拿起桌子上的电话，我能够与世界上其他国家成千上万的人进行通话，尽管我们彼此语言并不相通。幸运的是，他们不会真的给我打电话，而我也同样不会作此尝试，但是，这在未来并非不可能发生。媒体、弹道导弹的发展，让我们的世界变成了一个“地球村”，正是这种距离的缩减，让我们觉得有必要去了解其他的国家。在过去的50年中，我一直尝试去了解中国。然而，随着我关于中国的知识面不断扩大，关于它的知识盲点也在不断增加。问题总是不断涌现，而要找到与之匹配的答案却需假以更多时日。为求更好地了解中国，人们在更大的广度上作出努力，而这种努力同时也要求我们更好地了解自己。如果一个人对中美关系不感兴趣，不对其感到诧异、恼怒，或是惊恐，那么他对中国的研究就不会长久。事实上，研究中国的人会发现自己对于中国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对中美关系产生了影响和作用。就像任何一位历史学家所认为的，他不可避免地会为他所写的历史作出大量的贡献。这样的想法让我觉得，为自己撰写自传是合情合理的，而我自己也有此意。
然而，当一位历史学家开始写自传时，他首先会发现这样一个事实——他仍然在写历史。他需要对“事实”进行仔细甄别，还要分阶段地进行组织，作出例证，阐明主题。写自传就像编写一本教科书一样不易。你必须总结大量的情节，但是不能让读者读之不知所云。
接下来我将迅速地概述一下我要讲的故事：我长在南达科他州，那时候，它依然是一个文化较为落后的地区，所以我前往美国东部求学。我曾辗转于5个地方求学，这样的经历让我学会了到一个新的环境时，如何依据它的标准来确立自己事业的方向。在偶然的情况下，我开始对中国研究产生兴趣，并为此在中国待了4年的时间（1932—1935）。在此期间，我对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和行为准则有了一定的了解。之后，我去哈佛教授历史学（1936—1941），并且开始对中国现代变革的进程有了大致的了解。后来，在战争时期，我又两次前往中国（1942—1943，1945—1946），那时候，我了解了中国革命的精神，以及它的感染力和它的革命方式。于是我确信，这将不仅仅是一场伟大的革命，并且它最终必将取得胜利。回到哈佛大学后（1946—1952），我觉得有必要在全国范围内展开对中国的研究和教育，以帮助美国公众了解中国人真实的生活现状。我安然度过了麦卡锡时代，并没遭受太多迫害，然而，我依然为中美关系中所存在的问题的严重程度感到惊骇。因此，我参与了哈佛大学在中国问题领域所进行的培训、研究以及出版等方面的工作。1972年中美恢复邦交之后，我们又不得不再次面对那些重新抬头的老问题。
我希望这本个人的记录可以提供一些有用的观点。我们需要我们能够获得的一切。
说明一下，书中以缩进方式排版的文字是我从不同时期的信件、发表的文章或备忘录中摘取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