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44年以前，美国在华战争援助仅限于国民党统治地区，而对于有名无实的统一战线的中国共产党一方只是间接地有所耳闻。在延安的共产党阵地成为政治上的“香格里拉”，偶尔有几个来自延安的访客出现，一个个仿佛吃了蜜一般，十分乐观。
延安的共产党是幸运的，为其作报道宣传的人是花旗银行北京分行行长马特尔·霍尔先生（Martel Hall）。霍尔先生到哪里去找比其更好的见证人呢？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曾任职于海军部，同时是美国海军预备队的一名上尉。1919年学习中文，1938年至1941年担任日本占领的花旗银行汉口分行经理。他由于珍珠港事件在北京被捕，在共产党的帮助下制订了逃跑计划。之后他经常在城里各处进行散步，一天比一天远，行走的时间也一天比一天长，直到某一天他终于走出了控制圈。然后他穿着八路军军服翻过五台山来到延安。他穿着中式鞋子，随身带着香皂，但没洗澡的机会，身上长了虱子，好在没出什么大问题。他记录道：
霍尔主要反映了两点情况：其一，共产党领导的地区的人们在文化活动上更加活跃，人们的内心充满理想。他为一所临时集合起来的学校师生作演讲，演讲后又花了两小时给其解答问题。这里的人个个都是精英，其中很多人受过高等教育。其二，霍尔发现在重庆的一些人对自己的能力盲目自信，认为他们很快能消灭共产党，就如同日本人自以为可以击垮中国一样，这里的人以为只需用6周的战斗就能把共产党消灭干净，但事实证明最终反而是他们自己麻烦缠身，自顾不暇。
对抗共产党的国民党沉浸于商品买卖之中，像某些地区的日本人一样，彼此之间互相交易。格雷厄姆·佩克早在一年前就发现河南的军官更像是商人。建立防御工事也是为了对抗共产党人，而非抗日。
延安共产党人蓬勃的朝气和朴素的平均主义早已因埃德加·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而为世人所知。每一位去过延安的旅行者都可以证明书中的情景，包括迈克尔·林赛、雷·卢登（Ray Ludden）领事以及一些医务人员，远方的延安正在散发着光芒。
1943年底，我最大的收获就是结识了几位左翼新朋友，经过几个月的相处，他们让我对他们的革命事业有了一定的了解。随着我的健康状况逐渐好转，乔治·凯茨博士（Dr.George N.Kates）被派来接替我的工作，于是我准备离开重庆返回华盛顿。不过凯茨5个月之后才会到达。于是在这段时间，我开始认识分散在重庆的左翼团体，特别是两位能言善辩的年轻女士。
第一位是周恩来与外国报社新闻机构（Press Hostel）的联络员。作为毛泽东和延安共产党派驻重庆的代表，周恩来领导的机构象征着统一战线，共产党与国民党想要在形式上保持其存在。因此，周恩来领导的驻重庆办事处可以将延安发来的新闻消息提供给外国新闻机构。1943年6月，我已经拜访过很多的内阁部长和教育工作者，但并未收集到多少日本的出版物。之后我向白修德提及，认为自己应该接近共产党，看看他们可以提供一些什么东西。结果，一位聪颖而光彩照人的年轻女士龚澎（Kung P\'eng）来见我。作为周恩来的新闻发言人，她刚刚开始步入流光溢彩的职业生涯。（1970年龚澎由于心肌梗塞而英年早逝，那时她已经是新闻界最著名的女性之一。）
龚澎同意定期来访并帮助我进行汉语对话练习。她的性格中既有精神饱满的面貌，又有对共产党事业的坚定信心；既有战地记者的老练，又富有令人愉悦的幽默感。在1943年士气低沉、了无生气的重庆，她活力四射，有如一股清新的空气。她以自由主义者的诉求极力揭露国民党的各种暴行，包括暗杀、封杀新闻报道、查封印刷厂、捏造不实之罪拘捕自由派的批评家、禁止示威游行、禁止罢工等。当提到国民党和共产党双方都否定的公民自由时，她变得超然公正。由于她曾在彼此争斗的国共双方都生活过，自然很清楚双方的内情。
关于龚澎的个人经历，我记录道：
1935年，她进入燕京大学，并成为“一二·九”学生运动的领袖之一，这最终使她成为一名有着坚定信念的革命者。1937年毕业后，她在上海待了6个月，在圣玛利女子中学从事教学和赈济工作，但最终决定离家前往延安。当时正值国共两党统一战线的黄金时期，她经汉口最终来到延安。然而适应这里的生活并不是件容易的事情，她必须调整个人主义的思想来适应纪律性较强的集体生活。大约在1938年底，她下乡从事组织工作，并在华北待了两年时间，负责领导游击队和乡村的组织工作。她服务于当地的农村妇女，帮助她们组织起来，抵抗男性的暴行并分担他们日常生活的琐事，甚至和她们一样，头上身上都长满了虱子。此外，她曾是彭德怀将军的助手，并且对彭将军十分敬重。
