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出版物服务社（The American Publications）在教授与图书管理员这个于人无害的阶层开展工作，让我远离战略情报局主要从事与秘密情报和秘密行动相关的工作。秘密情报或秘密侦察活动一概与我无关。（我喜欢莫蒂默·格雷夫的一句话：“如果连我都知道了这件事，那么它肯定不是秘密。”）我对战略情报局力图在全球范围内展开其特殊作战活动的印象，并未经过考察，而是基于如下事实：简言之，与那些发展成熟稳固的机构例如海军情报局比较，多诺万的团队就像突然出现的竞争者。战略情报局和陆军情报局一样，都被排除在麦克阿瑟的西南太平洋战区之外，因为麦克阿瑟无法忍受来自华盛顿的对手在自己的地盘表演。而战略情报局在1942年末能够进入中国也仅仅是由于之前对美国海军的支持。
1942年10月的一天，一辆专为运载武器而造的重型吉普车停在了我位于求精中学的办事处大楼门口，车上下来一位穿着卡其色短裤和衬衣的年轻人，看起来很像童子军的队长。他的长相已经不仅仅是英俊所能形容的，可以说是非常漂亮，笑起来还有两个酒窝。他的名字叫米尔顿·梅乐斯（Milton Miles），但是大家都称其为玛丽，因为当他还是美国海军学院1922级的学生时，玛丽·梅乐斯·明特（Mary Miles Minter）已经是百老汇当红的明星了。如今玛丽·梅乐斯已经是美国海军的中校，得到参谋长联席会议（Joint Chiefs of Staff）海军上将欧内斯特·J.金（Ernest J.King）的大力支持，作为海军总司令的欧内斯特·J.金任命梅乐斯为美国海军驻华顾问组组长。
梅乐斯刚刚42岁，和我同岁，他开始推行自己制订的在华工作计划，披荆斩棘，努力明确个人的官方身份，并利用越过喜马拉雅山的“驼峰”航线从印度运来他所需要的物资。不过我和他的相似之处仅止于此，因为他的物资是黄色炸药和冲锋枪，他的任务是与蒋介石手下的军统头目戴笠合作。战时，在中国戴笠大概是最有权势的人了，常常让人闻风丧胆。简单来说，如果蒋介石想要监视、调查、逮捕或是消灭谁，都会由戴笠的组织负责实施。戴笠也因有效的暗杀行动荣升为蒋介石的安全部门负责人。在中国，他是埃德加·胡佛（Edgar Hoover）和威廉·多诺万（William J.Donovan）合二为一的化身，因为他的人员扮演着联邦调查局和中央情报局的双重角色。梅乐斯拥有这位传奇而神秘人物的稀有照片［照片收入梅乐斯的回忆录《一种不同的战争》（A Different Kind of War），于1967出版，当时两人均已去世］，照片上的戴笠看起来很精明，且比埃德加·胡佛英俊许多。
梅乐斯和戴笠是怎么合作的，中国的特工组织又是如何得到美国海军的枪支、接受美国培训的，这场中美双人舞演出的确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重要课题。首先，梅乐斯对中国特别着迷。1922年从海军学院毕业之后，他在中国待了5年，巡察各个口岸。他的妻子威尔玛［Wilma，为了与玛丽相配，应该称其为比莉（Billy）］也同样觉得中国的东西都极富魅力。1936年至1939年，他在中国执行的另外一项任务为指挥驱逐舰，任务结束后，他设法带着妻子和三个孩子经由滇缅公路撤离了中国。
其次，在海军界梅乐斯以技术能力过硬而获得提升。他当时已经获得了哥伦比亚大学电气工程硕士学位。1940年至1941年，他任职于内部控制委员会（Interior Control Board），作记录员，将一些设备应用于海军军舰控制系统。和他一起工作的委员会成员后来成为海军下属各局的成员。由于他那里是一个天然的集会之地，他需要连续不断地举办一种非正式的咖啡聚会，海军的军官们都可以顺便进来聊聊天，休息片刻。
