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我们从艾格尼丝·史沫特莱那儿了解到外来者的奉献精神的话，那么哈罗德·伊罗生（Harold Isaacs）完全是另一面的表现。艾格尼丝情愿成为她所认同的公众正义事业的工具，而哈罗德作为一名记者则设法真实报道国民党制造的反对共产党的恐怖事件。
哈罗德·伊罗生仍在世并一直生活在马萨诸塞州的牛顿市（Newton），和从前一样健谈，他是麻省理工学院的退休教授，关于他的一切容我细细道来。威尔玛和我了解到的很多中国革命的内容都是来自他的二手资料，而他则是直接从上海获得的众多一手资料。
哈罗德在中国的经历始于他20岁时，当时他离开了在纽约的中产阶级家庭，开始闯荡外面的世界。在上海他先后成为美国人开办的《大美晚报》（Evening Post）和中国人开办的《大陆报》（The China Press）的记者和编辑。在初次接触上海的现实情况后，他和一位朋友，一位南非的马克思主义者弗兰克·格拉斯（Frank Glass），结伴而行，乘船沿着长江逆流而上一直到达四川。
1931年这一年长江洪水泛滥。堤防被洪水冲毁，洪水淹没了大部分的农田，积水有几英寸深，造成了粮食短缺，引起饥荒。国际救援组织来到中国，查尔斯（Charles）和安娜·莫罗·林白（Anne Morrow Lindbergh）也飞来中国进行调查。美国报刊报道了这一消息，以致对于广大美国读者来说，那些受灾场面更加具体，如在眼前。
我一直坚信，哈罗德·伊罗生尽管出身于中产阶级家庭，而实际上是来自历史悠久的先知家族。1931年的经历给他带来了启示，也让他了解到了中国的困境以及可能的拯救方法。同时在上海的三年经历也使他与中国共产党有了更多的接触。这与我在12年后的发现很相似，那就是除非一个人对这些革命者的信仰有一定的了解，否则他永远不会懂得当前的革命形势，正如哈罗德1974年所说：“公布这些消息，引起了全社会的震惊，那一年的所见所闻，以及随后不久我在上海遇到的共产党朋友以及共产党人的盟友们，都希望我能够创办一份报纸。我欣然接受了这样的建议，结果便是《中国论坛报》(China Forum)的创刊。”
1932年11月，在上海，艾格尼丝介绍我们认识了哈罗德，我们还见到了他漂亮的太太维奥拉（Viola），人们称呼她为罗宾逊小姐。后来我们得知，他们并非姘居，而是一对大学时的恋人，她一到上海两人就正式结婚了。
《中国论坛报》报道的是历史中黑暗的一面，是哈罗德个人的成就。虽然《中国论坛报》也像《密勒氏评论报》（China Weekly Review）以及上海的其他媒体一样刊登着每天的普通新闻，但它有专门的版面刊登一些左翼作家的短篇译文，报道一些由上海国民党、青帮等组织造成的失踪、引渡、监禁以及死刑之类的事件，受害者都是一些残存下来的共产党人。在蒋介石将中国共产党工会组织摧毁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主要是知识分子，他们之中最优秀的就是力图创造革命文学的年轻作家们。
在近两年的时间里，在一个只有他才能准确描述的环境里，哈罗德一共出版了39期《中国论坛报》。消息的来源有很多：有些是小道消息，作为一名记者，他会在出版之前尽力核实细节。《中国论坛报》的读者中，上海以外的读者只能偷偷地带出去，或者通过中国邮局以普通包裹寄出或以其他一些方式带出。在外国人控制的上海公共租界以及法租界里，哈罗德是受美国的治外法权保护的，尽管总领事将其看作一个危险的赤色分子。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因为利益而站在国民党一边，他们在两年内引渡了超过300名被指控为共产党的中国人，将其交到国民党刽子手手中。后来帮忙出版印刷《中国论坛报》的承印商也被吓跑了。哈罗德与不知身份的中国共产党帮手一起工作。他被孤立并受到监视，但是他实现了自己的目的，为被压迫者伸张了正义，直到最后不可避免的时刻到来：因为拒绝登载歪曲事实的报道被迫停刊。