1940年底，她与一位曾在德国留学且比自己年长几岁的共产党员结婚。婚后三个星期，由于工作原因与丈夫分开，于1941年初穿过日军的数道封锁线去了重庆。党组织原计划派她前往国外，但因为皖南事变而受阻。在此期间，她的健康出现问题，同时由于注射针头感染而引起并发症，在医院住了6个月。而她的父亲此时也在悲惨境况中不幸离世。1942年底，她的丈夫也在华北牺牲，当初的一别竟成永诀。她在重庆的任务是作为一名非正式的联络员，负责与外国团体特别是新闻机构的联络工作。
龚澎常常会沿着大街步行来到外国记者招待所，手提包里装着最新的来自延安的广播稿复本。那些天天与国民党审查制度作斗争的西方记者自然很欢迎来自反对党方面的信息。而这些过着单身生活的文字工作者也都十分喜欢龚澎，因为她除了聪明之外，在这个到处充满唯唯诺诺声音和消磨时间的城市人群中，她是那个敢于发出不同政见的人。她是在野党的发言人，在野党改良的思想恰好揭露了执政党的邪恶。此外，周恩来在重庆代表着所谓的统一战线中的中国共产党一方，自然也是共产党在重庆的合法新闻来源。周恩来在重庆的办事处象征着统一战线的矛盾纷争，这是一个与众不同之地，因此我尽量用文字将其记录下来：
周公馆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地方。你需要走进一条临近悬崖的死胡同，路过求进学校，这里有15个文化和赈济机构以及美国大使馆的办事处，然后再经过蒋介石公馆的大门、行政院，到达路尽头的一幢白色大房子，那是戴笠的住处。接着突然拐入盘绕于悬崖边的小胡同，胡同两边都是货摊和各种店铺，以及缝纫店、糖果店等，十分拥挤。然后再沿着挤满人群而泥泞打滑的小路走50码，这时突然又拐入一个门廊，这就是你要找的周公馆。
你得明白这地方是一个奇怪的组合，内部穿插住着共产党人和国民党特务，如同三明治的构造。首先，这里有两进院子，国民党的特务位于前院，而共产党人在后院。其次，在两进院子中间有一座三层高的主楼：共产党人住在最下层和顶层，而国民党特务住在中间一层。除此之外，两者之间还可以变得更亲密：在内部共产党所在的院子四周，一边是这幢三层的主楼，另两边是两幢两层高楼房，剩下一边，也就是悬崖处有一个阳台，从上往下大概200英尺是波涛涌动的嘉陵江。住在二层的特务不仅能够在两边走动，而且可以利用阳台在共产党人住处和阳台之间徘徊。如果你仔细听的话，有时候可以听到特务们的谈话声，而且他们有时候是用英语对话，同样他们也可以听到你的谈话。不过他们没必要使用同一个入口，特务们所在的二楼有一个特别通向前院的楼梯，所以说，共产党人与他们的国民党朋友并不住在一起，但是他们的距离不过几步远，甚至能听到彼此的低语。
同样，共产党的住处还有一个后门通往悬崖，这不过就是通向一套房间的地板门。门经常开着，由于里面很黑，走路需要特别小心。但是近期，有人就在周公馆下面的悬崖上建了一座房子，没有其他路可走，这样周公馆的人从后门出入都必须经过这座房子。有了这座房子，即使周恩来的住所半夜塌陷也不会掉入嘉陵江，其实这完全是为了使铁丝网的包围更加严密，让共产党的人质插翅难逃。
《纽约时报》的记者布鲁克斯·阿特金森（Brooks Atkinson）称其为神秘之屋。住在这里的人似乎大部分时间都很快乐：一群曾经的八路军“小鬼”住在一起，但如今他们中很多人都已经长大成为强壮的年轻人。他们经常在门卫室徘徊，这里有一个1英尺见方的小暗窗面向前院黝黑的大门口。房间里挂着一幅大型手绘苏联前线和中国前线的作战图，上面标注着各条战线，同时还有各种宣传海报。小鬼们吹着长笛或是在玩游戏，发出那种年轻人健康好动的喧闹声。和所有的重庆房子一样，所有房间都是空荡荡的，墙皮剥落，藤椅松垂。由于近期战事不利，晚上经常停电，这里也因此变得比往常更加昏暗和阴沉。不过，院子里柴火堆处的公鸡还在时不时地叫。外国大使馆仍然试着使自己通过嘈杂的电话听清内容，而当地的同志们正在油印最新的来自延安抨击蒋介石的电文，斗争一直在持续着。
我前往周公馆拜访了周恩来的助理陈家康，他个子矮小，但为人聪明且很有思想。我们谈论了半个来小时的明清历史，这比整个冬天我与在重庆的其他人谈论得还要多。其间，有两家通讯社和两个大使馆的人员前来赴宴，可见还是有很多人在暗中关注着中国革命。我们无须担心共产党会像传教士一样来影响我们，因为他们某天可能会被囚禁于地牢，而我们不会受到任何伤害。
重庆，1943年11月8日
总体来说，重庆的共产党还是一群处于劣势、被孤立的小群体，没理由认为他们对国民党会造成什么威胁。当时的周公馆防守得就像铁桶一样，四周围有带刺的铁丝网，位于城郊山顶上的第十八集团军重庆指挥部也受到严密的监视。此外在第十八集团军的司令部有一台无线电广播设备用来与延安保持联系，国民党人或是外国人不得进入此地，这里被认为是第二次统一战线硕果仅存的地方。