后来，这位生气勃勃、能力出众而又生性浪漫的技术师遇到了一个热情的朋友，中国驻华盛顿的副武官萧迅如（Hsiao Hsin-ju）上校，于是他便开始青云直上，官运亨通。到1940年至1941年间，关心中国的海军官员，预见到需要在中国派驻海军观察员，这样不仅可以监控太平洋的气象情况，同时也能监视各个口岸的日本船舶。萧迅如上校经常和梅乐斯讨论此类问题。不久，他和他妻子就成为梅乐斯的好朋友，两家常常一起共进午餐。
珍珠港事件爆发后不久，欧内斯特·金上将立即口头指示派梅乐斯前往中国，要求其建立一些基地并为海军登陆中国海岸作好准备。但金上将的书面指示中，他只任命梅乐斯为海军观察员，由美国大使馆直接领导。此外，在美国大使馆还有一位他的同班同学，来自海军陆战队的海军武官吉姆·麦克休（Jim McHugh）上校。（我们早在北京就认识麦克休。）
下一步，海军总司令金上将、梅乐斯、梅乐斯的担保人威利斯·李（Willis A.Lee）上将以及萧迅如上校着便装秘密地在华盛顿酒店会面。萧迅如上校竭力鼓吹自己的观点，获得金上将暂时性的口头认可。很快他得到了蒋介石的支持，让梅乐斯来中国与戴笠合作。事实上，戴笠在华盛顿的代表并不是别人，就是萧迅如上校。
“那么，”梅乐斯问道，“戴笠将军是个什么样的人？”
梅乐斯的回忆录如此开场，此外书中还叙述了他是如何一步一步受到引导，与这位中国的埃德加·希姆莱（J.Edgar Himmler）建立起看似亲密实则脆弱的关系。他发现，尽管萧上校介绍戴笠时说他品格如何之高尚，但在美国情报人员的报告中，却都说他是个声名狼藉的人。鉴于梅乐斯项目所作的贡献，作为中间人的萧迅如上校确实功不可没。问题在于：萧迅如上校需要找到一个与各界有紧密联系、善于随机应变的天生的领导者充当美国援助的通道，他应是一位中国真正的朋友，拥有先进的技术且不在意宏观的政策问题。毫无疑问，梅乐斯个人品质出众，对政治关注度不高，是不二人选。
在我的记忆中，作为梅乐斯来华牵线人的萧迅如上校身强体壮，善于逢迎。我确信无论是为你斟酒还是引你上钩，他都会是一副和蔼可亲的样子。他向华盛顿战略情报局的中国问题专家解释说，由于过去的不平等条约深深地伤害了中国人的爱国之情，因此如果派一些以前来过中国又再次来中国的美国人，会让人尴尬无比。他们会让人想起那些耻辱历史。这些人的思想已深受早期经历的毒害，如今的中国国民党如何能与过去的美国人合作呢？通过这种荒谬的托辞，萧迅如上校努力让梅乐斯招募到海军顾问组的那些兴高采烈的年轻人，都是些天真的新人，且对中国话、中国字一窍不通。
1942年4月，梅乐斯乘坐横贯非洲的航班前往中国，途中偶遇埃德加·斯诺。6月份，他受到了戴笠的接见，并与其一同穿过日本防线来到福建沿海的后方。梅乐斯说：“如果发现密探，受命当即实施审讯。”他的翻译解释说：“戴将军只负责执行死刑，不负责审讯。”梅乐斯这样作出结论：“从未不经正当授权而执行死刑，因此华盛顿情报的表述有些夸大其词。”
1942年7月至8月之间，梅乐斯前往印度（在那里他遭到一位日本特工行刺，但大难不死），在督察完军需给养的转运工作之后，他开始建立一个专职从事爆破活动的训练中心，取名“世外桃源”，地点在距离重庆8英里处。自此，这些美国人过着中国式的生活，在真正平等的基础上与戴笠的部下保持紧密的合作关系。
