望过她。为了应对他们可能会就此事做文章，我在1951年要求康拉德·勃兰特（Conrad Brandt）向我作一项陈述，回忆当时，史沫特莱并没有隐瞒自己的亲中共立场，也没有试图掩盖什么。然而这个陈述保留在我的文件中，没有使用的机会。［艾格尼丝后来去了英国，并于1950年在那里去世，中国大使馆接管了她留下的记录中国红军创始人朱德将军自传的手稿。这一作品后来出版，名为《伟大的道路》（The Great Road），但是书中缺少了关于长征时期的一个章节，在那一时期朱德与毛泽东分开过一段时间。］
1952年3月12日，在麦卡伦委员会进行的公开听证会只能被看作这场正在进行的政治游戏中的一个插曲。上午10点半，我们在参议院办公大楼424房间会面，这是一个天花板很高的房间，有一张委员会成员使用的铺着绿桌布的长会议桌，还有一张大桌子是留给媒体的，此外还有能容纳大约200人的公众坐席。我和迪克·维特并排坐在委员会桌子的远处，所以当我向那面看去的时候，不仅能看到两三名参议员，还能看到他们后面的媒体桌子，我认识许多坐在那里的记者：巴尔的摩《太阳报》的菲尔·波特（Phil Potter），是我在战后中国认识的一位老朋友；《华盛顿邮报》的默里·马德尔（Murray Marder），作为哈佛大学的尼曼学者刚刚上完我们的概论课程。他们正好坐在我的审问者参议员福开森和沃特金斯（Watkins）的后面，通过看他们的脸色，我可以感知到这场辩论进行得如何。威尔玛带着一个参考资料档案盒坐在我的后面，就如同埃莉诺·拉铁摩尔在欧文的听证会上坐在欧文后面一样。同时还有我的母亲，她善于作秀的天性使她很自然地以出现在现场的方式来声援我。
我在一个相对有利的时候出场，因为他们已经从早到晚地对欧文进行了两个星期的询问。公众可以明显地看到，这种依靠持续不断的询问来折磨被指控者的方式是一种极权主义的做法。欧文也用强有力的措辞描绘了他之前和正在受到的待遇。3月12日，参议员们完全处于劣势，我只是无足轻重的人，不需要像欧文那样为了应对叛国的指控而辩护。所以我和对方都相对比较平和。
迪克·维特发现他和主持听证会的威利斯·史密斯（Willis Smith）参议员拉上了关系并有一些共同点，在会前和会后他们进行了友好的谈话。威尔玛愤愤不平地对他说：“你干吗跟那个家伙套近乎？”迪克像一位优秀美国律师一样回答说：“用蜂蜜比用醋能捉到更多的苍蝇（奉承和套近乎总是比对抗更管用）。”
埃尔默·戴维斯（Elmer Davis）继续成为当天的沃尔特·克隆凯茨（Walter Cronkite）（只不过他是亲自制作所有的晚间新闻），他来到会场，用很大的声音隔着房间对我喊道：“正清，你晚上能来和我们一起吃晚饭吗？”我知道他来这里就是为了用这种方式来声援我。
当天早晨的《华盛顿邮报》在头版头条抢在委员会之前发表了一篇基于我在会上陈述内容的报道，这使我与委员会的对抗中还占到了一些上风。在3月10日该委员会进行的秘密会议非常简短，而11日下午的会议则十分漫长，因此委员会为了不使时间被全部占用，决定不让所有的证人都将长长的陈述念完，也不用记入听证会记录，如何处理我的陈述还没定下来。11日那天当我从禁止旁听的听证会出来的时候，一直在外面等待的默里·马德尔和菲尔·波特问我：“你的陈述会被同意录入听证会记录吗？”
“还没有定下来。”我答道。
“既然他们还没有把陈述纳入记录，那你可以把陈述稿交给我们。”于是我将陈述稿的复印件交给了他们，之后便有了第二天的头条新闻。他们在报道中引述的一个主要观点正是迪克·维特建议加入我的发言中的——我希望我的专业知识能帮助我的国家，但是如果我蒙受不白之冤的话，那这一愿望又如何能实现？
在听证会上我们双方对定义和程序的争论使我感到吃惊。我们并没有被证据的法律条框所约束，尽管参议员们都十分尊重法律。我们谈论的内容包括了言论自由、联络自由、被当作证据的传闻、孙夫人是否是共产党人、什么才算共产党人、追随者、间谍网、前线组织、潜伏、渗透、党的路线、发起人卡特，等等。最后，我宣读了自己的17页陈述并被记入了听证会记录。