初次见面，周恩来非凡的领导能力就使我深深叹服。他英俊帅气，眉毛浓密，智力超群，直觉敏锐。他代表着人民群众，并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我告诉他我的任务是搜集与日本相关的资料，他说他可以发个请求，但没有取得什么成果。在我们用汉语谈话时，时不时也会蹦出一些英语，好在有龚澎为我们双方作补充翻译。
随后，龚澎介绍我认识她的未婚夫乔木（乔冠华）。乔冠华个子很高，和我差不多，戴着一副大大的眼镜，留着学生式的长发，加上好看的笑容，有一点玩世不恭的幽默感。当我在清华大学任教期间，他也在此就读，并于1933年获文学学士学位。1933年他来到德国，在杜宾根大学学习德国哲学，时值纳粹分子统治德国，于1936年获得哲学博士学位。回到武汉后，于1937年至1938年间为国民党做宣传工作，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38年至1941年在香港从事撰稿工作，直到1942年在逃离日本人掌控后，来到重庆，在共产党的通讯社主编国际新闻。他发表于《群众》的文章，充满热情，十分具有说服力，通篇没有虚言。革命就是他的人生观和信仰。我对他说：“你似乎已经研究过极权主义的理论。”他说：“我就是一名极权主义者。”
1943年9月，谣传国民党将采取突然袭击以彻底消灭延安的共产党，但是了解延安情况的一些将军反对此计划，同时重庆方面也有所顾虑，担心在其他省份会突然出现抗议者的反抗。监视周恩来以其身边人员的警察越来越多，龚澎和乔冠华，这对信仰坚定的知识分子、共产主义思想的传播者，也不再单独外出了。他们预料可能会随时被捕甚至牺牲，于是和他们见面更加富有戏剧性。
延安那边的情况如何，他们能否维持生活，所有事情都处于一团迷雾中。虽然在延安设置了领事馆，试图对蒋介石有所扼制，但事实上没有人真正努力去了解情况。这是美国对华政策的一个严重失误，因为延安是一个主要的观察哨所，例如，我们可以从那里获取日本出版物。随着时间的推移，通过航空运输援助和设立前哨站，我们已经在这个国家建立了越来越稳固的根基，我希望现代的帝国主义国家能够真正地参与其中，而不是袖手旁观，等着灾难的降临。我们应该在中国北方派驻领事和观察员，建立航空和军事基地，并使重庆接受它。这样一来，我们可以省去不少麻烦，同时又不会损害中国的利益。
11月，龚澎与乔冠华悄悄地结婚了。随后，小偷通过窗户用带钩木杆将他们本来不多的衣服也一盗而空。当时我正准备打包一些东西空运回美国以减轻随身携带的行李，而我和乔冠华的身高差不多，于是我将一套1936年在牛津定制的蓝哔叽西服送给了他，并说服他将其收下作为友谊的见证。他回答说：“物质的东西是造出来给人类使用的，关键在于使用它们的人是谁……我相信，我文章里的观点会得到你的赞同和欣赏。我们正在追求着相似的理想，并战斗在同一条战线上，不是吗？”
在这样的环境中，龚澎是自由言论的代表。她的确是一位充满魅力的姑娘，美国大使馆和外国记者招待所里的大部分年轻人都很喜欢她。
后来，我们的共产党朋友龚澎得了痢疾，于是我告诉布鲁克斯·阿特金森带她前往海军医生那里接受治疗（这是机密），最终她服用磺胺胍得以康复，仅仅是杆菌作祟。当我将一些资料送回周公馆时，我们在街上遇到，正值清洗运动开始，因为知道我不愿在公共场合被发现与共产党人接触，她竟然佯装不认识我而擦肩走过，这让我感到十分吃惊。她和她的伙伴齐心协力分秒必争地工作着，因为无论什么时候、什么地点，所有人都是如此奋力地为革命事业而献身。
在给威尔玛的信中我这样描述龚澎：
她是官方任命与蛮夷保持联系的联络员，我发现她对每个我认识的人都有着驯化和影响的力量。布鲁克斯·阿特金森就被其这样的热情所折服，更不用提奥尔索普（J.Alsop）狂热地赞赏她，埃里克·塞瓦赖德（Eric Sevareid）一见到她就容光焕发，菲尔·斯普劳斯（Phil Sprouse）默默地仰慕她，还有部分英国大使馆的人员和一些我不认识的人，大家都对其表示爱慕。而她之所以受到众人的喜爱，重要的一点在于她和你一样，善于交际。
然而，就像龚澎曾直率地承认：“我很肤浅。我不能深入思考问题。我很喜欢接触各种事物，但是我并不能专注于一件事情。我读书也不多，很可能有成为一名只知表面的宣传家的危险，谈论的内容空洞无物，也不过是时代性的口号罢了。”这是多么犀利的自我评价啊！
另外还有一位让我对革命的蓬勃发展有所了解的年轻女士，她不如龚澎那样富有魅力，也不以公开的共产党员身份活动，但是她对于中国困境的洞察更加尖锐，表述也更具哲理性。她就是杨刚（Yang Kang）。
