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偶尔将注意力从清代文献和有关东亚的书籍中转移出来时，从周围传来的消息总是很不乐观。法西斯主义在不断扩张，1936年11月，德国、日本和意大利签订了《反共产国际协定》，侵略者结成了合作关系。灾难接踵而至，继1936年7月的西班牙内战，1938年3月希特勒军队侵占奥地利，随之而来的是9月份的《慕尼黑协定》以及1939年3月捷克斯洛伐克被吞并的消息。当然所有这些都为1937年7月7日日本对华全面侵略提供了恐怖背景。
当时美国的反应是继续保持孤立主义的态度，这种保守经常被理想化为反战态度，如今看来却很难令人信服。事实上我们的外交策略分为三种情况：向东对欧洲采取避免卷入战争的“我们不介入”的策略；向南对拉丁美洲则采取门罗主义的“你们别介入”的策略；而向西越过太平洋采取门户开放的“我们都介入”的策略。总而言之，孤立主义的软肋就是远东地区。
当然，即使意图和可行性方面有所欠缺，没有长期一贯的国策也是一种下策。门户开放政策称得是具有英国风格的传统方式，是美国理想主义与利己主义的结合。1899年约翰·海（John Hay）最初提出的照会的施行条款是来自中国海关总税务司罗伯特·赫德手下的税务司贺璧理（A.Hippisley）的建议（马士博士曾于1931年在伦敦介绍我们认识）。麦金莱（Mckinley）总统在大选之年需要制定一个使美国不致在华过分扩张的政策，在这种情况下贺璧理为柔克义（Woodville Rockhill）起草的备忘录最终被国务卿约翰·海所采用，成为对华政策。1895年甲午海战日本战胜中国后，欧洲列强在1898年获得了多项特权，美国扩张主义者也要求不能落后于欧洲，要及时采取行动。（菲律宾、关岛、夏威夷以及萨摩亚群岛是扩张的典型例子。）麦金莱和约翰·海的精心之作——门户开放政策中要求对各国贸易施行平等开放政策（这正是海关所代表的），英国放弃该主张并投入到帝国主义战争之后，美国重新将其捡来作为国家政策，它取代帝国主义政策而成为新的对华政策，但是我们在菲律宾采用了与英国相同的帝国主义政策。
事实上，有两种门户开放政策，一个针对我们，一个则针对中国。最初的对外开放政策意指在中国拥有平等贸易与投资的机会，换句话说，其实是在不平等条约下，要求中国对外开放。但是约翰·海于1900年第二次制定的条款中指出了中国行政和领土的“独立存在”（后来这个词改为“完整”），其目的在于避免义和团运动所引发的危机期间中国被帝国主义者瓜分。第二次的门户开放政策实际上是赞成中国有机会继续成为（或成为）一个国家。
门户开放政策不仅提出要保护我们在华的贸易特权，并且赞成中国享有独立自主权，显然这是不具有可操作性的单边声明，并不是一个双方协约。同时这也是一个难以实施且模棱两可的观点，因为它一边承认中国的独立主权，一边又利用不平等条约继续损害中国的主权。
然而，对于20世纪30年代后期奉行孤立主义的美国来说，对华政策为其退过去成为世界战争中的活跃角色提供了良好的舞台。西太平洋取代远西成为扩张的前沿。传教士和商人依靠他们治外法权的特殊身份活跃于中国。19世纪末期，他们在日本扮演了同样的角色。在这两个国家中，他们都陷入了在欧洲不曾遇到过的复杂局势。
同时，日本对华侵略引发了政策上的一个简单的道德问题，即是否应该继续帮助日本并为其提供军需品。面对两难问题，“美国不参与日本侵略委员会”出现了，有效开启了援华公众游说活动，这是一个公开且以大众为基础的组织，他们唯一的目的就是要求美国政府停止向日本的战争机器供应石油、钢铁以及军需品。当时美国军需品供应量至少占到日本进口军需品总量的一半。
这个游说团队的中坚人物叫哈利·普莱斯（Harry Price），他出生于中国，是一位南部长老会传教士教育家的儿子。他于1932年获得了耶鲁大学经济学硕士学位，曾在燕京大学执教5年。1938年5月在纽约休假期间，哈利和他的弟弟弗兰克将一些有着传教士背景的人组织起来成立了一个小组。小组取名为“美国不参与日本侵略委员会”，而这个略长的组织名称也很好地阐述了其具体而有限的目标，且充分利用了美国强烈奉行孤立主义的环境。
1938年8月，他们一共寄出了2.2万本名为《美国在日本罪恶的侵略战争中应负的责任》（America\'s Share in Japan\'s War Guilt）的小册子。哈利·普莱斯和他的同伴真正为委员会树立了典型。到了1938年圣诞节，他们已有一份令人印象深刻的支持名单，其中有29个人构成的全国委员会和86个赞助人，这些人均为美国各界名流。他们推选顾临（Roger S.Greene）为委员会主席。顾临曾出色地就职于美国领事馆，之后在由洛克菲勒基金会支持的北京协和医学院任院长，一直干到1934年。我们早就知道他是美国社会的知名人士，他也曾在我需要的时候给予我精神支持。他的弟弟杰罗姆·格林（Jerome Greene）则是哈佛董事会秘书长。罗杰以他丰富的工作经验和敏锐的政策观察力，使得委员会得到了快速的发展。