会上发生的一些事情令我印象很深刻。伊丽莎白·本特利作证说，我曾经携带了一封孙中山夫人（被她认为是“头号中共党员”）的信给援华协会（这是一个“间谍网”）。她的两个认识都是错误的，但是我的麻烦在于，本特利确实知道我曾经将孙夫人的信转交给援华协会的卡特，而这个协会被证实确实存在某种共产党地下组织的活动，这种活动是事实，不是传闻。
此外，麦卡锡——麦卡伦集团究竟有多少资料是来自戴笠及他的国民党特务部门，这始终不得而知。在针对杰克·谢伟思的案件中向国务院忠诚委员会作证时，我曾经说过自己在战时的重庆就已经认识周恩来的联络员龚澎。但是在我的听证会上，唯一基于中国方面的指控来自1950年4月10日某个叫李鹏的人在绞刑架前的“坦白”，据1950年9月3日的台北《中央每日新闻》报道，此人已作为共产党间谍被处决。这是我能想到最不可信的证据了，让我颇有些吃惊。
在我的“行政”听证会上，我收到了一份中文的复印件和相应的英文概要，需要我通宵进行仔细审阅。在英文概要中，李鹏声称（不是很直接的证据）：“费正清、康纳斯以及巴特沃斯有意或无意地将外交机密文件泄露给了苏联情报官员。”（我们双方达成一致，不使康纳斯和巴特沃斯卷入我的听证会。）中文原始文字则略有不同，内容是我们“有意或无意地公开外交机密，这些机密通过第三方国家的使馆渠道传送给了情报官员”。在“情报官员”前面的空格的位置可能是一个代表苏联的“苏”字，但是那个地方确实没有字。
看到这个材料没有任何法律价值（考虑到还有第三国使馆的问题以及没有任何关于苏联的字眼），我将上述事实列入了听证会记录，姑且随它去。我并没有考虑到美国的新闻机构的能量。《波士顿邮报》关于我当天听证会的新闻标题居然是“费正清教授涉嫌间谍网——参议员揭示绞刑架前的坦白，哈佛人泄露美国机密给中国的赤色分子”。即使是埃尔默·戴维斯，也在我们听完他的新闻总结会后一起吃饭时把这项间谍指控纳入了他报道听证会情况的参考文件中。他很尴尬地解释道，这是当天全部过程中唯一的硬新闻。我猜他是对的，关于麦卡锡主义的报道是吸引你身边大众注意力的最好方式。于是乎，中国国民党的秘密警察能够在美国找到他们打击的目标。
从另一方面来看，在对我进行听证时，与会的参议员们也都在询问的过程中努力地使自己显得公正，当然，与此同时我也努力使自己表现得正当合理。我们之间的对话都公开在媒体的面前，而且都被记录下来。我们有一些共同的理念，诸如“公平竞争”和“公众的知情权”，尽管在如何实现这些理念的问题上我们并不能取得一致。史密斯、福开森和沃特金斯并没有像麦卡锡那样以彻底的挖苦和恶毒的攻击来对付我。（后来1954年，沃特金斯在谴责麦卡锡的议案中投了赞成票。）换句话说，目前的局势具有很强烈的政治色彩，但是我认为是可以通过教育改进的；如果有足够时间的话，优秀的公共教育将会对社会产生影响，从而促使情况转变。由于麦卡伦委员会的听证会属于国会调查，因此只出具公开的报告，在这一案件中其结果最终成为一部政治文献。
媒体和电视上对现实生活的调查就像悬疑故事一样吸引人，且真实故事更加扣人心弦，因为你无法直接翻到最后一章去看结果。当某个人自己成了被调查的对象，那就更让人无法自拔了，你都不能考虑别的事情，整个过程都保持全神贯注。但是当这场发生在3月的听证会结束后，直到7月我们才拿到前往日本的军事许可证。值得注意的是，这是在艾森豪威尔取得总统候选人提名后才得到的。到了这个时候，麦卡伦委员会真正的政治目的，在其1952年７月2日最终出具的一份没根据的总结报告中表露得再明显不过，报告的大意是指太平洋国际学会是一个阴谋集团，通过在国务院中的共产党分子操作使得美国失去了中国，如此等等。我很荣幸自己同包括范宣德、菲利普·杰塞普（Philip Jessup）等人一道被称为“核心成员”。
对初次接触这个问题的人来说，这份报告是一份可怕的文件，里面充满了各种姓名、日期、证据材料、分析以及结果。这个充满虚构的结果是建立在两条原则之上——其一，任何像布登兹这样处于国会豁免权保护之下的人，如果认为某人是共产党（“不是通过个人接触，而是通过官方报告”，这类证词如今已经无效），那这个人就是共产党；其二，所有的联系人都是同谋。这样一个东拼西凑出来的东西在任何法庭获得认可的几率都小得很，它是一个在美国政治游戏中被拿来利用的弥天大谎。但是直到现在，这份报告依然在台湾被视为珍宝，因为它可以用来解释说明国民党在大陆失败的原因。