9月22日，玛丽·梅乐斯突然发现自己被任命为战略情报局远东地区协调主任。显然，多诺万将军对这位众所周知、神秘而可疑且抵触外国人的戴笠将军很感兴趣，于是他急于利用梅乐斯与戴笠结成亲密关系。而这种机会主义的突然行动激起的波澜也冲击到我。如上文所提到的，1942年10月初，梅乐斯昂首挺胸地走进我在重庆的新办公地点，露齿笑称：“我是你的新上司了。”他递给我一封多诺万写的信，信中提到我必须服从战略情报局驻华首席代表梅乐斯的领导。当时我并不知道梅乐斯与戴笠的关系，我只是解释了我的计划并表示秘密行动不在我的职责范围之内。如果梅乐斯或是他的部下经常来访或是占用我的办公场地，那我不如辞职。最后我们商定互不干涉。但从后来的情况看，我的活动给他带来的麻烦可能不亚于他的活动给我带来的。他曾要求我不要向王芄生（Wang P\'eng-sheng）将军索要日本方面的资料，因为王将军的军事情报局是戴笠的竞争对手，尽管当时在重庆的王将军是此类资料的唯一持有者。
尽管如此，到1943年5月，来自新泽西的格斯·佩顿，我缩微胶卷实验室的主管，经常和我与王芄生将军互相设宴招待对方，同时还从王将军那里拍摄了大量日本出版物。而我们从梅乐斯手里获得的资料却相当陈旧，琐碎而无价值。与此同时，美国出版物服务社将2000种不同种类、带有目录的美国本土出版物的缩微胶卷，连同胶卷目录以及70台放映机，分发到20个阅览中心，此外还为国会图书馆收集了几千种出版物。我在报告中曾提到，这种为国会图书馆和美国国务院文化关系司规划展开的工作使我们“保持与各处融洽和谐的状态，办公人员为自己的工作感到骄傲，我们也都摆脱了特务机构的阴影”。
同时，经蒋介石要求，梅乐斯与戴笠为了确认他们的国际关系，签署了一项发展国际关系的协议，协议由梅乐斯于1942年12月31日起草，其中声明将创建中美合作所（Sino-American Cooperative Organization，编写为SACO，模仿滑稽连环画的发音，就读成了sock-o！意为：“啊，短袜！”）。戴笠任该机构所长，梅乐斯为副所长，两人对所要采取的行动均有否决权。双方的职责在协定中都作了明文规定，此项协议需获得双方最高领导的批准方能生效，于是梅乐斯将协定草案带回华盛顿。1943年2月，参谋长联席会议计划委员会建议批准。到1943年4月15日，罗斯福总统签署了中美合作所协议。此后，美国海军和戴笠的军事合作行动开始独立于战略情报局，甚至不受史迪威将军管辖。中美合作所获得6架飞机用以运输物资，全然不顾史迪威所独揽的对华租借法案的大权。戴笠个人并不信任战略情报局，认为其在政治上不可信且可能是反国民党的。他“强烈反对战略情报局在华活动的扩张”。因此多诺万借助海军而打入中国的计划也失败了。1943年年底，战略情报局停止了与梅乐斯合作的关系，两者分道扬镳。12月初，多诺万与蒋介石、戴笠进行了四天的会谈。多诺万亲口对我说：“可能会和他们合作，必要的话会通过他们开展工作；如果他们对他的人不利，他也会用同样方式对待他们的人，他希望不会出什么大的麻烦。”（来自我1943年12月17日的笔记。）这次强硬的声调显然与中美合作所的精神不合，甚至有些虚张声势。事实证明，战略情报局在华开展的独立活动举步维艰。
当然，战争中，各机构之间争权夺利的摩擦，仍是战争行动艰难尝试中的主要动机因素。中国幅员辽阔，可供陆军大显神通，而指挥海军征服太平洋的金上将决定支持中美合作所的一些活动，包括设立气象观测台、海岸监视以及突击队训练。但是1943年夏天中美合作所开始了一个新的项目，戴笠将军称之为“联邦调查局学校指导”（F.B.I.school instruction）。此项目旨在训练戴笠的特工在中国的民众之间进行侦察。美国大使馆、美国国务院、史迪威、战略情报局以及其他人都反对将美国的援助作此用途。当时，四周传播的信息都是中国由抗日转为了对付共产党的内战。中美合作所确实曾部署骚扰日军并为海军的登陆作好准备。但是其有害的一面表现为，当国共内战于1945年爆发时，美国援助成为国民党的帮凶。这在客观上意味着美国过早地正式介入了反共行动，因此激起了共产党的怨恨，他们完全有理由将这些看作美帝国主义的罪行。