在“不参与日本侵略委员会”运行的两年半时间里，其目的是鼓舞动员大多数支持中国的美国人，这些人在10年后支持维护中国国民党的美国政策。从那时以后这成为一种惯例。前传教士，即后来的明尼苏达州议员周以德（Walter Judd）博士在此期间曾进行了1400次支持中国的演讲，国会议员们甚至可以根据他从所经过地区发过来的大量“不参与日本侵略委员会”的邮件得知他的行程。与左翼分子合作或在别的问题上合作，他们则着力避免。总之，纽约的哈利·普莱斯和华盛顿的顾临组织了直至当时世界历史上最有效的单一目标运动之一。作为自由中国的象征人物，蒋介石是直接的受益者，因为委员会尽量避免触及国民党与共产党的矛盾，仅仅是提及“中国的”美好的经济前景和当前的形势，将其视为如英国一样的民主堡垒。
尽管委员会的积极分子中包括一些有着传教士背景的人员，却没有办法赢得各差会的支持。这些人认为，无论对中国还是对日本，他们都有责任进行传教，因而反对偏袒任何一方而使自己牵涉到战争当中。1940年7月2日美国《国防法案》（National Defense Act）的颁布标志着对日实施更加强硬政策的开始。于是委员会也最终在1941年2月1日停止了相关活动。与此同时，1941年初美国联合援华会成立，但是由于国民党与共产党的矛盾而导致援华会内部成员意见不统一。
作为哈佛大学的教员，我整天忙于写作与讲课，无暇参加委员会的活动。但势态依然不可避免地将我卷入公共活动当中。由于欧洲危机加深，波及远东与欧洲的全面战争爆发了，于是1940年哈佛大学教授组织起来，旨在动员美国支持英国，维护自由，反对一般意义上的暴政。拉尔夫·巴顿·佩里（Ralph Barton Perry）以及大批的自由主义者（主要是人道主义者）预见到这是一场无法避免的与纳粹之间的战争，所以他们组建了一个与写信及评论类似的通信委员会的组织。他们称其为美国国防会哈佛分会（American Defense: Harvard Group），并希望其他地区有更多的团体能够出现。佩里担任主席，主攻罗马史的同事梅森·哈蒙德（Mason Hammond）任财务主管，菲利普·霍夫（Philip Hofer）任秘书长。领导成员还包括俄国人山姆·克罗斯（Sam Cross）、法学院的吉姆·兰蒂斯（Jim Landis）以及研究美国历史的老亚瑟·施莱辛格。在8个委员会主席当中，我的大学本科导师唐纳德·C.麦凯（Donald Cope McKay）（从事法国当代历史研究）负责出版与写作部门。
当时我仍全身心投入到19世纪40年代的中国沿海口岸研究，但是应邀参加了美国国防部组织的一次有关中国与日本的讨论会。在这里我遇到了一位来自西北的学院派杰出学者威廉·蒙哥马利·麦戈文（William Montgomery McGovern）教授，他在哈佛大学政治学系上课。咄咄逼人、有着极强自信并且自我陶醉的威廉已经快速完成了多部作品，包括《日语口语》（Colloquial Japanese，1921年出版）、《大乘佛教入门》（An Introduction to Mahayana Buddhism，1922年出版），以及《致伪装的拉萨》（To Lhasa in Disguise，1924年出版）。我们私下都认为他是一个“江湖骗子”，即便如此，他也是一个聪明的吹牛者（之后就职于参谋长联席会议下属的联合情报委员会）。同时他以毫不含糊的词语制定日本在中国的相关法规。我试图驳斥他的简单化判断，但是用一种谦虚并附带免责声明的方式，事后老亚瑟·施莱辛格对我说：“约翰，不要这么谦虚。你知道的要比他多很多。如果你要说的话，就确信无疑地表达出来。”
我一直牢记他的建议。开导或说服别人时，自己首先必须熟悉你信奉的观点。一个辩论家必须保证他的论辩切实可行。当我开始接受邀请为外交政策协会和其他一些组织作演讲时，我不得不更多地思考有关政策的术语——不仅仅是国家利益、公众舆论、国际稳定等词语，而且还要有力图从极有限的个人经验激发出来的信心。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因为我发现我与其说是一名中国问题专家，倒不如说是谋划费正清事业的专家，信不信由你，两者确实不同。