当然，这份报告虽然是一个弥天大谎，但其中还是包含了少量的事实：在美国境内确实有一个美国共产党组织在开展活动；中国共产党得到了大量中国人民的支持；一场庞大的全民皆兵式的革命损害了我们在中国的利益，并且在朝鲜击败了我们，而且通过强权政治来反对我们；冷战引发了与战争效果相同的恐惧和仇恨；这场斗争是意识形态的斗争，那些使参议员们备感困惑的颠覆破坏手段对于我们颇为年轻的国家是一种新的危险。
在1952年8月20日我发给朋友们的通告中，我试着总结这一年来获得的经验。我感到共产主义的颠覆破坏是利用了公民拥有自由的权利，实际上最终是想要毁掉这些权利，这才真正地危险。但是这种危险必须以既保护国家也保护公民个体的适当措施来应对。我得出的结论是一个自相矛盾的悖论，国会负责调查的委员会诋毁了我，而忠诚安全调查委员会证明了我无罪，但是后者与前者比起来对公共机构的威胁恐吓更大一些。后者是建立在一种制度缺陷之上，即政府是人治的，而非法治的，这种调查是在司法程序之外运作的。“麦卡伦委员会可以指控、恫吓、诽谤、批判他所控告的人，但是除了使用间接影响外，它并不能罚没、关押以及开除他人职务。而忠诚安全调查委员会却不得不在缺少合法诉讼程序和反诘问的法律保护的情况下裁决被调查人或类似的其他人的未来生计。即使在没有任何办法来证实指控方消息来源的情况下，委员会也必须作出裁决。”我能够揭露这个愚蠢的对我的指控，仅仅是由于我处于一个特殊的位置——只是一名通行证的申请者而不是政府雇员，所以我的案例没有列入机密。支持我的委员会是由公正且有良知的人组成，但是赋予他们的使命是去作出一项裁决而不考虑对个体的保护，而这种对个体的保护是法律在过去的几个世纪中就已形成的。我几年前还曾在辛辛那提再次见到了默里·希森古德法官，他是诚实廉洁的典范，但是他被放在一个错误的位置上。
麦卡锡主义对我们的驻外事务处以及政策制定工作的质量究竟产生了多大的影响，这个问题还需要进行具体的研究分析。总的来说，驻外事务处中那些去过中国、受过训练的成员不是被迫离开了自己在政府中的工作岗位，就是被分流到冷僻的工作岗位上。我以三个例子来说明一下。
约翰·谢伟思，过去曾是奥伯林（Oberlin）学院田径队的队长，他很有耐心，有毅力，并且有着敏锐的洞察力，这些都是一名驻在关系紧张地区的外交官所应具备的素质。在国务院忠诚委员会对他的6次审查均证明为无罪之后，他还是被忠诚审查委员会的核心高层人物海勒姆·宾汉姆（Hiram Bingham）解雇了，原因很可能是他们间的个人恩怨而与他本身的工作无关。他和他的律师继续努力，一直告到了最高法院，并在8年之后胜诉——官复原职，并补发了工资。后来看到外交部只打算让他搬运家具（谢伟思很长时间被分配到国务院后勤部门工作）或者在利物浦当小小的领事，他还是离开了驻外事务处。在他被迫离职期间，杰克·谢伟思在一家蒸汽阀公司工作，不久之后，他和另一名工程师一起发明了一种改进的更小型的蒸汽阀，之后他成为那家公司国际部的总经理。他在政界和商界都取得了成功，在最终从政府辞职后，他进入了学术界，很快他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取得了政治学硕士学位，在那里担任了中国问题研究中心的编辑和助理主任。杰克·谢伟思在各个领域都是全能的人才。
约翰·戴维斯在莫斯科工作过，也是国务院政策规划组的成员。在被国务卿约翰·福斯特·杜勒斯（John Faster Dulles，后来杜勒斯用他典型的两面派风格给戴维斯打电话说：“需要帮忙的时候尽管跟我说。”）免除职务后，他去了一家秘鲁的家具企业，后来他成了一名作家，并教给他6个女儿和1个儿子如何在欧洲一些主要国家的首都城市成功生活的经验。
埃德蒙·克拉布很快成了一名教授，并将关于20世纪中国最主要的研究成果写作成书。他们这三个人都有著作面世，并且加入了他们自己在中国的经历。《纽约客》的卡恩曾经写过一篇关于他们的人物传记《中国通》（The China Hands）。当约翰逊总统让我们深陷越战泥潭的时候，如果上述三位中的任何一位能够代替那些毫无亚洲背景知识的官员担任东亚地区的助理国务卿的话，美国人民的命运可能会比实际情况要好得多。关键的原因在于这些人从他们在中国的经历中了解到了共产主义利用民族主义的能力以及民族主义影响共产主义的能力，而越南也有某些和中国非常相似的特征。
