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决定是否进行移植手术前，医生问我：“你的生活已经够圆满了，为什么还想活得更久？”我现在明白了，医生是要借此判断我是否有意志力撑过这次大手术和随后的康复过程。有家人和朋友一直在为我祈祷，我明白自己获得了需要的力量。
过去这17年来，我之所以还能活着，是因为伦敦一位擅长心脏移植的名医答应为我做手术。71岁那年，我必须做心脏移植手术才能活下去，可是美国每一家移植医院和医生都拒绝了我的要求，主要原因是我年事已高。至今我仍然活着，除了那位伦敦外科医生之外，也是因为我在紧要关头找到了符合我需要的完美的捐赠者。
几年前，家人为我心脏移植手术成功15周年举办了庆祝活动，大家都很感慨的是，我在接受这次救命手术之时许多孙儿都还年幼，甚至还未出生。他们中有些人告诉我：“爷爷，我差点儿就见不到你了。”更重要的是，我差点儿就见不到他们，无法看着他们长大成人了。
我还想到，假如没有得到新的心脏，这些年我就什么事都做不成了。在这段时间里，我们兴建了海伦·狄维士儿童医院，出任了狄维士会议中心的捐款人与筹款人，并在大急流市中心建起了万豪酒店。我的母校大急流市基督教高中如今有了狄维士艺术中心和礼拜堂，全体学生可以首次一起做礼拜，并展现表演和音乐方面的才华。
让我很开心的是，那座礼拜堂的大厅里展示着一辆与当年我和杰一起上学时驾驶的同款的福特A型敞篷车，作为我们建立友谊的纪念。我移植心脏后所兴建的其他设施包括密歇根州霍兰德市的霍普学院的一座新体育馆、大急流市医疗大道上的医疗办公室、大急流市加尔文学院的通信研究大楼以及国家宪法中心的一座展示厅。我讲这些不是为了吹嘘，而是因为我很感激我曾经如此接近死亡，然而上帝让我多活了好几年来工作，所以我要努力回报。
其实早在必须做心脏移植手术之前很多年，我的心脏就出了问题。我患上了短暂性脑缺血发作（TIA），医生向我解释说这是中风或心脏病的前兆。遵照医生的建议，我采用了有益心脏健康的饮食方案，同时服药以降低胆固醇指数，而且每天做运动。即使如此，我也明白，心脏疾病恶化是无法逆转或阻止的。在那次小中风后，我在检查时发现了几处血管栓塞，并被告知要去找医生商量。但是我没有，而是和孩子们在周末时参加了一项为庆祝美国建国而举行的帆船比赛，由密歇根湖航行到密尔瓦基，我担任船员。正当我在下甲板推动船帆时，我感到胸口一阵疼痛。我意识到自己出事了，在抵达密尔瓦基之后便打电话给我的医生，他说：“马上坐飞机回家，我得看看你。”
我的医生路易斯·托马提斯评估了数项检查的结果，然后说：“这个假期好好休息，但假期结束后你必须开刀才能避免心脏病发作。”
接着，他进行了手术，我安然度过了8年。但在那8年间，我的冠状动脉持续出现栓塞，1992年12月初，我发生了一次大中风。医生让我在数日后稳定下来，然后把我送到了克里夫兰医院（Cleveland Clinic）去装置心脏血管支架，这在当时还是一项新技术，很少有医院会使用。我在一个星期五的夜晚抵达那里，托马提斯医生要求外科当天晚上就做手术。
外科主治医生说：“这么办吧，我明天一早就动手术，如果他还活着的话。”
手术很成功，可是在我中风时右侧心脏早已坏死，所以我必须注意健康和活动。在那以后，我走不了多远便会感觉疲劳，还必须定期复诊，抽取体内的积水，因为心脏已无力将体液输送到全身。在抽取积水后，我的体重会减轻5.4~6.8公斤。