随着美国支持中国的呼声高涨，坎布里奇发展成为一个真正的思潮中心。奥地利受人尊重的经济学家熊彼特的夫人伊丽莎白·卜德·熊彼特（Elizabeth Boody Schumpeter）博士进行过一项有关满洲经济的研究，她认为日本侵略情有可原，或至少是有其合理的一面。当她冒失地公开发表此类希望被记住的看法时，坎布里奇的一些女士却嗤之以鼻，显然她们希望这样阴险恶毒的人应该保持沉默。中国已成为一个道义上的问题，诉诸良心的审判，至于事实如何，已不重要。在希特勒教导我们世间有罪恶时，美国人用道义与其进行抗争。日本和中国越来越变成彻底的黑与白的问题，因为普雷多街的人们对中日两国具体情况知之甚少。
为了避免这种认识上的无知，有组织地开展远东研究显得尤为必要。特别是伯顿·法斯，当他在波莫纳开始教学时，就多次向莫蒂默·格雷夫提议。1937年莫蒂默开始发布半年一次的简洁而有说服力的通报《美国远东研究评论》（Notes on Far Eastern Studies in America）。这是一份专业内刊，体现了美国学术团体的两个委员会对促进中国与日本研究的希望和努力。伯顿和我以及其他有志之士讨论着具体的细节，并寻找志同道合之士。
1939年至1940年间，赖绍华与我跨越学科界限建立了一门二元化的课程——中文10，讲述1500年以前的远东；历史83，讲述1500年之后的远东。我们各自在对方的课上讲课，并且对东亚作出全面评述的一年计划也进行了一半。我与法斯一起管理1940年的暑期学校——远东研究院，学院集中力量对历史与参考书目进行全面的评述，意在挑选出12名年轻的美国教师，让他们作好准备教授东亚课程。这是我在哈佛大学的第一个5年里的高峰时期。美国学术团体委员会的格雷夫与洛克菲勒基金会的史蒂文斯向我们提供了大量支持。这实际是在哈佛大学开设东亚历史概论课程的准备，可能随后会在全国范围内得到极大的普及。赖绍华与法斯负责日本方面，卜德与我负责中国方面，弗利尔艺术馆（Freer Gallery）的阿奇博尔德·温莱（Archibald Wenley）负责艺术方面。在此过程中，我们为我们的课题划分历史时期，精简参考书目，都获益良多。最终，100本78页的教学大纲发给了我们感兴趣的每个人。
为期6周的讲习班结束后，卜德与我在哈佛教授俱乐部主持了一次会议，参会人员包括从事各方面研究的同事、教育家以及计划促进远东领域进一步发展的慈善基金会的理事们。1941年，在我们前往华盛顿之后，这一努力开始发挥效力。我们深入教育机构内部活动，并成立了一个隶属于美国教育理事会的机构——美国亚洲研究委员会。委员会主席为哈佛大学教育研究生院精力充沛的霍华德·E.威尔逊（Howard E.Wilson），成员包括当时就职于太平洋国际学会的桃乐茜·伯格（Dorothy Borg）、法斯和我。委员会于1941年12月4日成立，72小时后发生了偷袭珍珠港的事件，表明历史发展正如我们预期。我们发布了一份声明，阐述各个学校进行远东问题研究的必要性，并通过文章与会议陈述的形式进行积极的宣传。我们得到了洛克菲勒基金会的支持，使得霍华德·威尔逊可以全力为委员会工作。最终他在全国各地举行了6场大型集会，但在战争全面爆发后，我们的亚洲问题研究不得不告一段落。
这次的宣传组织使我们了解到美国教育家的规模以及错综复杂的关系网，还有他们对纯粹机构的热情。在得到他们的认同后，我们开始准备课本、地图、教学大纲、参考书目、视觉教具、宣传册、社论以及会议，专题委员会和大量研讨会，但是我们不知去哪里找到有经验做此类事情的专业人员。事实上，其他任何有意义的项目都可以进行计划和组织。早期的传教士的热情似乎也在教育家身上得到了很好的体现。
回顾20世纪30年代晚期，我一直在寻找关于中国问题的信息，这些信息我认为不仅要通过教育渠道，更需要通过国家公共策略的讨论来扩大影响。侵略这一争论问题应该作为一个国际关系型的事件而不仅限于意识形态——诸如基督信仰、共产主义或是资本主义——这种转变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西班牙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它表明西方民主国家因试图避免战火，反而引发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当佛朗哥反抗1936年2月选举出来的西班牙自由主义政府时，由473名议员组成的议会中只有16名共产党员。但是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借口佛朗哥是在同布尔什维克作战，公然以武力帮助佛朗哥，另一边英国、法国和美国以“中立”为由停止向倾向民主共和的总理胡安·耐格瑞（Juan Negrin）领导的合法政府提供武器。这为苏联提供了良机，最终使苏联成为主要的支援西班牙的国家。
