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昆明的生活极其困苦，然而这里晴朗的亚利桑那州式的气候对我们的生活算是巨大的补偿。我们继续向北，飞往战时陪都重庆，离干燥而阳光灿烂的昆明越来越远。然而，前往四强之一的陪都重庆的路途困难重重，外国盟友只能乘坐飞机抵达，而重庆一年中大部分时间都被厚厚的云层笼罩。云南有个形象的名字——“云之南”，同样四川的命名也有来历（表示长江、嘉陵江、岷江、大渡河四条河流都穿流于这里岩石耸立的峡谷之间），因而你能够看到从河面升起的雾气最终形成云海的壮丽景致。9月25日我们离开昆明向北飞行，
越过一座又一座翠绿的山脊，绿色植被下是红色的土壤，半山腰布满稻田。我们上升到1.2万米高的云层中，随后又下降，河流和山岚一览无余。
重庆有三个机场，每一个机场对飞行员来说都是一种挑战：第一个机场，飞机起落跑道位于长江中间的一块沙地，只能在冬天水位较低的时候使用。由此地起飞的飞行员必须小心翼翼地从一条跨江电缆的下方或上方穿过，沿着河流的上游方向起飞。第二个机场是九龙坡机场，位于一座小山与江岸之间，当你起飞时，还没来得及看到任何标志，就已经腾空在江面以上了。第三个也是最大的机场是白石驿机场，位于一条山脉的峡谷间，为了摆脱雾气的影响看清跑道，盘旋在空中的飞机不得不下降到低于山峰的高度。曾有一架四引擎的C-54型飞机，在降落时发现偏离中心跑道20英尺，因而不得不采取侧滑方式着陆，简直像一只跳舞的大象。还有时候飞机无法着陆，不得不返回起始地。（战后，C-54型运输机常常从上海经过7小时的飞行来到重庆，在其上空盘旋1小时，然后受挫又返回上海。）所幸1942年，我们的飞行没有遇到困难。飞机正常降落，我们幸运地见到了陈纳德将军和电影制片人约翰·福特（John Ford）。战时要人都集中在机场。
重庆一下子给我留下了这样强烈的印象：“此地并不适合人类居住，因为没有平坦的陆地。人们简直成了力图找到安身之地的山羊。”在这个长江与嘉陵江交汇处岩石重叠的半岛上，只有“少数几条沿半山腰新修的盘山路供运输使用”。这里的一切似乎都“覆盖在四分之一英尺的泥土下”了。
我在中国战时的陪都度过了15个月，冷战或是中国革命都没有令我感到烦恼。主要的威胁仍来自德国人和日本人。第二次世界大战刚刚进行到一半。每逢晴朗天气，日本的轰炸机便迫使重庆衣衫褴褛的市民们不得不躲到防空洞里避难。重庆所处的山区常常处于阴云密布之下，所以较之轰炸我们日常遇到的问题更多的是潮湿。
因为美国也被动员起来了，所以1942年时重庆人民充满自信，认为中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能够获胜。事实上，我的到来本身就是美国被动员起来的一个证明。一位35岁的哈佛大学教授以美国国务院文化关系司对华关系处文官的身份来到重庆，一边为国会图书馆收集中国出版物，一边为美国大使馆主管散发缩微胶卷。事实上，以我对别人宣布的职位所赋予的令人尊重的学术身份为掩护，我还在执行一项较秘密的任务，即努力寻找和微缩拍摄日本出版物供华盛顿的战略情报局使用，而这一切都是为了能够在战争中获胜。