以上对一些秘密故事的简述都来源于我在以后的年代里吸收来自各方的信息所作的资料积累，特别是来自梅乐斯去世之后出版的回忆录《一种不同的战争》（1967）以及迈克尔·沙勒具有启发意义对官方文件的研究——《美国十字军在中国（1938—1945）》。中美合作所本是中美合作史上的重大事件，同时也是历史上美国对华政策的一个丑闻。经过了三分之一个世纪，中美合作所的内幕还没有人对它进行详尽的研究。梅乐斯热切渴望成功而帮助戴笠的游击队，同时也使美国卷入中国内战，被看作干涉中国内政。除去此种值得考虑的政策问题外，这也反映了各驻华机构之间，即军种间的竞争，即陆军和其他军队与海军的较量。
幸运的是，我本能地与梅乐斯仅保持最低限度的接触，尽管我对他所从事的工作知之甚少。此外我还发现，约翰·戴维斯（John Davis）于1943年在华盛顿就代表史迪威反对中美合作所，但因属于秘密行动，所以我并不了解详情。和其他美国军人一样，梅乐斯主张想尽一切办法打击日本。而我在重庆的办事处却在另外一条不同的轨道上，如同其他许多平民中国通一样，关注的是中国的未来以及美国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
现代社会的无法治理以及难以解决的社会问题当时尚未为我们深刻认识到。罗斯福新政刚刚结束，许多美国人（例如柯里博士）就以其先见之明开始构想帮助战后的中国实现工业化。战后重建计划受到了重庆被排挤的官僚的大力欢迎，这也成为美国国务院文化关系司缩微拍摄的主要内容。
我发现了一位对重建计划有着强烈兴趣的人物——钱昌照，他是全国资源委员会（National Resources Commission）的要员。这个机构已经在中国建立了100家工业厂房。钱昌照是陶孟和夫人的妹夫，是一位工程师，“在我见过的所有人中，他最像是一位正在成长中的元老。他体格结实，精神抖擞，反应敏捷，工作兢兢业业，精益求精。每天午饭过后1点到2点，晚上10点到11点，钱昌照都会读书。他整个星期都会在办公室工作”，只有周末才能在他家中看到他。（1979年，我在北京再次见到钱昌照，当时他已经年过八十，仍然充满活力。他曾在1947年离开中国去英国留学，共产党执政后归国继续为中国的工业化作贡献。）
当时钱昌照在全国资源委员会的上司是翁文灏，他曾是地质调查所的所长，后来长期担任经济部部长。1942年10月18日，他开车载我进城。
他身高大概4英尺，瘦得像一只蚂蚱。前额有一个大大的疤痕，是在从上海去杭州的路上发生交通意外留下的。他的表情看起来生动而充满好奇，个头矮小却很敏捷。他希望看到缩微胶卷，特别是战后的内容。他或许是未来中国的重建者。
翁文灏先前在清华大学讲授地质学课程，国家危机爆发之后，他和北京大学学者蒋廷黻一样离校从政，1935年加入南京的国民政府。他出生于宁波，和蒋介石一样是浙江人，家庭背景兼具学者和官员身份。1943年，翁文灏果真设计出利用国家财政、私人资本以及外国投资的战后工业化略图，并于当年8月获得蒋介石的批准。（如钱昌照一样，他也并未一直为国民党服务，1948年他辞去行政院院长一职出国。1951年，62岁的翁文灏回到大陆，继续从事地质学工作，多次主持中华人民共和国勘探铀和其他矿物的工作。）
事实上，原本我从事的工作能够为这些有兴趣发展中国工业化的领袖人物提供帮助。但是，当时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戴笠准备杀害国内敌人。较之于改善生活的科学技术，美国杀人的科技更快地传到中国。1945年原子弹超级技术问世，使得像我这样从事文字工作的人望洋兴叹，尽管如此，我依然想知道我们是否能迎头赶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