1943年中期，我与她见面，当时她38岁，是颇具影响力的《大公报》的一位文学编辑，类似于《泰晤士报文学增刊》（Times Literary Supplement）的编辑。她说，她在成长过程中目睹了父母不和谐的婚姻关系，这最终导致她成为一名女权主义者。她于1905年出生于江西，原名杨缤（Yang Ping）。他的父亲原籍湖北，在其仕途中，曾担任巡抚的幕僚长，后出任湖广漕运使。此外，在1927年民主主义革命之前的北伐时期，担任过一段时间湖北省政府代理省长。“他是一位收藏家，收藏书籍、字画和瓷器等。”后来革命的农民烧毁了他的房屋和藏书，还分掉了他的土地。他也被监禁起来，释放后于1939年在四川逝世。
杨缤的母亲是一位大地主的小女儿，虽没读过书，但天资聪颖，且十分顽强。她生有11个孩子，但由于丈夫婚后又纳妾，因此婚姻生活并不幸福。之后她一心礼佛，以逃避现实的苦难，于1921年去世。旧社会的陋习给人们的生活带来多少痛苦啊！
杨缤从小在家里跟着一位私塾先生学习古典经书，1922年，她17岁那年，赴江西南昌葆灵女中（Baldwin Middle School）就读，于1927年毕业。第二年，她考入燕京大学，于1933年毕业。在此期间，她与燕京大学英语系的鲍贵思（Grace Boynton）教授建立了亲密的母女关系。鲍贵思是一位随和仁慈的老师，她在年轻的中国学生中颇具影响力，尤其对杨缤的生活和文学兴趣的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杨缤开始寻求生活上的独立，她通过为基督教青年会翻译英文书籍为生，她的译作包括简·奥斯汀的《傲慢与偏见》、莱茵霍尔德·尼布尔（Reinhold Niebuhr）的《道德的人与不道德的社会》（Moral Man and Immoral Society）。同时，她在由燕京大学早期人类学学者顾颉刚教授主编的月刊《大众知识》（People\'s Knowledge）从事文学编辑工作。
1933年，她在北京结婚，并育有一女。她的丈夫是一位银行家。1937年，日本侵略中国时，她决定离开居住4年的北京前往上海，而她的丈夫则仍然留在北京。1937年至1939年，她担任上海《大公报》的编辑，随后与《大公报》一起迁往香港，并在香港与另一个人坠入爱河，于是和北京的丈夫离婚后与那个人结了婚。1940年间，她在香港岭南大学教授文学课程。1941年《大公报》从香港迁往桂林，她也毅然随报社一同前往。
她不愿意身陷日复一日、沉闷单调的家庭琐事而牺牲自己的事业，于是她和丈夫分开了。她的女儿则留在香港，据说后来失踪了，或是被拐卖了，不过如今又安全回家了。
杨缤相貌并不十分出众，但是身材苗条，相貌清秀，英文流利且天资聪颖，全身心地投入文学事业中。她在自己负责的文学版面刊登散文和诗歌，同时她自己也写诗，还发表了很多文章，包括短篇小说、报告文学等。例如，她曾搜集了有关1942年日本入侵浙江的第一手资料，被美国陆军武官认为是迄今为止他发现的最好的报道。她是一名左翼分子，但并不是公开身份的共产党员，事实上是一名“编外”干部。共产党敦促她保持党外身份开展工作，避免与共产党建立任何公开的联系。但从她给自己改名便可知她对共产党的忠诚显而易见，她在离开燕京大学时改名“杨刚”，“刚”字意味着有“钢”的性格（斯大林的阴魂！）。
对于威尔士（H.G.Wells）的《中国的观点》（The Chinese Outlook）以及林语堂的《吾国与吾民》（My Country and My People）的看法，我们首次达成一致。正如她在8月份写给我的信中提到：“我认为，中国人在生活中的坚持可以解释一些事情……我们中很少有人自杀……也很少有人有懒惰的习性……我们无法轻易而彻底地西化。我们适应但不会全盘吸收……我们重‘现实’而轻理论……所有的一切都可以追溯到它的经济背景。
“在我看来，如果以上分析都成立的话，他们必须作一些改变……怯懦、麻痹、卑微、缺乏见识，切实讲究实际压倒了富有想象力的现实主义，易妥协而无原则，对傲慢的独裁主义卑躬屈膝。在中国人民真正站起来之前，所有这些恶习都必须被革除。这也就是我所说的，复兴中国，首先需要挣脱我们身上所有的枷锁。”
这是1920年五四运动时期的见解。我们可以听到很多有影响力的思想家的声音，包括陈独秀和鲁迅。不论是在文化还是价值观方面，杨刚都欣然彻底地接受了当代中国革命背景下的文化思潮和价值观念，因为她成长于军阀混战时期，目睹了旧社会内部的种种弊病。事实上，她是一名严肃认真、专心致志的观察员，审视着中国的旧社会，并致力于对其进行改造。我们继续保持着见面、讨论或是书信交流，她从内部为我分析知识分子的复杂性，包括他们对于当权者的习惯性依附，他们作为道德批评家的职责，他们为保持人格而作出的抗争，以及他们需要一种服务人类的理想。对我来说，种种这些的讨论简直就是上天的恩赐。能有这样的朋友实在是一件幸事。