战略情报局的第一位驻华代表为艾森·盖乐博士，返美之前，他与我们见了一面。他曾在求精中学圈起的场地上，为战略情报局驻华办事处建造了一幢房子，位于崎岖不平的重庆山城外2英里处，距离蒋介石、孔祥熙以及史迪威将军等人的司令部不远。除此之外，求精学校内还有几个民间机构——红十字会、中华基金会（管理庚子赔款）以及金陵大学等。我们的房子共有4层，25个房间，墙壁坚固。自从饶大卫回国之后，这里就只剩克莱德·萨金特（在北京时曾租用过我们的后院）一人作为战略情报局的代表了。于是美国战时新闻局搬进了这座已腾空的房子，因为它也是情报协调局的分支机构。
战时新闻局有更多事务要开展。麦克·费希尔［Mac Fisher，弗朗西斯·麦克拉肯（Francis McCracken）］是我在北京认识的一位记者朋友，珍珠港事件之后他被派来中国负责美国新闻的在华发布事务。为了展开心理战，例如用飞机散发传单，他由一名在日本长大的助手吉姆·斯图尔特（Jim Stewart）协助工作。他们还雇用了职员进行记录，复制及发布每天战时新闻局的新闻报道。在获得海登博士的赞同之后，我邀请战时新闻局采取更进一步的行动。很快战时新闻局在纽约的专家可以使用特殊的仪器发送和接收新闻图片。为此我们两个办事处幸运地调拨到了一辆汽车。
因为我曾被授予美国驻华大使特别助理的头衔（虽写在特别通行证上，但并没有写在外交护照上），于是我准备徒步前往美国大使馆。先到达半岛顶端，向下走大约200级石阶，然后乘坐轮渡沿长江逆流而上，航行约6海里，到江对岸登陆，再向上攀登，大使馆就位于南岸边。我花了两天时间向美国驻华大使高思（Clarence Gauss）和他的顾问范宣德（John Carter Vincent）解释我的身份。汇报我的工作花去了不少的时间。
首先我决定要在大使的领导下开展工作，因为我并没有什么制胜法典或特殊渠道。毕竟，我只是战争中的一个微不足道的小角色，仅仅负责研究工作和出版工作，并不涉及秘密情报或秘密行动。我的办公经费和工资由大使馆支付，来源于外国出版物采购部间委员会（Interdepartmental Committee for the Aquisition of Foreign Publications）的基金，即先前的INDEC，后来缩写为IDC。
世界范围的出版物收集工作由年轻的图书馆学专家弗雷德里克·G.基尔戈（Frederick G.Kilgour）负责，隶属情报协调局研究分析处处长威廉·兰格教授的领导。弗雷德里克于1935年毕业于哈佛大学化学专业，但随后前往威德纳图书馆从事缩微拍摄外国新闻报纸的工作。1942年3月兰格把弗雷德里克选拔上来，派他负责收集主要来自德国的出版物。由于其委员会涉及许多机构的利益，所以尽管弗雷德里克只有28岁，但突然间便身兼数职，不仅是外交官、科学家，也是办公室勤务员。东亚并不是他最少操心的部分。我有莱卡相机和胶卷，因此可以将一些我希望从中国情报机构获得的有关日本、中国或者其他方面的资料缩微拍摄并寄回华盛顿。例如，伯顿·法斯就急于获得来自东京的报刊、年鉴和政府报告等资料。
由于我也希望将中国的出版物送回国内，打通困难时期被中断和关闭的正常管道。因而我是由国会图书馆馆长阿奇博尔德·麦克利什（Archibald MacLeish）派到中国的代表，虽然预算紧张，但得到很多善意的支持，尤其是得到国会图书馆东方区负责人恒慕义博士的支持。
最终，我明白了一个重要的道理，如果想从中国方面有所收获，就必须有所付出。这是最简单古老的互惠思想，显然一味地向别人索取，却什么都不付出是不可能的。因此，我成为美国国务院文化关系司研究分析处的非正式代理人。与此同时，威尔玛在文化关系司对华关系处帮我挑选了一些美国学术和科技出版物，并拍摄成缩微胶卷寄给我。我自己也随身带来了一台由华盛顿的一位科学家发明的投影仪，和一套供放大用的灯泡、镜头，可以用来拍摄其他胶卷。