1992年初，我经历了一次脑中风，由于体力损耗，心脏状况又大幅限制了我的活动，我辞去了安利总裁的职位，要求长子狄克接棒。这也是我的福分，因为狄克接班以后，我对公司的未来不再感到有压力，但我必须接受生活方式突然间受到严重限制的现实。我走上1米便会感觉疼痛，必须坐下。
我的心脏科医生瑞克·麦纳马拉（Dr. Rick McNamara）说：“你的心脏正在逐渐衰竭。”到了1996年底，他和托马提斯医生把我和海伦找去，告诉我们，如果我想活下去，就必须做心脏移植手术。
那真是一记晴天霹雳。我一直在忽视自己的病情，走路不稳，也无法长时间行走，无法做事，但我一直假装一切正常。可是，人生无法如常，我需要一颗新的心脏。
关于手术的每件事都要预先安排，这是我未曾经历过的。托马提斯医生在两三年前便已联络过美国的每一家移植中心，询问他们能否考虑为我移植心脏。除了年龄因素，我还经历过脑中风、心脏病，又有糖尿病，是接受移植手术的高风险人群。除此之外，我的血型还是较少见的AB型Rh阳性，这使得合适的捐赠者人数锐减。可是托马提斯医生说，他认识的一位伦敦的心脏外科医生愿意见我。马格迪·雅库爵士（Sir Magdi Yacoub）是哈尔菲尔德医院（Harefield Hospital）的心脏外科医生，以在移植领域的先进研究而闻名，是位技术高超、备受尊敬的外科医生。托马提斯医生说，他是我唯一的机会，但是雅库医生要先与我见面，才肯收治我这个患者。他有我的病历，也了解我的病情，但仍想先见我一面。我的儿子狄克两年前便已到伦敦和他见过面，当时，狄克把我的病历交给了他，并请他考虑把我列入等待移植者的名单。
我记得在圣诞节前夕向儿孙们宣布，我们要去伦敦等待新的心脏。我无法告诉他们任何细节，只能把医生告诉我的话告诉他们。海伦和我很乐观地对大家说：“我们要去伦敦等待新的心脏。”如今回想起来，我十分讶异，因为这其中有太多问题。在了解捐赠心脏和配对的复杂性之后，我才真正明白，医生能告诉病人他们已等到了一颗新的心脏有多么困难。医生和病人都只能怀抱希望等待而已。
我们抵达伦敦后，雅库医生问我的第一个问题是：“为什么你想活下去？你已经活了很久了，”他说，“你的生活已经够圆满了，为什么还想活得更久？”
我告诉雅库医生：“我有一个好妻子，4个成功的子女，我要为他们活下去，我还有一大群孙子孙女，我想看着他们长大。我想尽一切所能帮他们成家立业。”
我现在明白了，雅库医生是要借此来判断我是否有意志力撑过这次大手术和随后的康复过程。我是否有必需的条件？是否能获得支持？是否有家人？是否有人关心我，我是否有关心的人？这些都是撑过这种手术的必要条件。你能否活下来不只与你的心脏状况有关，还与你的意志以及信仰有关。有家人和朋友一直在为我祈祷，我明白自己获得了我需要的力量。
在这次会谈之后，雅库医生检查了我的心脏，尽管他已经知道所有该知道的事。然后，他看着我说：“好，我会看看我能做些什么。”这就是我们等待听到的话。我问出了心中最大的问题：“你觉得我们要等多久才会找到捐赠者？”
他说：“我不知道。或许1个月，或许下星期，或许明天，或许半年。你是名单上的最后一个，排在英国公民后面。不要走太远，我要你随时待在离医院1小时路程的地方。每星期过来做一次检查，好让我们知道你的状况，确定情况尚可。”
因此，每个星期一，海伦和我都会到医院指派的心脏科医生那里做检查，他会向我们说明每项检查的结果，管理我的治疗进程。这些检查显示，我的心脏右侧压力不足。这表示我的捐赠者除了要符合我的罕见血型之外，还要有强健的右侧心脏。