在驻外事务处，我最亲密的朋友是菲利普·斯普劳斯。他是美国南方人，德行上堪称楷模，审慎而充满智慧，是一位心地善良的正派的单身汉。当我准备为杨刚申请拉德克里夫奖学金时，菲利普以及鲍贵思女士都写了相关的证明信表示支持。1944年杨刚获得奖学金，前往美国学习。《大公报》的发行人、政治学派的中坚分子胡霖帮她办理了护照。
在与龚澎和杨刚的对话和通信中，我发现这两位女士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知识知之甚少。她们都毕业于燕京大学，对于历史唯物主义了解的程度和对英语文学的了解差不多。她们关注创新性的表述，同时也关注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她们是马列主义者，忠于共产党并接受其领导。但是这种信仰在本质上是注重实用的，因为个人单独行动的力量是微弱的，必须团结起来才有力量。没有超理性的奇迹，也没有与生俱来的教条思想，更没有超凡入圣的救世主，或是转世重生的神人，但在我看来，她们是中国“传教士”，能够改变更多的人并使其加入她们的队伍当中。
一旦成为朋友，我发觉自己也受到左翼分子的影响，而我个人也喜欢相应地对其施加影响。这既是个人行为的，也是政治层面的互动。乔冠华带来了剧作家夏衍。在孙夫人（宋庆龄）家里，我结识了她的德国助理安娜·冯·克莱斯特·王（Anna von Kleist Wang，她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王炳南的夫人）。
孙夫人十分坦率，她对于近期颁布的中国人没有护照不准乘坐军用飞机的规定表示极大的关注。即使只是在国内换个环境，她都不被当局允许离开重庆，更不用说去国外了。她问道，如果特务看到我来拜访她会怎么想呢？我对她说，我还知道人民的处境比她更糟。（我刚出来的时候就发现有个男人蹲在一边监视我。）……像孙夫人这样身份的人，能够对一位傍晚来访并天真地希望帮助她的人表露出一种凄婉动人的感谢之情，实在让人备受鼓舞。
［据说，战后她乘坐美国空军指挥官兰德尔将军（General Randall）的飞机返回上海。］
约翰·戴维斯和埃里克·塞瓦赖德先是被迫跳伞降落在北缅甸的娜迦（Naga）部落，后经过长途跋涉返回阿萨姆邦，最终来到重庆。在重庆，我们办了一场晚宴，在晚宴中我们表达对重庆当局的失望。大使馆的菲尔·斯普劳斯和吉姆·潘菲尔德（Jim Penfield）、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埃里克·塞瓦莱德以及我偕同龚澎和乔冠华一行来到冠生园饭庄，举办了一场愉快而铺张的尽可能公开的宴会。
遗憾的是，没有其他客人在这里用餐，倒是很多特务在此蹲点并记录车牌号。龚澎和乔冠华夫妇真是令人赏心悦目的一对，但是他们充满了宗教式的革命热情并随时准备为此而献身。之后，他们四处被跟踪，当他们与人说话，警察就会出现，恐吓那个人。这让我想起了在上海的艾格尼丝·史沫特莱，由于长期受到警察的尾随跟踪而神经衰弱。不同之处在于，这对夫妇某一天可能真的会凭空消失，对此我们公然表示抗议。
这是美国人对中国国内政治的担忧不断加深的症状。我们中没有人表示支持共产主义，我们只是希望可以正常地接受政治的反对派，而不是被迫接受某一政党的独裁。
这种此起彼伏的运动很快使美国的政策发生分裂。但这只是主要的中国现象的一个分支，天命使然。从本质上看，共产党并没有颠覆我们并偷走天命。相反，首先是蒋介石必然失去天命。1943年正是蒋介石集团走向末路的开端。
另一处政治示威的地点则是苏联大使馆，他们在十月革命胜利纪念日举办了公开参观日活动。
像这种场合，远不是一般的社会活动，而是真正的政治活动，每位到场的人士都是政治人物。周恩来的秘书陈家康，是个极度兴奋的小个子，但是思维雪貂般敏捷，他不常见地大声跟我打招呼，因为当时董显光正巧从我身边经过。孙科博士绕过桌子走过来和我握手，和我聊了很久，并表示明天会给我送去一些东西，但实际上第二天并没有送来。他那样说大概是因为我当时正和王世杰（另一位国民党部长）谈话。何应钦将军也同样过来和我握手。
随着我离开中国返美的时间不断迫近，我发现我在日常工作中也越来越偏向于反对派。我借用罗斯福夫人的专栏标题记录如下：
例如，上周，她的姐姐龚普生（1936年获燕京文学学士学位，于1942年获哥伦比亚大学宗教学硕士学位，曾与罗斯福夫人共事）带着一箱子的药物和衣服来到昆明。为了不留下共产党人士的印记，她将药物和衣服转交给恰好也在昆明的《纽约时报》的通讯记者布鲁克斯·阿特金森。随后，布鲁克斯·阿特金森将这一大包东西转交给美国大使馆的海军医生，然后这位医生又带着这些物品乘坐军用飞机来到重庆，将其转交给《时代》、《生活》以及《财富》杂志的通讯记者白修德，之后白修德又将这些物品送到美国出版物服务社，之后会有收件人将其取走。而物品收件人要取走物品必须每一步都要严格遵照法定程序。