为了在我所从事的工作中贯彻互惠原则，我在为麦克利什1942年8月12日起草的指令和为多诺万上校8月18日起草的指令中都加入了下面这句话：“你的主要任务是恢复中国和美国之间出版物的交流。”
我向高思先生充分谈了很多我的看法，对于目前美国的驻华军队以及战时机构支离破碎的情况表示遗憾，因为这种情况导致美国像一只多头怪物，没有能力执行统一的政策。劳克林·柯里博士由于直接受罗斯福总统派遣，因此不需要经过大使就可以直接与蒋介石联络。盖乐博士也有自己的密电码，像军事系统一样单独行动，大使无权干涉。所以我必须确保自己的三项学术任务没有威胁到大使已经十分微弱的权威。
高思大使如同方枘圆凿，格格不入。在一次招待会之后，他和麦克拉肯·费希尔以及我三人一同回来，他和我们整整聊了一个小时，他讲到他在上海领事馆时候的故事。当时他查获多个毒品走私集团，并将其绳之以法。正如他所讲的，他坦白说他最希望做的工作是成为国内某个地区的地方检察官，严格贯彻法律制度。他多么希望在战争开始前就已经退休，能得偿所愿。他声称自己是康涅狄格州的一位典型的美国佬，不能忍受公务浪费和不讲效率。即便范宣德以温和的口吻劝阻他，他还是决定准时参加委员长特设的晚宴。
最有才能的美国外交官非范宣德莫属了，他是高思的顾问，一位有着在中国长期工作经验的乔治亚人。他给我留下的深刻的印象是能言善辩，反应机敏，对任何事物都有着高昂的兴趣，并且对此保持客观的态度，认为这不过是他个人的感受。他说大使阁下一次又一次地拒绝考虑结束这场横渡长江与中国政府交涉的闹剧。而最令他痛心疾首的是没能买下现今宏伟壮观的外交部的办公地，因为大使始终不愿开口申请经费。他说，来这里一年半时间，却像是待了很久很久。范宣德这样一个思维敏捷、充满活力、善于行动的人，和高思那样思维僵化、行动缓慢、不善于交际的人究竟如何相处，多么令人惊奇。不得不说，这是一件很折磨人的事情，于是他只能通过表达自己的意思得以缓解。如果一个人坐在那里和他们两人交谈，高思还有他一支接一支的香烟很快会被人遗忘，那只是角落里一团白白的雾。范宣德极其有天赋，他可以毫不费力地绕过一个又一个的障碍物直奔目标。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他不得不用自己的意志力来面对机遇和失败时常并存的冲击，那他早就已经精神崩溃了，还好他性情温和，才能够经受局势考验，顺利度过。
1942年10月，高思先生又一次受到来自华盛顿的共和党候选人温德尔·威尔基（Wendell Willkie）的冷落，后者将美国总统竞选的马戏带到了这座城市。在我们到达重庆几天后，他正在进行此次总统竞选活动。没有什么会比竞选总统更能体现中美之间的文化差异了。这位来访者大言不惭，兴致勃勃，他指望以美国式的表现来赢得人们的支持和选票，可事实上这些人并没有投票权，这就如同非洲酋长在爱斯基摩人面前表演部落舞蹈那样。