当我在1964年受邀来到华盛顿，与当时的东亚助理国务卿参加一个非正式会议，以及在之后的1967年至1968年加入由约翰逊总统直接管理的中国顾问委员会（我有查阅相关涉密文件的权限），我当时被我们面临的阻碍所震惊：我们的文职顾问竟然没有一个拥有与中共打交道的实际经验。这位能干的助理国务卿（在这个由林登·B.约翰逊和迪安·拉斯克派下来制定政策的六人团队中，他是垫底的人）从没有与亚洲农业国家接触过。戴维斯、谢伟思或者克拉布之类的人，他们的知识背景和洞察力完全可以为我们理想化的越南远征军加入一些必不可少的现实主义内容。为了实现有价值的目标不计前嫌地启用“恶魔”也是必要的：毕竟，不是枪炮发动了战争，而是人发动了战争。
在20世纪60年代后期，由研究生们组成的亚洲问题学者委员会（Committee of Concerned Asian Scholars）开始研究之前的那代人是如何将我们所有人引入歧途的。从记录中可以看到，一些激进人士声称麦卡锡的年代毁掉了中国问题学术研究，击垮了我们的意志，使我们统统闭嘴。对此我持怀疑态度，中国问题专家并不是自发存在的公关人士，而是在有公共需求才出现的产物。如果中国问题本身不是一个受欢迎的话题，那么访谈节目自然会忽略它。
就我自己的情况而言，我在1950年至1951年间非常健谈，先后参加过16次不同的广播节目，其中9次是在波士顿广播电台（WCOP），2次在波士顿体育台（WEEI），3次在全国广播公司（NBC）电台圆桌节目，还有3次是在波士顿WGHB电台，即使在我已经受到指控后也是如此。再后来一直到1958年，我都没有出现在电波里。这个时期主要从事如下活动：1952年前期在作听证会的准备，1952年至1953年是在日本，1953、1954、1955、1957以及1958年我都在写书，而且同以往一样，还写了很多文章、会议论文和书评。想要在政策问题上力陈己见，只有通过给编辑写信这一种渠道。
我的情感经历也很有趣。当一个人受到公开指控的时候，他就会有产生负罪感的倾向。这是一种心理羁绊，在受操控的负面环境下，思想发生转变的受害人最终会爆发，坦白自己的罪过以获得净化。但是，我的负罪感并没有超出我的掌控能力，尽管我并不认为我的行为有什么罪过。
公开指控也会激起人的自我保护意识，肾上腺素的上升使人紧张焦虑，大脑中充满了各种对抗的陈述和争论，生活变得不再平静。
尽管如此，当一个人从争议中解脱出来后，尤其是通过自我表述得以解脱的话，那他就会变得更加坚强。我的名字出现在了新闻标题上，如何去应对就成了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在通常的情况下，人们由于冲动往往会有过激反应。）最基本的目标是澄清记录的是非，比如通过公开否认，这点可以稍后再提，而这些否认之后会被用来校正听证记录中的错误说法。
我意识到新闻媒体是被指控人潜在的朋友，因为他们的理念是表达双方的立场。但是，单纯的否认很难应付更多新的指控，因此被指控的人会做出一些有损于自己的事情来。
较为保险的指控方式是提出对方违反了正确的流程，对合法诉讼流程这一美国信仰的诉求可以使人占领舆论高地。
这些关于公开论战的基本战术使我对更多的挑战也有所准备，但是所有的这些经验都是较为粗浅的，最重要的是我的生活和个人安全，始终都没有受到真正的威胁。
在麦卡锡时代结束之后的一些年里，关于中国的话题再也引不起公众的注意。狗也许会对自己的排泄物感兴趣，但是麦卡锡时代给我们留下来的，只有重复炒作的狗屎，无论你相信哪一方，最终结果都是两个：不是叛国罪就是被诬陷。与此同时，平时吵吵嚷嚷的中国通们也因为不再受到关注而变得销声匿迹。当中国对我们关闭时，关于中国真实情况的问题则变成了猜测和争论。该是好好研究历史和发展新的学术领域的时候了，而这也正是我们当时所做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