由于史迪威将军的一位副官前来邀请她外出用午餐，于是我便离开了这位年轻小姐的那间饱受老鼠侵害的堡垒，踏着泥泞的道路原路返回。路上我注意到一位年轻而无经验且穿着制服的特务偷偷从监视我们的茶馆溜出来，在我前面闲晃，等着我从他身边通过。于是我作出更加悠闲而无所事事的样子跟在他的后面走走停停，最终他完全停下来，我也停下来，然后他转过身来返回去找下一个跟踪目标。
随后，我去见了中央研究院的一位领袖人物，他很坚定地对教育部以及其出台的政策进行了猛烈的抨击，同时他希望我不要对局势完全丧失信心。
之后，我及时地赶回来与谢伟思（Jack Service）以及王炳南夫妇共进晚餐。他们深入地介绍了小党派的情况，一直到晚上10点钟，我用汽车将他们送回家。甘肃产的汽油将金属制的气泵腐蚀出一些小洞，于是我们不得不花4500法币重新换了一个新气泵（也是二手的）。
这里生活的主题似乎就是物价与革命。我与菲利普·斯普劳斯一起宴请了国民参政会的共产党员董必武老先生和周恩来的秘书陈家康。前者说着令人费解的方言，后者则思维活跃，不时会冒出一个新想法。为了验证他们的说法，第二天早上我又去走访了国民党中央组织部战区党务处（War Zone Party Affairs bureau of the Ministry of KMT Organization）。周三与蒋介石的首席日本问题专家共进晚餐，于是我在想，周四我应该拜访共产党人士，这样才能保持大致的公平而没有偏见。
很不幸的是，我在中国并没有与谢伟思有太多的接触。1935年在北京的时候，我们几乎就没有碰过面，而在我1942年到达重庆时他已经离开这里，一直到1943年末才返回。我发现他是与中国人民接触最多的一位美国官员。虽然我对其暗中写给高思和史迪威的报告并不知情，但我们的感受是一样的。
在1942年至1943年间，我比其他许多中国问题专家在中国经历了更多的事情，于是我很快将自己的见闻记录下来，并当作应提供的信息，发送给相关人员。然而我的经验还是很不足的。我并没有单独面对面地和普通民众接触，甚至也没有和学生有过太多的交谈。我在正式场合所结交认识的人都是官员和其他行政人员，交谈也必然是流于表面的。除去我个人的观察以外，我与朋友们共同的经历也间接地帮助我对事情作出基本的了解和评估。而我的朋友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接受过西方教育的追求自由主义的教授们，我们于30年代初期在北京相识，如今是再次重逢的老朋友；另一类是一些年轻的作为左翼分子的新朋友，他们也是西方教育在中国的产物，而如今则成为共产主义的拥护者并为之奋斗。随着1943年的时间慢慢推移，我逐渐意识到，作为老一辈的自由主义者，他们所扮演的角色是权力的辅助者而非掌控者，因此他们并不能起到领导作用。而另一方面，年轻的左翼分子虽然不够强大，但是他们充满希望且足智多谋，也许有机会在未来有所发展。我的这两类朋友都在与当权者进行着殊死斗争，我将他们视作道德英雄。
令人好奇的是，普通民众并不是这场斗争的主力军。例如，四川的农民通常都过着富足的生活，而河南的农民却处于饥饿的边缘。但在我狭窄的视野内，政治斗争并没有涉及他们，而是仅限于统治阶层内。而目前问题在于蒋介石的统治面临着巨大的困难，比如通货膨胀，他对此似乎束手无策。当时法币与美元的官方兑换率是20:1，而黑市的汇率更是高达400:1，导致那些渴望帮助中国的美国人被迫袖手旁观，而无法施加影响改变什么。我们发现，那些本应由国民党来做却并未做好的事，如今在共产党地区得以实现，包括扫盲运动、小型工业生产合作社、农村动员以及妇女解放运动等，但是所有一切都处于革命的背景当中。相反，蒋介石信任的是他的组织机构，包括CC系和戴笠领导的军统机构。他们力图通过镇压反对意见来达成表面的统一，然而未能如愿。其独裁统治与恐吓威胁的方式毁掉了政府在上层爱国分子心中的合法性。官员的腐败并不能赢得同样腐败的机会主义者的忠诚。这是一个悲剧的进程，中国的内部已失去控制，外部力量又鞭长莫及。
而极力排外的思想也源于那些过分敏感的爱国人士的羞耻感。对于外国的援助，比如我长期努力帮助西南联大的教授，他们却认为是在干涉内政，是一种新的帝国主义入侵方式，妄图渐渐地摆布中国。按照儒家的观点，受惠于人而无法回报是对一个人自尊心的打击。一个人需要一种新的超越自我及儒家思想的态度，而不应在意面子问题甚至清高地拒绝互惠互利。