10月5日，我和在北京时结识的朋友，如今在美国大使馆工作的柯乐博（Edmund Clubb）一起陪同充满活力的威尔基先生走访了四所大学，过程极为简单。我们穿过用鲜花扎成的、上面写着欢迎语的彩色拱门，两边站着很多手持小旗的学生。他突然停下来和一位神情尴尬的小个子拉拉队长握手，再停下来随意挑选一名学生反复询问，包括他的学习、目标、家庭、日常生活等。快步走进接待室后，继续向校长提出问题，例如学生数量、班级、年龄、科目以及资金（反复的询问让道德高尚的张伯苓显得紧张万分）。随后威尔基站在台上对学生进行演讲，题目为“我在大学四年是如何给老师制造困难的”。演讲内容大多是一些主观的评论，中间又谈论战争的严峻形势和他作为人民的代表努力肩负起维护世界秩序、阻止战争再次发生等重任。显然除了大篇幅的豪言壮语和葛底斯堡演说中“民有、民治、民享”的一部分内容外，并没有什么特别的。然而，那些看着和其他重庆人一样瘦弱、疲倦的学生似乎对演讲很感兴趣，并且确实表现出真正的兴趣。在挥舞旗子、连续的民主万岁的呼声之后，上午的热闹活动结束了。接着来到了图书馆接待处，在这里我见到了陈氏兄弟（陈立夫、陈果夫），两个人看起来似乎一个比一个瘦小。民国教育部长陈立夫是一个具有长老会教友容貌与气质的矮个子，他的发言多数强调为民主与自由而办教育。
蒋夫人为威尔基举行了一场茶话会，其间，她发表了一篇演说，称赞威尔基的发言让每个人都大受震撼，掀起了人们内心的狂澜。宋美龄的讲话十分精彩，她似乎制约了威尔基的活动。然而，威尔基以针锋相对的回答予以还击，他说，遵从夫人安排的访问程序，他完全没有机会发表演讲反对他的伟大对手（罗斯福）。茶话会成为一场玩弄辞令的游戏，而他面前的新生活运动人员可都是这种场合的专家。
10月6日，孔祥熙博士为威尔基举办了一场露天招待会。宴会地点位于他宅邸后面的一块小草坪上，这里风景十分秀美。我的座位紧挨着首桌，入座此桌的人员包括王宠惠、陈纳德、何应钦、孙夫人、威尔基、孔祥熙、蒋夫人、高思、史迪威、白崇禧和孙科。
中美双方的领导人坐在一起，这方面正是两种相反倾向同时存在的典型例证。美国方面，作为权力的拥有者，史迪威将军和陈纳德的权势压过了高思大使，但是史迪威所代表的是华盛顿的核心人物乔治·马歇尔，而陈纳德则是一位军事冒险家，受到蒋夫人的支持，蒋夫人认为制空权代表一切。两位夫人，蒋夫人与孙夫人是亲姐妹，但是孙夫人是一位人道主义者，极其同情左派而不是一个追求权力的野心家。事实上，她因迫于这个家族的压力而居住在这座城市里。其他家族成员中，孔祥熙是蒋介石的妹夫，孙科是孙中山与第一任妻子所生的儿子，他是蒋介石一个潜在的对手，但并不具备与之相当的实力，蒋介石保证他在政府中的地位，部分是蒋介石证明他自己在一定程度上具有继承权利的合法性的手段（因为他是孙中山的继承者）。到场的中国将军中，何应钦毕业于黄埔军校，是蒋介石的忠实追随者，而白崇禧是一位更有能力的军人，广西桂系军阀的核心人物，他的出席象征着蒋介石领导下的团结。最后，王宠惠是一位革命家，参加过辛亥革命的元老，国际公认的法学家，自然是留美归国知识分子精英的代表。
这样一幅图景象征着军事统治占主导地位，文官处于陪衬地位，这在战时极为常见，同时也代表着蒋介石领导下各政治派别结盟的景象。不过蒋介石理应处在与罗斯福总统同等重要的地位，所以不可能和在竞选中失利的威尔基一同出现。