1934年4月，哈罗德和维奥拉搬到了北京，和我们做了一年多的近邻。他们的房子是威尔玛帮忙找到的，在大羊宜宾胡同1号（我们住在10号）。他们还随身带着翻译助理以及1000多页的珍贵文献资料。随后根据这些资料写出了一本经典之作《中国革命的悲剧》（The Tragedy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此书由列夫·托洛茨基（Leon Trotsky）作序，1938年在伦敦出版。这是一本当代历史的杰作，阐述了20世纪20年代国民党和共产党之间的合作及斗争的过程。书中对于1927年中共的灾难作出了解释，事实上是斯大林为了自己的政治需要与托洛茨基斗争而准备牺牲中国革命。这只是“可能的事实真相”，事实也可能并不是这样。年轻的中国革命家按照自己的期望来解释革命失败的原因，然而如今历史学家都倾向于将其看成是难以避免的事实：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彼此还并不适应。无论早期的中国共产党采取什么样的策略，为了打败那些以城市为根据地的国民党几个条件——农村根据地、军队、组织——都应该是必要的。如此看来，“可能的事实真相”依然存在争议。
由这些档案产生的最终希望的破灭可能在于：1931年5位颇具献身精神的年轻作家英勇就义，同时还有另外19位共产党领导人一同献身，他们是其中的一小部分。新任的领导阶层刚刚从莫斯科归来，很显然，他们出卖与其抗衡的人给国民党，借敌手除掉他们，一边又利用烈士来煽动情绪，一举两得。
哈罗德是托洛茨基的狂热崇拜者，他曾去挪威拜访托洛茨基。但是你不能称他为托洛茨基分子。伊罗生始终是伊罗生，对于我远离现实的历史学术研究报以善意的嘲笑。他以崭新的眼光看待一个个事物时，同人类的弱点对抗也在不断扩大。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作为《新闻周刊》（Newsweek）的战地记者又回到了中国。后来他写的《心影录——美国人心目中的中国和印度的形象》（Scratches on Our Minds: American Images of China and India）是一部内容丰富并且具有独创性国际视角的研究著作。作为麻省理工学院国际研究中心的研究人员，他还写了其他的一些专题著作，关于美国黑人的作品《美国黑人的新世界》（The New World of Negro Americans）、关于少数民族的作品《部落的偶像崇拜》（Idols of the Tribe）等。他不可避免地成为麻省理工学院没有博士头衔的教授，他依然傲慢地反对学院派的研究方式，但给学生很多启示。
1934年6月，我和威尔玛还有伊罗生夫妇都穿着齐膝短裤从北京去热河的省会承德市旅行，那里在几个月之前刚刚被日本军队占领。威尔玛和日本公使馆进行协商，对方说只认可来自“满洲国”政府的签证。但是最终她拿到了一封日本陆军武官的信才得以放行。装载着毛毯、照相机和不易变质的食物，我们早上6点搭乘着日本人的敞篷道奇大卡车出发了。顶着烈日，坐着我们的行李度过了白天，到了晚上我们就像水母一般毫无顾忌地躺在一起，精疲力竭。到了古北口，即北京长城北偏东一些的位置，我们跑进了日本军事区。威尔玛去进行交涉，而我们其余的人假装除了英语之外对其他语言一无所知。威尔玛在日记中写道：“我因此受到了优待”，“因为我擅长装傻充愣而又有些坚决”。边防军官说，我们必须在这里过夜。“最终将我带到上级官员那里，他们驻扎在镇子对面的一条长长的布满尘土的上坡路的尽头，沿途都是防卫战壕以及武装守卫。”最终，我们都爬到了镇子的另一边，从另一个将军那里得到了我们的通行证。
从那里开始，事实证明，热河由参差不齐的山峦包围，一座连着一座，“像波涛汹涌的海浪”，除了一些高高的平坦的山谷，被山峰紧紧包围在中间，如同一个天然形成的瓷盘。承德的街道两边都是商店，路灯会在晚上9点全部点亮。这是一个军事驻地，在大卡车中偶尔会有官员的豪华轿车穿过。日本女孩也被引进当地的妓院供军官们享乐。
来到了天主教会，皮尔·卡纳德（Père Canard）热情地接待了我们，尽管他之前并不知道我们的到来。他接受了我们送给他的礼物白兰地，并拿出了自己的葡萄酒、面包和奶酪招待我们。他灰白的胡子一直垂在他穿的中国式长袍上。他很健谈，可以用英语、法语以及汉语交替进行。然而在他布道的前30年内，他说他还只是会用荷兰语与上级说话，但是如今他可以将各种语言混合起来。多么诙谐而又文雅的人啊！他对人和事有着极其宽泛的理解，我们从未在新教的传教士中见过。