他们是如何看待我们的：《大公报》的文学编辑、一位很好的观察家曾说，走在中国的大街上，普通老百姓认为，那些外国人是颇受恩宠、生活富裕的一类人，因此中国人会嫉妒并很容易由于彼此之间悬殊的财富差距而转为愤怒。同样，中国人对于本国的财阀也抱着如此的情绪。然而，作为个人，我很能理解他们的心情，如果我处于同样的情况也会有如此的反应。但是，这样的情况会继续存在，因为中国的物质水平依然无法赶上美国，长此以往，可以预见一定会出现很多麻烦。
我将整理行装回国，因此我将自己的见闻再次整理并寄给阿尔格·希斯。柯里并不太关注中国，我没有得到过他的回复，而亨培克位高权重，总是一副公事公办的样子，我也不便直接给他写信。作为亨培克的助理，阿尔格显然是我与华盛顿联系的最佳人选，同时我也给威尔玛发了一份副本：
距离我上次写信已经很久没有联络了，如果现在我不用更宽阔的视野来描述，可能是不得要领的概括论述。在我来到这里期间，我逐渐对时局有了更多的了解。同时我也相信目前的形势越来越糟糕，而根据我所掌握的情况，恐怕形势会发展到最糟糕的情况。
就目前而言，我认为中国在战后极有可以会爆发严重的内部政治动荡，因为如今的政府使其陷入了“原始的法西斯主义”情形中。他们只是一个政治小团体，却顽固地牢牢抓住权力，并希望借助工业化来成为永久巩固其统治权力的工具。而他们的思想又过于保守，无法保持与时俱进。例如，显然工业化将会进一步扰乱作为国家经济主体的农业的发展，但是我发现并没有任何政治领袖制定任何有利的土地方案，只是放任如今的情况继续恶化。
同时，显然在工业化的进程中，通讯的发展为农民大众提供了与新型的西方社会接触的机会，但是掌权的政治家根本无暇顾及大众教育的普及项目，事实上他们并不相信这一套——如同以往统治过人民的少数统治阶层一样对百姓不信任。简言之，中国民众受到现代工业生活直接而有力的冲击的日子即将到来，但是如今的国家领导人，例如掌权的政客根本无法理解这一点，他们仅仅看到工业化促进其权力的一面，而不了解其影响社会的一面。他们并没有任何社会规划。西方科学的公式与古代中国的美德根本无法应对当前的情况。
由于没有任何切实可行的想法，他们唯一的选择就是依靠武力来维持现有状况，如今他们就准备这样做。遍地的特务和新闻审查制度就是最好的证明，如果美国的武装和军事力量也能被其充分地吸收和利用，他们也一定会利用其作为镇压的手段。笃信独裁主义的组织者们还可利用日渐带有仇外色彩的民族主义作为一种统治手段。如今与少数政府职员保持友好的联系也越来越困难了，我倾向于相信，大概是委员长下达命令反对与外国人有过多的接触。目前，在野党人与国外的接触使其收获颇多，而我相信左翼反对派尤其会发现很多他们自己与美国人的共同之处，而大多数美国人也都愿意与他们保持联络。
左翼反对派包括中共党员和知识分子。前者公开身份立场并受到国民党恐吓，后者是大量的不接受共产主义但赞同对新闻审查制度与特务系统持批评态度。事实上，在过去的一年中，当局正在实施“遗弃知识分子”的计划，一些历史学家将其看作大革命爆发的前兆。同时，我也能够证明，从前很多坚定的反共亲美派的自由主义者以及大多数的美国人，如今却持有与共产党一样的观点。我并不认为，一向更为客观的共产党员会认为他们发起的运动近期就能取得显著成效，或是通过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唤醒农民。但是，他们的重要性远远不是以其当前的数量或力量来衡量的，因为他们是唯一有组织的少数派的反对团体。对于外国人来说，他们将自己描述为理想主义的改革者。而越来越独裁暴虐的当局毫无疑问只会被告知试图将自身与外国人隔绝。不幸的是，他们无法阻止外国人与反对派的接触，最终其仇外的政策驱使我们都投入到反对派的怀抱。
我相信，很多国民党人士对美国朋友的批评态度感到不快，就像许多德国人与日本人被卷入了一场变革中，而这场变革将其带入无法预见和不希望看到的处境中。尽管如此，我对此并不担心，因为我已经逐渐对中国的政治家性格形成了极低的评价，在我看来，幸好他们只是一群毫无道德的机会主义者，而非宗教狂热分子。目前，这个国家甚至不具备法西斯主义的品质，因为人们一直只是为了生存而抓着每一根稻草，因此绝不会轻易放手。这里所谓的品质是一种忍耐和顽固，并非我们所说的勇气，如今我们面临的情况已经糟糕至极，而这恰恰也是开创新局面的好时机。
我比任何时候都确信，当我们找到这些好人时，应该尽力帮助他们，让坏人至少不能从我们这里吸取脂膏而发展壮大。
从以上所述，你应该明白为什么我并没指望与华盛顿对话，因为我已经发觉国民党正努力阻止反对派与美国人的接触，而让那些允许接触美国人的中国人建立起假民主的爱国阵线。在本质上，文明化的美国士兵的诅咒声与中国官方代表的装腔作势之间，我们很难向美国大众解释清楚目前中国的混乱景象。而一旦我的朋友将我这些秘密的评论完全公之于世，那么我将很快失去“中国忠实的朋友”的身份。