招待会因由黄仁霖将军担任司仪而增色不少。黄仁霖为一副彪形大汉的模样，为人十分热情友善，我们曾于1934年在南京初次见面。他是蒋夫人侍从班子里的重要人物，开始任励志社总干事，后来加入新生活运动，如今是战地服务团团长，负责为美军供应食宿。但凡有美国人在场的社交场合，蒋夫人都会派其充当逗乐角色，而此时他总可以和人们拍肩搭背表现他的亲切友好。据说他曾学唱京剧并扮演大花脸的角色，再结合20世纪20年代美国大学生的方式，结果就变成了一个著名的庸俗人物。1946年，威尔玛在一个圣诞节聚会上也见识了黄将军堪称极致的表演。当时他扮成圣诞老人给大家派送礼物，其中一个礼物是给“一位可爱的小男孩乔吉”。事实上礼物的接受者是乔治·卡特利特·马歇尔——陆军五星上将，但他并没有因此被逗笑。
另一方面，黄将军又不得不忍受许多来自服务团尽力取悦的美国官员的无礼行为。他对我说，“美国的士兵直率而坦诚，但是先前来过中国的、自以为对中国了如指掌”的军官们，很难相处，要求高而疑心重。这一切让他变得几乎有些反美情绪。
重庆有很多我们10年前在北京就认识的朋友：美国大使馆的柯乐博士、史迪威的属下约翰·戴维斯（John Davis）、战时新闻局负责人麦克·费希尔，此外还有同样多的中国朋友，比如来自天津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的何廉，如今在作战后恢复计划。这种人际关系上的连续性，形成了友好关系的延续，并有助于获得一些实用的前景。艾弗里特·格罗夫·史密斯（Everitt Groff Smith）仍在管理关税事务，尽管主持的已不是海关工作。梅乐和爵士依然被拘禁在上海。1943年将由李度在重庆继任其总税务司一职。
我还发现蒋廷黻也住在附近。一年多前我们已经通过信，当时正值美国的孤立主义准备为战争作出让步。1941年7月他在回信中陈述了中国的目标以及希望战后重回校园的愿望。9月我在华盛顿给他写信，简要介绍了作为学术研究者进入政府部门工作遇到的问题。信中强调我们缺乏中国的出版物，急需有关国民政府、社会经济计划的报告。10月11日他回信表示会提供“大量资料和一些统计数据”，特别是纠正那些以溢美之词报道共产党方面的资料。我在12月12日的回信中附上了巴克斯特的来信，他介绍饶大卫充当我们机构负责拍摄缩微资料的代理人，此外我还概述了国务院文化关系司对华的新的工作计划。1941年12月6日，蒋廷黻回信，信中热情洋溢地建议哪里应该建立大学阅览室以及如何开展学者交流项目。他还预见到需要大使馆，需要设立文化参赞，并建议用几辆大卡车通过滇缅公路运输书籍。
9个月之后，我登门拜访蒋廷黻，以促进部分国务院文化关系司的项目。但与此同时，我相信蒋廷黻对情报协调局印象极差。他只是招待我到附近吃晚餐，打打桥牌，但并没提资料的事情。可能这些资料并不在他的工作管辖范围内。
9月的一个晚上，我与美国财政部稳定货币委员会代表索尔·阿德勒（Sol Adler）来拜访蒋廷黻。
他向我们讲了很多为蒋介石制定预算的事情。翁文灏想要投资建立钢铁厂，生产钢材的成本为每吨4万美元，这种产品只适合于战后，在战争期间派不上多大用场。于是蒋廷黻驳倒了他的主张。其他人要求蒋介石同意修建一条通往西伯利亚的铁路或公路，显然这需要花费巨资，于是蒋廷黻向蒋介石书面阐述具体细节，分析利害得失，最终提议被驳回。总之，他认为在危机时刻应该削减一切不必要的投资以保证国家按预算运行，尽量避免通货膨胀失控。他和索尔·阿德勒都认为保持军队和政府要害部门的开支是最重要的，然而我对此并不认同。在我看来，军队如今起不到什么作用，而只要战争结束，知识分子的重要性就会体现出来，至少从美国利益的角度来看，知识分子应该受到重视。