短期成为伦敦《每日快报》（Daily Express）的通讯记者后，哈罗德对于日本占领区有了深刻的理解。他们修公路，建铁路，建立公共设施和医院，给许多人提供了工作的机会，同时他们的警察管理着社会治安，这是一种喧闹的进步。但是同时，他们继续保持着旧的军阀政策。由于农田税收负担过重，农民不得不种植罂粟来满足税收的要求。我们看到了一大片的白色罂粟，并与种植者讨论了种植的技术，具体到将罂粟的蒴果轻轻划破，过几天后便可收集每天会出现的很少量的白色汁液。鸦片帮助日本麻醉了华北地区。日本想得到的不仅仅是税收，就像英属印度到1917年前一直将鸦片卖到中国，或是蒋介石在四川种植的鸦片通过长江运往上海一样。我们认为日本也有着政治目的。
我们在当地观光3天之后，威尔玛找到一个牙齿洁白、满面微笑的姓郝的船夫，他将带着我们沿着滦河而下。我们在这只7英尺宽、20英尺长的船上的5天旅程，是一次冒险旅程。
船夫包括郝、他的堂兄弟和一个十几岁的、满身污秽的杂工。这个杂工还没结婚，郝解释说：“他没有钱，所以没有人愿意嫁给他。”他们在船头工作，有时遇到激流也会跑到船尾，但很少使用帆。而我们四人聚集在平坦的船底，欣赏着掠过眼前的山峦的壮丽景色。滦河有时候穿过峡谷也会激流翻滚，看起来像一条小长江。每天我们都会看到沿途拉着船的纤夫拖着沉重而缓慢的脚步沿着河岸前行。船员们用铁锅在炭火盆上每天煮两顿小米饭。我们也用同样的炊具做我们自己的饭，包括米饭、鸡蛋、培根以及葡萄干，就着茶水和热可可一起吃。
我们每天都要寻找清澈的支流，威尔玛和维奥拉设法避开别人的视线洗澡。晚上我们简单地将船系在岸边，在沙滩上弄一个适合臀部坐卧的坑，在上面睡觉。有时候我们醒来会发现一群农民在不远处默默地站着或坐着，保持着安全的距离，好奇地看着我们。作为“毛子”（“浑身是毛的人”，外国人），哈罗德和我已经开始出现毛发脱落的现象，也就是说我们即将谢顶。当然文明的中国人也有头发，但是胸部、腿和胳膊上几乎没有毛。我们也不像狗、马、牛或者山羊那样多毛，但是也似乎朝着那个方向发展。我曾在苏福尔斯狂欢节上看过名叫乔乔的狗脸怪人，而此时在这些本地人看来，我们比那只狗还要引人注目。如果不刮脸，我们的脸会让胡须全部覆盖。
另一方面，威尔玛和维奥拉显然看起来像中国的奶妈，但否认生过孩子。她们的头发不是黑色并且自然卷曲，天生的大脚，举止像男人一样毫无顾忌。看起来为照顾孩子作好了充分准备。多么奇特的性格组合啊！
郝总是有很多问题问我们：“在你们国家你们有几个老婆？只有一个？但是她一个人怎么料理所有的家务？”“那你们的官员有几个太太呢？”“你们结婚要花多少钱？”一天晚上，我们想要收集一些民间传说，我们问他对天空明亮闪烁的星星了解多少。“是的。”他回答说，“我一直都看得到它们。”他对我们刷牙很感兴趣。为什么他不刷牙呢？“我没有太多空闲时间。”他说。
有一次我们停在他的村庄。这里的每户人家都姓郝。妻子们都来自其他的村庄。他的房子一尘不染，4个房间里住17口人，睡在可以生火取暖的砖炕上。“怪不得，”我注意到，“他们想早点让年纪轻轻的小孩子们结婚搬出去住。”
在滦州我们离开了郝先生的船，乘火车前往外国人的海滨避暑胜地北戴河。我们在东崖（East Clif）遇到了赫约翰太太（Mrs.John D.Hayes）。她给了我们两块长面包和草莓酱来缓解我们的营养不良。在我们从长城到华北平原的旅途中，日本哨兵搜查了我们的行李。不过，考虑到最近中日的战争，由于我们的老朋友和保护者——治外法权——我们的旅行又是一次胜利。不平等条约下的外国人获得的权利之一就是旅行的权利。
1935年3月，与哈罗德曾合作过一年的同事刘先生和他的妻子带着两个小孩乘火车前往南方。但是当他们到达北京火车站的时候，他们随身携带的一件行李中被搜出了中国共产党的宣传资料，于是他们被铺了。刘先生一直太过自信。当时哈罗德心烦意乱。几天之后，通过北京协和医院管理者蒲爱德的中方代表成功斡旋，刘先生的太太和孩子得以释放。但是刘先生的命运还是一个未知数，他没有治外法权。后来在1937年开始的抗日战争时期，他才从监狱中获释。不得不说我们外国人的特权身份是多么有用，正是这样的特权才使得我们可以近距离地观察中国的苦难历程，而中国人就没有这么好的运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