我们开始等待心脏捐赠者的出现。
5个月过去了，在一个星期一的早上，我们接到了医院打来的电话，医生叫我们早点过去，因为他们可能已经帮我找到了一颗心脏。我的心脏科医生获悉，一位女士想做肺移植。她不仅血型和我相同，而且由于肺不好，心脏功能受到影响，右半边变得十分强壮。
医院当天早上打来电话，是因为医生已经为她找到了一名捐赠者，而我也会因此得到她的心脏。在这些手术中，捐赠者的心脏通常会和肺一起移植，以降低排斥概率。这表示当她接受心脏及肺移植手术之后，她的心脏就可以捐赠给我，她之前已经同意在这种情况下把心脏捐给我。显然，这个日子已经到来。海伦还记得她听到直升机送这位女士需要的心脏和肺抵达时的声音。医生检查过器官之后，她被送进手术室去做移植手术，而我则在隔壁的手术室等待她的心脏被移植到我身上。
我被告知，她的心脏才离开她的身体20~30分钟，就已经转移到在我的胸腔内跳动了，而且此后一直在很顺利地工作。后来有人说：“等待心脏时一定很辛苦。”但海伦和我每天早上都会读我们最喜爱的经文，带着信心和平静过下去。
海伦和我从未真正有过失望的一天，我知道这或许很难令人相信。即使我越来越衰弱，我们依旧相当忙碌。4个子女中至少有一个会来陪伴我和海伦，有时会和他们的配偶或者全家一起来。
现在很难形容那个星期一早上医院打电话来说我可能有了一颗心脏时，我和海伦有多么高兴。我们带着复杂的心情前往医院——放松、兴奋，充满希望和喜悦。抵达医院时，他们说：“万事就绪。我们要准备为你做手术了。”
首先，我接受了一剂注射，我确定里面有抗焦虑的成分，因为我的心情开始变得很好，而那是在即将接受大手术的情况下。我记得自己躺在推车上前往手术室时，一名心脏科医生从我身边走过（他的白发常常竖起，我总会开玩笑地说他需要理发）我从推车上坐了起来，再次跟他开玩笑说：“嘿，医生，你需要理发了！”
手术后，我从麻醉中暂时醒来时，看到一些家人守在我的病床边。儿子们记得，我说的第一句话是：“感谢上帝。”随后我做了一次感恩的祷告。我完全不记得这些事了。那次祷告必然来自我的灵魂深处，因为我在知道自己还活着时，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感谢主。
其他家人也赶到了伦敦，飞行到大西洋上空、在飞机上相聚时，他们一起跪下来祈祷手术成功。他们降落时得到了手术顺利的消息，在到达医院时，手术已经快结束了。托马提斯医生也乘那班飞机来了，他一直陪伴在我身边，每天都到医院来为我打气，麦纳马拉医生也是。医院后来让麦纳马拉医生看了我的旧心脏，他说：“你的心脏完全衰竭了。我无法相信它还能让你活着。”
复原过程中最困难的部分是服药，我必须吃药才能防止身体排斥新的心脏。手术后前几天的剂量很重，我因此做了好几场惊悚而诡异的噩梦。夜里，我会梦见各种东西。有一次，我梦见自己变成了一个小矮人，就在大急流市格兰德河沿岸的洛威饭店旁边。我是个侏儒，没有双腿。我记得当时我坐在床上向下摸，好确定双腿还在。翌日，我喊人来我床边又检查了一遍。
还有一次，我梦见自己在一个纸箱里往北方漂流，奇怪的是，那是在我们位于佛罗里达州的住所附近。我手边有电话，于是在漂流时我打电话求救，说我被冲走了。这些梦十分吓人，而且感觉非常真实。事实上，它们让我极其紧张，我想尽办法不睡觉。我会坐在轮椅上，找人推着我在医院里乱逛，就是想保持清醒。