10月初，被日本人关在香港的前国立北平图书馆馆长袁同礼，在经过一年的监禁后终于被释放，来到重庆。他是头等重要的科研事业倡导者，每天都会萌发新的想法和计划。1934年袁同礼以极少的经费创办了《中国图书季刊》（Quarterly Bulletin of Chinese Bibliography），为我们在战争年代提供了中国新出版物的极为有限的消息。
袁同礼曾担任清华大学图书馆馆长，1922年获得哥伦比亚大学文学学士学位，1923年获得了奥尔巴尼（Albany）市纽约州立图书馆专科学院的图书馆学学士学位。他帮助国会图书馆编录中国图书，1925年任北京大学图书馆馆长，上文提及，1929年他担任国立北平图书馆馆长。在他职司领导期间，他派中国的图书馆员前往国外进行培训，开创了馆际图书借记与国际图书交换，并推动统一目录、书目索引和期刊目录等工作。1935年他开始参照国会图书馆的方式为中国图书著作编制一种统一印制的目录卡。战争期间，他将2800部中国古籍善本运往国会图书馆妥善保存。此外，他还推动了中国博物馆事业的发展，并代表中国参加国际学术交流活动。
简言之，48岁的袁同礼是中国图书馆界的楷模。他在重庆的再度出现对我来说是一件幸事，我们一拍即合。不久他成立了教育部下属的中国国际文化服务社，以便以官方身份为美国国务院文化关系司散发缩微胶卷。这些胶卷包含目录索引，由亮红色的盒子包装，被派送到重点大学的中心阅览室。我们发现我们的邻居、南京大学工学院院长能够把缩微胶卷阅读器组装起来，便于读者使用。教员和专家一直迫切希望获得自己相关研究领域的美国出版物资料。如今缩微胶卷的使用打破了运输瓶颈，成为现代科学技术方面最新的科技奇迹，前景广阔，颇受学界称赞。
此外，袁同礼还为我的办事处起了一个中国名字“学术资料服务处”，隶属于美国大使馆。“学术”与“服务”都是很荣耀的词语，它们使我与秘密情报工作保有一定距离。我们把这个机构的英文名定为American Publications Service（美国出版物服务社）。
我从盖乐博士那里聘用了曾在盐务局工作的陈松樵（Ch\'en Sung-chiao）先生为事务主任。他不仅是一位能干的勤务人员，而且与孔祥熙私交甚密。事实上，陈松樵会定期向孔祥熙汇报我的办事处的活动情况。当我们很熟之后，每当孔祥熙（行政院院长）对我的工作特别赞赏，他总会告诉我。从此我通过这种方法与中国官方的网络组织连通并扩大了人际关系网。
1943年1月，我专程去拜访孔祥熙博士：
孔祥熙与我坐在安乐椅上，我向他提及我的家族、出身以及秘密任务。他为人精明，盯着我看了很长时间，以判断我是否足够坦诚。他全神贯注地观察我，听我讲话。当我竭尽全力博得了他的信任后，他表示我可以查阅这些机密文件。
后来，我试图描述人际关系网络的运作，记录道：
作为事务主任和中文秘书的陈松樵，就像是美国政府船舶的润滑油，依靠他这艘船才可以一直漂泊在重庆的海域而不会沉没。他个头不高，年龄不详（实际上是32岁），总是穿着一件长袍马褂，不知为何，这种装扮让他不知怎么有一种特别风度：对于上级惯于顺从，对平级善于劝诱说服，而对下级则傲慢骄横，就像是汽车配有三个挡位，可以随时根据路面情况迅速换挡。美国人喜欢和他一起去买东西，看他讨价还价的表演。其间他滔滔不绝说个没完，开口美国大使馆，闭口孔祥熙博士、中国脸面、中美友谊、权高位重的亲戚，个个都被其搬出来，可谓为了打折降价使出浑身解数，让那不走运的老板瞠目结舌。因此战时新闻局和其他一些朋友都会经常恳请他帮忙交涉“谈判”。此外，无论是东西被盗、煤块用完了，还是某人被捕、厕所堵塞，亦或是需要信封、租房等，都要请陈先生帮助处理。