从本质上看，中国的问题是理念与理想的问题，而不是所谓的经济学或技术的问题。如果政府或者高层人士能够拥有一种真正的理想，他们自然可以通过带领人民而掀起翻天覆地的巨变，但这些变化并不能巩固加强其地位。最终的结果是，我们必须等待某天一场伟大的中国革命爆发，不知道17号街的人们听到这些会作何感想呢？
我希望你也能来这里。正如我之前所言，如果相关的负责人无法亲临现场而仅仅是通过个人经验来开展工作的话，这是很不正确的、不理智的做法，同时对美国对华政策的成功也有着相当大的危险。对我而言，这种事情的发生简直令人难以置信。我认为美国驻华机构的工作开展得很好，但考虑到资源有限且所有战时机构均由大使馆管理的混乱局面，我无法想象，华盛顿方面如何仅凭文字材料而不进行实地考察就能对其有全面而正确的了解。
永远属于你的费正清
重庆，1943年11月9日
1943年12月8日，我与多诺万将军一同离开重庆，虽然任期已满，但是想要完全从中国的政治领域中走出来并非易事。在战时的旅行者们常常需要帮助别人捎带私人信件，周恩来的秘书陈家康找到我，希望我帮忙在印度投递一封信。同时，孙夫人也托我将一封信转交给纽约的卡特夫人。作为朋友的信使，我可以避开审查制度，然而却逃不开戴笠机构的注意，因为他们早已在我的办公室安插了监视我的冒牌服务人员。事实上，多诺万早已中断了战略情报局与梅乐斯以及戴笠的联系，尽管如此，他们还是很友善地来到机场为我送行。但我刚离开，就有人谣传我是因为与左翼关系过于亲密而被遣送回国的。1944年4月，早已回到华盛顿的我也听到了相关的谣言，我利用研究分析处主任比尔·兰格的一封信作为反击：“这种说法简直荒谬至极，我们会尽可能地消除这样的谣言……你在中国的成绩卓越非凡，出乎所有人的意料，有效地推进了工作的进展。我并没有看到你有任何超出指令的行为……你被召回华盛顿也仅仅是由于你在中国任职的期限已到。”等等。
尽管如此，这并不能被戴笠所认同，在他看来，他可以凭空想象而给我编造出一系列罪行。
如今回想起来，我可以看出，我对中国左翼分子的兴趣受到我的家庭影响，即倾向于支持受迫害者的自由主义观点。我的母亲在她的姐夫吉尔伯特·罗伊（Gilbert E.Roe）的影响下，早已成为拉·福莱特一家的忠实朋友。在我们的政治伟人中，参议员拉·福莱特和他的夫人贝尔·凯丝·拉·福莱特是受人尊崇的人物。他们为普通民众争取权利和福利，反对大企业的既定利益。这种反对现有权利而赞同民主权利的平民主义最终促成了进步运动，而我在纽约的姨妈姨夫以及罗伊一家都参与到运动当中。他们钦佩埃玛·戈尔德曼（Emma Goldman），而林肯·斯蒂芬斯（Lincoln Steffens）也是他们的亲密朋友。
我曾于1928年在哈佛的自由社团见到过斯蒂芬斯。社团位于温斯罗普街（Winthrop Street）的一座老房子里，如今是信义会教堂的所在地。林肯·柯尔斯坦（Lincoln Kirstein）还曾给在大厅绘制了工业机械主题的壁画。1928年，我代表自由社团与来自塔斯克基学院（Tuskegee Institute）的一个小队在特莱门特圣殿（Tremont Temple）进行了有关种族杂居的主题辩论。其中的主力黑人发言代表理查德·赫斯特·希尔（Richard Hirst Hill）也成了我的好朋友。10年后，迪克·希尔（Dick Hill）曾来到我们位于温斯罗普街的房子住过一段时间。当时他正在为揭露南方种植园中黑人染上肺部疾病的情况而斗争。如果他还活着的话，他应该早成为人权运动的领袖了。
由于受此背景影响，我也准备与反对派一同反抗既定秩序，虽然我并不信奉任何主义学说，但我相信至高无上的法律和个人权利。我认为全面的改革是必需的，但并不是要改变包罗万象的意识形态。然而，在中国，我清楚地看到改革变成愚蠢可笑的事，最终革命成为唯一的出路。而作为现存革命力量的化身，共产党成为其信仰者生活中的类似于衣食父母的偶像。
1944年我回到华盛顿后，带回的主要信念是：中国的革命运动是中国现实生活中的内在产物，而CC系和戴笠的特务机构都无法将其压制。要求解放农民的理想以及20年前五四运动时期继承下来的科学与民主的理想才是民众的爱国热情和活力所在，蒋介石根本无法与其对抗。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信念源于共享真正信仰者的亲身经历，只不过我并不是组织成员或是参与其中，在我自己的工作和生活中，我对于革命也并无兴趣。这种信念只是源于某种共鸣。在革命中，我只是一个多管闲事的旁观者，但我能够感觉到革命的风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