因为我的岳父坎农博士认识并很尊敬作为生理学家与民主党人的胡安·耐格瑞博士，所以他曾在援助西班牙民主医疗局（Medical Bureau to Aid Spanish Democracy）担任局长并工作两年之久。当时医疗局进行了人道主义援助，向西班牙运送了价值超过百万美元的医疗设备和医用品。坎农博士尽量避免共产主义的影响，但是在言论自由的美国，还是有些人会称他为赤色分子。
我发现作为一名向公众提供信息的权威人士，需要考虑到公众的智慧。例如，“中国总是同化她的征服者”就是陈词滥调，这种论调或多或少可以应用于来自北方草原的小群游牧部落，但到了近代，并不能指望中国“同化”新的征服者，因为中国和日本都已经成为独立国家。我曾在1937年12月的哈佛校报《深红》上发表文章，指出日本对华侵略本可以通过支持傀儡政权来消除不断高涨的民族主义，但是在中国扶持傀儡政府花费高昂，并且还不能半途而废。文章大字标题是“费正清说：中日问题尚处襁褓阶段”。果然不出所料，解决这个“问题”需要8年的时间。
经过努力，我更深入地了解到如何用历史研究来影响目前的危机。1938年当张伯伦在慕尼黑对希特勒作出让步之后，我在《哈佛校友会公告》（Harvard Alumni Bulletin）上发表文章谈“我们在远东的选择”。文中我问道：“如果张伯伦政府决心给日本在中国战区的发展提供财政支持，美国政府又会受到什么影响呢？”问题的答案就是，我们过去已经采取了默许大英帝国的态度，并从其签订的协议中获得大量的好处。与此同时，为了阻止张伯伦对日本作出让步，我们必须制定一个全新的、更积极的政策：减少对日本军需品的供应以及减少美日贸易数额，为中国提供资金援助，阻止英国对日本进行财政援助，不能“允许英国和日本再次联盟”。
到1940年3月，我在《哈佛卫报》（Harvard Guardian）上建议，美国对日本不提供军用物资的禁令只有在其他几个国家共同协作的情况下才会有效。我们对于远东和平的贡献应该包括放弃在华治外法权的身份，限制中日向美国移民的比例，并只允许部分日本产品进入美国市场。毫无疑问，这些建议看着合理，但也只局限于理论，缺乏可操作性。
在美国国防会的鼓励下，我的文章整理印刷，其中包括1940年10月3日写给《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的一封信。当时新闻报道了有关新德日联盟条约以及日本对印度支那的侵占。于是我在信中催促重开滇缅公路并向新加坡派遣美国巡洋舰队，这是阻挡日本扩张、避免卷入战争的最佳方法。同时为了援助中国也应这样做。“如果我们想避免与日本发生军事冲突，我们只能支持中国的爱国者……让日本陷入侵略中国的泥潭，这完全是一种好的自卫方式。”
这封令人质疑的充斥着空想逻辑的信得到了《时代》杂志署名为哈利（Harry W.Knettel）的回复，信件标题为“不关我们的事”（Not Our Business），他认为日本与英国都属于帝国主义者，而美国只是为了纯粹的商业利益,不值得卷入战争之中。
我在第二封信中回复说，很不幸，我们正在中国享受的由英国武力保护的各种特权就是一种帝国主义特权。日本侵占新加坡，“将南太平洋与印度洋变成了日本的内湖”，这对英国和中国都将是致命一击，而我们却只能孤零零地自曝弱点，等待袭击的到来。
我可以想得到，通常报纸中的争论需要一个愚蠢而又内容宽泛的结论，毫无疑问，由此推断出的结论很可能也是宽泛而又愚蠢的。
1941年7月我在《合众社》（the United Press）上写了一篇文章：“如果俄罗斯败给德国，远东将会发生什么？”我预言德国的货车会行驶于横穿中国新疆的公路上，而俄罗斯越过此地对中国进行的物资援助目前超过了我们对中国的援助。纳粹因此可能通过武力和诡计来确保其对自由中国的控制。他们还可能用纳粹空军加强日本的海上力量，“使中国退出战争，并鼓动日本与我们开战”。由这种狂热的推断折射出，在1941年的夏天这个世界正处于极度动荡不安的状态中。
对我来说，对世界危机中美国政策的关注证明了历史知识对于人类生存是必要的。这给予我高度的自我肯定。历史对于我就如同真理对于我那作为公理教会传教士的祖父，既可以谋生，还可以拯救世界。尽管如此，以上对于政策的讨论还是极其不成熟的，这表明我要想成为一名学术权威依然需要更多的努力。1941年我对政府事务甚至国家利益都知之甚少，但突然我获得了学习这些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