在大千世界闯荡一天回来后，他向我报告说，费博士，我去液体燃料管理委员会（Liquid Fuel Control Commission）转了一圈，看能否搞到一点汽油。瞧，我的妹夫曾先生是中国一流的画家，副主席的秘书吴先生就是曾先生的表兄弟。他说可以重新登记为我们提供50加仑汽油，包括20加仑甘肃汽油、20加仑替代品以及10加仑乙醇。你看，这比平常配给的20加仑汽油多不少了。因为战时新闻局在这里，而他们用的是我们的名字，所以我告诉吴先生，这是美国大使馆要的，希望可以继续保证供应。此外，我还去找了粮食部的许副部长，他过去也在盐务局工作，他给我们签发了一张许可证，可按供给中国政府机关的官方价格出售大米给我们。另外，这里的职员大部分是中国人，所以我已与佩顿（Paton）先生谈妥，以低于市价的价格将大米卖给中国员工食堂，得到的差价可以作为员工的医疗基金。这是您的名片，有一个小小的错误，“大学”的英文University这个单词的最后一个字母给排错了，印成了Universitiv，印刷工说就不收您的费用了，于是我送了他一个小礼物。我还带回一些纸张，现在这种纸张很难弄到，我是从财政部总会计师王先生那里获得批准许可的，他曾住过我叔叔的房子。司机说需要一罐新的刹车油，他的一位朋友在远东汽车修理公司做事，装刹车油的罐子都已生锈，而售价却高达2000美元，我告诉他价格要降到1200美元，且需要先征得费博士的同意。我还在军事委员会逗留了一会儿，去看望郭先生，但他生病在乡下休养。不过他的助手席先生表示愿意借给我们他的机密调查报告案卷，于是我把你的名片和一本缩微胶卷使用指南送给他，并约好下周见面。好啦，这是从外交部取来的您的签证；您瞧，他们上周停办签证，幸好我的表兄弟李先生在秘书处，我跟他解释说您本打算上周离开，所以他特别关照，帮忙提前办理了签证。
听完汇报之后，我又给陈先生安排了一些任务：雷切尔（Raichle）先生房间的进水问题是由于浴室浴缸的排水管处漏水，如果找一块砖将水管托起，也许就不会漏水了。另据医院报告，经身体检查，查出厨师患有沙眼、蠕虫和梅毒（千真万确，那么英俊帅气的年轻人！），所以必须换一位新的厨师。还有，员工不能使用厨房的煤炭，上个月就已经交代过了，他们必须自己买煤炭。另外，请买两个笔记本，转告杨先生需要每个笔记本单独开票，一式两份。也就是说，如果买三个本子，需要6张票据。另外，下周约个时间我想拜访杨将军。需要给铰链买一个配套的螺丝钉。我们必须归还标准石油公司的两桶石油，当时是波士纳比（Bothnerby）先生借给我们的，他去年还将所有的石油桶借给过盐务局。王司机在被解雇之前偷走了一桶，我们必须要对其依法追究（确切的事实）。请立即签发一张用以订购书箱的支票，并给我一份周转金情况的明细表……
工作繁忙的生活日复一日，我们如同在高低不平的球场上奔跑的球员，偶尔因越位受罚，但也有很多得分，有一些失球，没有暂停的时间，所以你可以想象到为什么我真的无法描述陈先生的职责了。
不管怎样，基本事实是，陈先生作为被派来照看和监视美国政府机关的中国官僚，他可以利用行政院长授予的模糊不清的权力，一边促进外国人的在华事业，一边对其进行密切监视，这是中国自古以来驯化异邦的一种惯例。