有一天我躺在床上时，雅库医生来巡房。看到我躺着，他厉声问道：“你在床上干什么？”
我回答说，我也不知道，可能是累了或别的什么原因。
“离开病床，”他说，“你是高风险病患，我冒险给你做了手术，就是希望你能撑过来。”
我说：“我非常感谢你。”
他说：“那就拿出实际行动。你没有理由再躺着不动了，现在限制你的只有你自己的恐惧。你可以做你想做的事，起床去做吧。”
那是一项挑战，却是项好的挑战。我仍然以为自己有心脏病，但他让我明白，我现在已经有了一颗新的心脏，可以去做我想做的事了。我在医院疗养了两个星期之后变得有些沮丧，但是雅库医生叫我起床，于是我决定起床活动。那一天我充满活力。
我同时也对身体可能排斥新器官感到恐惧。起初，我有些焦急。我害怕在经历漫长等待、以极小的概率找到心脏及手术成功之后，身体会排斥新器官，那一切就都完了。在做切片检查排斥迹象的前一晚，我失眠了。我甚至想亲眼看着医生从我的心脏里截取组织。
“你在看什么？”他问我。
“我想看你刚从我身上取出的组织是棕色的还是红色的。”
他说：“事实上，最好不要是白的。万一是白的，你就有麻烦了。白色表示组织里没有血液。”
起初，我每星期都要做一次这种检查，之后是每隔一星期检查一次。幸好我一直没有发生排斥问题，但仍需终身服用抗排斥药物。
哈尔菲尔德医院建立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原本是用做肺结核疗养院的。医院沿着街道呈弯曲设计，好让空气能从前窗吹进每间病房，再从后窗吹出去，所以它只有一间病房的宽度，像一条长龙般蜿蜒。后来增建室内水管时，每隔几间病房就有一间浴室，但对我来说，这路程却好像有几百米远。
我移植心脏之后没多久，便展开“长途步行”之旅走去浴室，一名女病人从门后探头出来问我：“你是上星期二移植心脏的患者吗？”
我回答：“没错。”
她说：“你移植的是我的心脏。”
于是我说：“太感谢你了！”并给了她一个拥抱。住院期间，我们见过彼此几面，我去做10年检查时又看到了她一次。我后来知道，那之后一年还是两年，她死于癌症。她原本想当个歌手，梦想是灌录唱片，我有能力帮她实现这个梦想。她是个很好的人。但我对她的生平所知不多，从来不曾真正认识她，因为我们在不同国家展开了各自的生活。
这次心脏移植手术的另一项了不起的成果是，我们得以结识了一些心脏外科的权威，并聘请他们来到大急流市的医院。雅库医生年满65岁时，依照规定，必须从英国国家医疗服务体系（NHS）中退出。但他很聪明，还能做出许多贡献，目前，他在史帕克特伦医院的梅耶尔心脏中心移植部门担任顾问。不论是以研究能力还是他进行过的移植手术数量而言，雅库医生一直是心脏移植外科的权威。
早期心脏的供给很充足，又有很多人等候，雅库医生和艾司格·哈卡尼医生（Dr. Asghar Khaghani）一天可以做三场手术。他们对我们说，他们会在做完一场手术后小睡一会儿，然后清洁手术室，准备下一场手术。现在，雅库医生一年中会前往大急流市的移植中心好几次，哈卡尼医生则主持该中心的事务。他们一名来自英国的同事现在就职于我们的儿童医院，他被公认为世界上顶尖的医生之一，我们很荣幸能请到他。这些医生的影响力使得其他专家也纷纷加入，不仅增强了医疗人员阵容，也丰富了整个医学界。
我很感激我的心脏移植手术能够成功。手术对我个人、家人及社区的后续影响，让我既惊喜又感恩。