基于以上情况，我开始为外国出版物部间采购委员会在这个城市寻找各种它感兴趣的资料。陈松樵为我安排与各部委首脑见面，我则一一如期拜访并向他们解释我的职责，承诺提供援助，但同时也需要他们的协助等。每次我通过大使馆渠道将我活动计划的备忘录寄给外国出版物部间采购委员会的弗雷德·基尔戈（Fred Kilgour）时，我总是为高思大使保留一份副本。偶尔也会给大使提供备忘录，并委托大使馆转发复本给美国方面。除此之外，我还会写一些私人信件，其中一些直接寄给劳克林·柯里，但主要是给威尔玛的，由她斟酌决定转寄给她认为合适的个人或单位，这些私人信件通过陆军邮政局（Army Post Office）寄送。
在陆军系统，我相当于“校官”级别，可以享用军用飞机以及医疗服务，但并不在军事系统工作。我与史迪威将军仅有的几次见面加深了我对于他最喜爱的一句格言的理解，这条格言为了解他那富有民粹主义色彩的敢作敢为、乐观进取的品质提供了线索。这是一句流行于美国军队的拉丁语格言，“Illegitimatinoli carborundum”，意思是，“不要被卑鄙的人打倒”。
对一位喜欢与人打交道、热衷记录的观察者来说，这种多渠道的活动非常适合我。只有几件事跟当时形势颇有抵触。首先，从华盛顿带来的梗概型缩微胶卷，对人的视力极其有害，使用时立刻觉得眼花缭乱、流泪、头痛。投射在白墙上的光十分强烈，学者们常常需要戴着眼镜或是需要眼科医生的经常护理，以免造成任何不良的后果。此外，这种缩微胶卷放大机工作时会发出令人无法忍受的高热，让人无法在旁边使用。我们需要根据使用者的实际体验进行改良，开发先进的商用放大机。
其次，据华盛顿相关研究人员反映，我缩微拍摄的胶卷内容模糊、难以辨认。许多重庆的资料包括报纸都是用油墨在最便宜的纸张上印制而成的，这种纸张的制造工艺极其粗糙，只是聚集漂浮在一锅水中凝结的纤维，待其凝固后将其整张揭起移到网面板上进行晾晒而成的。成品的纸张一般是灰色或是绿色的，甚至让人怀疑作为手纸使用这种纸质地太差。油墨印在这种纸上，经常会渗开，出现黑乎乎的一团，加上纸张颜色暗淡，任谁都无法看清上面的内容，从马修·布莱迪（Mathew Brady）到卡蒂尔·布雷松（Cartier Bresson）概莫能外。此外重庆的电力供应极其不稳定，时常会出现大范围的波动情况。我刚安装好光电池，调节莱卡相机的光圈、快门准备拍摄时，电流就已经发生了明显的改变，因而无法拍出能供阅读的缩微照片。我寄回的胶卷没人能从头到尾完整地获取信息，不过我起初拍摄的内容大多没有多大价值，所幸不会有太大影响。
由于在起初阶段时，我为中国提供的资料与我寄回华盛顿的资料一样毫无价值，因此我的工作职责从中美两国文化知识界中间人的身份下降为主要负责公共关系事务。但这并不妨碍我与权贵和大人物的交往，毕竟他们的主要工作也只是处理公共关系罢了。我们都以行家的姿态讨论这些资料，但实际上谁都不是缩微胶卷的最终使用者。
以上所述的一些不足之处得到了及时的改进。更好的缩微胶卷放大机和胶卷问世了。6个月后，基尔戈给我派来格斯·佩顿（Gus Paton），作为一位出色的胶卷摄制专家，他可以通过自己制造的变压器获得稳定的电流，当然那时也有了很多值得拍摄的资料。到1943年末，华盛顿外国出版物部间采购委员会已发布了22页有关中国出版物缩微胶卷的主题索引，收录了大约70种中国期刊。出版物正持续不断地进行双向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